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尔斯北大访谈录

“再多花5年时间我也不在乎，因为这是我想做的”

问：是否从前人证明费马大定理的努力中得到任何线索？

怀尔斯：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这样认为过，但这之后我再没有，数学家们花了350多年时间想用基础的数学方法解决这个难题，但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所以我必须用现代的方法。

问：为什么您会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来解决？

怀尔斯：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我很小的时候就想过解决这个问题，但数学家们用19世纪的方法进行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当我最后暂时抛下这个命题后，我很不情愿再回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太容易就耗尽一生而一无所成，直到我看到了突破，就再也忍不住回头来解决它了。

问：您在解决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怀尔斯：最困难的问题是要盘算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解决它。我们通常相信绝大多数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这个问题是否属于那绝大多数呢？有关费马大定理的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解决它需要多少时间，所以你必须要足够确信这个问题可以在有生之年解决，可以被现存的方式解决，你不会想去解决一个在下一百年也无人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念，在我有生之年被解决的信念。必须要有这种态度，否则你无法投身其中。在真实生活中，我也抱着相似的态度。

问：您是否认为数学是一门神秘的学科？

怀尔斯：和绝大多数数学家一样，我不是哲学家（听众迸发出笑声）。我们做数学因为我们爱做数学，我们几乎不考虑为什么。很多哲学家会问这样的问题：数学是自在的并由数学家发现的，还是数学原本不存在而是由数学家发明的？我所知的每一个数学家都相信数学是自在的，我们只是发现者，但哲学家们可能穷尽一生追问我们是发现了还是发明了数学。

问：您是否认为一些基本数学理论如数论、拓扑学等的训练对各种专业的学生都是有意义的？

怀尔斯：我认为数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训练，它是对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训练，同时，它培养直觉，要求一定的心理素质。因此，我尤其认为每一个政客都应该学习数学。

问：在发展证明手段方面，您对大学生们有什么建议吗？

怀尔斯：老实讲，我的证明手段很老式，纸和笔，我的同事们能熟练地借助计算机来做演算，但对我来说计算机还是个有点神秘的东西。

问：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一个爱好数学的人？

怀尔斯：尽可能多地听各种各样的课，最后锁定你喜欢的研究范围，因为你不可能在并不喜欢的领域里耗上八年时间。

问：您选择独立完成这个证明。为何没有让你的学生和你一起做？是因为没有学生吗？

怀尔斯：我每年至少有三四名学生，但他们有他们的研究方向。数学家只是干自己喜欢的事。

问：您认为单独干比合作更好吗？

怀尔斯：我也有过一些合作，但证明费马大定理时我选择单独干。因为我决定把一生都投入进去，而我的合作者也许在两年后看不到成果就离开了，或者他会同时做多个项目，不管怎样我感觉单独干比较好控制……现代数学更需要合作。

问：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研究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我没有计算过，但一醒来我就想到费马，这也通常是我上床以前想过的最后一个问题。

问：您申请了经费吗？

怀尔斯：我悄悄地做研究，所以经费都是在外出讲学时申请的旅行补贴。

问：您在证明的最初7年间没有研究结果，普林斯顿没有给你施加过压力吗？在中国每个教授都能感到发文章的压力。

怀尔斯：美国的大学教授也会有一定发文章的压力。我在那期间的确没有成果，但之前我有很多文章，于是我攒着没发，而在那7年间陆续发出来，在这点上我有些小技巧。

问：您想过放弃吗？

怀尔斯：放弃吗？没有，我总感觉到我在不断接近，再多花5年时间我也不在乎，因为这是我想做的。

问：您怎样评价费马大定理和它的证明的意义？

怀尔斯：这个难题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解决它而产生的数学方法。这些方法对日常生活当然没有直接的意义。”

（他在数年前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新星”〈NOVA〉节目采访时也曾说道，“一个数学问题的好坏几乎全取决于它产生的数学的好坏，而不在于其本身的好坏”。代数数论本来是作为费马大定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才粉墨登场，而现在其自身却发展成了一个目的——它的创立被认为是19世纪代数学上最大的成就。难怪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称费马大定理是一只会产金蛋的鹅。而对于这只鹅本身的价值，怀尔斯的英国同胞和剑桥老学长、当代著名数学家约翰·康威曾评价说，“并非所有的数学难题都毫无用处，但费马大定理是真的一无是处，它不会有任何实际价值”。）

问：您怎样看待数学的未来？或者说数学的哪个领域将会成为热点？

怀尔斯：数学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现存的问题到下个世纪也解决不完，这对数学工作者是个利好消息，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数学各个分支的思想，如几何、分析、表示论和拓扑学等等，因为它们是互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