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2)

     文稿两发的经验

66年12月中旬写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后来出书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觉大有改进（其实我每一稿都写五、六次）。阿师读后只简单地说：“将来替你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懂得写明朗的文章”。我高兴万分，因为出自阿师之口是很高的评价。他一向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读，而又屡次强调思想要清晰，不容许任何拖泥带水的表达。任何人都懂得说文章要清楚，但办得到的却不多见。我从阿师学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后简单直写。

我见当时的第一章有独立性，又得阿、赫二师认可，就急不及待地寄到两个地方，希望发表。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说明只是论文开头的一部分，其余的还未动笔。该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很快就回信，说只要余下的有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我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惟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心。可不是吗？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多大师拔刀相助

也是在66年12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多马（E．Domar，1914—1998）寄来的邀请信，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矾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多马的大名如雷贯耳，但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多马大声说：“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堤。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多马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 D．G．Johnson；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Johnson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1967年3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Harberg6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8000当时极为可观（长堤“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5000）。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但在那一章，我对Johnson的批评下笔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33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博士无前后之分

60年代的博士后奖金与70年代之后的很不一样。60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奖金难。芝大的那项奖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罗（K．Arrow 1921—）、芒德尔（R．Mundell 1932—）等人，是比较特别的了。问题是，我的论文当时只写了一小半，而该奖说明是“博士后”，怎么办？

我硬着头皮挂个电话到芝大给Harberger，说论文离交卷之期尚远，可否改迟一年。他回应道：“芝大所有教职员都是先生或女士，从来没有谁管你什么名衔的”。既然“博士”无足轻重，我就没有理由延期。然而，论文没有完工总是不妥，于是立刻赶工，六个星期后就写好了。

这段“赶工”包括论文最困难而自己又认为是最满意的一部分——出书时的第8章。这章的内容是前文提及过的、66年暑期我和一位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的收获，其中验证理论的含义我早就想清楚了的。搁置了近半年，其间天天想，动起笔来很痛快。

验证理论的困难

该验证的困难是这样的。在台湾土地改革下，地主的分成被规限为37．5％。依照我的佃农理论，佃农劳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而土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这样一来，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自耕劳力的边际产值，而佃农土地的边际产值则会高于自耕土地的边际产值——这二者违反了边际产值相等的市场规律。问题是，边际产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实验中出现，在真实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数据，是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

困难的重点明显不过。我要以土地平均产量的转变来证实边际产量的转变，而又要把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分开。我手头上的详尽资料，是多种农作物的土地平均产量及其转变。要将这些看得到的平均转变来证实看不到的几种边际转变，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这章写好后立刻寄给阿、赫二师，过几天就到加大去问意见。首先见赫师，他当然知道我的来意，说，“不要问我，刚才阿尔奇安到我这里来，把你验证的那一章捧到天上去。你去见他吧。”我兴高采烈地去找阿师，他竟然说：“我怎知道你文内的数据资料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赶回长堤，过一天的清早又到加大找阿师，把搜获的资料原版给他看。他竟然又说：“你怎知道这些资料不是台湾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我逼着再与台湾的有关机构联络。

当我把细说收集资料的方法的台湾回信给阿师看时，他站起来，望出窗外，说：“我们早知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严格一点。现在你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毫无疑问，验证理论的第8章最有分量。当我在1968年给H．约翰逊（H．Johnson 1923—1977）看时，他读到开头说文内要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转变，就下评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到章末，他再下评语：“这章真伟大！”

然而，《佃农理论》发表历 30年，虽然被引用不下500次，但除了朋友外，从来没有人提到那第8章。这可能因为一般的学者对验证的方法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性的现象，如台湾或中国的农业，视若等闲，事不关己，已不劳心。当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什么地区都同样重要。

统计学两得一失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时以统计学发展出来的数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开始大行其道。我当时是门外汉，但有一位精于该道的同学（J．Pippenger）阅读了我那验证的一章后，说他有点怀疑统计学是否那样重要。后来在芝大H．Johnson读该章后也是那样说。9年之后，我因为作石油研究而在数量分析与统计学那方面学到不少，或起码知道这些学问的大概。在这里不妨跟后学的人说说有关的问题。

统计学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但也有一个弱点。重要用途之一，是好些时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数字上的规律或结论，统计学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有些人的肉眼很厉害：他人看不出的规律，这些人可以一目了然。对那些肉眼平平的人来说，统计学的用场就倍为重要了。

第二个统计学的重要用途，是这门学问可以把很复杂的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当然，在今天，数之不尽的统计低手，舞数弄计，但求表演技巧，把简单不过的验证搞得一塌糊涂的。

统计学的主要弱点，是陷陕太多，其结论不大可靠！事实上，一般而言，统计的技巧用得越复杂、越湛深，其可靠性就越低。高手统计，永远是简单得出奇。

道理是颇为明显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要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义，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义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 A．Marshall 1842—1924）所说，是鲁莽而又无耻的。

理论的验证含义是要预先想出来的。有统计技巧的协助，锦上添花。

大乡里出城去也

我是1967年9月到芝加哥大学去的。当时芝大经济系实力之强，史无先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因为当年的同事，先后有八个获诺贝尔奖！）。从长堤到芝大去，我很有“大乡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个暑期，我什么也不干，半页书也不翻。芝大只给我一年合约，我得好好地利用、学习。我因此多事休息，养精蓄锐。可不是吗？一个在茶寮学艺的人，被邀请到少林寺去深造，若与那里的伙头陀动起手来，怎么办？想不到，后来在芝大与那里的方丈大师多次较量，竟然可以打个平手。

我求学时的洛杉矾加大经济系，算是籍籍无名的了。但有两方面很特别。第一，依照赫舒拉发今天的回顾，他平生没有见过我在加大时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赫氏曾经在哈佛与芝大任教职，这评语应该有分量。因为有七、八个同学都是上上之选，大家日夕研讨好几年，功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到了芝大跟那里的“明星”学生研讨时，我发觉他们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学。

其二是在加大时有三位老师，在我离开加大之后好几年变得举世知名。阿尔奇安是一个，赫舒拉发是一个，布伦纳（K．Brunner 1916—1988）也是一个。纯从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价格理论那方面看，在20世纪是不容易找到比阿、赫二人合并更好的教导的。

上述的三位老师当年虽然名气不大，但对芝大的高手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我到芝大后，他们知道我是阿、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佃农”前辈的指导

在芝大我住在“国际宿舍”，很简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样？安居后到芝大出版社找那里的经济学编辑，说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要立刻发表。我跟着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的前辈，问他应否让论文立刻出书，还是多花些时间修改。他说要细想一下才能给我回应。

过了一天，D．G．Johnson找我，说：“我想过了。一般来说，写过了的题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发表，就应该发表而转到其他题材上去。但你的论文可能是经典之作。相信我吧，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有这机会。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才发表。”我答应了。

其实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没有把论文“改进”，而是加长了大约四分之一。芝大虽小，其图书馆的齐备是我平生仅见，应有尽有，而偶然找不到的书，他们总有办法在数天之内从其他图书馆借过来。有新的资料，补充论文就容易了。
从芝大的主体图书馆中我翻阅“旧案”，追查了经济学者二百年来在佃农理论那方面的思维。这工作构成了后来书中第3章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大部分。

巴克教授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芝大亚洲图书馆给我的启发。也许是时来运到，那里的中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农业的，很齐备，而其中是有一个故事的。

大约1925年，美国Cornell大学的一位农业教授——巴克（J．L．Buck）——带他的太太到中国去，在南京大学逗留了大约10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语发表了几本经典之作，使Cornell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举世知名（巴克教授名气虽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写中国故事而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太太——pearl Buck，即赛珍珠）。

巴克教授以英语发表的几本中国农业名著，在加大写论文时我当然熟读。然而，当年在南京大学，他是拿着美国资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个南京大学农业系的员工及学生都参与该项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吧：以巴克教授为首的农业调查，其包括之广，其探讨之深，史无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巴克教授的多个手下研究员也写书，是用中文发表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内，这些论著我有机会拜读，获益良多。

拿着版本论选择

在加大的论文中，我探讨了为什么选用佃农合约这个问题。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学的陈旧中文档案中，竟然有各种不同的农地租用合约的版本！有几个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对着这些合约发呆。后来把心一横，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这个名目。这就是后来书中的第4章了。

这第4章是可以独立的。1968年秋天，我请女秘书把这章派给芝大的同事。两天后史德拉（ G．J．Stigler 1911—1991）给我电话，要我到他那以“残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讨我这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学院的课室“研讨”的，听众坐位高升，讲者坐于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场面，就不由得心寒起来。到场的名家甚众。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史德拉就大兴问罪之师。替我辩护的有阿尔奇安（他当时造访芝大），有H．Demsetz，也有其他的。两个小时他们吵个不休。我除了开场几句什么也没有说。科斯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许。

今天好些人说我很有争议性，冤哉枉也。66年的11页论文大纲，在加大到会者吵了5个小时；这次在芝大的史德拉“工作室”，他们又吵了两个小时。我自己连话也没有机会说，“争议”怎会扯到我这边来？

过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职员餐厅内，迪雷克托（A．Director 1902—）从远处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读到最重要的。”跟着转身而去。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约的选择”这问题，是因为作学生时听到他的关于连销（Tie-in Sales）的口述传统，心焉向往，得到启发。

不久前在哈佛谢世的Z．Griliches当时也在芝大，读了“合约的选择”一文，说：“你这文章将来可能把经济学改变了些什么。”十多年前他来港一行，旧事重提，说：“68年我说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会改变些什么，说对了，因为今天的代办理论（ Agency Theory）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可惜大多数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