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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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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家炎    转贴自:《金庸小说论稿》资料来源:http://www.jinyong.net.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34&ArticlePage=1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郑振锋、翟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逢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鹏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②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⑤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
  诸县,为乌伤长陈君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
  有便。会君页以病亡,朗乃刺杀君页子。事发,奔
  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
  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
  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
  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
  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
  以称纪?⑥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⑦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

  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

  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⑩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并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摇薄赋,解民之困厄。这使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侦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感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曲洋的十二三岁的孙女都不放过。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间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恒山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分,应该作具体分析。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倚天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以维持教主的个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间“文革”正在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年那场“红色风暴”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才能从某些俗见中解脱出来。

  不妨举《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例证。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教主地位之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真是意味深长!事实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人合力杀死的。小说写东方不败一人抵挡三位高手,仍游刃有余,接连施放暗器射伤他们;只在盈盈用计刺伤其男宠杨莲亭并使之大叫一声之后,东方不败才因心神纷乱而中了双剑。这能叫做“武功低微”、“没半分真实本领”么?再有,小说早已写明: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据说乃太监传下的绝世武功)而先行“自宫”,失去了性能力,他怎么可能再去“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呢?这岂不是眼见对方已经垮台反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而展开的胡乱批判么!而这类所谓势如破竹式的“揭发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三分,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金庸最后两部小说——《笑做江湖》与《鹿鼎记》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这,正是金庸发挥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结合的生动证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独到的见地。一部《侠客行》,可以说就是反教条主义、反烦琐哲学、充满现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经学那种烦琐解读模式的错误。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如把爱情诗《关雎》硬解释成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未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唐诗已经对此有所概括:“鲁史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是传统经学误国误民的生动写照。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合情合理的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写的《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眼光来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显然相当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学的合理方面加以运用,渗透到人物刻画之中,揭示出变态人物之所以变态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他们的性格。

  金庸笔下的变态人物有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二是“情变”,由失恋引起,如《神鹏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鹏英雄传》中的玫姑。三是“孽变”,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和《射鹏》中的欧阳锋。其中谢逊、李莫愁两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狮王谢逊,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属上乘。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祸,激起他满怀悲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岁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指谢之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气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发泄,不计后果,杀人之后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残忍凄厉的背后,谢逊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义子张无忌的爱,简直远远超出一般亲生父子。这种爱最终也温润了他自己的心灵,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不但能仟悔过失,即使对成昆,也只毁其双眼,废其武功,而没有将他杀死。

  《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人结婚,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家,并成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用平时杀人的尘拂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傈,又令人哀怜悲悯。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帮助金庸写出了这类过去武侠小说所缺少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龙八部》中丐帮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写的最震撼人心的一个人物。她集“仇变”。“情变”、“孽变”于一身。这位马夫人,有一种“天生的脾气”: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小姑娘时,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邻居女孩的花衣裳剪碎。两年前洛阳百花会上,她自以为姿容绝世,足以颠倒众生,偏偏丐帮帮主乔峰对她少看了两眼,马夫人就认为乔峰对她有意蔑视,决心报仇雪耻,坚决要把乔峰从帮主的位置上赶下去。她丈夫不支持,她就勾结情人杀了自己丈夫,把杀人的罪过栽到乔峰头上。本来乔峰已经在杏子林中平息了帮众叛乱,但马夫人全身缟素出场,口口声声“为先夫报仇”,形势立刻大变。“她没一句说乔峰是凶手,但每一句话都是指向他的头上。”这真是个厉害之极的女人。她后来还设计诱杀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段正淳之后,从他身上鲜血淋漓地将肉一口一口咬下来,却同时咬一口叫一声“段郎”。原来她在和马副帮主结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妇,只因段正淳没有正式娶她为镇南王妃,她就怀恨在心,誓报此仇。康敏的美丽而又狠毒,又远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残忍,缺少她的狠毒),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是金庸运用现代心理学塑造的一个最独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我们只是就几个具体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其实,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将侠义精神自单纯的哥儿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从而突破旧武侠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限于篇幅,这里不赘。

  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除《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应该另当别论外,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周围,有小昭、殷离、周芒若、赵敏;《神雕侠侣》的杨过周围,有小龙女、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郭芙、郭襄;《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周围,有华筝、黄蓉、程瑶迦;《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爱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灵素和苗若兰;《笑做江湖》中,令狐冲周围也有岳灵珊、仪琳。任盈盈。这些女性从出现时起,目标似乎专在寻找爱情,寻找归宿。尽管金庸主张爱情专一,不写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张无忌有一次做了一个多妻好梦,醒后立即自我谴责);而且在古代,中上层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1996年1一2月断续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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