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转载 2007年10月06日 21:56:00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O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矾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O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已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现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前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图和范式。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仲,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导。
  40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
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且不仅仅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 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值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注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前共产主义的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创造和平将被提到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赞美神!我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多边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十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成份,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400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在当代世界,已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他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多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184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个国家的利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已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已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发展导致许多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优利亚条约* 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已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
  * 1648年的威斯特优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年战争)的局面,划定了各国疆域和确认了它们的主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转折点。——编者注
   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千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两本于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总结了这幅陷于混乱的世界的图景,一本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
  同国家主义的范式一样,混乱的范式也接近于现实。它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上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生动、精确的图景,而与以国家为主体的范式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到1993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48场种族战争,前苏联存在着164个“领土一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30个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然而,混乱范式由于过于接近现实,因而比国家主义范式有更大的缺陷。世界可能是混乱的,但它并非全然无秩序。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无区别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可以用来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预测无政府状态的趋势,区分不同类型的混乱和它们可能不同的原因和后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出指导路线。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这四个范式中的每一个都显示了现实主义和简化两方面的不同结合。每一个都含有自身的缺点和局限。可以设想,这些缺点和局限可以通过各范式的结合和提出例如世界同时参与分裂和整合的过程来加以抵消。两个趋势确实都存在,因此一个较复杂的模式将比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然而,这会为了现实主义而牺牲简化,而且,如果走得过远,会导致拒绝所有的范式和理论。此外,同时包含两个相反趋势的分裂一整合模式,未能提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趋势占上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另一个占上风。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相似的抽象思维层面上,提出一个比其他范式都更能说明更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
  这四个范式彼此也不相容。世界不可能既是一个整体,又在根本上分裂为东方和西方,或南方和北方。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世界既不是一个,或两个,或184个,也不可能是近乎无限多的部落、种族集团和民族。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它也建立在其他范式的要素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这些要素。它与其他范式之间较之那些范式彼此之间更加相容。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这样,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变得过时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文明的范式将遭受类似的命运。然而,就当前阶段来说,它为区分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例如1993年初48个种族冲突中的将近一半发生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文明的视角导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把他们的维和努力集中在这些冲突上,它们比其他冲突更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战争。
   范式也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例如;国家主义范式导致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生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另一方面,文明的范式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和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于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历史事实,与把国家看作是统一的和自我认同的实体的“现实主义”国家概念相一致,而这却完全被米尔斯海默忽略了。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这些不同的预测也引起不同的政策优先考虑。米尔斯海默依据国家主义预测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俄罗斯人可能战胜乌克兰人,这导致他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文明的研究方法则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合作,敦促乌克兰放弃其核武器,提倡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乌克兰维持统一和独立,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乌克兰的分裂而倡议应急计划。
  冷战结束后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文明的范式相一致,并可以从它作出预测。这些发展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它们前领土上爆发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国内进行着关于认同的斗争;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冲突加剧;伊斯兰教国家在伊朗和利比亚问题上抵制西方的压力;伊斯兰教国家和儒教国家努力争取获得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中国继续扮演“局外者”大国的角色;一些国家中新的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另一些则没有;东亚在发展武器上进行竞争。
  文明的范式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相关性通过1993年六个月期间发生的适合于这一范式的事件得到了说明:
  ●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并逐渐加剧;
  ●西方未能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未能像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灭绝行动那样来谴责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
  ●俄罗斯不愿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的行动,以促使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政府一起创造和平,同时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提供了18,0O0人的军队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战争加剧,土耳其和伊朗要求亚美尼亚人放弃他们征服的土地,土耳其把军队部署到阿塞拜疆边界上,伊朗部署的军队跨过了阿塞拜疆边界,俄罗斯人警告说伊朗的行动将促使“冲突升级”,并“将把它推到危险的国际化边缘”;
  ●俄罗斯军队和圣战者组织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在中亚持续不断;
  ●在维也纳国际人权大会上,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领导的西方同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的联盟发生了对抗,前者谴责“文化相对主义”,后者抵制“西方普世主义”;
  ●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计划者以类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上;
  ●显然几乎完全是沿着文明界线进行的投票,把举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部件导致美国要为此对中国实行制住;中美之间因据说中国向伊朗转让核技术而发生对抗;
  ●尽管美国作出了强烈抗议,中国还是破坏了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而进行核武器试验;北朝鲜拒绝就其发展核武器计划进行进一步谈判;
  ●据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在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为两个“重大的地区冲突”准备的新战略,一个是针对北朝鲜的冲突,另一个是针对伊朗或伊拉克的;
  ●伊朗总统号召同中国和印度结盟,以便“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事件的决定权”;
  ●新的德国立法急剧削减了接受避难的限额;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黑海舰队和其他问题的处理上达成了协议;
  ●美国轰炸巴格达,它实际上得到了西方政府的一致支持,但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
  ●美国把苏丹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指出埃及的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随者阴谋“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城市恐怖主义战争”;
  ●最终接受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前景得到了改善;
  ●1993年俄国总统选举显示出俄国确实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
  如果把90年代初任何其他六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汇编成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们都显示出文明范式的相关性。
  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富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活力。他警告说;“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他在指出“几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一直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两极化推迟了皮尔逊预料的即将来临的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他在50年代确认的文化和文明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广大学者和观察者已承认并强调了这些全球政治中的新因素的新作用。费尔南·罗代德尔曾明智地警告说:“对于对当代世界感兴趣的人来说,尤其对那些不仅对当代世界感兴趣,而且还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值得’了解怎样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发现今天存在着什么文明,了解怎样能界定它们的边界、它们的中心和它们的外围、它们的范围和人们在那儿呼吸的空气,它们内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结合形式。否则,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灾难性的观点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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