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原创 2005年05月16日 20:09:00
内容提要】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

  前些天,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但这些问题凸显了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认真面对。先说说到底哪些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因为,第一,北大没那么好;第二,清华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那肯定这评判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都喜欢谈陈寅恪,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他们都有一种青春想像,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怎么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好吧,就这些。这么多问题,你说该怎么回答?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当然,好些是说开去,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提问。

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北京晨报》2004年11月17日)。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的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你问我大学排行榜好不好,这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外国,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照这样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你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难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保》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互相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因此,我对于目前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盖莫例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奋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十二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没人强制,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那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给他们讲几个北大的故事。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参见《老北大的故事》28—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你们喜欢的故事,以及你们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诸位作为师范大学或教育院系的教师和学生,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有点担心,韩愈《师说》表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面去。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一样。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比如牛津、剑桥,十九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笔者曾以类似题目,于2004年11月17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专题演讲,现以首师大的记录稿为底本,综合三次演讲,整理成文。本文原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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