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经济研究!不多说了)

原创 2006年06月07日 18:34:00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1年6月16-17日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树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江教授(MIT)、陈志武教授(Yale大学)、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张维迎教授、邹恒甫教授调春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经济研究》副主编郑红亮、王利民、詹小洪和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80多人。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厉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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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赌场,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 RBC(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 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 in 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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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纯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
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看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一。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 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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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
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 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吴敬琏教授指出,科学的发展是个接力赛。牛顿临终之前有一段话,说他自己是一个知识岸边的拾贝者,认为他自己的工作并不怎么样,只是在许多的宝贝中捡了几个。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一种接力赛,一个开题报告,一个论文的计划,如果你对原有的文献没有研究透,对前人重要的东西都没有掌握,那么对不起,等研究清楚了再来。而在国内往往没有做到这一点。
  此外,大家还谈到如何在国外经济学和金融刊物发表文章的问题。陈志武教授认为,各种刊物有自己的风格,投稿~定要选择好方向。有的喜欢数学味道少一些的,如在 5-6年前加。Journal Of Finane的主编,很不喜欢纯数学的论文。现在金融方面有三、四个主要的学报,一个是 JOUrnal of Finance,第二个是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再一个是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这三个比较起来,可能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是最喜欢数理模型的,当然既有理论,又有数据支持的最好。另外,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发表的公司财务方面的文章很多,Review of Finacial Studies比较倾向于所谓的市场微观结构、资产定价和期权定价这些方面,而Journal Of Finance可能是这三个里面最综合的,当然现在他的主编比较倾向于资本市场理论方面的文章,他也更喜欢数学模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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