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 白益民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几乎完全是一个接受西学的过程，基本上没有中学的内容，中国的整个意识形态都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

 

　 　一个民族的发展模式、意识形态，肯定是为自己民族服务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接受的这样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其实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也可以说只对西方有 利。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启蒙的工作。比如最近有本书——《中国不高兴》就强烈批评了中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之后所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

 

　 　假如我们今后仍然处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那么哪怕迎来了中国的战略拐点，我们仍然把握不了这样的拐点。所以，当下的工作就是把“五四”以来所建构的 西方意识形态框架解构掉，把“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解构掉，重新树立起自己的“中国模式”。然后就是弘扬“中国模式”，高度强调中国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 的国家战略，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拿到国际舞台的话语权。

 

　　乔良：美国喜欢给全世界“下套”

 

　　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她的这句话可能很绝对，可能让中国的思想家们非常不舒服。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没有产生引领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还震动不了西方人。

 

　　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的模式，包括军队也是这样。

 

　 　美军现在典型的模式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美军把“网络中心战”的思想全面地摊开给全世界看，让全世界看清楚美国的作战模式。接下来全世界都开始 按照美军的模式来打造各自的军队，投入了庞大的军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美国军队却更知道什么地方该花钱和不该花钱，在美国的军队中，现在还保留着 286、386的电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美国人把全世界都诱惑上了“网络中心战”的道路，自己却将钱花到了别的地方，比如说研发电磁脉冲武器这类 电子设备的克星。美国人涮了全世界一把。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只发射了一枚电磁脉冲炸弹，就把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摧毁 了。后来很多记者知道这种炸弹的效果非常好，就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么好的炸弹为什么不多使用一点，否则战争不早结束了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那不 行，我们要把它留给更强大的敌人。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从军事领域引申到经济领域，我认为有同样的道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时候，要求这些国家按照美国人制定的金融规则来改造它的金融系统。最近二十年，中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在学习美国的“华尔街模 式”。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人并不遵守这些规则，于是爆发了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一定会拿出新的模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吸取教训，学聪明一点，打提前量。在美国人拿出新的模式之后，尽快解开其中奥秘，别再落入别人的“圈套”。

 

　　宋鸿兵：中国智库急需升级

 

　　中国在未来三五十年内，一定会登上全球性领导的台阶。但现在中国的智库很缺少领军式的视角和观点。中国如何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如何利用危机创造机遇？如何判断未来全球新形势？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特别缺少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甚至成为全球领导的智库。

 

　　从各个方面接收到的信息看，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企业家和老百姓都很关心，在未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无论从市场空间来看，还是从舆论引导来看，民间智库都大有可为。

 

　　环球财经研究院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要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且要用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引导社会，并取得国际话语权，这是大的思路。

 

　　白益民：学日本、防日本

 

　　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日本并没有受太大影响。虽然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降很大，但日本的产业并没有出现多么大的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丰田汽车不是亏损了几十亿美元吗？要注意，丰田汽车已经连续四年取得百亿美元的利润。几十亿美元的亏损并不能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

 

　 　还有就是日本企业惯用利润转移，丰田的亏损很可能是将利润转移到了它的关联企业。其实丰田有十几家关联企业，而且其中四五家都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日 本的这一套经济体系，是财团的模式，是金融和商业、制造业的结合体。这样的企业背后，是一种日本特点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思路。

 

　　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汽车产业垮台了，日本很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因为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没有日本强。

 

　　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日本正在进行第三次产业转移。第一次转移到东南亚，第二次是转移给中国大陆，现在是正在向印度转移。未来印度可能在日本的扶持下跟中国竞争，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缓慢。

 

　　张明：争取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主动权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明显地构筑国际金融新战略，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很被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份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从这方面下手，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指责。一篇是关于金融市场监管，其中指出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 原因，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中有很大的顺周期性，主要问题出在美国。第二篇谈到中国的储蓄率，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储蓄率高，不是人民币的低估造成的，这是在 回应“东亚储蓄过剩导致次贷危机”的说法。第三篇文章更明显——要创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从而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建议超主权的储备货币 可以从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206,-1.16,-0.56%)”，最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 森林体系而创设，后称为“特别提款权”)开始。

 

　　很多历史学家指出，中国是在被殖民后，比较典型的全盘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无论什么事觉得中国就是不行，那谁行呢？当然西方行。具有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中国人不是少数。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曾被中国金融界顶礼膜拜的“华尔街发展模式”破灭。中国人惊醒，目前由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经济规则，甚至军事规则、意识形态，对中 国有很不利。在经济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就可看成是中国准备摆脱这种根深蒂固游戏规则的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