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高考时，特摘录郎咸平教授在《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中披露的个人求学生涯，以鼓励莘莘学子。
一、从小学到高中：差点去当了木工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差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做特别的辅导。记得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让我做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念初中。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得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有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
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的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学习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候，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根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向我借过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模拟考试时，在1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没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模拟考试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模拟考试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考试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了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得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我当时感到很无奈，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成绩其实也不算太差，在30~40名之间，属于中下等。我们班上还有很多40名以后的同学，但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去“放牛班”。于是，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去“放牛班”，而他们不用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没有补习，而那些40名以后的同学大部分都去老师家补习了。那时，我非常难过，因为整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无能为力的，更谈不上反抗了，差学生还有什么资格反抗呢？
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到成功中学。由于我母亲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我可以到“建国”中学借读，于是，我便从第三志愿跳到了第一志愿。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杨义贤老师让我上讲台去平衡化学方程式，我做不出来，杨义贤老师说：“你看你这个不肖之子，你母亲是教化学的，你都不会。”
台湾地区的高中到高二分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就是学习理工医农，社会组就是学习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学社会组。当时，我高一的英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到了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当时26个班，有2个班属于社会组，那里基本上是接收了高一被淘汰下来的所有残兵败将。到了高三分得更细——甲（理工）、乙（文）、丙（医农）、丁（法商）四组，我念的是丁组。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样，没有初中以前的那种压抑与不顺。虽然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但还是进了类似“放牛班”的社会组。社会组的同学有相当比例的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但基于初中时的经验，我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时不用功念书，主要是心有旁骛。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的。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的嫡传弟子，也是个老拳师，功夫极高。我虽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当时我很厉害，班上包括混混，没有几个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时，我简直得意极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的闹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一下子冲出来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血战一场。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周围有上百人围观，我感到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们班上的混混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地叫我“西门町之虎”。
当时，我们社会组大部分同学的水平还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会组还是最后几名，怎么念就是不开窍。到了高三，我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还是一直没什么开窍的感觉。最后，很勉强地挂了车尾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一个相当差的学校。
二、从本科到硕士：“大牌学生”的体验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这和我大一时的境遇有关。我们经济系有一门课程叫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门课程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个学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我就想走快捷途径，作弊抄邻桌同学的试卷，结果运气不好，被教该课程的王文清老师抓到了，最后得了个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来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两三点，我当时就有那么一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很多解不开的题在解开时会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我的平均成绩竟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接下来的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从此以后，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学生，而我自己当然也不客气地以大牌学生自居。从那时起，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尤其是历史、政治、军事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由于自己是大牌学生，因此和老师的关系也处得相当好，因为老师都比较喜欢好学生。到了大二时，石齐平老师和我聊天，他指出中国人念主流经济学很困难，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外国人的对手，只有念两种经济学学科，才可以有机会和外国人对抗，第一是中国经济史，第二是数理经济学。我的另外一位老师罗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经济学领域跟外国人对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写的，中国人只是点缀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生教科书中，绝对看不到引用中国人写的学术文章。
当时，听了石老师的话以后，我也就不敢痴心妄想地学习主流经济学了，我想钻研数理经济学，因此我在大学时，辅修了很多数学课。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数学水平不是太高，主要也是东海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另外，我对念中国经济史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念中国经济史就得先念日文，因为日本学者收集中国经济史的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完整。但在大学时期，学校根本没有开设日文课程，因此这又形成了一个阻碍。我的数学未达理想水平，日文也没有机会好好学，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了，罗台雄老师的悲观看法似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经济系的系主任是马凯教授，他大概是台湾地区极少数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怀疑我未来的学术成就。
在大学时，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曾经几次写信给一些很有名的经济学大师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尔我也会接获回信。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当大师以后，学生给我写信，我一定会回复。现在，很多学生给我写信，我都会尽量抽空给他们回信，以偿我当初的夙愿。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做演讲时，很多学生围着我，问的都是比较浅的问题，我丝毫不介意，我还很鼓励同学们多问问题。有些好心的教师怕我为难，连忙阻止同学发问，我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我年轻时问的问题有水平多了。当我离开时，围着我的学生非常依依不舍，我和每个人握了手并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鼓励，学生非常高兴，觉得深受鼓舞。那里的同事问我为何对学生这么好，我说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曾因为大教授的那么一点点关怀而大受感动，甚或终生都想以经济学为追求的目标。我记的，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William Baumol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A person with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就是“像你这样有激情的人，一定会研究出经济学需要的新概念”。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深受感动。William Baumol后来成了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应该是台湾地区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摇篮。台湾地区的政界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法律系，而财经界人物则大部分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届“建国”中学社会组可以说是独霸经济学家黄金榜，有好几个同学目前都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高雄市财税局长、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计量经济学泰斗管中闵等等。父亲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学历，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亲的反应也稍微太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在初中时干什么。
我在“国立”台湾大学的指导老师——陈昭南教授，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国际金融大师蒙戴尔（Mundell，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他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因而没有留在美国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中国台湾地区发展。我亲眼见过他在台湾地区筚路蓝缕地开拓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职。由于他想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因此要求该所买打印纸，该所竟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海外发表论文，所以不用麻烦了。逼的陈老师不得不自己买打印纸，尔后自己打印。投稿过后几个星期，陈老师每天在送信时间一到时，就坐在楼梯上等邮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绝信，在海外投稿实在太难了。陈老师最为学生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来不气馁，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经过大约20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替自己，也替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陈老师在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使自己成为了货币学中“两种货币没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导人。而“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最终成为“国立”台湾大学最引以为傲的学系。我认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术水平在亚洲地区也是可以拔得头筹的。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结婚了，而后按规定服义务兵役。我当兵退伍以后并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湾和太太儿子过小日子。退伍以后，我在向陈昭南老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申请工作的同时，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申请工作。但两位老师都认为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所以都拒绝了我。最后，是因为我和于宗先老师的一番对话让我决定待在台湾的。于老师认为我的学术水平有限，特别劝告我，学术研究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他认为我最好考虑去公营银行或外资银行做事比较适合。他告诉我当学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李志文一样，执著、聪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这样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后在沃顿商学院会计系做过三年访问学者，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他也算和我有点师生关系。李教授后来转赴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经常到大陆，主要在北京清华大学义务任教。
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惜，我的银行求职意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银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湾待下去了。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缘故，于是我就去当记者了，整天跑新闻。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三、博士阶段：沃顿商学院的炼狱式经历
跑新闻实在太忙，我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就只有随便考了。托福我考了550分，在台湾地区算很差的了。GRE考了1640分，总分是2400分，也是相当差的了。我当时向好几所学校要申请表，芝加哥大学寄来了一页黄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写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绩，而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寄申请表给我。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要求我先证明我有实力申请该校，否则他们不想浪费申请表。最后，我只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的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是大名鼎鼎。现在，大家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0000美金的学费，我依稀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亲对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湾和现在大陆的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亲把它卖了20000美金，准备给我留学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亲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母亲长了心眼儿没有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留学呢。
我想当时为何沃顿会收我，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当时，真正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经济系，而想读金融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金融系，商业经济系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系，没有多少人申请，所以机会自然比较多。而且当时沃顿的政策是国际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国学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我为何会转读金融系，那又是一个巧合了。当时商业经济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考微积分资格考试，我立刻就慌了手脚，因为我早就忘记了微积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听，看看哪一个系不考微积分。最后，终于找到了金融系。该系要求太严格，有一半的学生在第一个星期就自动退学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于是就收了我。如果我当时直接申请金融系的话，那么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于零而是等于零，因为每一个申请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国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那就别提有多难了。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际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教授Ando，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提出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得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永久所得。因此，你虽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还是会向银行借钱买房子或买车子，你的消费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这个借贷的行为就是该学说的有力证据。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大家根本没有可能在一个学期内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大家问他为何教得这样差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过《美丽心灵》（The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就是里面那个有神经病的纳什（Nash）扬弃了博弈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为代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哈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很可惜，这些信我当时都没有保留。
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博弈论，之前，我简直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我对宏观经济学也是消化不良，两门课考下来，成绩都是C。到最后，我这个人品行不错，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改了个B-，让我留了下来，因为在那里，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时，我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学费一直从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个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课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而在他27岁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做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班的同学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的就是老师——AndyLo，他20岁出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由于这门课的数学推导相当艰难，不是普通的微积分，而是不确定微积分（stocha stic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学天天开夜车解数学题以应付该课的数学推导。Lo看我们的水平不行，特别讲了一个故事以鼓励我们。
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博士生，成绩相当差。他修课的平均成绩未达标准并且已经准备走人了，除非现在修的这门课可以拿A才能弥补一切。到了期末考试时，这位老兄连开了几天夜车看书到半夜，希望可以拿个A。但由于读书读得太晚了，早上起来时已经10点了，而考试早在9点就已经开始了。他骑着单车赶到教室已是10点30分。任课老师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了，还是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到图书馆里去答题吧。考卷上有两道题，黑板上也有两道题，你把这些题目抄下来就赶快去图书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学生将考卷交给老师，然后大醉一场。因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道题和考卷上的半道题。他心里想，就算他答的全对也不过是40分而已，离A远着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赶早上的火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他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叫他立刻赶到系主任办公室。他吓坏了，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赶到学校，他忐忑不安地进了办公室，那里有系主任、任课老师和一位大师级的讲座教授并坐着等着他。这位学生坐下后，系主任开口问他：“黑板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很害怕地点了点头，他担心会不会因为答得太差，学校要他赔偿学费。三个教授轮番问他问题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后，终于确认了。系主任说：“斯坦福大学决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学位，并聘请你为终身制教授。”这位同学吓坏了，在5分钟后，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话：“为什么？”系主任告诉他，黑板上的那道题他答出来了，而那正是爱因斯坦答不出来的题目。Lo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我们全班同学一起摇摇头，Lo说，“他就是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读完了，同时还得通过四次非常困难的学科资格考试。考完试以后，即被授予金融学硕士学位。这四次考试中最难的就是第一次，因为要考宏观经济学跟微观经济学。我当时是全班第一名考过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全班8个小时内无人提早离场，个个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老师只要我们回答一个字而已。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我到了沃顿后，碰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马学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赴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他不记得初中那一点琐事了。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但一两个学期以后，他就不读了，听说是考试没过关。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消失了。据同系的学弟梁定澎（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的说法，马学勇这一生太顺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打击，因此轻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总把读书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枷锁。老美就轻松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无所谓。我们可能认为马学勇无法承受打击而退学，说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样觉得念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并不是他本人想不开，而是我们局外人在替他想不开而已。
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的，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子。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很勉强地把论文在半年之内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
——摘自郎咸平《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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