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信息资本主义——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2000》中译本序

  引言:当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超过5000点的高峰向下回调向1500点的超低谷时,当所有的风险投资人"谈网色变"的时候,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评价一直在进行的过程之中。由于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华尔街的投资分析师们过度地透支了人们对未来五年数字经济的想象力,与在最高点上一样,今天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向最低点的下探,同样妨碍着人们评价数字经济的客观性。当大部分人随着纳斯达克的下跌而对数字经济持过度的负的评价意见时,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美国商务部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判断和长期评价,也许是有所助益的。
  美国商务部自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公布了三个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1998年《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新兴的数字经济》,2000年《数字经济2000》中国友谊出版社中译本),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表现进行说明,就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及劳动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正在浮现中的电子商务进行专门的描述。三个年度研究报告都充分肯定了信息技术变革对美国经济的巨大驱动。
  在2000年的研究报告中,商务部将过去使用的单词"Emerging"(浮现中的、新兴的)从研究报告的标题中永远删除了。正如该报告的导言中宣称的那样,"第三次报告之所以选用新的名字,是因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已经不再是浮现中的了。它们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现在正在跨越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些都是建立在数字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新的时期,产生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联络方式、新产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社团模式。"
  上述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美国商务部对数字经济作出的总体评价和主要结论,它集中表达了美国商务部对于颇具争议的数字经济的基本态度。这个结论得出不易,美国商务部的分析员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统计调查、分析、研究和论证,"旨在理解、衡量、解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这场重要变革"(罗伯特.夏比罗,1999年6月《新兴的数字经济》前言)。他们甚至不得不创造一些新的统计分析方法,对这个新兴领域的各种现象、新的术语、不同性质的数据进行了定义和分析。   
  比较美国商务部1998年以来连续发表的三个年度报告以及相关的附件,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对这场空前的数字革命的基本评价: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最明显的外在标志,也是它的根本起因之一,是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它包括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电子通信,以及互联网。在过去的15年中,信息技术创新、资本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下降,对这个行业的投资不断增加,是美国多年来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近五年来,互联网在美国进入了爆炸增长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电子商务的惊人增长,正在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收购兼并方式和客户服务方式,以及企业与供应商关系的管理,并正在使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交流方式、购物和娱乐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信息革命正在使人类社会产生"数字分化"和"数字鸿沟"。像200年前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一样,今天美国正在成为21世纪信息革命的领头羊,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繁荣的新时代。而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穷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有可能处在这场数字变革之外。
  --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体制结构同新技术一样,都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经济的核心,同从前一样,根植于人类的本质,而不是任何新的技术进步,"我们衡量资产的方法,以及资产的变化影响我们经济的方法,都和控制我们祖先行为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格林斯潘语)",但是,格林斯潘和其他经济学家都同意有一些游戏的基本规则正在变化,从我们组织生产的方式,到我们贸易的方式,以及公司向消费者灌输价值观念的方式,等等。
  --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的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种前景广阔的经济模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生产率的实质性增长,以及与信息技术变革相关的增长,将长久地持续下去。
  这些基本结论,一方面,描述了美国数字经济的现状与水平,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总体评价。美国政府面临新兴的信息革命重大挑战的时候,积极与有关调查研究机构和企业展开合作,发布数字经济年度研究报告,目的在于及时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为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引导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商务部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必须首先深入地了解近15年来技术变革的历史、形成、规模及发展状况。由于技术的迅速变化和复杂程度,还由于涉及领域极其广泛,造成了人们对于信息革命理解的障碍。变化如此之快和信息量如此之大,使得人们难以进行追赶。数字经济的理论模型无法在它发展的早期建立起来,于是,案例研究和抽样调查就成为研究数字经济的主要工具。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非赢利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大量有关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研究机构产生出来。甚至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如果不表明他们对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国家战略,就会丢失大量的选票。总之,为了判断和衡量这些变化,思想观念的革新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极为重要的。至少人们不能再以既有的分类方法和"成见"来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思维和新的指标体系必须及时确立。
  一、关于过去15年中信息技术的两次重大变革
  近15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出现了两次急速增长。这两次增长都同时伴随着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并产生新的全球性的支柱性公司。这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推动产业结构由纵向垂直结构,向横向水平结构融合、渗透,带动了两次重大的投资扩展。
  第一次大的投资增长,从1985年的4.9%增长到1990年的6.3%,此时个人电脑渗透进家庭和办公室。计算机产业由垂直工业演变为横向工业,个人电脑(PC)广泛应用,改写了商业运行方式,支持道琼斯指数突破一千点大关,产生了象英特尔、微软等美国经济支柱的新公司,以及IBM、APPLE、HP、DEC、COMPAQ等一批计算机产业公司。
  第二次大的投资增长,从1993年的6.4%上升到1998年的8.2%,始于1993年由互联网驱动的通信活动的爆发。计算机与通信结合产生的互联网,对通信垂直工业产生巨大冲击,改写人们交流、创造以及从事商业贸易的方式,支持道琼斯指数突破一万点大关,不断产生象美国在线(AOL)、思科(Cisco)等新的经济支柱,以及Yahoo、Netscape、@home、Lycos、Amason、ebay等大量新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创造了仅有15年历史的新技术公司AOL(1640亿市值),兼并百年王牌媒体巨头时代华纳(840亿市值)的奇迹。据统计,自网景公司上市以来,美国已经有300多个网络股上市,估计2000年总数将增加到400家,这些已经上市和准备上市的新公司,从全球资本市场聚集、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和财富,以超常规的方式迅速崛起,驱动信息技术产业在总的名义GDP份额中的增长接近15%,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现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正在进行,并有可能驱动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三次大的投资增长。业界专家普遍认为,与窄带互联网不同,由宽带支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服务,将带动美国企业的带宽消费,从而继续促进美国经济的技术同化过程,也必将大量产生新的经济支柱企业。由于宽带服务本身所具有的网络化、数字化特点,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必将以个人电脑革命、互联网革命为基础,并以更加强烈的全球化形式展开。
  美国信息技术、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对传统行业进一步的渗透、重组与融合的状况表明,一个跨国界的、巨大的、服务型经济的新市场正在形成,业界估计这个新的市场的规模将是个人电脑和窄带互联网两个市场规模的数千倍。同时,美国更多的人口进一步依靠在这个全球性的宽带网络上生活和消费,在未来数年内,必将导致一个与物理社会(实物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社会(虚拟经济)最终出现。
  二、关于数字经济增长的三大法则
  驱动美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生产与服务成本的下降和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信息技术对数字经济的驱动,可以从"摩尔法则"、"梅特卡夫法则"和"雅虎法则"等三个法则得到一个简单的解释。  
  --摩尔法则和新摩尔法则。1946年科学家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之后不久,人们便将多个晶体管集成制造在一个半导体硅片上,这就是芯片。60年代以后,芯片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与此同时,芯片的价格却6次级数(106)在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摩尔法则。芯片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价格减一半的局面已经持续30多年,贝尔实验室和美国商务部均作出估计:这种状况还将持续20年。与此相对应,由于光通信的变革,人们比照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的摩尔法则,在互联网通信领域发现了新摩尔法则:互联网骨干网的带宽每6至9个月翻一番。这表明在摩尔法则的基础上,通信领域的变革正在以计算机领域两至三倍的速度在进行。摩尔法则和新摩尔法则揭示了半导体和光通信作为信息技术产业内部的两个发动机,以指数形式推动信息产业实现的持续变革。 
  --梅特卡夫法则。计算机网络的价值与其节点数目成二次方程式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梅特卡夫法规。换句话说就是,计算机相互联网的数目越多,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就越大。经济学家将信息技术的这种现象称为 "网络效应":互联网同电话网一样,建立一个网络需要非常高的前期固定成本(如购买设备、铺设线路或者开发新的软件等),但是,加入一个新的用户到现有网络的成本却非常低。相反,当网络参与者非常少的时候,网络对于参与者的价值很低,但是当网络参与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其价值就不断增加。如,一部电话的网络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另外一部电话的加入却增加了网络的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电话的加入,可能的联络数量就会不断增加。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上的生产率收益就会以比简单算术方式更快的速度增加。梅特卡夫法则揭示了互联网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呈算术级数(多项式)增长或二次方程式增长的规则。
  --雅虎法则。摩尔法则和新摩尔法则为实践所证明,梅特卡夫法则有精确的理论证明。继摩尔法则、梅特卡夫法则之后,数字经济中冒出了"雅虎法则"。"雅虎法则"是指:"只要雅虎继续控制着挑战所有历史先例和逻辑的市场价值/收入比,互联网将继续是投放金钱的巨大场所。"雅虎法则揭示了企业的资本价值与业务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的驱动和创新。雅虎模式引导着创业资本投向数字经济,当资本市场大规模进入信息技术产业的时候,也正是数字经济爆炸增长的时候。  
  从数字经济增长的三大法则可以看出,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通信技术的不断变革,是数字经济的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技术与市场的互动中,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长,特别是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的驱动和创新,也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信息技术应用于各行各业的过程中,商业模型的创新同样加速了数字经济的成长。
  总之,数字经济形成了自己的增长逻辑。芯片能力、光传输能力的巨大增长和成本下降,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提供了技术基础,导致了网络及软件方面的各种革新;紧接着,互联网的爆炸增长推动了商业主体的组织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导致向商业主体和个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各种革新。信息技术就是不断地在技术变革与商业模式转变、组织管理变革的互动中迅速发展的。为什么打破垄断、实现充分竞争能够使消费者最终得到好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快速的技术变革和应用扩散,使得产品和服务成本迅速下降,这个下降的成本远远低于在竞争中消耗的成本。
  三、关于互联网的历史及其爆炸性增长
  继8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向家庭和办公室渗透之后,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爆炸性普及开来,它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技术和生产工具所不能比拟的。在美国数字经济领先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不仅是互联网的发源地,而且事实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中心。了解这段历史及其原因,对于理解数字经济是很有好处的。
  第一,互联网的历史和发源地 
  6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委托斯坦福大学开展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如何确保即使在受到意外核打击后,美国也仍能有效地使用军事指挥系统。根据这个要求,被设计的网络应当是分散的、无中心的,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指挥控制中心,都具有产生、接收和传送信息的能力。网上的信息在一个节点被分解为"包"并进行编号,传送到另一个节点后,再进行组装、还原。结果,信息被分解为包以后,每一个信息包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进行传输,这样即使某些节点或通信线路被摧毁,信息包仍可以通过其他路径传输,并传送到目的地。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设计思路竟然创造了互联网。 
  根据这个设计思想,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了阿帕网,当时它仅连接了四台计算机。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并租用了MCI公司的通信线路,将全美五个超级计算机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了NSFnet。经进一步升级和提速后,NSFnet对公众进行开放,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主干网。当1983年TCP/IP成为阿帕网的通信协议标准时,互联网终于得到诞生。实际上,互联网在逻辑上可以定义为通过一个全球唯一的地址、基于TCP/IP协议连接在一起的全球信息系统。它包括成千上万个互相连接的计算机系统。
  当前,互联网正处于自身增长和大规模市场普及周期的起点。90年代初的两大发展推动了它们的增长,即:万维网(WWW或简称Web)的出现,和随后如网景(Netscape)公司的导航器(Navigator)或微软(Microsoft)公司的互联网探索者(Internet Explorer)等基于图形的网络浏览器的发明。今天,互联网已经把电话、传真、计算机、无线电和电视等所有业务汇集起来。   
  第二,商业化造成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  
  互联网早期用于科研与教育领域的通信,随着大量的企业加入到互联网上来,使得互联网的信息内容、应用系统大大扩展。进入90年代,互联网用户随之出现了爆炸性增长。
  据统计,1996年全世界上网的人口尚不足4000万,到1997年底,超过了1亿,一年多的时间中翻了一倍,1998年底互联网用户达到了1.71亿。1999年底互联网用户达到了2.59亿,其中美国达到1.1亿,占全球上网总数43%,日本超过2000万,欧洲主要国家4600万。2000年底,这个数字估计达到3.4亿,比1999年提高近80%,美国和加拿大的网民超过全球在线人数的一半。估计2005年全球上网人口将达到7.65亿。另外一项测度互联网增长的指标是域名,表明在线机构的数目和规模。1996年底大约有62.7万个互联网域名被登记注册,到1997年底,被注册的域名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50万,1998年底又达到了300万。1999年底,全球的域名注册已经接近600万。
  第三,互联网的先发优势使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互联网高度集中于美国,美国主导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业务的中心。互联网最初在美国问世,到它开始被国外用户大量使用时,美国国内市场已相当巨大了,一个骨干基础设施也已建立起来,并且已从世界其它地方吸引进来大量资金。其后,规模报酬递增的力量使美国互联网具有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下面几项指标反映了美国主导互联网的地位:   
  一是,业务的流量。全部国际电话业务中只有30%经由美国(甚至包括回叫和接力传送),但是全部互联网的业务流量中却有90%在美国发起、终接或通过。原因在于主要的互联网干线供应商在美国,而同时北美以外的少量区域性互联网干线的规模有限。  
  二是,互联网内容上的主导性。目前,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络站点中,有94个设在美国境内。互联网的全部网页中有81%是英语的,来自美国的在其中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   
  三是,主机和用户都集中于美国。1999年初,美国仍拥有全部互联网用户的近60%,而美国电话用户仅占全世界的20%。未来互联网主机的发展趋势,美国占全世界总量的比例将趋于降低,但是,仍居于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非OECD国家仍将在互联网主机上仅占有一个很小的份额。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地位不会有任何重大改变。 
  四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全球互联网管理中所有的重大决定仍将由美国作出。对于互联网的代码与域名政策,虽然美国有放松控制的某些迹象,如,将IP地址的指派、协议参数的决定、域名体系的管理和基本服务器系统管理的职能,转给了一个非赢利组织,但是,美国代表在互联网域名代码协作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中的主导地位,如同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代表一样,仍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正在发生的中文域名之争,基本上源于互联网全球管理资源不公平占有。' 
  总之,美国经济创造的连续几年保持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历史记录,确实得益于它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它很好地抓住了80年代中期的个人电脑革命、90年代中期互联网革命的机会。在国家支持创新的法律与制度、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商业的不断创新,它将全球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资源聚集在周围。就象它的工业经济增长依靠每年消费全球近2/3的石油资源一样,今天美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全球互联网90%的信息流量的占有。
  四、关于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商务部在1998年4月公布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就将支持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产业看作信息技术产业。之所以这样定义信息技术产业,是由于90年代信息技术设备、通信设备、软件与服务的广泛应用,将美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融合成为同一个市场。这一市场由互联网占主导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支持。  
  为了在一开始就界定清楚信息技术产业的范围和边界,商务部在1999年版的报告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将美国信息技术研究所、美国电子协会、北美产业分类系统对信息技术产业作出的定义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最后确定了商务部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定义。不难看出,报告使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定义,比前三个机构定义的范围要宽一些,它包括:信息技术制造业、软件与服务业、通信服务业、计算机设备和软件的批发贸易、计算机设备与软件的零售等。研究报告对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员的定义,包括:所有信息技术产业的就业人员、所有非信息技术产业与信息技术相关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为了度量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产出和增长、通货膨胀、商业投资,以及就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报告采用增加值测度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出。即,增加值是一个产业的所有新增收入之和,包括工资、福利、商务税和利润。所有产业的增加值合起来就是国内总收入(GDI)。采用这种收入法可以得出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关于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正如2000年版年度报告第三章中指出的那样:"数字经济的巨大活力来自信息技术产业、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公司提供经济生活中支持信息技术商业运作的产品和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正是由于这些产业的重要因素,才出现了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及无数的技术革新。  
  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持续的增长提高了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从1994年的6.3%提高到2000年的8.3%。 
  第二,信息技术产品价格的下降,降低了美国总体通货膨胀水平。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间接和直接地导致美国经济总通货膨胀率的降低。自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有所加剧,导致美国总体通货膨胀水平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第三,1995年至1999年在实际的GDP增长中,信息技术产业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占10%。在1995年至1999年间,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信息技术产业占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30%。
  第四,商业和投资活动中使用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不断增长。在1995年至1999年间,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的实际商业投资翻了一番多,从2430亿美元增加到5100亿美元。在90年代,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不断增加,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有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平均每年增加9至10个百分点,而80年代,这个数字为5至6个百分点。
  第五,为了实现技术创新,总的研究开发费用不断增加。1994年至1999年间,美国总的研究开发投资平均每年增加6%(扣除通货膨胀后),但是,1989年至1994年间,这个数字只有大约0.3% 。
  第六,信息技术对总生产力的增长发挥了巨大的贡献。为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而进行必要的组织结构调整的公司,比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关于信息技术对生产力是否有影响这个问题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一些过去持"计算机对美国生产力的影响只是在非常有利的经济环境下的短期效应"观点的经济学家开始改变他们的看法。这个改变只是由于两个十分简单的原因:美国商务部扩大了信息技术的定义范围,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将软件支出从流动成本划为投资。
  总之,数字革命的许多因素在90年代中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从90年代中期起,这些综合影响和潜力开始实质性地浮现出来,并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  
  五、关于信息技术对就业及劳务市场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扩散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商业经营的模式,迫使人们采取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提高经营效率。竞争的加剧、国际市场的进入以及组织形式的改变,影响了就业需求、工资水平和对技能的要求,并进而影响到劳务市场。三个年度报告都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信息技术产业中就业需求、工资水平及对技能要求的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伴随着工资水平及对技能要求的提高,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就业需求在增长。到2006年,提供信息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行业,以及使用信息技术设备和劳务的主要行业,将雇佣约半数(49%)的私人劳动力,而1989年这个数字为44%。
  --互联网应用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核心"信息技术工人(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程序设计师和系统分析师)的需求增加,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信息技术职业,改变了对一些非信息技术职业的技能需求,提高了许多低技术水平工作的最低技能要求。
  --由于技能要求的提高,相应地提高了信息技术工人的工资。信息技术工人和所有其他工人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劳务市场对此作出反应,大批的培训设施涌现出来,将工人从较低技能水平培训到可以从事中等技能水平的工作。 
  --信息技术行业和工作中就业与失业之间的"逆反"效应:在计算机和电信技术革新迅速创造某些行业就业的同时,也减少了其他行业中的就业。
  --1998年,从业于信息技术及其他行业网络岗位的信息技术劳务动总量约为740万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1%。多年来,信息技术就业人数的增长一直高出总就业率,9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从1994年至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就业量增加了约28%,同期网络岗位就业量也增长了22%。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期全美非农业劳动力就业量仅增长了11%。
  信息技术的工人不仅创造着计算机和通信产业,同时也创造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信息。为了满足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美国政府和商业界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信息技术从业人数。如,联邦政府推行H1-B签证计划,积极吸纳外国技术人员进入美国,1998年美国国会将签证人数从6.5万人提高到11.5万人,1999年又将此数提高到20万人。据统计,其中60%进入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另外,由政府资助的培训和由企业提供对员工的培训,都在广泛的实施之中。 
  六、关于新经济及其主要特征  
  美国商务部1999年版的研究报告中,同时发表了美国发展政策学会的《新经济指数》,作为商务部对新经济讨论的一种回应。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商务部将精力集中在数字经济的统计、分析和论证上,另一方面,也由于新经济与数字经济都处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上,内容上有很多的重叠和交叉,难以作出严格的区分。  
  《新经济指数》给出了新经济的定义及其结构框架,提出了新经济的13个指标,论述了新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若干方面,展示了新经济未来的增长点。   
  美国发展政策学会对新经济的定义,指的是过去的15年中,对经济的结构、运作方式和规则所产生的一系列从量到质的转变。新经济是基于知识和观念的经济,它将创新观念和技术融入提供的服务和制造的产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和高标准的生活质量。风险、不确定性和经常的变化是新经济的规则而非偶然之事。
  《新经济指数》描述了新经济的十个主要特征:  
  第一,新经济构筑于产品和服务的灵活生产。这与传统经济建立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形式不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办公室工作和提供服务,引起行业和职业的变化。在新经济社会里,竞争优势越来越产生于用户化、设计质量,以及客户服务,增殖的更大部分来自于办公室工作。  
  第二,贸易的大规模增长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而竞争使得创新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加速了行业和职业的重组,导致一些行业和工作的消失,以及另一些行业的崛起。国际贸易日益成为新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经济正处于一次长期转变的边缘,由局限在封闭的国内经济的本土工业,转变为由全球所有竞争对手都参与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系统。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市场、技术和人才对商业投资的需求日益紧迫,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走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前面。
  第四,知识经济包括知识的生产者和知识的使用者。第一种类型包括的产业如软件、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硬件产业,从业者主要产出的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将会转变为新产品和服务。第二种类型包括对信息进行管理、加工和发布的产业,它已经成为经济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第五,新经济由新生的、快速增长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所组成。企业家愿冒风险组建全新、快速增长公司的能力与意愿,以及公司机构和法律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触发了经济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新建的、快速发展的公司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对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反映。
  第六,知识的日益重要性意味着无形资本(如教育和研究开发)的股票净值比有形资本(如建筑物、交通和机器设备)增长得更为迅速。公司价值的大小日益取决于无形资产(研发能力、品牌、员工才能和知识)的大小,这是传统会计无法说明的。无形资产在新经济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有形资产,而且有形资产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无形资产的投入。   
  第七,全球市场的形成、公司数量的日益增加、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资本市场的变化等,都是导致激烈竞争的因素。竞争的压力是大部分公司重组的基本动因。新经济中,商业竞争更加激烈。1965年,IBM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约为2500个,而到1992年,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达到5万个。
  第八,新经济的协作是在竞争中的协作。创新与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商业网络。动态网络、个人合伙、合资企业是新经济的主要组织原则。在协作和联盟中所培育的社会资本(商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用)可能同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和技术)、人力资本(智力、个性、教育和培训)对于创新和成长同样重要。
  第九,新经济不再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这大大增加了了消费者的选择。在传统经济时代,大量生产的产品都是一种模式,新经济时代,基于信息技术的生产过程的出现,使公司可以不用增加太多的成本就可以扩展产品种类。灵活的公司结构瞄准了新的多样化市场。
  第十,速度逐渐成为新经济秩序的标准。  
  随着新一轮基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激烈竞争,缩短了从产品引入到最终被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代替的周期。创新能力和获取市场的速度成为竞争优势的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1990年产品的平均引入周期为35.5个月,而到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3个月。在狂热的互联网经济时代,人们用"网络年"(正常年份中的3个月)来描述技术发展,因为游戏规则经常会使它发生改变。   
  七、关于信息革命与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2000》与前两个报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它的最后一部分,特别提到了"数字鸿沟:低在线率的社团"的问题,这与2000年6月美国国家通信和信息局(NTIA)发表的题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研究报告相呼应。对于在那些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美国人和没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的所谓"数字鸿沟",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在数字变革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问题。 
  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在美国的黑人和西班牙后裔家庭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只有美国白人家庭的五分之二。另外,城市中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接入互联网和拥有一台个人电脑的比例,分别是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家庭的20倍和9倍。   
  事实上,1999年版的年度报告中,商务部就曾以"数字分化"这个概念描述了信息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新的差距。报告指出:"在美国高收入人群中上网人数增加较快,且上网人数的增加随人群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迥然相异。自1994年到1997年美国人中的’数字分化’日益加重,导致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黑人、西班牙人后裔和白人之间的分化日益加重。就上网率而言,边远地区远远落后于城镇和中心城市地区。同样,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较,低收入国家的上网率普遍较低。例如,墨西哥拥有近1亿人口,但是只有10万人使用电脑,在这10万人中,只有10%曾经上过网。  
  美国Garter集团在今年10月2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警告,美国有5000万成年人由于缺乏对互联网的了解或缺乏上网条件而面临着在今后数年内成为"新文盲"的危险。调查发现,美国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人口中仅有35%具备上网条件,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是53%,中上阶层为79%,上层为83%。报告认为,现实中所存在的巨大的"数字鸿沟",意味着美国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将在新经济发展中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落后体现在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两方面。' 
  Garter 集团的调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具备上网条件的人将利用网络技术来寻找到更好的工作、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些人提升自身地位的条件与不具备上网条件的人相比,要优越得多,这样差距将越来越大。"这项针对4万名年龄超过18岁的美国成年人进行的研究指出,美国存在三个方面的"数字鸿沟":首先,是具备上网条件和不具备上网条件者之间的差距;其次,是在具备上网条件的人当中还存在经验丰富者和经验不丰富者之间的差距;再次,是通过有线电视线路、数字用户专线或其他宽带线路,互联网的高速接入者与低速接入者之间存在差距。  
  与这几份报告描述的美国社会的"数字鸿沟"问题相对比的是,联合国千年峰会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列为一个重大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措施消除信息技术差距,以避免其成为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鸿沟"的一大因素。   
  实际上,一个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同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是无法相比的。在莫桑比克的居民看来,美国或者欧洲的穷人是富人。但是,国家间贫富差距加大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贫富之间的鸿沟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曾出现过。这种鸿沟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一场源于能量和动力的革命--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它由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和1831年开发的电力所驱动。当蒸汽机、电力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普及开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出现了一条鸿沟。从那以后,这条鸿沟越来越大,由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应用而发生变革的国家,将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条件充分受益于科技和医学的国家分开了。3个世纪以前,一个莫桑比克居民与一个瑞士居民的收入之比大约是1比5,现在却是1比400。
  关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贫富差距的最新描述,联合国1999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下:
  --今天世界最富的三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35个国家和地区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6亿人的收入。  
  --生活在收入最高国家的世界1/5人口,创造全世界80%的国民生产总值、82%的世界出口、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控制世界74%的电话线。生活在世界最穷国家的1/5人口,在以上各个类别仅占约1%。
  --世界200名最富裕的人,在1994年至1998年间,财富净值翻了一番,达到了1万亿美元,总收入已经占世界全部人中总收入的41%。富裕工业国家持有世界97%的专利。
  --生活在世界最富国家的1/5人口与最穷国家的1/5人口之间,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发现,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一些极度不公平的现象。
  现在,人们突然地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将这种差距进一步加速拉大的历史现象--"数字鸿沟"。这是一场源于数字和网络的革命--信息革命,它在美国发生。这场革命被1946年发明的计算机和1962年发明的互联网所驱动。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支持信息革命可以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这一历史性的判断。可以估计,与蒸汽机、电力的普及相类似,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数字鸿沟"也会越来越大。那些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国家,同没有条件和能力利用这些成果的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比起一个富国或者穷国内部的"数字鸿沟"将更加巨大而不可逾越。因为,产生这种重大的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精神的原因。
  当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以超过工业革命10倍速爆炸增长的时候,许多专家断言网络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当互联网90%的信息流量经由美国,而欧洲和亚洲接入美国互联网的带宽是其内部互联带宽的十几倍时,当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建立,宽带消费进一步驱动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出现第三次大的投资增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信息革命正在导致的带宽殖民主义,正象上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导致的世界范围内发达的工业社会,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殖民主义一样。信息贫国与信息富国,这个矛盾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矛盾。
  美国商务部关于数字经济的三个年度研究报告,显示给我们的决不仅仅是它对过去15年来美国数字经济的基本评价和分析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未来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的重大变革和挑战。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财富首先来自国内,而不是首先来自国外。在信息革命巨大冲击面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还具有自主、创新的精神,政府是否不失时机地确立了未来发展的正确的战略和方向。  "能够生存的物种并不是最强或是最机智的,但它们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 在中央已经确立未来五年国家发展计划"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思路的时候,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的这段话也许能够给我们以某种启示。(蚂蚁互动董事长兼总裁:高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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