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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眼中的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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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 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而反捏造电讯,污蔑我们私通共匪,居心险恶,令人发指。红 军之初,武器、兵员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患。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淅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 们,外则向英、美、日等国鼓吹反共的决心,以自抬高身价。
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十几个县。如果中央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意欲利用红军为其消灭异已,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是采取德藉顾问的建议,一面有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
就 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 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闳所击败,便是一绝好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以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藉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民 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当共我两军在广西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作壁上观。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 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据当时拍摄《七千俘虏》 的周游称,“1934年农历九月,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随之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 紧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踞四十华里,一路相送,直把红军送入贵州,双方并无战斗。”)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 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不久,蒋先生同顾祝同飞至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京,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 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 说,你可以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发表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 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共军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窜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得 讯后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共军血战于滇边,共军不支而北窜,往川边骚扰。四川省主席刘湘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 势夹击。龙云覆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共军,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辩理。中央不得已,乃将 顾祝同部北调,然共军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杀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 朱、毛的才略远过于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力而已。蒋先生玩火自焚,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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