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普世文明?

转载 2007年10月06日 21:58:00
第三章 普世文明?
  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

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

  *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

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这样,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比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的通讯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度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世界语言是英语。”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  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见表  3.1〕。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 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  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表3.1讲主要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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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语言

阿拉伯语    2.7    2.9    3.3   3.5

孟加拉语     2.7    2.9    3.2    3.2

英语       9.8    9.1    8.7   7.6

印地语       5.2    5.3    5.3      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    15.8   15.2

俄语      5.5      5.6      6.0      4.9

西班牙语       5.0      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语言不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当作共同语言或LWC来接受。过去,英语有许多这样的特点。更晚近些,英语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译者注)、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经历的那样。下述情况是“英语作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相对较好的运气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的考察”。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3.2讲主要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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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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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百万)  世界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普通话    444           15.6         907     15.2

广东话    43             1.5          65      1.1

吴语    39             1.4          64      1.1

闽语      36             1.3          50      0.8

客家话    19             0.7          33      0.6

汉语     581            20.5        1,119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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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278            9.8          456      7.6

西班牙语 142            5.0          362      6.1

葡萄牙语 74             2.6           177      3.0

德语    120             4.2          119      2.0

法语     70             2.5          123      2.1

西方语言 684           24.1        1,23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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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格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imanac and Books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地方色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使得那些英语几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汉语的各种变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和其他形式的英语正在被并入它们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区别,以便成为既有联系而又独特的语言,甚至会像各种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出来那样。然而,与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不同,这些从英语中产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将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将主要被用于特殊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这些过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万人口中有1,800万讲英语,1991年8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讲英语。这样,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4%。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精英之外,英语甚至不是通用语言。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宣称,“基本的现实是,当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时,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此外,印度英语正在吸收许多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宁说,随着带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种讲英语者之间差异的发展,它正在变得地方化。英语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正如梵语和波斯语从前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一样。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1948年印度教育委员会预见了这一发展,当时它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民族,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民族不能讲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后,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键”,这刺激了“懂英语的少数上层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语却享有选举权的数百万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

  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语言的传播及其活力的恢复。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中,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使其传统语言复苏。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现在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国语。在穆斯林共和国中发生着类似的对本国语言的维护,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书写方式从其前俄罗斯主人的西里尔书写方式改变为其土耳其亲族的西方书写方式,而讲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则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作塞尔维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从他们天主教敌人的西方书写方式改变为他们俄罗斯亲族的西里尔书写方式。并行的现象是,克罗地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为克罗地亚语,并正试图从中清洗土耳其语词汇和其他外来词汇,而在波斯尼亚,‘咽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统治450年而遗留下来的语言沉淀”——同样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语,却重新流行”。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见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关于信教者的数据甚至比关于讲某种语言者的数据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数据引自一份被广泛使用的资料,这些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资料所记录的最大的变化是被划分为“非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数比例从1900年的0.2%增加到1980年的20.9%。可以确信,这可能反映了脱离宗教的重大变化和  1980年的宗教复兴尚在积蓄力量。然而,这一 20.7%的非信徒的增长比例几乎可以同被划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后者从1900年的 23.5%下降到1980年的4.5%。这些实际上相等的增长和下降表明,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中国的大量人口从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划分为非信徒。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计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长,在南朝鲜也发生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重大变化。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  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  

3.3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技传统的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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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年代  1900    1970    1980    1985(估计) 2000(估计)  

西方基督教  26.9   30.6   30.0     29.7      29.9

东正教       7.5    3.1     2.8      2.7       2.4

穆斯林      12.4   15.3   16.5     17.1      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      12.5   12.8   13.3     13.5      13.7

佛教        7.8   6.4     6.3     6.2    5.7 

中国民间宗教23.5   5.9    4.5       3.9      2.5

部落宗教     6.6    2.4    2.1       1.9      1.6

无神论者     0.0    4.6    4.5       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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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戴维·巴雷特主编:《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现代世界各教会和各宗教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亲保尔和福阿德·阿扎米,对于他们来说,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白种黑鬼”是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用来称呼这些移民的词,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如世界范围媒体的扩散,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贸易和通讯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讯、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两个相互交往的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会把彼此认作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而两个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同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一个埃及人交往时,会把自己和对方看作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中引起故意,但却日益被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波兰人所接纳。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日本,但美国对后者的反感却远远超过前者。同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澳韦里艾比欧人或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个非洲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宗教的复兴,“向上帝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

  西方与现代化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  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样,中国的闭关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为。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

  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依扎拉(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瓦(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消声匿迹了。”消声匿迹总结了到20世纪末纯粹的拒绝

主义政策的命运。用场因比的话来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卜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昧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结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 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 A到 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基尔马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 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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