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秦始皇父子,反思秦朝的興衰(二)

走訪秦始皇父子,反思秦朝的興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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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滅亡歷來總結的重要一條是暴政,但暴政的原因是秦朝在奪取政權以後,並沒有及時調正治國策略,沒有利用懷柔政策,以至官逼民反。已秦始皇為首的秦朝統治階級認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勢,不需要品德,以法治民,不需要以德感化民眾,最後形成暴秦的惡名。

在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當中,統治者始終是交替著用兩手:道德和法律,古今如此。在春秋以前,統治者是將道德和法律分開的,造成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對統治階層用道德來規範,而下層的百姓只能用刑法來懲誡。春秋後期,由於奴隸制開始瓦解,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中遇到了時代發展和國家結構之間的矛盾,所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紛紛登場,試圖用自己的理論來解決統治者的仿徨,為統治階級開出各種藥方,所以在那個年代出現了中國少有的百家爭鳴局面。

秦朝由於地處西域,當時中原諸侯對秦國視為夷族,並不入流,而這恰恰給秦國創造了機遇,使他迫切希望吸收外來的文化,並容易接受先進、實用的理論。自商鞅變法,秦國廢除世卿世祿制,這是歷史的進步。商鞅抨擊了提倡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內容的儒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要用鼓勵耕戰為內容的法治代替“先王之教”。秦國也由此得出一套理論和方法,而這又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秦朝在執行法家理論中,在軍隊中有一條軍功爵制度,在前幾篇論述中已經數次提到。顯然,這種制度打破了推薦和世襲制的舊規,他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階層關系,打破了裙帶關系,打破了官僚的鐵飯碗。使能者上,庸者下,在功勞面前人人平等。秦國武將出身的官吏很多,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和當時以戰爭為主的經歷,他們往往視殺人為常事,殘暴而缺少為吏經驗。他們到了地方,也是習慣原來的一套管理方式,也就是用軍隊的方式來管理國家,這必然使國內硝煙四起,更何況就是出了幾個好的將領也未必是好的治國人才。最後,統一後的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大軍營。最好的證明是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其直接原因就是秦朝不顧情況的變化,要求地方官員機械的執行有關規定而造成的官逼民反。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短命的王朝,他們的結局有些類似,那就是秦朝和隋朝,在這兩個王朝的身後是漢、唐兩個在歷史上有豐功偉績的王朝。這難道是巧合嗎?非也!這是漢、唐這兩個王朝接受了秦、隋的歷史教訓,少走彎路,才使他成為一個彪炳千秋的王朝,從這個角度說,漢、唐的豐功是建立在秦、隋痛苦的失敗上面的。

漢朝在文、景帝時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歷史學家公認文景時代是吸收了秦朝的暴政的教訓,反其道而行之。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進一步明確提出“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的統治地位,這就形成了漢武帝儒為其外、法為其裏的治國方略。

這從反面印證了秦朝在奪取政權以後,並沒有及時調正治國策略,沒有利用懷柔政策。而暴政是以秦始皇為首的秦國國家機器全體成員的殺手鐧,在奪取政權後戰爭機器始終在和平年代原樣繼續運轉,形成巨大的慣性,這並不是他一人而為,而是法家理論在新的形勢下不知變通的結果。

從外部形勢來看,歷史上還有個習慣勢力,秦始皇力推的郡縣制在當時是有爭議的,一部分人想復辟,一部分人習慣於墨守陳規。就是到了漢朝對郡縣制還是有爭議,終於到了晉朝,又返回到大封諸侯的舊路上去了,造成歷史的倒退,這實際是對自秦朝實行的郡縣制的一種反向檢驗。而此時離秦朝已經280年了,可見習慣勢力力量之巨大。

秦朝作為歷史上第一個郡縣體制的國家,本來立國就異常艱難,秦始皇更是錯誤的估計了局勢,認為武力可以通吃天下,高壓可以使國運永傳萬代,這導致了他又犯了另一個戰略性的錯誤。那就是對全局統籌欠缺,操之過急,而這在隋朝和他犯了同一個毛病。統一本來是人民希望的,戰後人們急需休養生息,但秦始皇為了防止外部的入侵,不顧國力,急匆匆地修長城,修直道,以及為了自己的淫樂修阿房宮。隋朝是修大運河和進攻高麗。秦朝於國力而不顧,前修長城,後修秦陵,最終民憤而國亡。而反觀漢朝,劉邦在國力尚不足以支撐對外戰爭時,對匈奴采取和親的政策,忍辱負重,休養生息,直到武帝時,國家富強,才出兵掃北,報了歷史上屈辱。

現在看來,長城和運河的修建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但問題是修建的時間和當時的國力,操之過急必然使國內的政治、經濟諸方面失去平衡。歷史就是這樣具有諷刺意義,兩個王朝用它那最後的一點氣息留下了長城和大運河,卻引起了中華民族的驕傲。

那秦朝就註定要滅亡嗎?也不是。從歷史上看還是有機會可以延續秦朝的命運。

在秦始皇時代出現過一次要改變以法家為主的國家政策,其代表是呂不韋。《呂氏春秋》名為雜家,實際上儒家成分較重,呂不韋出書的目的也是想影響秦始皇的執政方向,這也是秦始皇同呂不韋分歧的原因之一。呂不韋被殺以後,儒家在秦國一度銷聲匿跡,但在建國後鵲聲又起,最終導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發生。

秦國太子扶蘇實際上是傾向儒家,不贊成暴政。但他當時唯一所能采取的方法應該是沈默,就是要等待,一切要接班以後才能實行,而扶蘇的這套打法已經是秦始皇用過的了,他就是在等待到親政以後,才開始大刀闊斧的執行自己的政策,才對呂不韋下手。扶蘇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他太年輕,太性急,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多次上書諫議,勸阻秦始皇。他認為“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但扶蘇提出的不同意見,觸怒了秦始皇,致使被貶邊疆。此時的秦朝已經錯過進行歷史更正的機會。

至於胡亥,應當說是中國最大的紈絝子弟,富人的紈絝子弟是丟掉家產,胡亥是玩毀了國家。秦朝大臣上朝是要脫鞋子的,胡亥在當公子時有一次上朝,見大臣覲見秦始皇,他在庭外將大臣的鞋子一頓亂踢,從此事完全可以說胡亥是一個無知的頑童。再從趙高在朝廷上指鹿為馬的行為上,反映出胡亥是政治上的低能兒,對政治權術一竅不通。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低能兒坐龍椅的事情,其原因是便於利益集團操縱,成為某些人的工具。而胡亥執政以後殺盡了皇族,殺盡了朝內的不同意見者,他來到世上的意義,似乎就是為了毀滅秦朝,剩下來的就是作為一個反面教員出現,留下一個荒冢,供後來人借鑒。

其實,秦朝的滅亡在秦始皇時代就埋下火種,只是由於秦始皇的個人威信,才沒有在他在世時出現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秦朝建國後就好像一臺高速行駛的汽車,還在用戰時的管理方式進行飛駛,而胡亥上來掌舵,就像上來了一個喝醉酒的司機,只能加速秦朝的滅亡。

                           

 劉清源

 

                     2008-2-8 於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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