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作者: 凌志军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节 “ E 学生”（1）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比尔?盖茨
    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中间位置上，一方长桌横向展开，有二十米长，白布覆盖。桌上摆满各种颜色的饮料、水果、葡萄酒、中式和西式的点心。杯影交错，流光溢彩，映照在宾客身上。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的这个晚上，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年轻人的。宾客个个服饰多彩，头发乱七八糟。笑语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插科打诨。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相同之处，那就只有一样，他们全都有一张年轻的脸。
    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东侧，围着两个人。
    一人中等身材，线条柔和，目光敏捷，一副标准的华人模样，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虽在盛夏时节，仍是衣衫挺括，系一条印花领带，一丝不苟。看上去，他的举止比年龄更老成，言谈比地位更随意，隐隐带着几分憔悴，还有几分志得意满。
    另一人个头儿不高，大头，短发，圆脸，一身西装革履，裹着宽肩阔背，不能掩饰从里到外冒出来的那种洒脱无羁。善于观察的人还会注意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既稳定又灵活，似有无限生机和能量，若隐若现，含而不露。
    这二人，正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前者将要离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之职，即刻回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就任副总裁。后者即将接替前者之位，成为研究院的新院长。现在，研究院的同事们把他们团团围着，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再见”，对一个人说“欢迎”。
    大约两年前，也即1998年夏天，李开复第一次来到北京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口袋里揣着微软公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人。他们在北京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落了脚，然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包括大学本科学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比尔?盖茨有一天对微软公司的那些高级主管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这位世界公认的“天才”显然认定，他在中国发现了另外一群“天才”。根据研究院的记录，我们可以确定比尔?盖茨是在1999年10月18日确立这个想法的。那一天，李开复率领属下6个研究员，飞越太平洋，来到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8号楼，向比尔?盖茨报告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一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汇报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喜不自禁，脱口叫道：“太出色了！”
    从那时到今天，积聚在北京微软研究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渐渐让全世界感到惊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它拥有160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十几个访问学者和大约200个实习学生。这样一来，聚集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年轻人已经有400多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获得至少200项国际专利，还在一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至少900篇论文，其中第四年的论文数量是前三年的总和，第五年的论文又接近前四年的总和。如今世界上第一流的5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每一百篇中有五篇是从这个研究院出去的。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持续扩张的力量。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这些论文的价值：能够被国际图形学大会接受的论文，都代表了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国家成百上千研究人员总计只有一篇论文入选这个大会，而沈向洋小组的十余人则有8篇论文入选。
    到了2003年，“微软小子”成为“优秀”的代名词，比尔?盖茨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强烈赞扬的词汇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群中国青年身上：“绝妙！”“完美无暇！”“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
    李开复一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坚信“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里，他去了几十所大学，与几万个中国学生见了面。他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有一次他甚至放弃和中国总理朱镕基的会面，只是为了去和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谈话。他的这种信念不仅属于他个人，这是微软的文化。事实上，比尔?盖茨的最大野心，并不是维系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甚至也不是要让他的公司打败所有竞争者。他的最大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学生都收归自己帐下。
    但是，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那几个月里，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此前他着迷于“追寻天才”，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而现在他常常想：一个普通的孩子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当他站在那些大学生面前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时候“看到众多双渴求知识、充满希望的眼睛”，犹如缕缕阳光照在心里；有时候“看到中国的学生都被浪费了”，又满腹阴郁，觉得“真是可惜”。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给中国的学生们写一封信，将我与同学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要对中国学生的一些忠告写出来。”2000年6月，也即他离开中国之前的两个月，他把这信发表出去。他对此信寄予巨大期待。“只要100位阅读这封信的同学中有一位从中受益，”他说，“这封信就已经比我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更有价值。”这表明，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整个教育界。

第一章 “起跑线”
第2节 “ E 学生”（2）
    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就像一座大厦，里面容纳了亿万学生，每一个学生在这大厦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大厦并非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形状，它是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有五级，学生则有五种类型，分别对应金字塔的五个层次：
    A级，厌学型：不快乐、厌烦、心理上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恨不得把课本摔到老师脸上去。
    B级，被动型：消极、被动、麻木，在父母、老师的督促和环境的压力下取得进步。
    C级，机械型：全身心投入、刻苦用功、头悬梁锥刺骨、按部就班地朝着一流的方向努力。
    D级，进取型：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
    E级，自主型：拥有“D级学生”的特征，此外还有：自主、自由、坚韧、快乐。有个性，有激情，有想象力，享受学习而不是完成学习，不以分数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独立的意志，有强烈的兴趣，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我们在划分这五级学生的时候，主要地不是考虑学习的成绩，而是考虑学习的态度，同时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考虑智力的因素。所以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是非智力的因素决定了你站在什么位置，而你的位置决定了你能从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吸收多少真正有用的东西。
    就像这个图所展示的，“厌学型”和“被动型”的学生处在金字塔的下面两层，人数众多。“机械型学生”处在中间层次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摇摆不定。
    “进取型学生”和“自主型学生”分别对应了金字塔的“D级”和“E级”。所以也可以把他们叫做“D学生”和“E学生”。
    “E学生”处在金字塔的第五级，也是最高级，其特征主要有三个，也可以叫做“3E”：
    EQ——情商
    Enjoy——快乐、享受（学习）
    Excellence——优秀、杰出、卓越
    所以，“E学生”的定义是：拥有强烈自主意识和很高的情商，因而更快乐、更杰出的学生。
    你在从低到高逐级阅读了这个金字塔之后，现在请重新开始。这一次，请从“入口”开始阅读，因为我们的研究起点就在这里。
    这“入口”有点奇怪。它不是在底层，而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这是教育的起点，所有孩子都是从这里走到大厦里去的。事实上，他们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站在这个入口处了。当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李开复、张亚勤，还是现在的你，都一样。
    现在，走进“入口”的孩子们继续前行，走到了“成长的转折点”，这里是关键的所在，每个孩子都会在12岁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上经过这里，不论你是否注意到，都是确定无疑的。
    站在“转折点”的孩子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很多人转过头来，向第二级走去，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第一级，停留在那里。另外一些人转头向上，走到第三级，然后，有些人停下了，有些人继续向上走，进入第四级。然后，又有些人停下来，有些人继续向上走，到达第五级，也就是“E级”。
    我们的研究证明，张亚勤是典型的“E学生”，他的前任李开复也是。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E学生”。“E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从“第四级”脱颖而出。
    “E学生”不一定个个杰出，但杰出的人一定出自“E学生”。也许你希望自己像天才一样成长，也许你并不想要出人头地，只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快乐，那么你都应当先去尝试做一个“E学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2000年8月3日，也即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还有两件事要做。
    他把一个“接力棒”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张亚勤。这行动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读过《追随智慧》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它还有着实质内容。张亚勤出生在中国太原，兼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育背景，既年轻又老练，充满睿智，而又不动声色。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里读书的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到今天，他已经是世界电子工程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我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走，是因为有亚勤。”李开复说：“他深刻地理解技术和商业的未来。”
    张亚勤接过“接力棒”，高高举起。他终于笑了，下巴微微抬起，踌躇满志，说出的话却很简单：“一如既往。越来越好。”
    掌声响起，大家都在想着怎样“越来越好”，李开复开始做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了。他从衣袋里掏出印着自己照片和“微软”字样的钥匙卡，对众人说：“我想把它送给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学生做纪念。”
    “最年轻的学生”就在当场，只有14岁，名叫郁寅栋，来自上海，是个中学生，也是这个暑假研究院里年龄最小的“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是，通过辨别一段语音的语调，用电脑判断那说话的人是在哭还是在笑，然后在电脑上用卡通画描绘出说话者的表情。
    现在，全场的人都看着这孩子。那一瞬间，郁寅栋惊讶得张大了眼睛，几秒钟后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哇”的一声扑上前去。在他心里，李开复一直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未来，所以在场的人都可以想象这场面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
    大厅里，灯光突然明亮起来，14岁的郁寅栋和39岁的李开复拥抱在一起，很长时间都不分离。众人齐声欢呼，把这个孩子当作这个成人的续篇。
    有个记者当场在心里盘算起来：这孩子也是一个“E学生”吗？
    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这些“E学生”的早期故事，就会发现，他们在成长之路的起点上，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第一章 “起跑线”
第3节 如果回到5岁以前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张亚勤
    1999年3月的一天，本来是个挺平常的日子，可是它对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20年前在这里读书的一个学生今天回来了，所有人都希望一睹他的风采。
    这一天傍晚时分，人们涌进校园里的演讲大厅，占据了每一个座位，又拥挤在走廊上，然后向前台伸展，一直排列到距离讲台不到一米的地方。大厅外面，还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朝这边走来。
    他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个头不高，宽肩膀上托着一张圆脸盘、面容略黑，全是憨态，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明星风范，可是学生们还是朝他涌过去，就像潮水一样，把门上的玻璃也挤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掌声响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所尊敬的老师们现在已经两鬓苍苍，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为他骄傲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母校、他的中国老师和他的校友们，还有比尔?克林顿。克林顿在美国总统的任上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还有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导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后者曾由衷地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还有他的同事和同行。这些同事和同行数以十万计，分布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几十个国家。他们在谈起他的时候，全都不住地感叹：“咳，咳，那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在12岁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7岁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事业；23岁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桑纳福研究院的部门主管。1996年他30岁，已经拥有几十项专利，发表几百篇论文。到了31岁，他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又两年之后，也即1999年，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还获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他是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多数人穷其一辈子也难能完成，可是他这一年才33岁。
    “每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自己的简历，”张亚勤对那些如饥似渴的学生说，“是不是学了东西？是不是更强了一点？是不是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张亚勤的“起跑线”不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城。
    这是张亚勤今天所能想起来的第一幕：“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听众为之深深着迷，就听他继续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现在也一样。”
    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由太原到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轻描淡写的经历。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死在监狱里，死得不明不白。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了，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他的未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走。
    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他很想念父亲，可是连父亲的长相也不记得了。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也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因为从来没有过，”他说。“所以没有对比。”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州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5岁是一个很深的烙印。他曾这样叙述他对5岁的理解：
    如果能回到5岁以前，我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上大学之后对于人的性格就不是很重要了。我看到很多人在完全同样的环境，比如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长大以后性格却完全不同。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做计算机，那么大脑是芯片，身体是其他的硬件，你的性格好比操作系统。电脑买来，装上操作系统，差不多就定型了。人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先是基础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就好比在操作系统上不断加入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就是大学的教育，大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很差，那么应用软件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
    6岁那年，亚勤离开太原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他有一次说。
    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外婆知道好多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她经常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亚勤小时候也爱看连环画。看不懂就要外婆讲，外婆却说：“你要认字，认了字就不用求别人讲了。”
    外婆很开明，年纪虽大，想法却很年轻，说出来的话也最中听。即使到了现在，亚勤还是觉得那些话很有道理。外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有一次外婆还特别地鼓励他：“不要跟着学校的教材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
    亚勤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独自旅行。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这孩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在这些城市之间跑来跑去。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我印象里小时候就是到处跑。”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我从小就很独立。”他还记得7岁那年坐着火车走了一千多公里，去西安寻找奶奶家。到达西安的时候天色漆黑，还下着雨，却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他独自一人摸到奶奶家，也不害怕，还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也记得那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北京：“可算是长了见识了。我突然就感到世界是那么大。我住的太原比起北京，真是个很小的地方。”
    每次走进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是住在别人家里，虽然都是亲戚，可毕竟不是妈妈。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寄人篱下的感觉，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敢任性，还有意地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童年，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那些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还是要学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得到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处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应当确立的第一个观念是：你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独自去寻找奶奶家。

第一章 “起跑线”
第4节 自由的天地（1）
    那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
    ——李开复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独裁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11年前，她曾拒绝所有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冒着生命危险生下这个儿子。现在，儿子尽管还未成年，她却毅然剪断了母亲对儿子的束缚，让他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到美国读书。她知道儿子不仅需要生命，还需要自由成长的空间。那是1972年，李开复11岁。
    这一年的中国有一个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春天。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要是出现在今天，人们是不会放在心里的，但在那时候却非同小可。此前中美两个国家互不了解，不共戴天，此后都开始尝试了解对方，结果发现原来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做朋友。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1972年开始的，现在回头看，它改变了中国的大历史，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中国孩子的命运。
    后来被人们叫做“天才”的那些“微软小子”，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呢。1972年，张亚勤6岁，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他还在山西南边的一个小城里跑进跑出，缠着外婆给他讲故事。沈向洋也是6岁，住在苏浙两省交界的一个小村庄，白天坐在一个破牛棚里听老师讲课，傍晚在田里采野果。童欣刚刚两岁，吴枫也是两岁，高剑峰和张黔还在襁褓中，而刘策要到6年以后才出生。张宏江的年龄稍大，也只有12岁。他离开在武汉的家，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河南叶县的“五七干校”，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不认识的叔叔和阿姨，既好奇又惊慌。凌小宁在这群人中是年龄最大的了，那一年20岁，是北京第三轧钢厂的一个还没满师的徒工，其工作是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每天8小时，每周6天，每月工资18元。
    在“微软小子”的经历中，1972年如果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李开复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他从此摆脱那些枯燥的课本和无休无止的考试，还有那个让他讨厌的小学老师。
    当然他也离开了温馨的家。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母亲的坚强拯救了这个男孩儿。他后来说“母亲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那是在他诞生到世上的第一天里就有的感受。
    要说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海峡两岸真是如出一辙。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他的宠爱最甚，期望最高，管教最严。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把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指标都列出来，比如数学、英文、中文，害羞不害羞、口才好不好等等，列出30项来，我对自己的女儿，可能会对其中三项五项要求很高，而我的母亲对我，就要把30项全选上，”开复多年以后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融。”
    母亲要求开复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温习功课，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一丝不苟，这同我们后面将要叙述的亚勤在各年级之间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情形，恰成鲜明对照。每逢开复背书，母亲便亲自督察，在儿子的朗朗读声中辨别正误。她命令开复把书本全都背诵下来，而且要一字不错，倘有一字错误，挥手就把书摔到别的房间，令他捡回重新来过。这又和亚勤母亲的教子风格，截然不同。
    开复本来聪明，又如此努力，所以成绩很不错。这让妈妈满意，但是儿子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讨厌背书，讨厌考试，讨厌做作业。最讨厌的是课堂上的那些纪律。他天性调皮，上课总爱动来动去，还爱讲话，爱和老师作对，所以总是挨打。那老师姓徐，惩罚学生的方式之一，是用竹条打手背。
    我并没有母亲想象得那么用功。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做到最好，比如考试考到足够好就可以了。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60分就过关了，这也许是大学生的“足够好”，我小时候的“足够好”，就是让我母亲满意。有时候也会耍点小聪明，比如功课没有做完就告诉母亲做完了，然后躲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三笔两笔，把功课做完。

第一章 “起跑线”
第5节 自由的天地（2）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大在意，但是她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儿子得到一个好分数，她会认为这是应当的，但如果儿子的分数落到三名之后，她就不会有好脸色。如果更差，比如十名之后，就要挨打。母亲打儿子的时候通常都用一根竹尺，坚硬而且具有弹性。儿子在长大成人之后还记得小时候挨打的情形，“那是真打，而不仅仅是恐吓，所以下手很重，有一次还把尺子打断过。”
    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所以母亲和老师都没发现。这对他是个巨大的鼓励，连续几天都很得意。然后，他第二次修改自己的分数，不料这一次弄巧成拙，留下痕迹。他觉得这次不可能蒙混过关，索性学着母亲的样子挥一下手，就把卷子扔到水沟里去。
    每个人在少年时期会用自己的方式作一些恶作剧，开复也不例外。此人日后功成名就，一派绅士风度，做事一丝不苟，既聪明又严谨。让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他在童年时代也会有一系列的恶作剧。不过，自从那次失败的修改成绩之后，他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更在意孩子的品格。“我如果做了一些有损人品的事，无论母亲还是父亲，都绝对不会容忍。”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
    “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留学还很少，开复在自己幼小的头脑里面，想象不出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大哥了解那个国家，他在开复一岁的时候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求学，如今10年过去，对美国的教育情有独钟，对台湾的教育也更加失望，现在眼看这孩子成长起来，就决心要把他带到那个更广大的世界中去。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就像她能集严厉和慈爱两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于一体似的，她在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边日夜督促儿子读书，一边又心疼儿子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一边为了儿子成绩优异感到欣慰，一边却又对这种考试到底会把儿子引到何处抱着强烈的怀疑。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独裁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过去11年来她把这个孩子牢牢地拴在身边，要求儿子按照她的意志接受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对母亲来说，儿子离家的日子是天下最大的一件事，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还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他只记得是坐飞机去美国，不像他的大哥要坐一个多月的轮船。飞机腾空而起，转眼飞上蓝天，这孩子第一次翱翔在蓝天白云间，垂首看到下面那条月牙似的海岸线渐渐模糊，忽然有点想念妈妈。
    母亲在儿子登上飞机前的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孩子对她的生命来说是那么重要，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儿子留在身边，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大洋那边有他的未来，明白他的儿子是属于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人都应该属于全世界，这本来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念。
    多年以后，如同妈妈期待的那样，儿子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闲下来的时候回首往事，他就“特别感谢母亲虽然这么严厉，却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自由。”
    现在回头看，那肯定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一件事情。我如果小时候不去美国读书的话，现在也不会很失败，但是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我在台湾的一些朋友，论聪明程度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情商比我低很多，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眼界、英文水平，都要差很多。我想那是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的缘故。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世界。

第一章 “起跑线”
第6节 回忆
    我的父亲是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
    ——沈向洋
    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得到后来取得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
    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个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
    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肩膀挎着书包，一个肩膀背着板凳。
    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全世界最著名的学校——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当人们叫他们“李博士”或者“沈博士”的时候，很难觉察到，这两人的经历其实有着巨大差别。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向洋的老爹是乡下的穷教师。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台北，一个在苏南；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农家子弟。李开复的一口普通话中带着一种明显的台湾腔，语调和缓，温文尔雅。从沈向洋的口音听来，有着明显的吴侬语调，还有一种苏浙交界地带乡下人特有的喉音，抑扬顿挫，虽然他已离开家乡20多年，那种口音还是很明显。他的容貌也有江南人的特色，高颧，阔嘴，小眼，括鼻。不管他的出身和开复有多少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偶然地和开复巧合了，他也是11岁那一年离开父母的。
    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
    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边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儿头也最小。
    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是出奇的淘气。等他长到四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
    “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
    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讲，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
    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直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
    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
    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惟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但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
    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未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她对面，然后把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
    “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
    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往外冒出来，日愈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
    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
    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
    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的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
    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生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

第一章 “起跑线”
第7节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1）
    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张亚勤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它一点儿也不像是读书，倒像是一场游戏。游戏持续了两年，这小男孩儿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
    1972年，亚勤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妈妈身边。妈妈是个中学教师，上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学校里去读书。
    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厉。这孩子上课时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跟着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哪个老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有时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没有人批评他，也没有人把他妈妈叫到办公室里来训话。现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老师打骂体罚学生的事情，那时候闻所未闻。老师只要一天不挨学生的骂，就要谢天谢地了。
    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不强迫他去听，就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后来一直怀念母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真的很有意思。”
    妈妈不仅什么都教，而且方法还挺奇怪。她从不讲究什么循序渐进，也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看这孩子明白了低年级的课程，马上就去讲高年级的。小学的课本还没讲完，中学的课本就穿插进来。
    亚勤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各门功课和各个年级之间穿插跳跃，一点儿规矩也没有。这个学期还在读一年级，下个学期就跑进三年级的教室里去，再下个学期就进了四年级。本来六年的小学课程，他在第二年就全读完了。
    到了第三年，亚勤觉得再也没有哪个教室里讲的东西是新鲜的。上课百无聊赖，所以干脆不听，有时候实在坐不住了，就跑到教室外面去玩。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既然你不喜欢听小学的课，那你就到中学去吧。”
    亚勤受到如此鼓励，大为振奋，于是偷偷钻进初中的班里去，坐在最后一排。好在中学小学都是一个院子里，老师都是妈妈的熟人，对这孩子网开一面。
    听着听着，他就成了正式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这一年，他9岁。
    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乱七八糟，教学不正规。亚勤再次从这种“不正规”中得到好处：“我感觉我在小学和中学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头一个学期上学，第二个学期可能就不去了。”
    妈妈还是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还是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读完初一，直接去了初三。一边上课一边去参加数学竞赛，半年之后，又去读高一。高一读了上学期，又去读高二的下学期。说是读高二，其实学的都是高三的课。就这样，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12岁。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学制”，对于现在的学校和现在的学生来说，简直不能想象。那个年代的老师，都是刚刚从“牛棚”里走出来的，脑子里面的旧规矩早就被打烂了，新规矩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学生也特别放纵。“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太原虽说是省城，可并不大，出了这么一个从不正经上课、却跳来跳去的孩子，很快弄得满城皆知。
    亚勤成了老师们推广的榜样，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中国人把学校砸烂、把书本付之一炬的历史已有10年，现在人人渴望上学渴望读书。老师开始动员这个孩子去谈“经验”，教给别人怎么刻苦用功怎么尽快成才。很多人坐在下面听他说话，有老师，也有比他高一脑袋的同学，个个如饥似渴，目不转睛。有一天他去一所学校，看到那里挂了一块黑板报，上面写着：“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
    他觉得有点好玩儿，还有点好笑。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想起那些大标语和那些坐在下面的听众，“还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说，挺糊涂的就上了高中。”亚勤说。
    他只记得，那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在动荡，没有安定的感觉，没有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公式化的学习，一点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只是从家里到学校，过着“两点连一线”的生活。他的唯一苦恼是从来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他的好朋友都不是同学，而是邻居的孩子，甚至还有街头相识的小伙伴。因为“我在一个班里停留的时间从没有超过一年的，而且年龄总是比同学差了好多，个子就差得更多。”这让他和同学很难建立起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关系。同学们并不欺负他，对他挺友善。在同学眼里，他是个独往独来，既聪明又淘气，还有几分神秘的小孩儿。

第一章 “起跑线”
第8节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2）
    “我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强那么多。”张亚勤这样说。
    旁人问起他的经验，他就说：
    幸亏那时候中学和小学的参考书很少，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花花绿绿的。要不我的童年和少年也许不会那么开心，至少不会有那么空闲的时间去玩儿。
    听者觉得不过瘾，再三追问，他又说：
    学习的关键不在于你记住了多少，而在于你理解了多少。理解最根本的定义时，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很重要的。你在脑子里面装了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些有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实际上现在的小学、中学，包括大学，有用处的东西无非就是那几样。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思考那些复杂的问题，只要理解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脑子里非常清楚，这样你的大脑的单位面积里产生的压强，要比别人高得多，你花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十分之一，但是你弄清楚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手上的种种数据很清楚地证明，对待教育的那种随意、宽容、听凭自然的态度，在今天已经消失殆尽。承担着教育之责的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刻意和武断。他们倾向于把教育当作一套严格的程序。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从婴儿时期，甚至在母亲胎中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煞费苦心，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都在预先设定的计划中。另外一些人抵制这种教育观念，他们说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当人，而是当作一个产品，就像在一条生产线上精心打造一辆轿车或者一台电视机，对于那些人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他们讽刺地说那不过是“神童集中营”，里面的孩子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说到他们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没有那么系统的道理可说，只不过倾向于放任孩子的愿望。即使不能让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应当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后者的声音非常弱小，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有人把这两种情形说给张亚勤听，询问他的想法。他笑了：“我很难说我小时候受的是哪一种教育，好像这两种都不是。”
    看到对方脸上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却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
    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像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宠着他，但是如果他在没有完成作业之前就跑出去玩，妈妈就会露出最严厉的一面来。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试，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拉二胡，下围棋，还打乒乓球。每一个兴趣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聪慧的孩子，更加容易东张西望，还时时表现出一种“坐不住”的样子来。亚勤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
    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地严肃：“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后台，你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母亲是做教师的，心里明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塞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所以对儿子说：“先做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妈妈和外婆留下的作业。
    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后去玩。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他做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没有功课加身的时候，他心里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他下一次更认真更快捷地完成功课。终于有一天，妈妈拿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他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立的第四个观念是：不怕淘气，就怕没有一个好习惯。

第一章 “起跑线”
第9节 流放地
    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
    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索把老师们栓成一串示众，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读书，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这一切宏江都经历过。
    至少在整个“大动乱”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
    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0节 新“开复定理”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李开复
    许多年后李开复功成名就，说过不少精彩的话，先是被叫做“院长话题”，后来被叫做“开复话题”。有一篇的题目叫《我的人才观》，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认定今天智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他说：“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他的这一思想流传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让无数学生激情澎湃，有人甚至说，它有可能被作为“开复定理”载入21世纪的人才史册。两年以后，历史真的进入21世纪了，有一天开复和一个记者在北京嘉里中心重逢，相对而坐，彼此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回，开复说：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开复是在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年里，被老师和同学们当作“天才”的。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提问：“把七分之一换算成小数点，是多少？”
    开复立即高高举起手来，朗声答道：“0.142857142857……”。
    所有同学都把眼睛张大了。老师惊叹不已，说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天才”。
    只有开复心里明镜似的：“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在母亲监督之下死记硬背的东西搬了出来，连想都不用想。”
    “天才”这两个字其实是个陷阱，多少人误入其中。它让很多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还让更多的人过低地估计自己。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其实那是不了解杰出人物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遇到的契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天才”，等着有一天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数学课对开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台湾小学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所以他不用怎么学就在数学考试中获得全州第一名。他后来在初中时学习高中数学，读高中时又学习大学数学。他的“数学天才”的名声也越发大了，但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数学有多好。“那是因为美国中学的数学太简单，”他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学得好。”
    与其说他智力超常，还不如说他运气好。老师鼓励他的长处，比如“数学天赋”，给他许多机会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却又尽力宽容他的“短处”。
    就像所有到美国去的中国孩子一样，开复的难题是英文。最初几个星期，老师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那年月到美国的“小留学生”很少，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又能随口把“七分之一变成小数点”，所以在那些美国学生的眼里，这孩子特别新奇。大家都跑过来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周末来我家玩吧，好不好？”老师很乐意帮助他补习英文。就连校长也格外关注这个异国孩子，对他说：“每天中午来找我，我教你英文。”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一年，直到有一天，老师认为他的英文已足够使用，才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在课堂上参加考试。”
    到了这时候，开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差别，是美国的老师和学生喜欢用正面的方法来鼓励你的成功，而不是用负面的方法来嘲笑你的失败。”
    美国的孩子很热情很开放，即便不认识，也可以很亲热，不象中国孩子，朋友很少，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上学就听课，放学就回家，见了陌生人就拿怀疑的眼光看人家。美国的老师也特别友善，根本不像台湾的那个老师，要打他，还把他的零花钱都罚光。
    最新奇的是，所有的同学都不用背课文，老师从来不考“背诵”，也不给他留作业，却总是要他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有一天老师告诉他，期末的总分数不会看他背诵课文多么流畅，而是看他上课的发言和提问。这让他惊讶不已。他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意识到，美国的教育就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但在那时候他还不明白这些，只是觉得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给一个孩子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刺激他，总会发生影响。我觉得脑子渐渐地离开了背诵知识的轨道，整天拼命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提什么问题。”
    开复就是在那时候发现：“人的能力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要靠记忆和理解去积累。还有一部分要靠一点点地练习。像课堂上提问的勇气、和同学交往的热情，都是属于后面一种。”
    过去在台湾的时候，他每天上学放学，按部就班，从不与别人交往，也没有发现这些奥妙，现在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周围的人都说英语，就发现哪些是自己最欠缺的，哪些是自己最需要的。住在大哥家，虽说是亲人，毕竟跟在妈妈身边不一样，不像在自己家那么随心所欲，还总是感觉给大哥带来麻烦，不能不约束自己，甚至不好意思用大哥家的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到了学校里，同学们都来找他，逗他说话，让他觉得他的不爱说话和不爱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英文不好，还因为缺乏沟通能力，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
    这样看来，与其说他在美国的教育显露了自己的天赋，倒不如说，是美国的教育让他弥补了自己的短处。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还需要有第六个观念：不要羡慕别人家的“超常儿童”，你不比他少什么。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1节 我也有一种恐惧感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无所不能；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总是怕输。
    ——沈向洋
    聪明孩子总是得到更多的赞誉，这一点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聪明孩子总是承担着更多的期望，这一点我们也都觉得正常。但是，越是聪明的孩子，在心理上承受着的压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估计呢？
    赞誉和期望源于聪明，而压力源于赞誉和期望。有一项调查表明，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至少50%的孩子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紧张、烦躁、心虚、恐惧的情绪包围着他们，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也不例外。
    “我到现在都觉得，初中和高中是我最聪明的阶段。”沈向洋这样说。同时他也觉得“那是压力最大的阶段。”
    向洋在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中，已认定“就应该是第一”。周围的人对他的希望越来越大，这超过了他自己内心的渴望，他知道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一想到他的好成绩能给妈妈带来快乐，他也快乐。奇怪的是，他的快乐之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已经到了输不起的程度”，而且这种感觉日愈强烈。他开始紧张，看到周围强手如林，就开始焦躁，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失落，成绩好了也不高兴，因为怕别人超过自己。
    每逢考试之前就拉肚子，这成了向洋的惯例，从高中一直持续到上了大学。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看过医生。很多年后再想当初情形，才明白：
    这不是身体的毛病，是心理的毛病：考试综合症。压力太大，所以总是紧张。好像已经深深地陷在一种矛盾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才，所有的题我都能解，无所不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有一种恐惧感，总是怕输。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才明白，真正健康的压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一个人的内心。真正成功的人，不是从来不输，而是“拿得起，放得下”。人应该输得起，做人也就慢慢潇洒起来。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七个观念：你越是聪明，就越是要做好准备去承受更大的压力。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2节 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
    我的步履如飞，遥遥领先，冲过终点的时候大气也不喘一下，又惊又喜，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
    ——高剑峰
    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里“新一代”的佼佼者。所谓“新一代”，都是研究院在过去5年里从上万个应聘者中招聘来的一批人，有140多人，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经过百里挑一，再经几年磨练，其中最杰出者有四人，被称作“微软四少”，他是其中之一。
    “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全世界的同行都把他围起来，”张亚勤这样描述他，“就像明星一样。”
    他叫高剑峰。如果你从他的名字和成就来猜想其人，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如果只看外表，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样子，个头儿不高，还非常瘦。
    “我小的时候发育不良。”他用这句话开始了他的故事。
    他出生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像北京一样，这里的孩子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大城市病”：聪明有余，韧性不足，好高务远，眼大肚小，不肯吃苦，害怕挫折，还有骄娇二气。但高剑峰所谓“发育不良”不是指这个。这孩子一出生就不断生病，总是咳嗽，总是发烧，头发长得比别的孩子慢，牙齿出得比别的孩子晚，一岁多了还不会叫“妈妈”，两岁了还不会走路，四岁了还总是摔跟斗。那时候父亲望着儿子，不禁着急：“这孩子怎么没有得到我的遗传呢？”
    父亲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在市里的长跑竞赛中得过第一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觉得他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下决心训练他：即使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强壮，也要让他像自己一样坚强。
    剑峰的长跑训练是从5岁开始的。训练安排在早上，天天如此，不能遗漏。第一年，父亲在前边跑，儿子在后面跑。第二年，儿子越跑越快，父亲渐渐落在后面了。第三年，父亲骑上了自行车，儿子还是在后面跑。就这样，剑峰跑了5年。
    高家父母对儿子的养育有个严格的分工，父亲管教育，母亲管生活。现在想起来，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把长跑和数学这两件事情灌输到儿子的童年中。
    那时候上海这座城市远没有现在这样豪华，普通人家的房子很小。高家只有一间住房，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家人吃饭读书都用它。每天晚饭后，父子两人对面而坐，各自读着自己的书。父亲望着儿子，有时候会想：“既然这孩子发育晚，那就笨鸟先飞吧。”他开始给剑峰讲小学的数学，出些习题让儿子完成，等到剑峰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学完了小学数学。
    不知不觉到了9岁，他还是很小很瘦，看上去比同学小了一圈，排队总是站在最前面。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连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看到别人挂上长跑冠军的奖牌，他还在心里羡慕人家的强壮，又很自卑，觉得那些人个个是天才，而自己处处不如人。
    变化发生在一次体育课上。那一天，老师测试全班同学的体能，项目是1200米长跑。大家一窝蜂地跑出去，剑峰跑在同学们当中。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不行了，被他甩在后面，即使是那些看上去身强体壮的人，也落到身后很远的地方。那场面值得他回味一辈子：“我的步履如飞，遥遥领先，冲过终点的时候大气也不喘一下，不禁又惊又喜。”
    体育老师目睹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身怀绝技，不禁大喜过望，以为发现了天才，当场让他参加学校田径队。剑峰自己也高兴起来，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
    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体育很差，这在80年代成了学校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放在书本上，不喜欢户外运动，不喜欢出去玩，对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没兴趣，但是剑峰越来越喜欢长跑了。他开始参加田径队的训练，还参加比赛。
    父亲越来越老，跑不动了，经常来看他的训练，还鼓励他去踢足球。受到父亲如此鼓励，这孩子的爱玩的天性更是变本加厉。每天早上长跑，下午放了学还要踢球。有几次踢到很晚，父亲骑车到学校去找，嘴上埋怨儿子贪玩，心里却在琢磨儿子的技术有哪里不对劲，到了周末，他让儿子上午一定要把功课做完，午饭后，立即拉着儿子到公园去踢球。
    剑峰的整个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学习和体育这两个世界度过的。他很忙，所有的时间都很充实，而且精力充沛，也不觉得苦。他的数学能力迅速成长，成绩也特别好。父亲看他学会了小学的数学，就开始教他初中的，可是他又开始喜欢物理了，把很多时间放在物理上。到了初中，他总是参加竞赛，既参加长跑竞赛，也参加物理竞赛。物理的成绩上去了，可数学却下来了。
    “所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脑子也有不够用的时候。”他这样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小时候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两样东西最有用：“一个是数学，一个是长跑。”
    “体育对我特别有帮助，不仅是体能方面，还有思维方面。我觉得体育好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一个好的球员，一定非常清楚战术是怎么样的，还有团队精神在里面，知道怎么配合。”剑峰在整个读书期间的业余活动，几乎全和体育有关，有足球、篮球、围棋，还是上海交通大学排球队的领队，当然最出色的还是长跑。
    论长跑，他看上去已是业余选手中最具有专业素质的人了。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他已经懂得，真正好的长跑选手不仅是在用腿跑，而且也是在用脑子跑。
    “很多聪明人其实都是小聪明，乘一时之快，占点小便宜。其实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大智慧。”
    “人与人的高下之分，不在一时，而在一世，不在开始，而在最后，最后胜出才是最厉害的。”
    “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体力，到最后，主要取决于毅力，取决于你的坚持不懈，也取决于你能否从同伴甚至竞争者身上学到你没有的东西。”
    这些道理都不是老师在课堂告诉他的，是他在长跑中悟出来的。“我在学校能拿个名次的也就是长跑了。”他说。所以他从长跑中学到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
    “一个好的长跑运动员绝对是能吃苦的人。”父亲当年总是对儿子这样说。父亲当年吃尽万般辛苦之后发奋读书，终于熬出头来。他生长在东北的农村中，读中学的时候到了沈阳，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上海。他是学理论物理的，又是个运动员，所以希望儿子能像运动员一样做学问，像做学问一样搞运动。
    但是当时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没有想到，父亲的这个逻辑，不仅让儿子扫除童年的自卑，而且引导着儿子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引导着儿子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之后，还能受益无穷。
    从这孩子的童年故事，我们发现了“E学生”应当具有的第八个观念：即使你发育不良，也能跑得很远。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3节 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张益肇
    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张益肇语气和缓，面色沉静。他的性格内向，普通话说得有些吃力，可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感情波澜从他的话里涌出来：
    你想想看，一个女人辞了工作，带着四个孩子漂洋过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定居；一个男人别妻抛子，独自奋斗，承担起全家在美国的花销。他们甚至不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这个家庭。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去学习。
    我知道爸爸妈妈一直希望我能非常杰出。其实我的天赋和别的孩子一样，从小瘦弱，身体的发育恐怕还不如别的孩子，吃的、玩的、想的，都和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们不肯给我什么零花钱，却肯为我的教育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还有更重要的，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文化比钱更重要，所以妈妈才会把我们兄弟姐妹全都带到美国去读书。现在，这件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时间越久，我就越是感觉，他们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真是了不起。
    益肇祖籍福建，而他本人出生在台湾，其求学之路和当年的开复如出一辙：童年时代在台北度过，11岁迁居美国，此后一直在美国读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在麻省理工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
    二十年前台湾的教育有点像今天的大陆。小学和中学都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通常是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你住在哪个区，就可以去哪个区的公立小学读书，不需要交学费。就像台湾海峡这边的父母一样，台湾的父母也看重教育，都相信孩子的成长是遵循一个必定的路线：从好的小学到好的初中，然后进入好的高中，最后是好的大学。所以很多家庭购买房子的第一条件，是附近的学校好不好。“买房子”是为了“买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就这样，那些拥有好小学的社区，房价猛涨。这情形有点像美国，同样的房子在好的学区还是不好的学区，价钱要差一倍以上。
    你嫌家门口的公立学校不好，不愿就近入学，也可以选择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通常都有很好的老师，教学质量更高，设施更好，但收费也高，所以大都建在富人居住的地区。
    张家住在士林，这里拥有一所很不错的私立小学，里面都是富家子弟，益肇也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益肇是唯一有钱人家的子弟。但是严格说来，张家属于台北中产阶层的上层，并非豪门。有很多人家比张家更有钱，却不肯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还有些家庭并不富裕，却每天都给孩子大把的零花钱。张家的独特处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不允许孩子在日常的花费上有任何奢侈，比如极少给孩子零花钱或者买玩具，但是却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在意，肯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供儿女去读最好的学校。
    “父母对我的要求，大概就是学习了。”益肇后来说。
    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个教师，两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一代人中间并不多见。中国有句老话：“忠厚传家久，诗书万世长。”海峡两岸的人们都相信，都喜欢把它贴在家门两侧。由上几代人的延续来说，张家也是个书香世家，从来就有读书传统，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个医生，一代又一代的家训延续到父亲，再传给益肇：“财产不重要，知识最重要。身外之物不重要，脑子里的东西最重要。”
    学校的教育采用传统方式。一个班大约50个学生，每天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做一大堆练习题，再背诵一段课文。像《三字经》这种课本，中国人已经背了千百年，爷爷背过，爸爸背过，现在又轮到益肇来背诵。老师们都说，学习中国的文字就是要靠背，他们看到记忆力好的学生就两眼放光。益肇到今天还记得，当他流畅地把“九九乘法表”当堂背诵出来的时候，老师投给他的笑容是多么灿烂。这让益肇小小年纪就在脑子里不断猜测：“学习大概就是吸取知识，好学生就要把知识全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
    老师评估学生的方法形形色色，同大陆这边如出一辙：没完没了的考试卷子，统一的分数标准，成绩单，排名次，给前几名颁发奖状，把后几名数落一番。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完全在分数，哪怕你只差0.1分，就有可能落后很多名。
    益肇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为学校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直到他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那是中国式的教育，“美国是没有这种作法的。”
    让孩子们到美国去读书，是这个家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
    1979年的台湾有点奇怪，尽管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冷淡下来，现任总统卡特又在这一年的第一天让美国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可是台湾的民众似乎更加关注美国。一句新的民谣就是在那时流行起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每个家庭都在谈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的可能性，这成了一股潮流，也成了张家的话题。
    像开复的母亲一样，益肇的母亲也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想让孩子有出息，就必须把他们送到那里去。
    “反正大学毕业后也是去美国留学，”父亲说，“那不如早一点过去。”
    母亲同意父亲的看法，她唯一的担心是孩子太小，不能独立生活。
    于是母亲辞去教师工作，带着5个孩子投奔大洋彼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舅舅家里住下来。父亲留在台湾继续挣钱，供养孩子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那一年益肇11岁，碰巧和开复离台赴美时的年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需要有第九个观念：有钱花在教育上。

第一章 “起跑线”
第14节 新发现
    读者看到这里，应当已经发现“E学生”的第一个秘密：不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智力。
    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聪明过人，他们在后来之所以有超越常人的表现，乃是缘于后天的教育，而非天赋。首先，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就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发现：
    1、80%的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
    2、至少有两个发育不良的例子，仅仅由于教育，他们才能后来居上。
    3、朝向“E学生”的“起跑线”，几乎百分之百出现在6岁到12岁之间。
    4、“E学生”在他们的起点上，也会有恐惧感，也会有糟糕的成绩，也会做“涂改成绩”这样的事。
    5、区别“五级学生”的标志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习态度。事实上，“E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可能不如其他学生。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第15节 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
    2003年5月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也是“非典”入侵北京城的最危险的时刻，冷清多日的香江俱乐部里，有一阵忽然热闹起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三位院长，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相约在一起，这一次他们不是讨论科研的方向，而是讨论教育的问题。
    他们的谈话有一位朋友录音。后者一直在想：既然大多数孩子在教育的起点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走向不同的方向？
    接着大家就这个问题争论起来，持续了一个下午。
    张亚勤说：“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张宏江说：“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
    沈向洋说：“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三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渐渐倾向于一个结论。那正是“E学生”的第二个秘密：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尽管我常常不如别人好，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是最聪明的。我能做好。”
    ——张宏江
    今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科学家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张宏江。他就是当年那个走进河南叶县顿觉眼界大开的小男孩，而现在，他的专长是“对多媒体信息内容的理解、检索和浏览”。他的理想是让人们在网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设备，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带宽、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语言，都不会感觉到有任何障碍。用专家们的话来解释，这叫做“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这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开拓出来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李开复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他在“视频检索”方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他的“叶县故事”。
    “叶县故事”的第一个情节出现在1973年那次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全国都在恢复学校的秩序，学生们回到教室里，老师们回到讲台上，有个说法描述这种情形，叫“复课闹革命”。叶县的中学也复课了，宏江刚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一所正规的学校，第一次经历正常的教育。
    但是这孩子的精神世界还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有一天自习课，他不肯做作业却埋头画画，被老师发现，当场一顿训斥，揪出教室。这是那时候学校里面最严厉的体罚，对这孩子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走回教室的时候，他哭了。那感觉直到30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被人逼过的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被当众揪出去呢。”
    “等着瞧吧，”他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
    这有点像一句中国成语说的，“知耻后勇”。很多孩子都曾有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没有遇到持续的激励，所以不能长久。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就不断地受到侵犯，就像一块石头，被一把坚硬的凿子敲打着，一点一滴地被击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破坏力量，都是来自那些自称要教育孩子成才的人——父母和老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孩子，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似乎是敲不碎的。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力量更强大，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起过的那种情形：“没有你的同意，谁都无法使你自卑。”
    几天之后，宏江迎来他期待的时刻。这是学校复课以后第一次正规考试，老师和同学都认定意义重大，而宏江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结果他如愿以偿，在360个同学中得了第一名。老师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学生，可是他却发现原来那个让老师“等着瞧”的念头，一点也不重要了。他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
    事实常常是，一般最平常的孩子其实和头戴“神童”光环的孩子一样，也具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亚勤、宏江和向洋这三个人说的，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不幸的是，大多数孩子往往不相信自己拥有才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也不相信，所以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一次表现的机会。
    宏江的幸运不在于他拥有超越其他孩子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机会表现出来。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能量和潜力。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是最聪明的。”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最聪明的。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不如别人，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能比别人做得好’。”
    成功驱使他远离自卑，向着自信走去。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
    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曾经“考试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老师的眷顾和偏爱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第16节 灾难发生之后
    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周明
    周明清楚地记得197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以及在那之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两个姐姐双双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而周明当时还不到10岁。别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男孩子却是在那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每天上学走在那条小路上，他就渴望着找到一些踪迹，能证明两个姐姐都还活着。路边的高墙重新矗立起来了，那一天，就是这堵墙倒塌了，把姐姐压在下面。现在，它对着他，默默无言，没有生机。他也看着它，祈祷奇迹能够发生，姐姐能从高墙深处飘然走出。一年又一年，小男孩长大成人，他自己的孩子也和记忆中的姐姐一样高了，可姐姐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成了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那一年周家住在承德。这城市坐落在塞外崇山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中国相当有名，因为它是旧时皇家的避暑胜地。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京城有些权势的人家每年夏天总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一个就是承德。但周家是平民，住在城乡结合处的一处破旧的平房里，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从湖南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为国家寻找矿藏。
    周明出生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年代里，中国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以前的三年中，饥荒造成千万人死亡和一亿儿童的营养不良，现在，物质紧缺的情形稍有改变，但精神的匮乏却更加严重。接着，“文革”开始了，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所有学校全都停止上课，还把那些有点知识的人赶出城市，赶到乡村。那时候，把一个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公开的舆论却把这叫做“教育”。党的领袖毛泽东那时候颁发的一个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周家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之家，50年代从中南矿物学院（现在叫中南地质大学）毕业了，这在当地农村是个大新闻。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亲都来祝贺，可是按照那时的说法，这叫“臭老九”。幸亏他当初拼命要求当一个地质工程师，算是半个工人阶级，所以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南方到北方，随地质队出入在荒山野岭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野外结婚，然后带着整个家在野外到处跑。妻子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却生活在地质队，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野外营地里。直到周明上学那年，这家人才定居在这城市的边缘。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宝藏，这有点像武侠传奇故事中的那些大侠，但是他的故事没有那么浪漫，他找到很多矿藏，有金矿、银矿，还有形形色色周明说不出名字来的有色金属矿，那都是国家的。他本人一直都是穷人，还是个老实人，妈妈也是一样。这对夫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孩子们拼命读书。
    姐妹两人在5个孩子中最聪明也最用功读书，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一年，姐姐读初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一天下午，姐姐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检查同学作业，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不放心，让妹妹去找。
    姐妹两人携手回家的时候，天黑了。那条路并不遥远，30分钟就能走到家，何况这条路也是天天走的，所以没人想到会发生意外。但就在这时，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很快就成了瓢泼之势。姐妹俩顶着大雨继续前行，经过那堵土墙下。墙倒了，把姐妹俩埋在下面。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女儿回来，急坏了。丈夫在野外找矿，长年累月不回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不能报信。她只好独自跑出去，沿着女儿上学的路，跑到学校，再跑回来，在风雨中奔跑了一整夜，好几次走过倒塌的土墙，竟没有发现异常。
    天亮了，她在断壁残垣旁边看到女儿的雨伞，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叫一声扑过去，挥舞双手插进土墙，就像疯了一样。土墙被扒开了，但还是晚了，姐妹二人在两个小时前憋死了。
    家庭出现这种变故，真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精神恍惚，身体一下子垮下来，神经也不正常了。全家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充满了怨言。埋怨那条路，埋怨那堵墙，埋怨那场雨，埋怨政府官员，埋怨学校的老师，埋怨自己，埋怨父亲就知道为国家寻找金山银山，不顾家。三个弟弟全都焦虑不安，不再淘气。姐姐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但现在彼此都害怕说出内心中对姐姐的思念。
    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确信两个女儿真的不能回来之后，她也不再去那条小路上寻找。她还有三个儿子，还有希望。
    “不要抱怨，要靠自己。”母亲总是对儿子重复这句话：“只有自己的本事最可靠。”
    当母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周明本是两个姐姐宠爱的小弟，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家里有了一份责任。他从这一场变故中学到了很多，打算把自己变得像姐姐一样优秀，像母亲一样坚强。
    很多年以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会重复当年说过的话：“不要抱怨，要靠自己”。
    周明也会说：“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第17节 不要小看自己
    从那天起，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
    ——周明
    一天刷了108个瓶子，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为自己赢得的第一个“第一”。他那天早上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得到这个“第一”，结果他真的得到了。这让他开心极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一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他就是周明，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姐姐的男孩子。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拥有无数重大发明，其中最奇特的一项是，他在根本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发明了中日语翻译软件。这些成就让他成为计算机自然语言领域中公认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他心里最珍惜的“第一”不是这个，而是那“108个瓶子”。
    在那之前他一直非常自卑，因为家里很穷，父母又没地位，在学校里见到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就躲开，见到不三不四的人赶紧绕着走，可还是常常被人欺负，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挨一顿打。
    好多年来，这孩子就是生活在一种自卑的感觉中，似乎永远直不起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要冲破压抑涌到表面上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比别人强一点呢？”
    这一天是“学工劳动日”，老师带着周明和全班同学来到食品厂，就是现在的孩子们都知道的那个生产“露露”杏仁露的工厂。不过，那时候这里不做这个，只做一种水果罐头，而且设备简陋，每天依靠人的双手刷洗成千上万个罐头瓶子。这些孩子来了，也是做这件事。瓶子都是回收来的，很脏，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划破。但老师认定这是让孩子们学习工人阶级高尚品质的机会，于是宣布开展竞赛，看谁刷得最多。
    周明站在孩子中间，听到老师号召，心里一阵激动。他还从来没有得过“第一”，此刻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它。
    就像自信和坚毅一样，兴奋而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也是通向“E学生”的转折点。这情形有些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虽然还没有冲天爆发，但你如果能看到这孩子兴奋得满脸放光的样子，就能听到火山爆发之前的那种隆隆作响。
    他很快学会了所有刷瓶程序，刷得非常认真，一个又一个，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一双小手被水泡得泛起一层白皮，结果他刷了108个，在所有小孩里面，是最多的。
    现在这件事情过去整整30年了，周明还是记忆犹新：
    我原来一直是没有自信心的，但是这件事给了我自信。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肯干，就一定可以干好。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那一瞬间，值得我一辈子记忆。我知道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能学会你想学会的任何东西，这不是你能不能学会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想学的问题。如果你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有足够强烈的欲望，你就会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当你是普通人的时候。
    我是那种特别努力、而且持之以恒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玩命地去干。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有把握，但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对，就是当初刷108个瓶子的那股劲，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第18节 亚勤话题
    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张亚勤
    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罗杰斯大学的古鲁伯博士说，很多研究都在显示，天才儿童身上那种神奇的自信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来培养出来的。这个结论的潜在逻辑是，所谓“神童”，并不是遗传变异的结果，而是环境刺激的产物。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成了潜在的“神童”。关于这一点，张亚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智商。”他的故事证明，他是有感而发的。
    1978年春天的某个早上，亚勤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去上学。
    就在打开家门的一刹那，他的语文老师冲进来，兴奋得满脸红光，话都说不利落了：
    “快……快……快看。”
    老师的手上摇着一张报纸。直到多年以后，亚勤还能记得，那是一张《光明日报》。他只看了第一眼，便如五雷轰顶。
    阳光从窗户钻进来，照在报纸上，又折射到亚勤的脸上，那张脸显出一种奇异的神采。他后来承认，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他12岁，还不能完全领悟成人的世界，但却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春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到处都是激情，都是笑语。每天早晨打开家门，都可能有让他高兴的消息扑面而来：父亲的平反给他带来第一份喜悦，也让这个家庭终于告别了沉重的过去。恢复高考是第二份喜悦，它给这个家庭开辟了未来之路。而现在，亚勤看着手上这张报纸，觉得未来之路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吸引他的那篇文章很长，里面说，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里有个少年班。文章作者是个名气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亚勤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但他把另外一个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了。那就是宁铂，也是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个孩子。报纸上都把他叫“神童”。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都没睡觉，”亚勤后来回忆：“我已经把上少年班当作自己的目标了。”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当即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跳到高中二年级去，还决定四个月后去参加夏季高考。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莫非他是个天才儿童？”有人问道。
    生理学家早就有个结论：人的脑容量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天赋智商也无明显差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成了凡夫俗子，而天才只是少数？在种种复杂的原因中，亚勤认定，有一个原因最重要，接着他就说了那句话：“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关于聪明，亚勤还有一些话，值得回味：
    聪明人有很多，聪明也有很多种。有些人的聪明，是很能显示出来的那种。有的人是大智若愚。有些人的聪明很缓慢，但在某些方面可能钻得很深。有些人反应很快，但不能达到很深的程度。有一种聪明很有扩张性，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种聪明，就好像酒一样，是靠时间去慢慢品位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是感觉强烈。还有的人就是小聪明了，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淡而无味。在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觉得哪个人的聪明超过别人很多很多，没有碰到过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人。大家其实都是不同方式的聪明。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就是聪明人。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在当时，他可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着怎么跳到高年级去。老师还是用那句话鼓励这个孩子：“只要能通过考试，你就跳吧。没人拦着你。”
    亚勤于是开始实现他的计划。他进了高二的尖子班，废寝忘食。“那是我一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了那个目标。”他这样说。“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有一种再苦再累也心甘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看上去一切顺利，却不料灾难突然降临：他得了肝炎，不得不停止上学，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发热，虚弱，满脸黄疸色，无法开动他的大脑，想要看看书也非常艰难。但是，对少年班的渴望支持着他，他不肯放弃。
    母亲本来并不指望自己家里也出个“神童”，只是看到儿子跃跃欲试，而且态度坚决，又跳级又熬夜，就不阻拦。现在望着儿子那张发黄的脸，只有心疼：“今年算了吧，明年再说。”
    亚勤不听：“我就是想试试，失败了也是一次练习。要是不考，不就等于是考了0分吗？”
    很多年以后，他用更加成熟更加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若奋力去争取成功，也许不会成功，但你若不去争取，那就一定不会成功。”
    他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等到能上学的时候，高考已经开始了。
    考试结果比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差10分，尽管如此，还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他可以上山西大学。那也是一所重点大学，而且是太原人心中的圣殿。
    周围一片祝贺声，但亚勤很不开心。这孩子心中的圣殿在合肥。
    妈妈说：“能上山西大学已经很了不起啦。”
    亚勤说：“不”。
    妈妈又说：“如果你不喜欢去，就在家呆一年也好。”
    亚勤还是说：“不”。
    夏天转眼就要过去了，亚勤还在为他的失败懊恼。
    这一天，老师又来了，再次给他带来希望：“上一次考试是全国统一高考。你不是想去少年班吗？那是另外一次考试，马上也要开始。”
    亚勤大喜。
    新一轮考试的结果是“一面倒”：语文和政治都很差，但数学却是满分再加20分。他不仅把所有考题完成得滴水不漏，还把加试的一道题也做出来了。那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而他是全国考生中唯一解出这道题的人。阅卷的老师们被惊呆了，都说太原出了一个“数学神童”。
    “其实这是过高地估计我了。”亚勤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题正好是我做过的。”
    那是考试的前几天，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书。书里有一道竞赛题，特别难。亚勤平时总觉得“平面几何”特别对他的路子，什么题也难不住他，可这题竟把他难住了。他苦苦想了两天才找到答案，不料竟在这次考试卷上看到了同样的题。
    “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章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第19节 一句话影响一生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
    ——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每一个母亲都希望生下一个天才，但真正天才的母亲，都会说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普通的人。这并非谦虚，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人性中所具有的那些东西，自己的孩子无不具有。所以亚勤的母亲几乎没有当面夸奖过他。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