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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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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躲都躲不及.这些鸟人!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个人年入七十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坍不起这个台.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三教九流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楞.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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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餐六元,一点不能多.五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一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素炒土豆丝,三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八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八点,我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耗资五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五毛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满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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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上班,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旅馆较为安静.周末也是这样,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因为厕所,厨房,水房,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要求淋浴,就要通知老板.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然后放人进去.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有燃气热水器,各一个喷头.进去脱好了衣服后,拧开水,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如果是女同志洗澡,那情形就比较滑稽,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怎么样?再来点儿!这回呢?呕,行了行了.来回要喊几遍,才能完事.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哪?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冷,无聊,烦躁.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我是说,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大大方方走进去,要一杯热咖啡,才五元钱,可以坐两个多小时.带一本书慢慢看,还不错.毕竟这里窗明几净,有点全球化的味道,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那是没说的,训练有素,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还要什么吗?要个汉堡吗?我摇头,每次都要在心里骂:要你个头!假模假式的,当我是老年痴呆了?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真伪立见.
    这地方偏僻,晚上九点以后,人就渐渐少了,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五元的咖啡,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只能叫鸟咖啡了.鸟咖啡也得要一杯,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我安慰着自己.
    一日,正埋头读<浮士德>,忽然有人打招呼.原来是那帅哥,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虽然仍是“老总“,“帅哥“的彼此叫着,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帅哥说:哈哈,你也发现了这里好?我说:是啊,看书正好.你干什么来了?帅哥说: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请朋友来商量商量.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一面说:老总,指教指教.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项目名称叫“西部牛仔“牛扒城,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翻过一页,居然还申请了专利!我问:什么人搞的?帅哥说:我啊.我问:有钱投资吗?他说:就是没有钱嘛,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我来了兴趣,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原来帅哥姓宋,湖北十堰人,他三十来岁,白净面皮,性格外向,老坐不稳的样子.这创意是他发明的,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标识倒还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挺有亲和力.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情侣什么的.小宋有一整套想法,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由小宋管理,三七分成.总投资额并不大,六十万而已.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粗粗一看,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小宋一听,神色大变,知道遇到真人了.便敛容屏息,要我认真谈一谈.我说: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恐怕有十万人.你创意再好,没用.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你着重往这方面想.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老太太乐(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的设计,也是一样能弄钱.只要他钱一投入,就由不得他,你小宋就成功了.明年这时候,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小宋嘻嘻一笑说:小意思,去巴黎也没问题!老前辈,咱们相见恨晚哪!从此,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互相一串门儿,我才知道,这家伙比我还惨,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完全在硬撑.我问他怎么吃饭,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只不过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他说:多喝水啊,能抗饿.
    我心里叹一声,不再问了.某日,吃饭时我去叫他:走,不要问为什么.我请你吃顿饭.他慌忙谢绝:老前辈,哪里敢!我说:我平时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多一份菜而已.吃饭时,我说,咱们今天不图别的,吃个饱,你不要客气.小宋有一点点感激的样子,笑笑说:嘿,老总,老总,这怎么好意思!这次他口中所称的“老总“,听起来却是一点讽刺意味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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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住在地下室里,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人得不到日照,就缺钙,症状就是腿发软,走路像踩了棉花,站不稳.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再者说,就算知道,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一瓶金施尔康,三十块!五顿饭钱哪.我仗着闯过江湖,就那么干挺着.每天一出门,脚非得拐两下,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拐啦!拐啦!“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我算计了又算计,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北京晚报>.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天色已昏时,我就出门去买报.某日,我来到十字路口,为了躲自行车车,一分神,脚下就站不住了,咧趄了几下,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有人马上围了上来.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着急地问:“老大爷,您怎么啦?“我一楞,看了看她.近二三年来,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领巾特别显眼,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眼泪在眼框里打转,嘴唇哆唆着说不出话来.女孩更着急了,连连说:“老大爷,您别急,我送你上医院!“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闺女,老大爷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你赶快家去吧!“我试着走了两步,还可以.众人见我确实没事,慨叹了一回,就散了.小女孩不大放心,一步三回头.我冲她扬了扬手,她才走远了.唉,这个人丢的,丢到首都北京来了.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松榆里路口那块儿,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你看这人丢的.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也戴那么个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要多精神有多精神.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声震屋宇啊----“灿烂的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喝喝,这才多少年,这才多少年,我成老大爷了我!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办理登记,同时还兼着小卖部.人们打电话,也得到这儿来.我因为怕冷,愿意常来坐坐,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收发室里有张床,挂了个花布帘.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她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学会京腔呢,带点地方口音.人长得水水灵灵的,有点倔.估计是从农村来的.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收钱,管帐,登记,电话收费,管钥匙,卖货,打理得挺麻利.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在她心里有本帐,连半天都不会差.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山东来,姑且就叫她小鲁花吧.
    我跟她没事儿闲聊,知道了她果然是家在农村,才念完了初中就出来了.我问:“老板是你亲戚吗?“小鲁花说:“不是.是我爸的朋友.“我问:“给你多少钱?“鲁花答:“四百.“我问:“还满意吗?“她说:“当然可以了.农村哪里一个月去搞四百?“我问:“还想念书吗?“她说:“想念也念不起了.“我看她床上有几本杂志,就说,:“我那里还有杂志,什么时候拿来你看.“不苟言笑的鲁花有了些欣喜之色:“好啊!“老板是经常待在收发室的,他要是不在,就是出门去了,旅馆的事等于完全交给了鲁花.鲁花的作用相当于老板娘了.
    小宋喜欢逗鲁花,鲁花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笑脸.有一天小宋在收发室,对鲁花说:“小妹妹不要这么凶嘛!“鲁花就说:“先把房钱交清了吧!“小宋仍然嘻皮笑脸:“房钱算什么,我还要请你吃饭哩!“鲁花就拉下了脸:“你烦不烦?有事没事?没有快走!“小宋当着我,面子有点下不来,仍嘻笑着说:“妹妹这么漂亮,干嘛这么大脾气?“鲁花便突然发怒了:“你滚!你滚啊!“小宋讪讪地走了,我心里暗笑,问鲁花:“你怎么对他这么厉害?人家是个帅哥呀.“鲁花余怒未消,说:“他是个流氓!“我笑了:“可不敢随便乱说!“鲁花说:“想赖房钱,不就是流氓?我倒看他跑不跑得掉?“
    一日晚,夜已较深,我去收发室买打火机.见里面灯未关,知道鲁花没睡,抬手一碰门,门开了.只见鲁花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又像是身体不舒服.老板坐在床沿上,好像正在安慰她.见我进来,那中年汉子不知怎的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态,拿眼扫了扫我.满脸的不自然.我是江湖老手,这情形一看就明白八九分.故意装做什么也没注意,买了打火机就带上门出来了.看看表,是晚上十一点半.
    回去躺到床上,思绪就开了锅.老牛吃嫩草,如今这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小鲁花不过才十六岁,黄花闺女啊,就给了这个家伙?朋友的女儿,也能下得去手?看那老板有一点点斯文相,似是农村会计或小干部一类,居然也热衷于泡妞?而且是......人哪,怎么就成了这样!但转念一想,也许是我多心吧.鲁花只不过是感冒或痛经,那禽兽也不过真是在安慰她......但愿如此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鲁花心情开朗一些了.与老板之间有了些别人不易察觉的暧昧,言语间也有了调笑意味.我心下明白,这个老色鬼是得手了.一月四百元工资,鲁花还是屈服了.
    打那以后,老板见我就显得特别客气,我当然一如既往,装木头人,跟他打哈哈.一天,我给鲁花送杂志,鲁花说:“老板夸你啦!“我问:“他说我什么?“鲁花说:“他说,全地下室就你一个是正经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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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下室里的日子沉闷平静,其实里面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我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令我感到踌躇的,其实倒不是简陋与寒冷,而是这地下室简直就是个地下火药库.光是在小厨房里就满满当当地摆着八个燃气瓶,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是放在屋里的.这些燃气灶具全都是从附近大市场里买来的劣质货,钢瓶厚度和阀门的严密度都成问题.厨房附近的走廊里,整天有泄露出来的煤气怪味.还有一些打工妹是用电炉子做饭的,反正一家一个电表,自己用电自己花钱.有人就在屋里乱扯了一些电线,有的干脆打起了电表的主意,拆了铅封做手脚.所有这些,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地下室瞬间就可葬身火海.
    住宿区这一块,布局上呈井字形,通向地面的通道不仅要拐两个弯,还有一些复杂的岔道.走廊里又没有应急灯.万一失火,再一停电,跑都不知该往哪儿跑.
    我是有经验的,住进来后,把地形熟悉了好几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通道出口为止.遇见老板时,我跟他提醒过几次.煤气味太重,那些劣质钢瓶太可怕.老板笑笑说:“那怎么办?有几个能像您老人家天天吃得起馆子的?你不让他做饭,他就不来住了.“我设身处地替老板想了想,为了旅馆的产值,这也是没法儿的事.
    我只是暗自小心.一日晚,看书看得困倦了,正要睡去,忽然闻到有焦糊味儿.我心说不好,兔子一般从床上窜下地,把被子拎起来抖了又抖.又弯腰把各个角落闻了一遍,看来不是我屋子里的问题,便开门出去.走廊里的味儿就更大了,好象还有淡淡的烟雾.我在走廊和厨房一带左看看,右嗅嗅,也找不出名堂.拉住走廊过路的人问,大家似乎都很淡漠.“我哪知道啊!“那神情像是个个都修炼成了北京大爷,爱谁谁吧!
    走廊里的焦味越来越大,烟也越来越明显,过往的人仍是毫无感觉,大不了捂住鼻子骂一声:“谁呀?干嘛呢这是!“然后钻进自己的小屋里,重重地关上门,哪管他外面天翻地覆.爱谁谁吧.
    着急的只有我自己.我急忙跑到收发室,告诉老板:“下面有什么东西烧糊的味儿,还有烟.你快去查查!“老板一听,脸变了色,一向行动迟缓的他,此刻反映也是机敏得像个兔子,忙叫了鲁花还有一个水电工,直奔下面去了.我跟着到了地下,只见他们三人正分头挨家砸门,边砸边喊:“快看,有失火的没有?“这时,地下的人们才稍稍醒悟,有的拉开门看动静,有的走到走廊上东张西望:“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乱了一小会儿,忽然有个尖利的女声喊起来:“唉呀妈呀!快跑吧,失火啦!“
    走廊里顿时炸开了锅,人们没头苍蝇似地挤成一团,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有两边往中间跑的.情况眼看要失控.103室里冲出了两个风尘女子,其中一个大概正在屋里抹澡,赤身裸体,拿毛巾捂着胸脯就出来了.慌乱中竟也没有人注意她们.老板有些急了,怒喝了一声:“都给我站住!再跑我就拉电闸.我让你们都死在这儿!“人们稍稍一愣,老板又喊:“你们现在都是安全的,各自回屋去,看看自己什么东西烧了?“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烟雾的来源----108室.门是紧关的,门缝里有缕缕白烟渗出.只见老板此时甚是神勇,吼了一声:“去拿水!“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一屋子白烟,没有人.原来是床上的被子烧着了,还好火没燃大.小电工和其他的人提来了水,连着两桶泼上去,火就熄了.老板还不放心,又叫拿水:“泼,多泼!“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吹着刺耳的口哨.小宋挤在人群中起哄:“看啦,火烧圆明园啦!还有裸体运动啦!“人们这才注意到那两个坐台小姐.年轻的后生们齐声怪叫.那裸露天胸的小姐倒也不慌,只说了句:“没见过你老妈的?缺德!“说完,从从容容地分开人群,回103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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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的原因后来查清楚了,原来是郊区的一个农民,挺大个老爷们儿,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气不过,跑到这儿避风来了.他老婆靠坐台养活家,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平时颐指气使惯了,不大把老公放在眼里,又养了个小白脸,公然给丈夫戴了绿帽子.老公想要维权,却被掴了一巴掌,连带被老婆骂到了祖宗三代.这汉子一气,揣了二十块钱,就住店来了.晚上生着闷气,抽了不少烟,抽完还是气,就跑出门去遛大街.走时一个烟头没掐灭,掉在了床上,就惹出一场乱子.
    老板把那汉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妈的,什么乌龟王八也来住店?滚,快滚!“当晚就把他撵走了.
    当时正值石家庄爆炸案刚刚发生,通缉令都贴到了收发室门上.北京众多的地下生活区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下到地下来检查了.老板事前就通知了大家,把屋里乱接的电线全都拆掉,电炉,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又坚决停了厨房的伙,不允许再用煤气做饭了.一番整治完毕,待居委会大员下来时,地下室早已是河清海晏,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了.居委会领导很满意,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发扬某某作风,完善某某机制.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说一句应一声,敷衍过去了.回头跟我发牢骚:“娘的,让我装锅炉烧水,要让我白白为人民服务啊!你们点你们的电炉子,不怕!“
    火灾中那个做光身运动的坐台小姐,不知怎么的就注意到了我.一日,在收发室,小宋正对她挑逗,我恰好进去.那小姐对小宋冷冷的.见小宋絮叨得烦了,就说:“行了,挣你的钱去吧.挣完了钱咱们再说话!“小姐看到我进去,神色稍显诧异,露出亦惊亦喜的样子,倒跟我搭起话来:“哦?老师住这儿多久了?“小宋一见自己没戏,偷着朝我挤了个眼,走了.
    我虽不是雏儿,但也不是柳下惠.几个月不接触女人了(鲁花不能算),有女人聊聊也好.那小姐红健硕丰满,前后都挺好,再加上穿着打扮,谁也不会搞错.但我只是抱定宗旨,务虚不务实.食色虽都是性也,但现在不是好色的时候,捂牢了钱包才是硬道理.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阵儿,各自交流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履历.她忽然从手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我一看,哦,又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主办,露露.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露露是个自来熟,挺亲切的,说:“我住103房,有空来玩儿吧.“我连声诺诺,心说:意识形态倒很想去,但经济基础不让啊.
    又过了几日,在水房和走廊里常碰见露露.仍是点头一笑,星眸传情.露露虽经风尘濡染,但还是能看出是从农村来的,取了个洋名儿也掩不住内质.美则美矣,稍俗,一笑门齿尽露,大家闺秀没有这么笑的.我只当是逢场做戏,不要说我去敲她的门,她不敲我的门就谢天谢地了.
    如此又是几日.某日下午,有人敲我的门,敲得挺文静.平日来敲我门的只有小宋,他是个毛躁脾气,敲门不是这个风格,而且还要在门外猛喊“老总“.我放下手中的书,掀开被子倏地坐起,心里骤然起疑:莫非来人是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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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的第六感觉没有错.拉开门一看,果然是露露站在门外.她好象是刚刚洗过热水澡,容光焕发,脸庞白里透红.由于没上浓妆,让我看到了本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北方女孩,只不过眼神里带点狡黠.露露嫣然一笑,说:“你不请我进去?“看来,今天这场考验算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我心说,你是老江湖,我也是江湖佬,咱们今儿就斗一斗吧.
    我一让,露露一闪身就进了屋.我把破椅子上的书和烟缸挪到了搁架上,请她坐.露露倒底是年轻,不怕冷,穿得挺单薄.还是件低胸衫,胸前的两只珠穆朗玛峰滚来滚去的,我不好意思盯着,又忍不住要扫两眼.露露倒根本没在意,她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屋里的环境,一面就说:“老师,您这屋里收拾得不错啊!“她一眼就发现了我前女友的那张照片,凑了过去细细地看.这还是十二年前,我在深圳为女友亚倩照的一张室外照,亚倩那时才24岁,含苞欲放.我当时是个穷小子,情况不比眼下好多少.这场恋爱无疾而终,最后,亚倩嫁给了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男人,那人的存款才不过15万.这件事,是我心头永远的一个痛.露露看着,就问:“老师,这是你女儿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顺势说:“是啊.“露露回过头来,有点惊奇地说:“你女儿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结婚早.“她又瞟了一眼那像片,感叹了一句:“你女儿真挺有福气的!“我说:“有什么福气?在外打工,混饭呗.“这谎看来就得这么一直撒下去了.露露却毫无察觉,反驳说:“咋没福气?您瞧您多喜欢她,走这么远还把像片放在身边.我老爹可赶不上您.“不知怎的,露露的这话,我听了有点难受.她是风月场上混惯了的,不能想象一个男人会把十二年前的女友照片始终摆在身边.是啊,像我这么痴情的男人,能有多少?当然,也不完全是痴情.还有那十五万.十五万,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处.
    两人一时沉默,我为了摆脱尴尬,想了半天,才说:“你,工作还忙吧?“露露一笑,又恢复了她那风尘作派,叹起苦来:“忙!昨晚忙了一晚上,赚了个“打的“的钱.老板们现在也抠门儿了.“露露此时离我很近.狭小的屋子里本来就没多大空间,露露又是个满不在乎的女孩,坐在那儿不安分.衣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东拽拽,西扯扯的,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就要真相大白了.我知道这样下去,很难估计后果,如果让露露身上的女人香再熏上一小会儿,难保我那钱包里的资产不会流失.于是,我咳嗽了一下,说:“姑娘,我这个......眼下周转还有些困难......“露露不解地看看我,忽而明白了,嘿嘿笑起来:“老师,您可别想歪了.我怎么能......嘻!老师,您可太有意思了!“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掩饰说:“我算什么老师啊,跟大伙儿一样,来北京混呗.“露露向我挤挤眼睛道:“那可不对,您是您,满地下室就您是个人物.“她又朝四周看看,注意到了搁架上放的书,便起身去看:“妈呀,这么多书!“我无论出差到哪里,随身总要带20本书,再加上最近到了北京以后买的,搁架上总共有30本书的样子.露露挨本看着书名,随手抽出一两本翻翻.然后问:“这么多书,一年能看完吗?“我说:“这些呀,最多两个月就看完了.“露露十分吃惊:“真的吗?那您家里有多少书啊?一两百本吧?“我心说,姑娘,我要说我家里有七千本书,你是不能想象的.真实的情况在某种场合说出来,就跟谎言的效果一样.我只能点头道:“差不多吧.“露露吐了吐舌头,放好书,又盯住我女友的小照看了看.回身来坐好,把衣服领口往上拉了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就说:“喝水吧,露露.我烧了开水.“露露叹息了一声,说:“老师,您别客气了.您真是个大学问人.还要住一段时间吗?“我说:“不好说,可能要一俩月吧.“露露便起身说:“老师,不好意思了,打搅您了.您看您的书吧,我以后不会来了.“我连忙说:“哪里话,没事就来坐嘛.“露露转身拉开门,有点依恋地望了望我的房间,说了声:“天暖和点儿了,您勤上去走走吧,晒晒太阳!“我应着,将她送到走廊上.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我忽然有些心酸,靠在床上,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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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谗.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是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谗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许多了.仓廪足而知荣辱,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又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好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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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市场转悠出来,刚走到小街上,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脸上喜孜孜的,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小子!大概是有好事了,我走到他前面,故意挡了他一下.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没躲开,抬头刚要发火,一见是我,大喜,一把抓住我胳膊,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跑了一天大钟寺,累坏了.你看,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我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不宜大动,只宜缓动,缓缓而动,百发百中.“我默念了两遍,冷笑一声,问他:“忙一天,就求来这个?“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老总?你给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意思?“我问:“是老和尚给你的吗?“小宋说:“没错儿.“我说:“你不是......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小宋眨眨眼睛,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便抢过纸条说:“老总,我要抗议啊.你对我是不错,但也不能侮辱我呀!“我笑了,问他:“饭都吃不上了,还搞这个.花了多少钱?“小宋说:“不贵,十块钱.节食两餐,就出来了.人总得有点信仰啊.“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小宋说:“老总又拿我开心了.“我正色道:“日子不好过,搞点正事吧.“小宋连忙辩解道:“正事也搞着哪,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他说不吃了,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
    几日过去,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晚上,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
    我赶到收发室,见两人正在对峙.小宋见我来,就说:“你说说,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他还不乐意了.他吃的哪门子干醋?“我心下明白,形势已今非昔比,小宋不知内情,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整天吹吹呼呼.房钱交不起,搞什么搞?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咱们一码是一码啊.我欠钱不欠人格,再说不好听的,我废了你!“老板轻蔑地一笑,说:“又吹牛逼!你个九头鸟,爪子长齐了没有?““你***山东棒子,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我日你妈的!““我操你奶奶!“老板大怒,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你***今天就给我滚!“小宋心疼衣服,抡拳就要打.我见势不好,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喝住两人:“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呢!“将两人扯开后,我推了小宋一把:“快回去吧,胡闹!“小宋愤愤地说:“我操!人他妈落难,连农民都来欺负.“老板反唇相讥道:“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马路上睡去!“我吼了一声:“行了!都歇会儿吧!“
    打架期间,鲁花也在屋里,却纹丝不动,坐在柜台后,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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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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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正午时太阳不错,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只是,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外边是春天,里面还是冬天.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在座的读者,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次住进地下室,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因为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但我决没有想到过,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
    在乡下的时候,冷了,可以烤火,睡觉也有火炕.冰冷的床,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墙上靠墙的地方,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市内的空气像冰块,无处可躲.我有电热毯,点着它,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可是,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也用不起电.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他一面就咒着:什么鸟屋子,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
    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老总老总,我来跟你汇报汇报!孤苦无助的人,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坐在我那里,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反复掂量着,该给谁,不该给谁?人家会不会认真看,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我问他: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他得意地笑了,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哪里舍得这么搞.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我又问:一本要多少钱啊?他又笑: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一边搞就一边聊,诉苦吧,施苦肉计,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店老板大手一挥说,兄弟,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别泄气,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今后尽管再来,费用先欠着,别跟我提钱!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小宋朝我一挤咕眼,末了说:你看,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
    他的梦,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在他们眼里,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抓住价值所在,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把那小伙子叫来吧!这种希望,太渺茫了.往往是,三天过去了,小宋笑笑说:贵人多事,还没来得及看呢.六天过去了,小宋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忘了吗?等吧,没法子!十天过去了,小宋有些沮丧:唉,准是不感兴趣.只要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啊,准说动他!妈的那个秘书,准没说什么好话.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
    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我一次次听着,帮他分析着,鼓励他耐心等,尽管我知道,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微乎其微.
    树渐渐绿了,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不知疲惫.我知道,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人在奔波,就要少一点绝望感.这个城市并不宽厚,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他恐怕早就崩溃了.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多半是站着,车内人挤着人,外面的路无尽头.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我不知道,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豪华酒店,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
    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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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我心里苦笑:要是有办法,何至于混成这样?在这个城市,我所认识的人,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最豪迈的抱负,最热情的邀请,最诱人的远景,但是,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原来就只是个响儿.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可到头来发现,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
    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我搜索枯肠,忽然想起来一个人,也许有点儿用.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有过泛泛之交.他是河南洛阳人氏.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不过即便是开始了,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不会管那些.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白面皮,书生样子,待人彬彬有礼.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有时也给人家“跑跑部“,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要接八九个电话,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忙碌得很.他衣着阔绰,举止不凡,不大像是空架子.在我落难之后,他就找不到我了,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
    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小宋说:那怎么行?你总要先吹吹风,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我想想也是,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老阎说:老兄,怎么搞的,失踪了?不会是被绑架了吧?我说:玩笑了,谁绑我干什么?梢有不方便罢了.老阎是场面上人,便也不再问,只是奇怪地说:你这电话号......是什么地方啊,跑到郊区去了?我说:咳,一破饭店.老阎问:什么饭店?我说:叫什么......地府饭店吧?老阎便有些疑惑:有星没星啊,你就住?还有叫这名儿的?你老兄,嘿嘿,怎么神神鬼鬼的.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老阎说:可以啊,让他来找我吧.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我没忘了找补一句: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您包涵点儿.老阎立即明白了,说:嗐,你的朋友,我还能拔毛吗?我说: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老阎说:好说,我请他.得,不跟你说了,我还开着车呢!
    两天后,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我问:情况如何?小宋挺高兴,向我一拱手:老总,谢谢你啊.事情虽然没有眉目,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我心里没把握,就问: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小宋说:去啦,不错,很有派!我问:怎么说呢?小宋说:他那个小秘真不错!我有些恼了:我问你正事儿!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行吧.老阎说,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还以为是大项目呢.他手头有几个人,台湾,大陆的都有,但都奔着大的来呢.他说,要是六百万的项目,找钱还容易点儿儿,六十万,太小,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他让我等等,容他再找找.我听了,沉吟半晌,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小宋啊,老阎说得对呀,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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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两眼一放光,拽住我:来来来,老前辈!你好好讲讲.我说: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老阎不愧是老手,他说得没错,大钱好弄,小钱难套啊.你我现在住地下室,穷得叮噹乱响,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但是那真有钱的,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洒洒碎.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他们有钱是不错,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人家越有钱,就越想图快,快进快出,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做金融,做房地产,做股市庄家.几个月,最多一年,资金翻番,就收手!完了再找机会.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做牛扒城,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第三年才开始赢利,急死人了不是?再说,项目没有大小,一样的操心,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却要花这么多心思,无怪乎他们没兴趣.小宋闻听,就有点急:那怎么办?完蛋了我?就得等死了?我说:你急什么?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去找小商人.大陆的不行,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你找台湾人.一是懂规矩,好合作.二是作为个人投资,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正好.不大也不小,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磨合好了,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小宋听了,精神一振:好哇,英明!老前辈,晚生茅塞顿开呀!让我再理理思路.不过,我倒想问你个问题,以前想问,又怕唐突了.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湖圣手啊你是,窝在这种地方干嘛?我摆摆手说:先不说这个.人有旦夕祸福,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你就历练去吧.小宋就笑: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东窗事发,跑这儿避风来了.我斥道:你小子,没好话!
    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他的话,触动了我的隐痛,好几天都郁郁寡欢.一日黄昏,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搀住了我的胳膊:老师,您上哪儿?我一看,是露露!露露没化工作妆,素面朝天,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露露问我:吃饭了吗?我摇头.露露就说:正好我也没吃.今儿我做东,咱们走!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露露笑说:您老客气什么呀?我说:这不好,姑娘.都不容易,您甭管我.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老师,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您瞧不起我.我说:哪能哪能,我是说......叫小宋看见了不好.露露一听,柳眉倒立:什么小宋,毛儿都没长全呢,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我说:露露,姑娘家,别这么说话.露露竟来了倔脾气: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您提了,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我也有点急:露露,这马路上,拉拉扯扯的不好.露露说:拉拉扯扯怎么啦,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我只好说:好好,我去我去,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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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扬手就要拦车。我说:就别往远地儿去了。露露说:成啊,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咱们去个近地方。此时天已渐暗,狂风骤起,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我心说,怎么会这么恐怖啊?塌了天一般的架势。露露眯着眼拦下车,招呼我快上。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露露指点着司机,三拐两拐。从潘家园桥下来,开了还没到一站路,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我好生纳闷儿:天天在这附近瞎逛,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下得车来,走了没三步,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两人都快成土猴了。坐下来,候了五分钟,服务生才姗姗来迟。小伙子也不作声,甚是踞傲,冷冷地伫立等候。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这小子心里准在想,哪里来的老帮菜,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露露扫了他一眼,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问:老师,您吃什么?我说:女士优先。露露就说:我要黑椒牛扒。服务生嗯哼一声,用英语问了一句话。露露眼也没抬,一摆手说:我不会英语,等会儿老爷子点菜,你再说,好不好?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几成儿熟?露露答了,又问我:您老来吧。我说,也一样吧。露露说,您那牙口,不行吧,要茄汁猪排吧。我说:行。又点了沙律、罗宋汤等等,露露就说:就这些吧,我也不摆谱啦,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服务生退下,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
    这样的环境,我并不陌生,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脖子都硬得不自然,怕人笑话。我对露露说:无功不受禄,你是有事要求我吗?露露说:老师,您太精了,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我心说,我一个穷酸老头,能帮她什么呢?露露说:别人都叫您老总,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您是头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我只有一件事求您。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我略感惊讶,说:这还早着呢吧?露露说:我觉得您取的名儿,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我惊诧莫名,感叹道;露露,我以为你是。。。想不到,想不到。露露笑了: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我看看露露,她笑得很好看,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叶落于沟渠啊,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说:这两天我想想,想好了写给你。不过,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露露斩钉截铁地说:要带点儿书生气!
    菜肴陆陆续续上来,我惊奇地看见,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有板有眼的。我说:好家伙,你用得这么标准?我可是不行啊。露露说:学的。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那人心好,有耐性,把着手教我,就学会了。我心里叹息不止,问她:你做小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露露说,青春饭,能吃几年?现在就够背的了,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攒个三五万,回家嫁个老实人,开个小店,过日子吧。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
    我这才发觉,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地下室虽然阴暗,但她的心并不阴暗。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她会嫁人,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她的儿孙们,决不可能想到,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
    露露见我沉思,就问:老师,您一进地下室,我就看出来,您是个好人。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但又想不通,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住地下,是应该的,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我沉默了一阵儿,对她说:我倒霉,一不是因为钱财,二不是因为女人,我是书读的太多了。露露笑了:得了,书读多了会倒霉?我说,古人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我送你两句话,以后教育你的孩子,那就是,小时要读书,长大莫读书。读书别当真,只当磨光阴。露露惊异地问:为什么啊?我说:因为咱中国的事儿,和书上说的不一样!露露说:那您是。。。我说:我是个老总不假,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一边经商,一边还读书,一不小心读进去了,读傻了。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把什么都不要了,一头扎进北京来,想过一过文化生活。哪曾想,活活做了这地老鼠!露露见我有些激动,连忙说:老师,咱不说这个。您虽落了难,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何况大活人!我说:你可要记住,将来养的是姑娘,可以让她上大学,若养个小子,高中足矣。要幸福,当官经商都是路,就是莫读书!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起来搀着我说:您吃好了么?咱们回吧。
    落地窗外,沙尘暴仍在肆虐,路灯昏黄一团。我走出门,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很痛快,痛快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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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风势小了许多,但仍是黄尘满天.坐在出租车上,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露露坐在前面,扭过头来说:您刚来的时候,逗乐着呢,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没处躲了,才跑这儿来的,我可不信。我脸一红,对露露说:都是小宋胡说八道!露露说:那天上您屋里去,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您要是动手,我就乐不得的,赚个饭钱;您要是不动手,我就算认识认识您。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还腼腆着呢,眼睛都没处搁。我心说,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我实在止不住乐,对露露说:行了吧,姑娘,甭说了。露露又说:您这种老男人啊,最好,人家说是什么来着?极品。最会疼女人了,做爱也温柔,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露露的话,说得开车的“的哥”瞠目结舌,连连侧过头看她。露露就说:怎么样,哥们儿?我说的没错儿吧?
    刚刚通过潘家园桥,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喊了声:哎哟,怎么这么多“雷子”啊?抬头一看,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我一下挺起身来:怎么回事?露露看了看说:没事儿,抓通缉犯的。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儿,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
    车缓缓停在路边,一个警察走过来,弯下腰看了看车内,说:请两位下来一下。下车后,我和露露被分开,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盘问了一下,我应对如流。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他问了很久,然后将头一摆,示意露露:你,跟我们走一趟。又对我说:老同志,没你事儿,你走你的吧。露露稍有些犹豫,警官喝了一句:走吧!露露便说:我要付车钱!她两步跑到我身边,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压低声音说:告诉我姐妹,是****的,赶紧找人“捞”我。随后,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注定了要极不寻常。过了半夜12点,当鲁花要锁大门时,小宋也没回来,这是绝无仅有的。老板懊悔莫及,坐在床沿上,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坏了坏了,怨我,心太软、心太软哪!我劝慰他说,情况还不明,先别急,等等再说。一会儿,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上来报告说,东西都还在,好像不是跑了。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老板咬咬牙,亲自下去,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那两人苦苦哀求:您看这么大的风,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老板吼道:爱哪儿去哪儿去,火车站,医院!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走吧走吧!
    喧闹平息过后,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走廊里悄无声息,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一声声,一声声,空寂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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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手机,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又能犯什么事呢?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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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婊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我示好,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或给予好处,或帮忙遮掩过失。职员们自是感恩,在老板面前,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而改称“某大人”。我心里只笑,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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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精神家园”、“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有那么一段时候,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就是挥之不去。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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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忽然有些伤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与两人过从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用文学换饭吃。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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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手机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手机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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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几天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在永定门桥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但是身处旋流之中,每迈一步,或是生,或是死,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
    当然,也可以说,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再回到老地方。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也许今天看来,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为了自尊,也为了尊重他人。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我知道,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对潘婷,则要更复杂一点。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我一直感到,她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尊以外,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我停掉了手机。从那天起,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工作。时间是春节刚过,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因为我*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就只能向命运低头,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万英磅》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每一笔小小的支出,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我写了简历,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这些事情,过去在公司的时候,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而今天,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我想到,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而那些人,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过硬学历,没有电脑技能,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也是梦想。我去过几个杂志社,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我看到的,只是惊奇和怜悯。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正义”、“人文”、“精神家园”,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被投到滚水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
    退之先生,你害我不浅!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离开了“罪恶”,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你的说教,你的大作,现在能帮我什么忙?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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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意识到,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每天回来,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然而,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外面有阳光,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
    一星期后,我终于停止了奔跑,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我跑过的几个地方,是经过挑选的,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但能否被录用,变数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一切都是天注定”,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今天,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也也都没有回音。我叮嘱了鲁花,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我不在,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可是,北京,这个巨大的深水潭,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每天,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这个庞大的城市,你就欢乐吧,滚动吧,喧嚣吧!我,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匍匐在你的地底,正慢慢地被腐蚀,直至死去。
    我想,死,也不过也就如此了。临死的人,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一个儒雅的人说过,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死就是大休息。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中午,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他们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我已耗尽了气力,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所有的憧憬与欢乐,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
    前面有一个商场。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走进去。书架上,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它们是老朋友,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喂,你们还好吗?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浮士德》上面。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错过了一些好风景。我们前行,至今毫无收获,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我抽出《浮士德》,买了下来。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满是灰尘。今天,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我要休息,要看一看,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
    回到小区院里,在石凳上坐下,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浮士德》。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开得有些惊艳。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真是美得有点凄凉。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上学去了。多少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有过这样无忧的笑。那时的阳光,也是这样灿烂吗?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坐在我身边,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朗读声颤抖而清脆,在春风里飘。良久,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老爷爷,你为什么哭了?啊?”
    我收回神来,连忙抹了一下眼角,说:“孩子,爷爷是高兴。你念吧,念吧。”
    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爷爷,你回家去吧!”
    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抚着她的头:“孩子,爷爷的家,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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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当“等待”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每天都是一样。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所以,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这种矛盾心情,我没法说清楚。支撑我熬过来的,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看《浮士德》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它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当年她只有24岁,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她嫁了人,生了个儿子,仍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她的名字很美,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她叫清逸,我想,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这个名字,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南国下午的骄阳,棕榈树,清逸的长发与欢颜,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竟欢快得像个孩子。我想,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不过是想,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现在,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我不能想象,娇小玲珑的她,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已经老去。青春飞扬的时候,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
    《浮士德》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我慢慢地读它,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我的灵魂,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遨游于天际。我在揣想: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能译出这本书的人,他们在书写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他们奢侈得起。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点破了人类的悲剧——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他永远不知道,从他脚边到天边,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
    日子慢慢在捱。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
    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常来打听:宋哥有消息吗?我注意到,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某日傍晚,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拉住我说:老总,我们做了饭,走,一块儿去吃。我不忍心,连忙推拖道:你们吃,我等下出去吃。小伙子不由分说,拉了我就走。小屋里,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我很惊讶:怎么,改善了?小的那个站起来,喜极而泣的样子说:老总,我们拿到钱了!我们拿到钱了!我也很高兴,忙问道:是有业绩了吗?大的说:不是。是做满了三个月,有了底薪了。我问:有多少呢?他们答道:四百。我说:不错,要是一直没业绩,也给开吗?大的脸色有点黯然,摇摇头说:不是,再有三个月没业绩,我们就只能走人了。我听了,默然无语。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很热情地拉我坐下,劝着:来,别客气。多香啊!这顿饭,我没有吃多少,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我边吃,边就有些哽咽。他们,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而我。。。我放下筷子,一口也吃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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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我才忽然想起,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手机,他说:你那朋友,说好的跟我联系,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可急坏人了。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老阎说:这么办事可不行,事都耽误完了。前天有一台湾人,看好了牛扒城项目,要谈。嘿,人都找不着!人家说了,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算了。我说:算了就算了吧,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人都有三灾八难,谁都绕不过的。老阎很警觉:老兄,咋这消沉?不是有了难处吧?我说:哪的话,没有。老阎说:你我虽是新交,可不要见外,是不是缺钱了?缺就说话,借给你我放心,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这北京城,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我说:我不缺,我缺的,你也不见得有。老阎笑了:你呀,天马行空啊,我这思维跟不上你。得,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
    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但我还是为他庆幸,老阎不是在应付。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已经不以为怪。人的小小一点善心,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我想,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许,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就在老阎这里。
    我不由想起了老黑,心里痛。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我想要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看过后,却很失望。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并不是什么豪宅。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房子略旧,草坪也不干净。我懂了: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如今,朋友也要有用。可是,老黑过去,并不是这样的。80年代的时候,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是可以掏出心来的。现在,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一日两餐吃在外面,每顿起码要两百多,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
    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老黑,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也许以为,财富可以万年,良心一钱不值。可是,他这种人,哪里会想到,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哪一家哪一户,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
    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心情渐渐好了起来。一种处境,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固然是前有险阻,后无退路。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我不用向上司谄笑,我不用“朝九晚五”地奔走,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无牵无碍地晒太阳。我是自由的。这就是自由啊。“自由”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你们所说的自由,它不在别处,它就我这里。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
    我现在唯一的牵挂,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这已经是春天了,阳光很美,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他们的脸上有微笑。你们两个人,此刻能看到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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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早春的北京,天很蓝,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上午,我走出小区,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
    在长城饭店下了车,过天桥,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我在公车上,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但是,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我就知道了,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完全来错了地方。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大堂里,电梯上,出入的都是二、三十岁的白领精英。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神态全不似凡人。在严酷的商业圈里,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我这个等量级的,等于是老爷爷,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
    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穿过几个办公室,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华丽,优雅,坚实。老总是个年轻人,温文尔雅。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看了一会儿,提了几个问题。比如,能否掌握电脑,有否发行网络,组稿能力如何,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我回答完毕,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斟酌了一小会儿,他说:这个杂志,过去投入的太多,现在人手不能加多,却要咸鱼翻生,全面提升它的状况,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多面手式的主编。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我刚要说话,他却又说道:我决定请您来面试,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昨天在想,您来求职,一定是有您的把握。我敬佩您的勇气,所以想过,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我就会优先考虑您。但是。。。我打断了他,说:我理解,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但是我没有您宽容。他笑笑,说:您别太失望,北京的机会多。不过,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我刚要起身告辞,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不怎么了解。我家里,我的同事,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我有时候想呀,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我反问他:看过《骆驼祥子》吗?他疑惑地点点头。我就说:这一代,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他一愣,双手撑着大班台,仰头大笑。笑罢,起身与我握手道:谢谢,认识您,挺高兴。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便对我说:好吧,老同志,回头见,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走到电梯口,我对于小姐说;姑娘,您就甭送了。于小姐友善地一笑:我得送您下去,老板的话,我得执行。下到一楼,我正要跟她告别,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老先生,您这边走。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拐了个弯,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我就问:我们要到哪儿去?于小姐说:老板说了,您这阵儿回去,准赶不上饭时,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完了再走。我停下了脚步。小于有些惊异:怎么啦?我此时也在想,是啊,怎么啦?我的尊严不想去,我的胃却很高兴。好吧,好吧,我继续向前走去。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白领们排着队,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最后还有饮料----牛奶、橙汁、可乐、豆浆,可以任选,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就结了帐。
    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我吃得比较快----自打住进地下室后,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小于吃得很斯文,泛泛地跟我聊着,哪里人啦,住哪儿啦,什么时候到北京的,等等。我已经吃完了,撕开纸巾刚要擦手,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我问:小于啊,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小于说:不是,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我说:那我就。。。再吃点儿了?小于迟疑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您看,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我再给您打点儿吧。
    饭后出来,在大堂里,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老先生,您慢走啊,有时间再来。我说:姑娘,谢谢你了,也谢谢你老板。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小于眨着眼,站在那儿没动,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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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大厦,来到路口,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它叫什么大厦来着?莱温斯基酒店?莱温斯基大厦?不,不对。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啦。我远远地看着它。我知道,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写的是:专用花园,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没有岗哨,没有铁丝网,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但是,你不能进。
    我走上过街天桥,俯在栏杆上看,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脚下车流如水,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从天桥上走过的,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莱温斯基大厦的人,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专用的路,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
    我在桥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18岁那年,我在乡下,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看青”,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以防被人偷盗。有一夜,天很冷,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露湿衣衫。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半夜里,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压低了声音说:小伙子,别硬挺着啦,到我家睡会儿吧,没人看见。在黑暗中,汉子摸回了家,叫醒了老婆:别点灯,我把七队的**领来啦,在咱家睡一会儿。城里的孩子,瞧可怜的。朦胧中,他老婆坐起来,但猛地又缩了回去,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不起来啦,没穿衣服。接着又吩咐老公: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给孩子盖吧。汉子诺了一声,拿出被子来,对我说: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干净。你睡吧,天傍亮我叫你。那一晚,我睡得香,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往事如烟,在繁华的街头,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毫无必然逻辑。如今,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也早该老去了。我们都在老去。
    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从京东大厦回来,我去收发室交房钱,之后又坐了一会儿。天完全暖了,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暖风直入。收发室里静悄悄的,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鲁花坐在柜台后,对着镜子拢头发。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专注地看着镜子,样子很妩媚。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本80年代的《读者》,那时还叫《读者文摘》呢。我随意浏览着。鲁花拢好头发,看看我说:念过书的人,就是好啊。我说:有什么好?鲁花说:瞧您啊,不用工作,闲呆着,多好。我说:你也可以呆着嘛。鲁花就笑了:我要是呆着呀,全家都得饿死。我说:我是找不到工作。鲁花说:瞧您说的,您是不想干。这北京城这么大,还能没您干的工作?我一时无言,想起了过去在公司,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恨不能永不上班。但是现在,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谁能够?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不一会儿,大门哐啷一响,一个声音飞了进来:我回来了!
    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老板也醒了过来。是露露回来了?
    收发室门被推开,果然是。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露露看见我,百感交集。她抓住我的一只手,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老师,老师呀。。。我连忙安抚她说:回来了就好,是放的,还是捞出来的?露露的姐妹说:亏得您送信儿,都送到遣送站去啦,捞了三回才捞出来。我问:姑娘,在里边,还好吧?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咬了咬下唇,说:挺好,真的,挺好。就是干活儿。。。就是。。。她突然控制不住,扑在了我的身上,双手死死的抓住我,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声音压抑而又凄楚,一面呜咽着说:我,就是。。。想妈啊。。。想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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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屋内所有的人。就连硬心肠的老板也为之动容,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不知所措。我和那姐妹把露露扶到椅子上坐下,露露只是抽泣,拿着纸巾擦眼泪。我劝慰道:孩子,出门在外,自己得保重。别哭了,小心伤了身子。老板也凑过来说:就是,别哭啦,不都过去了吗?走,我陪你去洗个澡。鲁花抹了一把眼泪,白了老板一眼说:歇会儿吧你!走,露姐,我陪你去。
    露露下去洗澡了,收发室恢复了平静。窗户敞开着,春天的气息涌进来。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嬉戏,他们在唱着一支很老的歌谣: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歌谣声里,生活是和平的。他们处在一种保护之中。我生出由衷的羡慕: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安宁与幸福呢?
    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厚厚的棉门帘不见了,冬天消逝无踪。从这一天起,走廊里能听到露露欢快的歌声: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听到这歌声,那些小小的鸽笼里,人的心复活了。地下室的冬眠成了历史。
    几天之后,小宋也有了消息。这家伙去的地方跟露露差不多,但原因大不一样。一天,老板接到看守所的一个电话,告知小宋犯了点事,被关15天拘留,到期就放回来。老板连忙问:他犯了什么事?看守人员说:反正不是大事,大事还不早就追到你们那儿去了?是轻微流氓罪。老板接了电话,跟我叨咕着:轻微流氓罪?这小子干嘛了?说着,他瞟了鲁花一眼。听到这个消息,我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小宋目前的状况虽然不好,但强过下落不明。15天,捞他出来也没有意义。我只在心里咒着他:日你个小宋,害我担心这么多天。轻微流氓罪!是啊,干了什么了你?这回到底谁是伪君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是看书,偶或出去面试。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奔跑大半天,从崇文跑到海淀,谈十几分钟,然后接受宣判,拿回求职资料。我出发时,就能预料到该怎么回来。某日下午,又白跑了一趟回来,走过潘家园,想起了潘婷,在路边店给她打了个电话。潘婷很高兴,说:老兄,隐居到哪儿去了?手机也不开?我说:写作。潘婷说:真羡慕你呀,我眼下还得把生存基础砸实,砸实了才能开始写作。你这是住的哪儿啊?我说:潘家园。潘婷说:怎么住那儿了?我顿了顿说:搜罗点古玩,守着这古玩市场不是方便?潘婷说:古玩?嗳,我说,你是越来越保守了,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多像个五四青年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会儿又弄古玩了。我叹了一声说:我自己也快成古玩了。潘婷说:这么着吧,我刚弄完一个策划,四天,收入六万。累了,不干什么了。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吧,晚上咱们聊聊,我爱人不在,你就住下吧。一个人在北京漂,吃不好住不好的。今儿二月二,咱们吃饺子,我这就叫褓姆动手。我支吾着,不知该不该答应。潘婷说:嗳,来不来?你痛快点。我只好说:好吧,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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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婷提前下了班,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门口接上我,直奔北三环外她的家。坐在宝马车上,从车前窗看出去,北京真是天地一新,纤尘不染。所有的灰暗一下子就远离了我。宝马就是宝马啊,此刻的潘婷,昂扬而内敛,犹如资深骑手驾着坐骑狂奔。我此刻也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豪情:大道如青天,高架路旁桃红柳绿,哪里还有我粉碎不了的障碍?我禁不住赞道:够过瘾的啊。潘婷说:你说这车?没错,启动起动时感觉特棒,但是吃油啊。
    潘婷家是那种不带电梯的小高层,房子在一楼,后窗外有个小花园。进门后,没看到屋里有什么豪华饰物,但感觉上却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向我逼来。潘婷说:这房子不怎么理想,缺个仆人房,我只图它位置好。我问:怎么着,是光脚还是换拖鞋?潘婷说:等等,袜子臭不臭?你们这些中国男人真是不可救药。我留学几年回来,中国的厕所都不臭了,男人的袜子还是臭!她叫来褓姆,吩咐找来了一双干净袜子。我脱下脏袜子,褓姆自去处理了。
    坐在沙发上,我左看右看,又朝落地窗外张望,一边就问潘婷这房子的基本情况。最后终于明白,那种逼人的富贵气是从哪儿来的了。是地板!深红色,平如镜,光洁如玻璃,我起身蹲下,用手摸着,一边就自言自语:嘿,怎么处理的,这么好。潘婷说:老兄,到我家怎么研究起地板来啦?我看你是越来越迂了。起来吧,喝咖啡。香味儿飘起来,我嗅了嗅,真是久违了。起得身来,我看了看窗外,说:到后花园坐,怎么样?潘婷欣然地说:走吧,自己端着,买一楼就是为了这个。
    这私家花园其实也不小,足有40平方,绿草如毡。潘婷拉了两把宜家出的那种怪怪的折叠椅,放在靠窗的小平台上,平台有护栏,杯子可以搁在上面。我说:你要在草坪上搞个太阳伞,摆上铁艺桌椅,多方便,小偷也偷不去。潘婷笑了:你就胡说吧,这里面哪有小偷?此时斜阳照下来,草坪像镀了层金黄的膜。看身边,佳人,咖啡,豪宅栋栋,草坪边缘还有一圈童话式的白色木栅栏,这使我产生了极强的恍惚感。我忽然明白了,潘婷说的“人,上去了就下不来”是千真万确的。我想到这儿,便说:你找我来,是聊文学。可是坐在这样的地方,还聊文学有什么用?潘婷说:你就是爱走极端,大概你一生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我说:不是我走极端,是你走到了极端上。你这一处房就不小了,那套别墅更大吧,还有两部好车,还砸实什么生存基础?你这还不能放心生存,像她们。。。我一指正在给草坪浇水的女工。。。她们怎么办?潘婷说:我和她们没有区别,都是靠劳动吃饭。我这每一块钱,都是诚实所得。所得多少,决定了生活水平。他们有她们的恐惧,我有我的恐惧。她们的孩子上的是普通学校,我的呢,是贵族学校,你知道要用多少钱,将来出国还要用多少钱,不砸实行吗?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你这三房两厅,我今晚住哪儿?睡书房吗?潘婷说:书房褓姆睡。我说:让我睡客厅?潘婷一笑:睡我儿子房间。我说:让我和你儿子挤一床?潘婷乐不可支:我这回相信你还是个王老五了,真省心哪。我儿子上的是贵族学校!礼拜天都难得回来。我慨叹道:朱门,你这才是朱门哪!潘婷撇撇嘴道:我不过是劳动所得,不像你们,贷了款花天酒地。
    晚饭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饺子很香,使我感到,不管有多少资产,潘婷还是活在人间的。乖巧的山西小褓姆一口一个“叔叔”,给我添油加醋,饭桌上一派暖融融的家常气氛。饭罢,小褓姆收拾完,躲进了书房,把门关了。潘婷走过去,敲敲门,推门对小姑娘说:我和你叔叔谈话,关门干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11点半给叔叔放水洗澡。我连忙说:到时我自己洗,自己洗!潘婷忍不住了,靠在沙发上捂着肚子笑:你腐败都腐败到我们家来了,可不是你自己洗,谁给你洗?我也红了脸笑:那就。。。误会,误会!
    潘婷笑够了,说:你可别给我出丑了。我前两天看《读书》,随手写了个东西,你看看。她去书房拿了一份打印稿,我看了一下标题: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家园在何处?我深感意外:哦,你对这个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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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过稿子,认真看了一遍,感觉不错,当年的小记者锐气仍在。放下稿子,我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和你讨论了,我考虑了不止一百遍,已经有答案了。潘婷很感兴趣:哦,你说说。我说:不就是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找不到精神家园吗?潘婷坐正了一下,催着我:对,你说吧。我说:因为缺钱!潘婷大失所望:你呀,彻底堕落了。我说:我本来就地位低下,还能怎么堕落?潘婷说: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有点玩世不恭?受什么挫折了?我说:我从来正正经经做人,却活得不如鼠窃狗偷的人,你还让我怎么正经?潘婷说:你看看,知识份子的毛病来了吧?活得不如人,反而怪规则不好。大家都是在一个规则下游戏,你没玩好,怎能怨别人?我说:先不说别的,就这35岁以上的全是废物,没人要,这规则也有理?你说过了35的,就不要活了?潘婷说:规则之所以是规则,总有它的道理。我还快35了呢,你看我有活不下去的意思吗?我说:你是占尽了天时地利,怎么可能人人都像你?潘婷说:我的一切都是我争来的,没借过别人的光。我说:那没出过国的怎么办?没上过大学的怎么办?谁都像你“谈笑皆奔驰”,那的确是不可能,但总要让人活。潘婷有点不屑:你就爱耸人听闻,这年代,还有活不下去的?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潘婷啊,你这后花园,它的确是好啊。
    争论到半夜,潘婷说:我看你累了,咱别聊了,你洗洗睡吧。还有,人家褓姆还小,你可别瞎开玩笑了。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在想,这一套房子里,今晚睡的是两个阶级的人(小褓姆不算),刚刚争论过一个问题。这样的争论,能有结果吗?昏昏然中,一头栽入了梦乡。于此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晨曦满屋,去洗了脸走到客厅里,小褓姆早把早餐备好。她对我说:叔叔,你先吃吧,潘姨还得再睡会儿呢。小厅的餐桌上,面包、黄油、煎蛋、牛奶和几瓣切开的橙子已经摆好。我问:小姑娘,你叫什么?褓姆说:俺叫翠花。我说:哦,翠花,一块儿吃吧。翠花说:俺吃啦,你自己用吧。面包是我刚去门口店里买的,新烤的。我说:那我就用啦。翠花说,面包我可买得多啊,你别剩下,剩下的就扔了。我略感惊讶:扔了?翠花说:潘姨不吃隔天的面包。我吃惊地用手在空中抓了两下:这就,这就。。。扔啦?翠花掩着嘴笑:叔啊,你怎么跟赵本山似的?我自知失态,连忙坐下,说:不怕,吃不了,我带着走。翠花又笑:你真是逗,你是干什么的,演小品的吗?我们家平常也有男的客人来,潘姨都不拿正眼瞧他们,说他们是绣花枕头。我跟了她这么多年,我看,她就对你好,还请你在我们家睡觉,别人哪能啊。你说你昨天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身上还一股子地窖味儿,这要搁别人哪,我潘姨早捂鼻子撵人啦。我轻吁一口气,说:我昨儿上农村拍电影啦。翠花眉毛一动:你真是演员哪!这时,忽听潘婷在我身后说:你又逗人家小孩儿!
    早饭后,潘婷在处理一个紧要的传真件,我搬了椅子去后花园坐。一会儿,栅栏外的小路上过来了一对母女,母亲有五十多岁了,女儿二十五、六的样子。走过栅栏外面,她们停了下来,小声商量了几句。那母亲转向我,毕恭毕敬地问:请问老同志,这房子里面结构怎么样?我说:可以啊。那母亲又问:洗手间大吗?我一下明白了,这是来看房子的,把我当成户主了。我连忙说:不小,有窗户。母亲又说:玻璃窗好像是单层的?我说:不是,是双层的,新工艺,不容易看出来。哦,母亲点点头,很满意的样子,又要问什么。那女儿示意赶紧走,母亲却执意要问。争了两句,母亲以更为谦恭的态度又问:劳驾您啦,您住进来多久了?有什么质量问题吗?我一时难以回答,只感觉这一问一答中,我俨然成了豪宅的主人。看见那母亲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里不忍,便站了起来。那母亲赶紧说:您老可别站起来,我这姑娘要结婚啦,想买套房,工薪族啊,攒点钱不容易,想多问问。我心说,幸亏昨天我把房子的情况摸了个透,不然准要露馅儿。那女儿面子上搁不住,也不看我,一个劲儿催母亲快走。那母亲训她:急什么?问问也不丢人,攒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们,还得再付按揭30年,不问个心里踏实,行吗?听了这话,我心里更加惶竦,想想既然潘婷能买,估计错不了。便说:您放心,这房没什么问题。买小点面积的更好,图的是个精致。那母亲就对女儿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老太太谢了我,两人就走了。那母亲羡慕、谦卑的目光不知为何深深刺痛了我。我重新坐下,心里反复念着:什么是尊严?钱!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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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婷弄完了传真件,推开玻璃门,对我说:怎么样,这景致?我感慨道:嘿,潘家的花园啊,我这辈子忘不了啦,就是个童话世界嘛。潘婷说: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在海南不是住别墅的吗?怎么这样感慨?我说:我们那别墅,又不是我们自己盖的,92年偷工减料的货,那能和你这比。潘婷就说:好了,不和你闲扯了,我上班去,捎你一脚吧。我问:是去那个莱温斯基大厦?潘婷捶了我肩膀一下:什么莱温斯基大厦?凯宾斯基酒店!我看你是在海南呆糊涂了。要不你留下,再住一天?我赶忙站起来:不住了,你这儿不是我住的地方,什么都不敢碰!我走。潘婷就笑:你这人,跟我们那口子一样,流氓无产阶级。去年冬天暖气太热,他洗了澡,总是光不出溜就跑出来。我跟他急了两回,说搞天体运动爱上哪去上哪去,你不尊重我,你还得尊重翠花,人家一看你洗澡就吓得脸煞白。。。哈,不跟你扯了,你把你那头梳梳,快走吧!
    车到了凯宾斯基附近,潘婷问我:把你放到哪儿?我说,就前面的公共汽车站吧。潘婷看看我:你不是要坐公车吧?我说:我有事,你甭管。潘婷说:那儿停不了,老兄。我绕个弯儿,把你撂使馆区吧,你愿上哪儿上哪儿。在肯尼亚大使馆门口,我说:行了,我就这儿下吧,你赶快去上班。我下了车,潘婷探身正要关车门,忽然停住,问道:你那是拿了我们家什么?我拎着手里的塑料袋晃晃:剩的面包,还有昨天剩的蛋糕。潘婷说:你拿那干什么?过夜的蛋糕可不能吃啊我跟你说。我说:我知道。不是我吃,拿回去喂狗,喂狗啊!潘婷嗔了一声:毛病!咣地把车门关上了。我正要回身离开,她又放下了车窗,对我说:你是遇到了困难吧?我说:没有啊,挺好的。潘婷叹了一口气:你比我大那么多,怎么每次见你就有一种当妈的感觉呢?让人放心不下的。你呀,该讨个老婆啦。我摆摆手说:行,这个问题下回再谈,快走吧,站岗的武警都盯上咱们了!
    走在使馆区幽静的林荫道上,看树上的新叶翠绿翠绿的,一派清新。我忽然想起,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昨天不可能是农历二月二,除非闰了一个二月。不过,这都不要紧了。是也罢,不是也罢,都不过是个由头。在偌大的北京城,只有潘婷这样一个老朋友是出自真心地关心着我。这种友谊,不带杂质,跨越了身份界限,让我心里暖暖的。
    回到那旅馆,一切如旧。从昨天到今天,我去天堂里逛了一圈,回来后的感觉更加触目惊心。走廊里的霉味儿又扑鼻而来。正开房门的时候,老板过来了,一见我,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道:你昨晚没回来?我说:是啊。老板又问:去朋友那儿住了一宿?我有些惊奇:不错。老板看看四周,又压低了嗓子问:你朋友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门口,用车把你接走的?我心内一懔,盯住老板,发现他也正盯住我。我急忙问:你怎么知道的?老板说:我昨儿去潘家园百货商场买“夫妻乐”,完了出门,一下就看见了你。他又四周看看,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说:我看见开车那女子了,那是巩俐吧?我笑了:你可别神神叨叨的了!什么巩俐?那是我朋友。老板说:放心吧,我给你保密。唉呀,巩俐的朋友。。。北京城,藏龙卧虎啊。瞧我,还便宜了你20块钱房钱呢!他不无遗憾地摇摇头,背着手走了。
    从那天起,地下室里的我,多了一个外号——“巩俐的朋友”。人们看我的眼光更加复杂,对我的尊重也越发真诚了。
    仅仅住了一天的豪宅,全身的细胞都不能再适应地下室了。往日已经习惯的潮湿、阴冷、霉气与杂乱,都变得分外强烈。露露忙工作去了,走廊里只有空荡荡的脚步声、器物碰撞声和水龙头的放水声。我睡不着,也看不了《浮士德》。把架子上的书乱翻了一遍,找了本加缪的随笔集出来,披上棉衣,一段一段地读着。忽然,眼前出现了这样一段——
      
    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路上了。正确的路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
      
    是啊,“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尽地忍受寒冷。”这是我以前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有当下如此感觉的一段话。我的眼前一亮,仿佛暗夜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那火,是我用了我身上的油脂与骨骼点燃的。在依然是沉寂的地下室里,我这个“某人的朋友”,一时间心潮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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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唐山的小伙子回来的比较晚,十点半了,才听见门响,我拿着从潘婷家带回的面包和蛋糕,敲开了他们的门。两人见是我,满脸的疲惫一扫而光,高兴地拉着我坐下。我把袋子递给他们,说:今早在朋友家,拿了点蛋糕和面包回来,原想自己吃,又没胃口了,给你们吧。大的就说:那不行,您留着,我们都吃过饭了。我说:你们别嫌弃,是新鲜的,我这老头子,吃不吃无所谓。我一把塞过去,不容他们再推辞。
    我看他们的床上,摊开着不少纸张,上面有图,红红蓝蓝的画了些记号,就拿过来看。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上面写着“金台小区敌我六方态势图”、“甜水园小区扫荡成果图”、“敌牌B公司战略部署详图”。。。等等。我诧异地问:这是什么东西?心想,两个小伙子总不会是敌特吧?大的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自己瞎搞的,不搞心里没谱。一块肉,六家分,不搞明白,我们就是白跑。我问:扫荡是什么意思?小的在一旁解释道:就是篦梳子战术,挨门挨户串,每个楼每个门牌都要扫一遍。有半信半疑的,或者态度客气的,就记下来,等第二次重点攻关。我大致明白了,便问:你们今天回来晚,就是扫荡去了?两人点点头,小的说:累毁了。我又问:那住家的有态度不好的吗?大的说:怎么没有?现在诈骗的多,我们也跟着吃瓜络。挨撵是小事儿,弄不好人家一顿臭损,什么要饭的啦、骗子、找挨抽哪、要报警啦,你还得赔着笑脸。我们这一行,就是装孙子。没有比我们更孙子的了。我奇怪:你们也不像坏人哪?大的说:您老看我们不像坏人,可有人一见打领带的上门就急,话都不让你说就关门。你说我们两土拉巴叽的,要不打领带吧,就更像坏人啦。难哪!我就笑笑说:过去我在公司,也挺烦推销保险的,见着就撵,也挖苦过。大的说:您老要是撵人,也是文明的,错不了。有的北京老爷们,他烦了还打呢!他说着,一把拉过那小的来,让他张嘴,然后说:您看看,这门牙都给打掉了。我看了看,果然缺了一块儿,不禁愤然:你告他呀,随便打人还行?大的说:弄不了,你告派出所去吧,能怎么样?赔点医药费拉倒,可这一片儿名声哄哄开了,你就别想再去做了。所以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吧!我一时心里难平,就说:你们这工作,底薪少,又受气,别干算了。大的说:不干哪成?好歹保险公司给你出个名义,到哪儿去能说出个身份,你不干,就成盲流了,无业游民,呆都呆不了啦,还找什么工作?说着,我看那小的眼圈儿就有点红,赶忙起身告辞。两人自是千恩万谢,送我出来。
    回到屋里,那小的嘴里残缺的门牙老在眼前晃,我心里不由难过,忽而想到潘婷的小区启用才不到一年,富人又集中,推销保险命中率可能会高,便想,应该告诉给两人。我又去两人那儿,门没关严,我推门进去,却见两人正拿着我那剩的面包和蛋糕,狼吞虎咽。我们两下里一齐呆住,我连干什么来了都忘了,连忙退出,一面连说:走错门了,走错了!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去买早餐,正遇上两人也出门。我打了个招呼:今儿又扫荡去?那大的急急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一下眼睛就红了。他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老总,大哥啊,我们。。。就啥也不说了!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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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马路上两人瘦弱的身影远去,我不能想象,他们每天是如何挣扎的?此刻路上行人匆匆,看那简陋衣装,都像是那种“在路上”的年轻人。一天的扫荡下来,不知这些疲惫的人能收获到多少?像潘婷那样出入于凯宾斯基的人,可曾会有一分钟留意到他们的存在?我好像有些悟到了,唐山小伙子对我的感激,决不是因为我送了他们一袋面包。他们也是有自尊的,怎么可能为一点嗟来之食而感激涕零?我想,是因为我注意到了他们。苦难中的人们缺的并不是一点什么资助,而仅仅就是一个善意的笑。
    买了一个烧饼,忽然就觉得脚软。看看马路边还干净,索性就坐下来吃了。想想昨天,早上还坐在潘婷清风四面的厅堂上,喝牛奶吃面包,窗外草地有如梦幻。那一切,倏然远去,眼前的这个杂乱污浊的市场,就像是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这才是命运分派给我的地方。马路边,还坐着些补鞋匠和卖廉价袜子的小贩,有几个退休老人在百无聊赖中晒太阳。我坐在这里,并不觉得扎眼。太阳很暖,我不想下到地底下去了。书也不想再读。暗夜的火,到了白天的真实场景里,竟暗淡得微不足道。从30年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不知有几千万字被我吃掉了。从乡村土炕上一直读到海南的别墅里,幸福并没有离我近一分,而痛苦也没有离我远一寸。我惶然依旧。从卢梭那个时代起,哲人们就在絮絮叨叨,一直讲到英名盖世的哈耶克。美丽的词汇像蝴蝶一批批飞过,睿智的明灯一盏又一盏亮起,我却找不到一扇自己的门。既然渴望劳动而不得,那哲学还有什么用?我不懂,那些说了一两百年的东西,难道它们是根本不结果的吗?
    昨天的此时,潘婷家的小区里,有美艳如花的女人清早起来遛狗。女人们傲慢如皇后,狗们犹如在天堂里撒娇。我遥望着美景,偶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些宠物们,每月不是一两千元就能打发得了的吧?超市里不缺狗的罐头,而我身后这地下室里却缺少人的面包。为何人们身处这种荒诞而不自知?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为我解释,没有。
    屁股渐渐坐得麻了,便想起身。正摇摇晃晃地站起的时候,听见身后露露在喊我。回头看去,露露今天身穿一件飘飘的紫色长裙,就像一只蝴蝶向我飞来。露露的身材好,前面尤其挺好,她举臂招呼我的样子,真像是那个《引领自由前进的女神》。
    露露到了跟前,就有些娇嗔地说:老师啊,怎么在这儿坐着,不怕得风湿?您可不能自暴弃啊,我都看着心疼!我说:孩子,我老了,无所谓了,你还是心疼心疼自己吧。露露又说:老师,您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昨天巩俐不还看您来了吗?他们说您。。。唉,我不信。您老是堂堂正正的人。我说:你就拿老师开心吧!露露说:我哪敢啊,我这儿还想求您办点儿事呢。我问:想去拍电影啦?露露就亲切地靠过来,搀住我说:还说我呢,您不也拿我开玩笑?我倒是想演咱爸咱妈呢,他张艺谋也不认我呀!笑罢,露露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折着的纸说:老师,我给我妈写了封信,您帮着看看,妥不妥,完了给改改,晚上我去拿。我说:行啊,你老师就这么点儿用了。露露忽然在我脸侧不易察觉地轻吻了一下,说了声:您可好好给我看看哪。说罢,转身就奔马路上拦车去了。
    我回到院子里,在石凳上坐下,把信纸展开来看。这是一张普通的单位信笺,纸质粗糙。露露的字写得七扭八歪,意思倒还明白:
      
    亲爱的妈:
    见字如面。我春节没回去,可想你们。我已经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二个月了,工资很高,老总对人好。我们在北京最高的楼里上班,都能看到咱们家了。工作很忙,我很受重视,责任大,春节公司来了不少客人,忙的很,晚上要加班,不能回家。
    爸上次要钱看眼睛,我一时拿不出,你们不能急。北京是大城市,花钱花的快,过二个月再说吧。钱早晚会有,二婶欠咱们家一百元钱,爸不要去要了,她家死了劳动力,我们要钱别人笑话。我多加几个班就有了。
    处对象的事,妈你看着办吧。冯家庄那个我看可以,嘴歪,但人好,你让他能不能等二年,不能等不行。我还得干二年。弟的学费我马上寄家,给老师说慢几天。
    爸不能干活别干了,休息二个月,等我把治眼睛钱挣出来。今年下雨了吗?庄稼什么时候种完,别让弟干太多,学习重要。
    等过二年,我钱多了,接爸妈来北京,看故宫,来公司住。我请你们吃考鸭子。
    此致敬礼!
      
      
       女儿露露(小芳)敬上
      
    风吹过,吹的信纸哗哗的响。我揉了揉眼角,抬起头来。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在那数不清的人群中,我仿佛看见,露露长裙飘飘,高昂着头颅,正奋勇前行。
    那天那个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又跑来了,她跟我已经熟了,问我:老爷爷,你在认字吗?我笑笑说:是啊?小女孩说:我看看可以吗?我把信递给她。女孩仔细地看着,继而大声地读出来:亲爱的妈。。。亲爱的妈。。。
    清脆而颤抖的童声又在浩荡的春风里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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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了摸孩子的头,只觉得手在抖,抖得控制不住。小姑娘有两个小酒涡,眼睛闪闪发亮。那种清亮,是高山上的一面湖啊。我在心里默念:孩子,你会长大的,总有一天,大到能够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我不知道你的家庭,也不了解你有多聪明,只愿你长大了,事事就像潘婷那样如意吧。当然你决不可能有露露那种命运,但是露露在你这样大的时候,扎着羊角辫,骑着老牛跟爸爸下地去,又何尝没有你这样的快乐?孩子啊,你说,爷爷的这一辈子是不是整个就是活错了。是不是我应该倒着活才对呢?那样,天就一天比一天蓝,蚂蚱家雀就一天比一天多,爷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怕冷,什么都有爹妈去挡着。。。孩子,你长大,爷爷会喜欢:你要是永远不长大,爷爷就更喜欢了。这时,小姑娘拿着信,爬上了我的膝盖,望着我说:爷爷,你会折纸飞机吗?我说:会啊。女孩就说:用这张纸叠一架飞机吧!我说:那不行,这呀,是一个阿姨给她妈妈写的信。女孩说:它飞呀飞呀,不就飞到阿姨的妈妈那儿去了吗?我心一酸,把信接过来,把女孩放到地上说:阿姨的妈妈住在乡下,没有飞机场,落不了飞机。快去玩儿吧,啊。女孩一百个不乐意地跑开了,忽然远远地又朝我笑,挥了挥一只稚拙的小手。我眼睛模糊了:因为那姿势太像露露刚才了。
    就这样,在地下室里熬到了春暖花开,我的处境却更艰难了。交了四月份的房钱,口袋里只剩二百多了。人间尽芳菲的四月,我连饭钱都成问题了。绞索正一天天地套紧,所有的杂志社、公司就只剩一家尚未回复了。几乎所有的求职资料都像退货单一样,转了一圈后回到了我的手上。我把那些精心撰写的资料拿到水房,一把火烧掉了。残灰就像一个人的骨灰,旋起,落下。一个失去了价值的人,已经死了。在这个玻璃幕墙壁垒森严的都市,有一个人绝望地推销自己,但最终也没有把自己推销出去。二十几年前,我看过《推销员之死》,现在,又一个推销员,也死了!
    下午,照例去买晚报,回来时,却见收发室门口停着一辆本田轿车。我心里惊讶,这种地方也有中产阶级光临?进得大门,只看见河南人老阎迎面而来。老阎神色凝重,急跨两步上前,双手紧抓住我的衣袖,急切中嘴唇都在哆嗦:你咋住这儿?你咋能住这儿?出啥事儿啦?我对老阎说:你放开,咱们好好说话。老阎涨红了脸说:我这两天就疑心,打开手机查了存号,一问,原来在这儿!我刚才下去看了,这地方。。。嗐呀!咋说你?不是跟你说过,缺钱了说话吗?怎么就信不过我?我说:老阎啊,没啥大不了的,我经的事多了,我还有钱呢。老阎急得跺脚说:你。。。你咋能住这儿?咱们是男人,男人啊!我淡淡一笑:老阎,你是没吃过苦的,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咱们借个地儿说话吧。老阎说:你没杀人吧?没杀人,走,收拾东西,去我家。我说:我现在不能离开。老阎说:你别顾虑,我那老婆也不是什么老婆,小密,她不敢说不。我说:大密我也不能去。老阎说:好好,咱们先吃饭,行不?
    饭桌上,老阎问清了我的情况,一面咒一面就叹息,到最后也没能说动我。他掏出皮夹子来,数了数,把大票全拿了出来,要塞给我。我用手挡住说:这样吧,我真要是山穷水尽,再找你。老阎愣愣地看着我,猛吐一口气,说:好,你狠,你有骨气!我不劝你了,你自己保重吧。说着收起了钱。送我到地下室门口时,他在车窗里看着我,欲言又止,一叹气,一摇头,开车走了。
    进了大门,见老板袖着手正在探头张望。他笑嘻嘻地对我说:这位是谁呀?张艺谋他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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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老阎打了电话来,他说:我想了一宿,现在心平气和了。你在海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点儿,那个老黑我也了解。我就是问你,为啥要离开公司?我说:说来话长,就是不愿经商了,想搞文化。老阎说:那也不该冒冒失失就来呀!我叹了口气:我不算冒失,该问的都问了,俩朋友都拍了胸脯。老白把杂志也给我寄来了,草签的合同也传过来了,都不是假的。老黑那儿,即使不能租带钢琴的房,在方庄随便租个地方还不是难事吧,就算租个平房也行啊。我怎么判断这两个信息是完全没影儿的事呢?哥们儿一场,他们何必成心坑我?老阎说:你就是书生气。别说朋友,爹妈都能骗,你还信朋友?他有钱送给小蜜,还能惦记着你?——我可除外啊!我笑笑说:算了,吃亏长见识吧。老阎说:他俩在北京混,就凭一张嘴,今天去总参,明天去国务院的,北京他*妈的这套号人多了。我要是你,打死我也不来。我说:唉,下回吧。老阎就说:我知道你是不愿白拿我的,这么着吧,我能够治得了那老黑,你等着吧,我要让他给你跪下,请你去住宾馆。我说:你也来这儿满嘴跑火车?老阎说:三天,不出三天。你等着吧。
    老阎不是个深刻的人,他的直觉在这个毫无信义的商业社会里却很有效。“打死我也不来!”我缺的,就是这种透彻。至于他的承诺,我并没有在意,路是自己走的,埋怨他人没有用。我落到这种边缘地位,就是上帝对我的天真所做的惩罚。我决不会借助老阎的力量离开这里,我忽然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倔强,要把这种绝望体会到底,以便让自己终生记住一个教训:信任他人,就等于自杀。
    晚上,在水房遇到了露露。露露笑着说:老师,你改的那信真好啊,假话都变成真话了!我苦笑道:你这是在骂我。露露说:哪儿啊。老爸老妈都指着我呢,不撒谎不行啊。唉,你说这农村,刨地三尺咋就刨不出个饭钱来?老爸就是个白内障,千把块钱的事,没我,他后半辈子就得当瞎子。我说:你少花点儿,多寄点儿,老爹不容易。露露便收敛了笑容说:我爸最疼我了。他要知道我干这个,准气死。可是不干这咋办?哪儿也没有慈善堂啊。她略顿一顿,问我:您也最疼您的姑娘了吧?我迟疑一下说:是啊,疼,心疼啊。露露突然怀疑地说:那不是你姑娘吧?是您的。。。小蜜?我哑然失笑:我老头子了,什么小蜜?我是宁可饿死,也愿意我女儿过上好日子。露露说:我想也是,哪儿找你那么好的人去?我去您屋里那天,要是搁了别的男人,大爪子早就上来了,摸摸搜搜的。您可倒好,老和尚一个。我板着脸说:露露,这个话题,今后咱们爷倆就甭再提了,影响不太好。你忙,我走了。露露甩了甩手上的水,望望我说:唉,您怎么就不是我的爹?
    又过了几天,我正躺在屋里看《浮士德》,忽听有人轻轻推门。扭头一看:是小宋!
    我喜出望外,跳下床,一把抓住他:你小子,把人吓死。刑满释放了?小宋气色倒还好,也没剃光头,看不出是从“炮局”出来的。他一屁股坐到床上,摇摇头,长出一口气:老总,丢人哪!我堂堂小宋,栽到一个女人手里了。我赶忙给他倒热水,一面就数落他说:都这种处境了,得寡欲。你看你,是在地铁上弄的事?小宋眨眨眼问道:什么地铁?我说:不是轻微流氓罪吗?那是公共汽车上?小宋说:胡扯,谁说的?我说:是那老板哪,说是看守所来的电话。小宋说:流氓罪就一准是摸女人屁股?唉哟,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是打架,跟人打了一架。你看看,牙都打掉了,打得满地找牙。我吃了一惊:哦!小宋说:走走走,咱们去肯德基聊。这狗逼地下室,好人也呆得白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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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德基坐下,小宋摸出一包“都宝”烟来,猛地想起不对,又收了回去,说:什么他*妈的和国际接轨,抽烟也不让,就这么点乐子也要剥夺。他看看我,尴尬地笑笑,又说,想不到,蹲了回大狱,这闯北京怎么这么难啊?我原先就知道北京水深,没想到,能把爷爷我栽里头了。我问:在里边还好么?睡在便池边上?坐了“飞机”?小宋说:里面的规矩那是谁也不能破的,新去的肯定睡便池。不过北京这地方还好,不兴坐“飞机”。我又不是乡下来的,跟“老大”套套近乎呗,只睡了三天便池。幸亏不是摸女人屁股进去的,不然要让人作践死。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小宋愤愤道:你说,人他*妈的怎么这么黑?
    原来,小宋前一段认识了一个东北女老板,叫燕舞,在北京搞投资咨询,其实就是拉皮条的中介,跟老阎的勾当差不多。小宋跟她讲好,交了咨询费,一直包到与投资商谈成。燕老板收了小宋三千元钱,说是看小兄弟难,只收了三折。小宋满心欢喜地等,那燕老板却不见动静,催了几回,才找了一两个不三不四的人跟小宋见了面,“国务院”、“计委”的胡侃了一气,吃饱了饭抹抹嘴走了,不见了下文。小宋见不是事儿,跟燕老板说不做了,要把咨询费拿回来。这东北娘们马上就冷了脸,说开了粗话,指责小宋不讲信义,说拉屎还能往回坐吗?你那个什么牛扒城,有人来谈就不错了。小宋说,行行行,就算我赞助你。这钱是我借的,我饭都快吃不上了,还我一半行不行?燕老板说,没钱了?北京城没钱的多了,你卖屁股去呀,又没人挡着。小宋一股火起,知道遇上了骗子,揪住那婆娘就是一拳,打得她满脸花,牙也打掉了。里面房间闻声就冲出来两个大汉,三拳两脚把小宋打倒在地,把牙也打掉了。后来报了警,因为是小宋先动的手,拘留15天。双方都有伤,医疗费就都免了,经济纠纷警察不管。说完了这一段历险,小宋摸摸自己的豁牙:你瞧瞧,还真是以牙还牙。我对他说:你就不懂得忍。你进去那几天,老阎还真帮你找了两家,什么事都给你耽误完了。小宋说:那我再去找他。我说:我给你写个条吧,老阎还是个好人。小宋恨声道:那个娘们,我早晚奸了她!我说:你又来了,匹夫之勇,能做什么大事?小宋惭愧地挠挠头,笑道:过去我就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以为是瞎扯蛋。。。他又摸了摸豁牙说,这回知道滋味儿了。我说:好好歇几天吧,东西呢,还住原来那屋?小宋说:换了,老板开始还不想让我住,我说,局子都进过了,还怕你不让我住。今晚我要是睡了马路,明儿就让你拄拐回山东,信不信?老板吓住了,给我安排了屋。你说他怎么这么恨我?我笑出声来,说:你没眼力,以后少去逗鲁花。小宋怔了怔,一下明白了,惊讶得直翻白眼:你说的当真?鲁花?我*,这年头。。。自由解放啦,我****。
    第二天,我写了个打油诗,给小宋送去,对他说:你留着,别再楞头青似的,都三十而立了,再折腾你要死在这北京了。小宋一笑:谢老总!我看看,我看看。
    这打油诗是这么写的——
      
      新警世通言
      
      说是咨询,实是蒙钱。
      说是借钱,实是不还。
      说是项目,实是扎款。
      说是交流,实是扯闲。
      说是味精,实是咸盐。
      说是鸭绒,实是烂棉。
      说是鹿鞭,实是狗卵。
      说是胶水,实是粘痰。
      说是精英,实是帮闲。
      说是保安,实是民团。
      说是淑女,裤带不严。
      说是老板,吃饭没钱。
      勿忘警觉,一步三看。
      不见真货,死不掏钱。
      
    小宋看罢,哈哈大笑,说:老前辈,至理名言,我得好好收藏着。将来牛扒城搞成了,您一定要给我写传记。牙,不能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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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把打油诗叠好,揣在了口袋里,想想又笑,笑完,喟然长叹一声说:老总啊,我想不明白,是别人都有病呢,还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打小就想做好人。小时候偷了人家一个苹果,老爹把我屁股都打肿了,就是要我记住一辈子做好人。我不嫖不赌,不坑不骗,我怎么就成了流氓?你说说,怎么就该我蹲大狱?我劝慰道,甭想那事儿了,从头再来吧。小宋说:老总,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苦。看得出,你是当过真老总的,八成也花天酒地过。那鲁迅说得好啊,有谁从小康家庭走向败落的,最知道世态的炎凉。你这是忍辱负重啊。我说:先前阔过,没用。我年轻时还想当将军呢,哪能想到老了老了,住进这耗子窝,奶酪还被人拿走了。关键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天天在那儿狂想不行。小宋若有所悟:说得对,我得冷静冷静,今儿就去找老阎。
    小宋又风风火火地走了。他那块西绪福斯的石头,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推上山。望着他的背影,我想,我们幸运的是,前面好像还有块诱饵,如果连这诱饵都没有,还靠什么撑着活下去。我坐在院里的石凳上,让太阳把脊背晒得暖暖的,心情也冷静了下来,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我最多还能撑上10天,如果10天里没有奇迹发生,我应该怎么办?是坐以待毙?还是跳下深渊?难道人生的浩浩长河到此就要断流了?一年前,我还正意气风发,以为今生没有战胜不了的障碍,天下事不过如此。哪想到今天两袖空空,只有这坐井观天的份儿。我现在才明白:人,百十斤重,彼此彼此。我能呼风唤雨,靠的是有公司这个平台。下属们给我开门,给我端茶,看我脸色,是因为我位置高高在上。他们是冲着那位置微笑的,不是冲着我这人微笑的。离开这位置,我还是我,没变矮一寸,没变傻一分,可就是一文不值了,成了人家首先考虑可以抛弃的人。我的确是够冒失的。我的公司,是我的王国,是我一手一脚和老板创出来的基业。它再有罪恶,也是我的。而老黑的公司,是他的王国,我来到他的地面上,就只有听凭宰割,恐怕还抵不上他的一个小褓姆。我相信友谊,相信共同创业的手足之情,但老黑不会信这个。友谊是什么,薄纸一张,利益才是沉甸甸的砖。老黑的大厦是要靠无数的砖才能砌得起来的。
    我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所有的方向都有此路不通的标志。我想明天去那最后一家未给我答复的杂志社看看。如果是死刑,就让它早点到来吧,即使死刑,也比等待死刑的过程要好受得多。
    中午吃了饭回来,看见门口又停了一辆轿车。是辆黑色奔驰。我心里好笑:莫非中产阶级如今都开始钟情这个地下室了?走近一看,是河北车牌,正疑惑间,老黑从里面钻出来:嗐呀,哥哥,受苦了。怎么关了机,找也找不着人?我心里暗暗惊讶,老阎真把他调动来了?老黑穿着IT业流行的棉质休闲装,一副中产阶级神闲气定的派头。我问他;老阎真认识你?老黑说:哥哥,你认识老阎怎么也不说一声?老阎那还得了?好了,咱不说他,走,上北京饭店喝咖啡。我才去河北几天,委屈哥哥你啦。
    进了北京饭店一楼坐下,厅堂开阔,有真人在演奏小提琴。老黑说:哥哥投奔我来,是我的光荣。你说说,偏是天有不测风云,河北老矿出了点儿事。那狗日的宾馆经理怎么那么处事?我后来骂了他。我听老黑这样说,心里明白,准是老阎捣住了老黑的软肋。于是就只听老黑讲。老黑面无愧色,继续侃着:那方庄的房子,交通不方便,容我再找找。不过你住地下室,那是丢我的人,这么着。。。他拿出一千元放在桌上说,你拿着,另找个住处,我就不替你跑了。以后啊,每月一千。我听了还是没有说话。老黑就哭穷:我这老总,挂个名儿,什么两亿资产,全是破铜烂铁,白给都没人要。帐上没钱啊,这一千是少了点儿,可眼下困难。。。我一笑,看看窗外停车场的奔驰说:是啊,困难。老黑的脸就有点红,急忙转了话题:老白也***不够意思,杂志没谈成就叫你来,你看,撂在这儿了。有心让你上我那儿去吧,我们那儿员工工资最高才五百,单给你破例也不好。我心里一惊,脱口而出:二亿资产,才五百?老黑说:没钱啊,哥哥,弄不着钱,那个破矿有什么用?我就问:你是不是想让老阎给你弄钱?老黑两眼立即炯炯放光:你跟老阎什么交情?可千万帮弟兄美言美言。我这下完全明白了,一口口地喝着“曼特宁”,想好了应该怎么办。于是对老黑说:你也用不着一月给我一千了,我下个月如果还在北京,就是找着事干了。这一千么,我拿着,有点儿用。老黑很高兴,急忙把钱推过来:瞧哥哥说的,不在北京上哪儿?能撇了兄弟跑了?你先绷一绷,搞到钱咱们上亚运村租房子,跟他娘的刘晓庆住邻居。我说:刘晓庆?我表妹,那是我姨家孩子。老黑一下怔住了:哥哥,不可能吧?
    从北京饭店回来,我拿出五百,到收发室,替小宋交了房钱。另外五百,我还记得露露家的地址,给露露的妈妈寄去了,寄款人我写了露露的名字。做完了这两件事,我觉得我和老黑之间,谁也不欠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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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小宋回来得很晚,其间老板跑下来问了我几次,怕小宋再出什么事。我让他放心,对他说:小宋不傻,能进局子的都不会是傻子,只有第二次再进局子的,才是傻子。果然,到了11点半钟,小宋回来了,没回屋子就跑来向我汇报。他疲惫不堪,但脸上洋溢着喜气。我急着问他:老阎那儿怎么样。小宋说:暂时没什么机会,但老阎帮我找了份工。我奇怪:你还会去打工?小宋说:打工也好嘛,你早上不是要我学会韬晦?我打这工,也不算离谱,也在餐饮业,说不定还有利于事业。我好奇地问:总不会去端盘子吧?小宋说:也差得不多,门童。我更惊奇了:你当门童?小宋嘻嘻一笑:老了点儿是吧?我说:不是老,我是不能想象——你也能点头哈腰、摧眉折腰事权贵?小宋说:人要是横了心,草寇也做得,我一边开门,一边就在心里念叨,你是大爷我是孙子,但是不要哪天让我做了大爷。心里也就没什么了。我说:在哪儿干,我哪天看看你去。小宋说:鸿基大厦地下一层。老总您可别去,丢人现眼哪。带个小帽子,像个蛋糕盒子,穿件红衣服,还带着金穗子,这不就是小丑吗?我就笑:像法国将军了。小宋说:一定要留个影,将来给孩子看,为了给你们搞原始积累,老爸连小丑都干过。我说:你这就对了,你得学克林顿,能忍胯下之辱。小送说:好歹挣个住店钱。不过我看老板有点良心发现了,这两天没来催房租。我连忙给小宋倒了杯热水,把话岔过去了。
    阳春三月,一切好像都有了些转机。从人心底爆发出来的一股不甘毁灭的力量,渐渐在变得强劲。小宋找了工作,原先的狂热好像就有了一个靠得住的基石。红尘滚滚,终究还是埋不住希望之芽。
    第二天一早,我穿好西装,结上领带,也出征去了。那家唯一没给我答复的杂志社,在张自忠路,一栋两层的洋楼里。我疑心这里就是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小院里古木参天,房子饱经风雨。走过吱吱叫的木地板露天走廊,找到编辑部。一踏进门,我就知道,又来错了地方。满屋里的年轻人,都是奇装异服,发梢微黄。大家说的都是音乐的专用术语,我连半句也听不懂。小毛孩子们在忙着看稿,打电话,做平面设计,还有俩人在摄像。没人注意到我。我在沙发上坐下,抄起一本新出来的杂志看。原来这个《当代物语》杂志是一本流行音乐杂志,版式花脸呼哨,娃娃脸似的。里面的文章倒还能看读下来,却看不懂,无非是“哇噻”、“呕呀”、“卖糕的”之类。
    这时一位年龄稍长的女孩看到了我,从写字桌后起身施施而来,很客气地问我:老先生,您找谁?要给孩子买杂志吗?这女孩约有二十五六年纪,穿一条样子怪怪的棉布裙,发梢也是黄如麦穗。我略欠身,正要回答,那姑娘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编辑部主任碧柔。我就说:碧柔小姐,我是来求职的。碧小姐露出了愕然的样子:您到我们这儿来?我说:是啊,你们上个月不是招副主编吗?我的资料早寄来了。碧小姐问了我姓名,又施施然跑回去找,终于在废稿箱子里找到了。碧小姐拿着资料,过来在沙发上坐下,对我说:是这样,人我们是要招,但是您这资料收到后。。。您可别见怪啊,我们都以为是恶作剧。我就说:碧小姐。。。她赶紧截住我说:就叫我小碧好了。我接着又说:哦,这个,碧姑娘,怎么会呢?小碧就指了指室内:你看,我们这是个专门面向中学生的流行音乐杂志,您怕不大合适。您比较了解哪些歌手呢?我说:郭兰英。小碧的眼睛立刻瞪得比牛眼还大:什么?郭。。。我连忙补充说;还有,宋。。。小碧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行了行了,老同志,您要正视代沟的存在。这工作,您不合适。我说:不是给中学生办的吗?有那么难吗?小碧说:我们这也是商品哪,得抓消费者心理啊,这一段有什么流行趋势,有哪些热点人物,出了什么绯闻,小孩们在追捧谁,得了如指掌才行。盲人骑瞎马,那不得掉沟里去?我笑笑说:我这瞎马今天就闯你们这来了。小碧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是说我们自己。您看看,这一屋子都是京城名记,没两下子,谁也镇不住。所以这副主编,我们老找不着。我疑惑地看看那些新人类,问道:他们都是。。。京城名记?这时只听满屋子的人好像都在打电话,有人在问:赵本山吗?这礼拜您有没有空接受采访?有人在喊:不行不行,我马上要去接张惠妹!还有人在下令:那个梁咏祺的脑袋,处理得不行,重新做!我叹了一口气,对小碧说:我还以为是个语文杂志呢,物语!行了,没事儿,从松榆里赶过来,歇歇就走。小碧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不要紧。我在《老年娱乐》认识个人,要不要帮您推荐一下?我无力地摆摆手说:算了,老年人了,就不娱乐了。
    小碧见我情绪低落,讪讪的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让我先坐着,她自去忙她自己的了。
    编辑部的屋子古香古色,连窗框都是木头的。窗外一棵老银杏树浓荫蔽日,新芽翠绿。上午的好阳光穿过叶隙,静静地洒在宽大的窗台上。我想起了我中学时代的青青校树,也是这么茂盛,这么沧桑,透着一股长者的安宁。
    后人恐怕不知道,命运也曾给过我们这一代人安宁,但它太吝啬,很快就收走了。我们的青春没有开花,就凋落在尘土里了。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恣意妄为,在春风里尽情抖擞,没有什么能干预他们。他们活着,爱着,快乐着,一生都不会有遗憾。而我们,本来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乱的幸运儿,却意想不到地颠沛了一生。我们身体羸弱,却背负的太重太多,恐怕是永远也爬不到山顶了。
    这时,那两个摄像的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我跟前,一个小伙子递过一张名片来,原来是电视台记者,姓张。记者说:老同志,我们是电视台来拍一个纪实专题的,叫“编辑部的年轻人”,想不到遇见了您。我问:你们是什么栏目?小张说:《日子》。我笑了:《月子》?小张也笑了:《日子》、《日子》。我就说:日子?不就是那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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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记者向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立刻把机器对准了我。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每句话,都有可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想到这儿,我便挺了挺腰。张记者说:您甭紧张,我们这是纪实,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可千万别作报告。他很随和地坐在我对面,开始提问:您也是下岗的吗?我稍拔高了一点声调说:是下岗人员,但下岗并不可怕!小张又问:看您的风度,您过去的职业可能很不错,下了岗,是不是有失落感?我答:是有失落感,但失落并不可怕!小张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先别拍了,咱们先随便聊聊。您过去经济上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反问道:你先说说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吧?小张说:怎么也得六七千。我不由一惊:哦,六七千?还有点儿红包就是八千。一年差不多是十万,中产阶级了,你们还能知道什么是“日子”?小张略显出尴尬神态,说:也没那么多。。。您老别问我啊,得我问您。您来到这样一个刊物求职,是不是觉得不大协调。我点头说:是不协调。他又问:那么您在今后的求职中是否应该更理性一些?我答:是啊,你说的对。但是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就顾不上理性了。小张又问:是什么信念支撑您勇敢地出来求职?我一拍西装口袋:钱,快没了。小张说:看来您是遇到了某种困境,您对自己的前景如何估计?我说:有信心,没把握。小张说:您听过那首励志歌吗?就是“从头再来”那个。我说:那是你们搞的?小张有点儿兴奋地说:是啊,挺鼓励人的吧?我说:我倒是想从头再来,可得让我能够重新长牙才行,不然这“日子”我有点啃不动了。这时满屋的记者编辑被我们的对话所吸引,慢慢围了过来。那摄像早就重新开了机器,一眼不眨地对准了我。小张又问:您觉得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奶酪。众记者哄堂大笑,小张也憋不住笑。他开玩笑地说:那么谁动了您的奶酪呢?我说:我不问这个,我就问现在为什么不发奶酪了。众人又笑,小张就说:行了,老爷子,您真逗,咱们就到这儿吧。我说:这就行了?什么时候播?小张说:一个星期吧。我起身与他握手,又冲着碧柔打了个招呼:我歇好了,走了。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墩墩实实的,腰里系了条鳄鱼皮带,刚才并没有见到过他。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老同志,您可别灰心,得挺住。几个年轻记者也随声附和。小碧说:这是我们老板、总编辑。我向那总编说:是啊,我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挺住。但是不给奶酪,我怎么挺得住?
    编辑部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知道,北京的最后一道门,也同时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回来的时候,路过国贸中心,我下了车。走进去,坐电梯直上顶层,找到了通向天台的门。一个穿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打扫楼层。我问她:门你能开吗?我身上的藏蓝色西装与大厦工作人员的制服几乎一样,清洁工把我当成了物业的头头,她谦卑地点点头说:能打开。我说:你打开,我上去看一下。等会儿下来我自己锁上,你忙你的去吧。清洁工连忙遵命,打开了门。我拾级而上,走到了天台上。
    这虽然不是北京最高的大厦,但也是最高的建筑之一。上面,劲风扑面而来。我绕过水塔,走到护墙边上。北京的九城风烟一下子尽收眼底。四月,绿满城廓,西山苍翠,一副“齐鲁青未了”的样子。我此刻,仿佛是被恶魔梅斐斯特带到了这里。脚下,市声喧腾,众生如蚁。一个念头在我胸中涌动:阳光这么好,世界是如此明朗,那些地下的眼泪与痛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生,不应该有其他的意义,他只有一个目的,应该用尽所有的力气向上爬,哪怕是把灵魂抵押给恶魔。两个月来,我的行动证明了我的愚蠢。事实是,灵魂一旦交出,就永无赎回的可能。我既不能救赎自己,也不能拯救他人,我只是白白地跳进了深渊。到现在,长河已经断流了,路也走到了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重回这样的高处,再看一看生活向我的微笑?往事已经离我很远了,包围我的只有讥笑和怜悯。人们不会相信,有人会抛弃别墅轿车,仅仅为了一个抽象的信念。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有不把钱当一回事的人,不相信有人会忍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更痛苦。我把钱给了小宋和露露,他们将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都无关紧要。我只不过在做最后的愚蠢的救赎:用自己渺小的行动来维护人类的荣誉。他们两人需要的很多,我只能给这么一点。这一点,只是让我、也让他们不至于对人这种物种丧失最后的信心。太阳高悬,高空的风鼓动着我的衣服,领带被吹的劈啪作响。我伫立在墙边,不想动,真想像浮士德那样大喊一声:让一切都停下来吧!
   
    我看着脚下的这个城市。12年前在北京,曾有机缘在民族宫附近的一个高层住宅上眺望过全城,那时的北京树木还很多,田畴一样连在一起。现在,无数的白色建筑拔地而起。割碎了绿色,这些楼厦,百年以后再来看,又有多少是值得保留的呢?人们在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让世界更美好,还是使世界变得丑陋?同样的道理,一个孩子,在他从幼年而青年、青年而壮年的过程中,他的心灵是越变越美好,还是越变越卑劣?如果是后者,那人为什么还要成长?人,为什么不能赤诚相见?为什么不能把友善作为至上的目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些人正在毁灭、一些人远比我们痛苦,我们才能获得幸福感?
    在国贸顶层的天台上,有无数的问号排山倒海地向我涌来,叩着我的胸膛。我想起了刚才那个主编的话,他让我要挺住。我当然知道:挺住,是一种姿态。可是,我拿什么来挺住?挺住了,又有什么意义?
    走下天台的时候,我混沌的心胸好象像渐渐澄清了。我知道了我的结局,知道了会是怎样一个归宿。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在一个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庞然大物面前,是无法挺住的。硬要挺住的话,就只有粉身碎骨!
    晚上,我终于把一本厚厚的《浮士德》看完。我摩挲了一会儿它光洁坚硬的封面,把它放到了搁架上。这本书,伴我度过了我人生中的最低谷时期,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那样。我告别了它。今生今世,我不可能再有勇气读它了。这一段地下室的岁月,我终将会把它深深掩埋。我不会让它彻骨的寒冷有一丝一毫从心里渗出来。这个地下室,它可能会继续存在一个世纪,我也知道它的存在。但,就让它深埋在厚土层之下吧,我永远永远不想把它重新挖开。
    夜深了,听见隔壁的门响。是两个唐山小伙回来了。拖沓疲惫的脚步声,无力的说话声,使走廊更显得寂寞。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隔壁发出了凄厉的呼叫声。我跳下床,冲出门去。其他屋子的人也被惊动了,走廊上开门声响成一片。是唐山小伙出事了。
    推开他们的房门,我看见,那个小的瘫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如纸。大的那个跪在地上,紧紧抓住他的肩膀,用变了调的声音在唤他:兄弟,你怎么啦?你可不能这样,你醒醒,醒醒啊。我冲进去,问大的:怎么了?大的哭着说:不知道啊,一下就不行了,眼看着往地下出溜。我蹲下去,摸了摸他的额头,试了试呼吸,对来看热闹的人说:来,搭把手,送医院。小宋从人丛中挤出来说:对门就是医院,把他背过去。大的跪在地上没动,迟疑着说:医院?我们。。。小宋忽然火了:嗐呀,磨蹭什么?让他死在这儿啊?大的点点头,抹了一把鼻涕,站了起来。人群让开了一条路。人们七手八脚把小的扶起来,让小宋背上。那小的,两只手臂像没有生命的东西无力地垂下。
    急诊室里,医生不慌不忙,让人们把小的放到处置床上,然后把我们都赶到走廊里等。大的一直在哀哭,蜷缩在长椅上,头深深埋在膝盖间。一会儿,老板、鲁花和露露也赶来了。老板直搓手:埋怨着大的:怎么整的,就知道拼命!露露横了老板一眼:你就少说两句吧,人家喜欢拼命啊?医院走廊里,回响着那大的压抑的哀声。人们或坐或站,心头像压了土。偶尔有护士走进走出,面无表情,所有的目光就一直跟着她移动。小宋守在门边,一有人进出就凑着门缝张望。我一阵晕眩,产生了幻觉,耳边清晰地响起了旅馆走廊里的滴水声。我知道,这是生命流逝的声音,像鲜血,一滴一滴在滴。
    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揭下口罩问:谁是那小伙的家属?我站起来说:我们是他的同事。他怎么样?医生说:问题还不大,严重营养不良,正输液呢。她晃着一张单子说:观察一晚上再说,去交款吧。大的迟疑着接过单子,看了看,又茫然地望着医生。医生催促说:去呀。我拿过单子,抽了一口气:小抢救!费用若干。小宋抢过单子看看,与我面面相觑。我说:能不能缓交一下。医生说:这才多少钱哪?治病不能吝惜钱!小宋说:我们拿不出这些钱。医生说:看你们也不像公费的样子,要是公费就是中抢救了。去吧,先借点垫着。穿的油光水滑的,没钱!说完,进屋去了。
    大的哀声说道:老总,怎么办,怎么办哪?我茫然无措,甚至没听清他是在问我。老板只是在一旁叹气。小宋又敲敲门,医生探头出来。小宋一撸胳膊说:大夫,我卖血行不行?医生有些生气了: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是血站!这时,露露挤上前来说:得了得了,你们这些男人,卖什么血?咋不窝囊死?她低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大票,一把甩到了医生怀里:去交吧,这是老娘卖 *的钱!拿去,够不够?
    露露的声音很尖锐,很高亢,划破了医院走廊里的沉闷。人们全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宋相约来到病房,小的已经苏醒,大的坐在床边打盹儿。
    听见我们来,大的一激灵,醒了。站起来说:两位大哥,昨晚。。。他说不下去了。我说:你别急,让你这兄弟好好休养。你们还得工作呀。大的说:我想,一两天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小的听到了,就挣扎着说:哥,咱不能回去。大的摇摇头,说:听哥的,咱回吧,回吧!兄弟,这地方。。。他眼睛一闭,咬住嘴,两行清泪滴了下来。
    
    40
    
    唐山兄弟俩的黯然离去,令所有的人感伤。地下室族群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重创。外面的草木生机勃发,里面的人脸却是暗黄的。老板无聊地在柜台上摆着扑克算卦,一面念叨着:流年不利,流年不利啊。他给鲁花买了个监视器似的小彩电,鲁花就不再看《读者》杂志了,整天守着彩电,磕着瓜子,边看边笑,有了一种少妇的风韵。
    某日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出神,鲁花跑出来,向我招着手:快来看电视,我看见你啦!原来是《日子》栏目的那个片子播出了。鲁花、老板和我,屏息敛气地看完了节目。片名叫做《苦寻》。记者在编片子时,特别用了一段苍凉的音乐。摄像也很有意思,拍了些我独自站在窗前凝视银杏树的镜头。最后,当我走出编辑部的大门时,竟是一个踉跄老人的背影,有那如诉的小提琴声送我走远。片子完了,老板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想不到你也是个受苦人哪!鲁花就问:你的那些开车的朋友呢,没一个来帮你?我说:我不需要他们了。鲁花高兴地问:那你找着工作啦?我说:不是,我要走了。鲁花和老板都疑惑地看着我,没再追问了。
    晚上,露露来敲我的门,开门后,她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来。我请她坐,她笑笑说:我可不敢坐了,影响不好。我给您拿了点儿东西,你可别嫌弃。她从包里掏出半瓶洋酒,放到搁架上,说:喝剩的酒,一千多块呢,您没事喝两口,别得上风湿病。她又把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倒在床上,是各种各样的名牌烟,有半盒的,有整盒的。露露说:我给您攒的,看您平时抽的那烟,连民工都不如,别把肺给抽坏了。我摹地想起我给唐山小伙子带蛋糕的事,眼圈儿就一热。露露说:听鲁花说,您上电视了。上电视了,就快熬出头了吧?我此刻心里好像有很多话,却说不出,只说:快了,快了!露露看看我,就问:老师,您咋啦。我艰难地咽了咽,拍拍她的肩膀说:孩子,我无所谓了,你们才应该早点儿走出去。露露燦然一笑,说:等我爹的眼睛治好了,就快熬出头了。
    那夜,我失眠了,眼前怎么也抹不去露露说“就快熬出头了”时,脸上的那种满怀憧憬的神情。
    我清醒地知道,我的“那一天”的确马上就要到了。我的房钱就要到期了,我的饭钱也已所剩无几。绞索拉紧的日子近在咫尺。在一个庞大的怪物面前,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完全丧失了主体的资格。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里,我的资产,除了随身用品和衣物之外,马上就要降为“0”。我不知有多少人有过我这样的窘迫。这是无边无涯的、要吞噬掉我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巨大深渊。过去,任何压力都没能使我从心底里放弃过我的信念,但是今天,这个庞然大物却强迫我自己来埋葬自己的理想。
    4月17日上午,在两个小时内,我打出一个电话,接到一个电话。这两个电话预示着我的命运马上就要发生转折了。
    我给海南公司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一分钟内,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什么。后来他说:怎么样?不行就回来吧。你的办公室,你的房子都没人动。能回来的话就早点回来,你不在,办公室都乱了套。回来先打个电话,我把路费给你汇去。以后。。。唉,见了面再说吧。
    两小时后,我接到《当代物语》主编的一个电话,他说:我们编辑部全体成员都看了《日子》,小年轻的记者,还有我,都特别敬佩您。我决定聘用您,起薪低一点儿,试用三个月,将来再提。您看。。。我没有马上答话。主编又说:您可别误会,我这不是施舍,我是太同情您啦,真不容易!我心里说,不是施舍,是同情,确实是同情啊。我想了想说:多谢,我明天这时候答复您可以吗?主编很高兴:好,我等您的信儿,相信您能干好。
    我分别通知了小宋和露露,晚上我在我的房间里请他们吃饭。我去了内蒙餐厅,赊了几个菜,把报纸铺到地上,拿出露露带回的洋酒。晚上两人如约而来,大家席地而坐。两人照例先是互相讥讽一番。我说:今天你们俩停止内战,我就要走了,请你们来聊聊。两人一惊,继之又大喜。小宋说:回海南去当老总?露露说:不是吧?是不是电视台要您?我说:明天才能定下来。不说这个,咱们喝酒,再想和你们聊怕不容易了,想想心里难过。小宋说:难过什么?出去一个算一个,我们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露露斟好了酒,三个人端起了杯。露露看看我,眼里隐约就有闪闪泪光:老师,你看这酒,红得,这是血呀,今儿咱们就自己喝自己的血了!小宋对我说:老总要走了,说点什么吧?我看看两人,心里一阵难过,想调剂一下气氛,就说:我。。。我走后,你们两个要搞好团结。露露忽然放下了酒,望着我说:老师,您真的要走了么?我点点头。露露低下头去,强忍了忍。小宋觉出不对,忙打哈哈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老总要高升。将来我的牛扒城搞起来,我去海南接你来视察。露露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端着酒,颤颤地说:老师,不管您到哪儿,可别。。。可别忘了露露啊!说罢一饮而尽,然后,扑到我的肩上放声痛哭。小宋霎时也红了眼圈儿,自顾揉着眼睛。
    待露露情绪平静下来后,小宋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这就是百年的缘分。老总,你要是去海南,我就送你去机场,你要是去电视台,我就送你到电视台大门口。咱们朋友一场,将来还是朋友。我说:将来的事,说不准,有共患难的朋友,难有共富贵的朋友。小宋说:这怎么可能?我富贵了,一准接你回北京来。露露说:老师,差不多您就甭干了,去女儿那儿养老,多好啊!我长叹一声,对露露说:孩子,会唱《杜十娘》吗?露露说:会呀。我说:我最喜欢听《杜十娘》了,老师要走了,你给我唱一个吧。露露乖巧地答应了一声,唱了起来。
    “如果你怕冷就对十娘讲,十娘我给你缝衣裳。。。”
    此时此刻,小屋里仿佛已是春意融融。露露的歌声婉转轻扬,直入心脾。《杜十娘》那凡俗的亲切的民间小调,在走廊上回荡,在广大无边的春夜里悠悠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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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离别的那一天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告别地下室并没有预想中的悲剧效果,我背起行囊,重新出发。地下室像一个村庄默默地注视着她的儿子远去。两个月来,我缘何而来,我找到了什么,我又将欲何往?一切都不是那么明晰。但经历了寒冬与黑暗的洗礼,我毕竟有所获。我知道了:我的跋涉,是不可能有终点的。被梅菲斯特引导的浮士德、被彼特丽斯引导的但丁,被塞壬的歌声所魅惑的尤利西斯,被八十一难所阻隔的唐三藏,都比我有福气。他们到达过梦寐以求的境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磨难之于他们,是有止境的。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是他们生命中鲜花怒放的顶点。这一切,我都不会有。小学时候,我看过一部波兰的黑白电影。讲的是一艘失去家园的潜艇,一群远离故土的水兵。他们在南美洲的沿海漂浮。敌国的巨大威胁,迫使所有的沿岸港口都不能收留他们。除了一小时的补给之外,他们匆匆而来,仓惶而去。海洋是无边的,他们回不了家。我没有想到,这寓言似的影片,竟成了我一生命运的写照。永远是漂泊,永远是无家可归。
    我执着地出发,却在复杂的路径分岔处迷失了方向。
    一段经历就这样结束了。它好像没有完。的确是没有完。其实人类这个物种,从他有智慧起,就是一场迷茫中的流浪。结局和开始一样,垂老与初生一样。我们一路上好像找到很多,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地下室的生涯苦涩而沉重,走出地下室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会获得补偿。伸展在面前的,仍是尘土飞扬的路。他还要走,还要等待,还要张望,直至他彻底不需要了的那一天为止。天生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对待我们,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这样的结局,有的读者会认为太平淡,太不能满足期待。有这样想法的人,我猜测还很年轻。你们相信人生前程上肯定会有灿烂的郁金香,假以时日,你们会摘到它。我却是走了半生的人了,我不再会有这样的期待。在我年轻时下乡的地方,田野里有一种淡色的野花,蓝的,像乡间孩子的眼睛。他们朴素、卑微,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摘去做饰物。年复一年地,它们开了又谢。你们也许会问:这样的花为什么要开呢?有一个真谛就在这里:大多数的生命,就是这样卑微,就这样平淡无奇。它们却永远要生,永远要长,永远与波澜壮阔丝毫无缘。
    地下室里,是小宋、露露、鲁花与唐山兄弟在暗夜里给了我温暖。他们在生,他们在长,也许一生都在处在都市的最边缘。可是他们却把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热量分了一点给我。这不就是我的收获吗?这不就是路途上最灿烂的郁金香吗?繁华总会褪尽,当我们瞑目的时候,照耀我们的,只能是这微弱而温馨的人性之光。请相信我的这个断言,总有一天,所有的读者都会感受到这一点。
    临走之前,我把地下室里用得着的物品尽量都送给了小宋。他还要继续煎熬,他比我更需要热量。在去北郊的路上,他不知还要跑多少趟。小宋很感激我,也许这会构成他争取成功的一个道义压力。我不想这样。我提醒他,不要渴求得太多,路还长,总有一处会是坚实的土壤。小宋帮我提着行李,把我送到不能再送的地方。今后的夜里,当他疲惫地从餐厅下班回来后,谁还能来倾听他的宏伟设想?他的喜,他的悲,又能找到谁来分享。牛扒城,是幻影,也是绿洲,小宋此刻唯一的财富,只有希望。
    露露平静地目送我远去,没有聚餐那天晚上的哀伤,也没有戏谑之语,她就像小时候倚在村头的土墙边,送兄长去远方打工。她的那种平静,使我感受到她内心那种深深的依恋。我明白,远离父兄的女孩,永远渴望有一面墩厚的、能挡住风雨的墙。她虽然学会了玩世不恭,她虽然凛然不可侵犯,但心里面还是永远有最柔弱的一块。她平静地朝我挥着手,微笑着。她的身后是一棵翠绿得透明的银杏。谁能说她不美丽呢?谁能认为她不高贵呢?她的胸脯丰满坚实,这样的胸膛是将要哺育儿女的胸膛,是母亲的胸膛,神圣而不可亵玩。我把《浮士德》送给了她,请她将来交给孩子读。这个由我命名的未来的孩子,我祝福他,永远永远,不要在暗夜里走路。
    老板袖着手,看着我远去,一个最守信用的房客走了。他的王国里,还会继续上演各种各样的悲喜剧。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他也忘不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住过这店,本本份份地交清了水电房钱。他会对自己的儿孙念叨起,这人,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呢?
    鲁花紧挨在他身边,今天穿的是一件乡村风格的花衣服。她内心妥贴满足。一个经她手登记的住客走了,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了又走,可是这个人略有不同。他曾经送给她一些杂志。曾经在冬季温暖的收发室和她漫无边际地聊过天。她不知道,这个人曾经很希望她的人生道路会和实际上的有所不同。
    唐山兄弟已不可能再出现。他们只有影子留在我印象里。我似乎觉得他们还在奔跑,大清早就出去了。他们无暇来送我。他们实际上是倒下了,默默无闻地,没有任何英雄感。他们矮小瘦弱,其貌不扬,这样的人过去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是不会注意到的。但是今后,我知道了,那每一个在大街上奔波的、衣衫不整的人,都有他们美好的梦,都有无异于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在尘土后面隐去了。但他们不会消失。卑微的花永远在田野中开着,枯死或者甦生。
    别了,松榆里地下室。别了,地下的漫无尽头的日子。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族群,地老鼠一样的在这里生息着。他们有痛苦,也有欢乐。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是母亲哺育出来的孩子。也许他们可以不再这样生活,也许他们总会像我一样告别这里。但是,曾经的日子,就像隐蔽的树根,将令人刺痛地永远扎在他们和我的肌体里了。
    车渐行渐远,忽然露露摘下了纱巾,挥着,挥着。。。红纱巾在春日的阳光下,是一面旗帜在飘。。。
    司机问我:到哪里去?是啊,我到哪里去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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