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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识才用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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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是一门学问,“得人才者得天下”能否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和企业前途命运好坏的最根本的依据。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察人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如何识人用人的理论和方法.还出现了专门用来鉴别人才、选拔人才的理论专著《人物志》。

  关于识人、用人理论探讨的主要代表有:

  《人物志》与御人之术

  《人物志》是唯一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人才学理论著作。该书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形貌神态、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鉴别人才,并对鉴别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

  李世民《贞观政要》论明主之用人。

  李世民论选贤、任官方法:“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有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

  李世民的人才观:人皆有才,非才之难,所以识才、用才之难也!就是说真正懂得用人的人眼中没有不是人才的人,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关键是要怎样用好各种各样的人才。

  关于怎样识人、用人方法的论述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为:

  姜子牙《六韬》“选将”篇中的“八征”

  所谓“八问”,《六韬》在《选将》一章中说,“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以间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知人可通过八种办法实现:一是直接问他话,看看他的言辞表达能力;二是追问他,看他的应变能力;三是悄悄在他的身边放间谍,侦测他的忠诚度;四是明知故问,看一看他诚实与否;五是多给他钱花,看看他的廉洁情况;六是送他美女,看看他的贞洁情况;七是告诉他突然事变,看看他的勇气;八是让他喝醉酒,看看他的真实情态。这八种方法都一用,就知道他贤能与否啦”。

  春秋战国的经典御人术

  春秋战国,英雄辈出,一时多少豪杰。

  战国时魏国丞相李克为相“五观”

  所谓“五观”,即《史记·魏世家》记载李克答魏文侯荐相的依据:“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用现代汉语来解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着,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了以后,看他将钱给了谁;显达以后,看他推举什么人;地位低下的时候,看他不做什么;没有钱的时候,看他不取什么。根据这五条,就可以确定谁可当丞相啦!

  《庄子·列御寇》曾借孔子之口提出了九种鉴别人才的方法—孔子识人“九征”: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意思是说,派一个人到远处工作,就可以了解他是否忠实;让一个人在身边做事,就可以观察他是否恭敬;在复杂的情况下派一个人去处理事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大小;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让一个人回答,就可以了解他的智力高低;在紧迫的情况下与一个人相约,就可以考验他是否守信用;放手让一个人去管理钱财,就可以看出他是否贪心;告诉一个人有危急情况,就可以观察他是否有气节;让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就可以看出他是否遵守规矩;让一个人在男女混杂处居留,就可以观察他是否好色。总之,只要掌握了这九种知人之法,就一定能够洞察人们心灵的秘密,分辨出谁好谁坏和谁是谁非。

  《吕氏春秋》季春记第三之论人道:

  贤主先圣识人用人需外考内审,外考要八观六验,内审用六戚四隐。所谓八观六验“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所谓六戚四隐,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隐乃“交友、故旧、邑里、门郭。”用现代语言解释,通过外观内审才能考察一个人是否真的德才兼备。

  《三国中的识人用人之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是英才辈出的年代,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各路英雄互相较量的历史。刘备三顾得孔明,孙权慧眼识陆逊,孟德赤足迎许攸,这些经典的识人用人之道被千古传诵。

  具有代表性的是诸葛亮的识人“七略”。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第一条是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徒,也无论是科学巨子还是军事间谍,都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与不白之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观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决不可委以重任。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最容易在关键场合、关键时刻损害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第二条是专门考察对方的机变或应变能力。自古用人的两大铁定法则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场上,除了有许多贪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庸官。贪官害国,庸官误事。在诸葛亮看来,在诸多智能因素中,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马谡那样的人,虽也有一些作为(如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类,被诸葛亮采纳),但毕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切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第三条是考察对方的见识。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古往今来,官场之上的争斗是异常激烈的,这种争斗不仅包括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包括正邪、善恶之间的大冲突、大对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那些毫无计谋、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向善,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终究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第四条是考察对方的勇气。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还有一句话,叫做“邪不胜正”。缺乏勇气的官员,别说惩恶扬善,就连自身也难保,又怎能坦然面对乡亲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毛泽东同志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管怎么奋斗,都离不开一股闯劲、一股勇气。没有敢趟地雷险阵、敢跳万丈深渊的非凡勇气,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第五条是向对方劝酒,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诸葛亮时代的文臣、武将常有因酒误事以致违法斩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岳武穆“怒发冲冠”、“直捣黄龙”之类的神态言辞就是这样。而戴着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第六条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昏官、贪官。看人既得看关键时刻,也得看平时,两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员不愿也不敢贪小钱,思想深处还是认为“不值得”。这种官员实际上也很危险,一旦他人贿赂一点“大钱”,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实证明,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政府威信、伤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第七条是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究信用。中国人信奉一点,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就不值得别人信赖了。这一条虽然细小,实际上举一反三,也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要看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说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说的。诸葛亮的七条用人之道中,第一条就考察对方的观念、志向,最后一条则考察其行为、信用,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人完全可能说假话,许多恶人、贪官可能比谁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狼心狗肺、无恶不作。所以,还得考察其做得如何。听其言,观其行,这才是高明之举。

  诸葛亮的这七条用人之道,给我们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用人策略。一个正直、善良的官员,一个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员,在用人时一定要多方考察、反复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理应逐步深化,因为“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在“依法治国”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今天,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都应本着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态度,选好官、用好官。在这里,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

  传奇皇帝朱元璋治世之道与御人之策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帝王,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同时内致民生,外御诸戎,以其智慧和力量,缔造了辉煌的大明帝国。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马背上得天下,对用人之道自然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且听他是如何说的:“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原文gjjbjw.com)这番话道出了他胸中识人的原则。在与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对这一识人原则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献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与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污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曾国藩《冰鉴》中的经典识人、用人术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曾国藩对用人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2000多年前的一代才子贾谊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苏东坡著文称其为“非才之难,所以才者自用实难。”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多一些能够识才、用才的伯乐岂不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千年遗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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