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西藏
——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有感

陈维仁

本文是我两篇文章的合二而一。一篇是《西藏考察侧记》，首次发表在一九八○年七月十五日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二一七期上；另一篇《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应《怀念耀邦》一书编者之约新近才撰写的。两篇文稿产生的时间跨度正好是二十年。 文内涉及的历史事件最近的也都已十五六年了。为了缅怀 故去已十多年、但风范和功业永存的耀邦同志，我愿意写这类向後看的文章并辑选旧文 ，为“历史钩沉”。因为像耀邦同志这样杰出人物，历史是不应忘记他们的。我深信，西藏人民也是绝对不会忘记胡耀邦的。

《西藏考察侧记》原文较长，约一万六千字，对当年西藏那块神秘的热土有翔实的描述，但毕竟已时过境迁，这次限于篇幅，只选辑其中很少几个段落。我在《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这一新篇中对侧记的写作背景作了一些简介，以便大家理解《胡耀邦与西藏》这一主题的思路。

一九八○年的《西藏考察侧记》

党中央非常关怀西藏的建设。鉴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央决定对这个地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以修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国民经济，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目前，中央的政策已经付诸实施，受到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今年五月下旬，胡耀邦、万里同志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藏考察，同当地干部共商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生活的大计。这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

我有机会随两位领导同志一起到西藏进行学习、调查，除了在拉萨列席了一些重要汇报会和座谈会外，还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走了日喀则地区五六个县，亲眼看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社会情况。我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做一些介绍。同时，也想藉此尽可能地表达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

（一）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离开首都机场飞往成都，准备次日上午直飞拉萨 ，就这样开始了西藏之行。起飞不久，耀邦同志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前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谈了去西藏考察，不是去参观，而是去工作，要去解决点问题，主要是同那里的藏族、汉族干部共同商量如何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计。这就是我们此行的主题。你们要做报导，这也就是标题了。

耀邦同志说，关于西藏的工作，中央已经发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我们这次去也就是要实际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耀邦同志说，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耀邦同志对记者们说，要治“穷”，首先是两条：第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就是要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团结还能有什么发展！他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接着，耀邦同志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可以说是几项大政策。讲到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大政策的理由，他说，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耀邦同志简明扼要地把中央考虑的几项非常措施概括为六个字：“免徵、放开、走人”。免 徵，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时间至少两年。不但免农牧业税，还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徵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生产队更要有充分的自主权，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生产队一般不要过大，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都可以因地制宜。总之，怎样对生产发展有利就怎样发展。走人，就是要逐步地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下少数工作上确实最必要的，并且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加强同西藏人民的团结。

抵达拉萨后，耀邦同志把在途中的这些谈话内容，和万里同志一起，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同当地的领导同志讲，并且根据考察的情况，他们又作了许多具体的补充。最后集中形成了五月二十九日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这六件大事就是：（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二）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三）在所有经济政策方面，都要放宽，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促进发展藏族人民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耀邦同志说，办好这六件事，认真实行这六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内，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两三年、五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十年就要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六条，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对西藏工作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所起的动员和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都非常强烈。

（二）

五月二十一日晚，我们在成都过夜。 部分同志利用旅途空隙，参观了著名的杜甫草堂和诸葛武侯祠。医生则忙着重新为所有同志检查了心脏、血压，做好了明早直飞拉萨的最后准备。

二十二日上午，天候一直非常好，晴空万里。 一望无际的群山，蜿蜒曲折的公路、河川，历历在目。八点四十分起飞，三小时后，飞机按预定时间平稳地降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噶机场。 飞机还在高空盘旋，凭借着高原上特有的清晰的能见度，我们就已看到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停机坪等着迎接来自北京的亲人了。可以设想同志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非常激动。耀邦同志、万里同志高兴地走下舷梯和前来迎候的自治区的同志们热烈地一一握手问好。几位藏族同志向领导同志们献上洁白的哈达。

从踏上西藏自治区土地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从贡噶机场到拉萨还有一百多公里路程，要跨越雅鲁藏布江，沿拉萨河北上行车两小时。我原以为雅鲁藏布江一定是急流奔腾、浪涛滚滚的大川。其实不是。它江面宽阔，但水流却像镶嵌在浩瀚平沙中的一条碧绿的玉带，沿着险峻的山脚缓缓东去，没有风时，江面平稳得像一面镜子。

大自然的奇异风光，引起我们这些第一次来到西藏的人的好奇心。车行途中，大家不断地向陪同我们的同志问这问那。同志们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关心着我们可能产生的高原反应，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活动量过大，要注意休息。 还要注意随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由于缺氧，感冒了不但不容易好，而且还会引起别的疾病。

后来证明，主人千叮万嘱是有道理的。耀邦同志就因为没有休息，到达住地后连续开会，兴奋地同自治区的同志们谈工作，所以，第二天就真的病倒发烧了。 另外也有的同志头晕吃不下饭，胸闷气短，连上楼梯也要感到两腿发软。但后一种情况一般难以避免，只要一两天就会缓过来的。

耀邦、万里同志到达拉萨以及他们当天一些重要谈话内容，第二天《西藏日报》和拉萨电台都作了醒目的报道。

我们到达第二天也就是消息公布的当天，五月二十三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经耀邦同志提议，要在这一天举行一个茶话会，邀请西藏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庆祝，同时徵询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建设新西藏”。

茶话会一片欢乐，非常热烈。充满了亲密团结的气氛。许多藏族上层人士，穿着节日的民族服装出席了这次盛会。遗憾的是，耀邦同志由于过于劳累，到晚上已发烧三十八度多。没有能够出席。万里同志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和耀邦同志对参加茶话会的藏族、汉族干部和各方面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表达了中央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并扼要地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要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当年参加“十七条协议”制定和签字的当事人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以及其他几位藏族上层人士和自治区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单摔坦率地对西藏今后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提出了希望和建议，表示了要努力建设新西藏的决心。

这次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西藏，正逢全自治区各地、县的主要负责同志齐集拉萨开工作会议，总结工作，座谈讨论如何贯彻中央“三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问题。这样，就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直接接触各地、县的负责人，向他们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下边的同志也可以面对面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问题、意见和要求。

耀邦同志生病期间，万里同志一直在不倦地工作。他分批地把参加会议的地、县委书记们请来座谈，听他们汇报情况，耐心地向他们讲中央的政策。每次座谈会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思想也很解放。 耀邦同志稍有康复，两位领导同志就一起继续在拉萨进行一系列调查、访问，同多方面的人士接触谈心。地方的同志们被中央领导同志循循善诱、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深深感动了。

从五月二十六日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就离开拉萨到日喀则地区所属的几个县去了。 拉萨有些活动我们没有能继续参加。以后几天，我们都是在日喀则地区所属的几个县度过的。

二十九日夜，我们从萨迦县城赶到日喀则已是深夜。刚住下，几位地委秘书长同志热情地来看望我们，并兴奋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还说拉萨已来电话，明天两位领导同志下午到，总书记今天已经在拉萨向全体党政军干部作过报告了。还说他们不坐飞机，要乘车从江孜这条路线来。地区的同志已把接待工作安排得很周到。同志们希望见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十日清晨，我们刚起床，又突然被告知，领导同志不来了，要我们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拉萨。这个变化，预先没有料到，原因后来才知道，主要是两位领导同志身体都不太好，长途跋涉，医生们不放心。再说，也考虑到时间，“六一”要赶回北京过。回程还要经过青海格尔木停留，如再绕行日喀则，势必把日程挤得很紧很紧了。

我们在日喀则匆匆参观后赶回拉萨的当晚，已经康复的耀邦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我们此行的观感。

我们就要回北京了。离开拉萨的头天晚上，耀邦同志在同自治区的同志研究完工作后嘱咐说，中央的方针定了，你们就大胆工作。杨静仁同志、赵振清同志都还要留下来同你们工作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同他们商量。中央拨给的钱，你们要好好用，每年都要为西藏人民扎扎实实地办成几件好事。明天我们走，你们开你们的会，办你们的事，不要送我们。同志们只能同意了。

三十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送别的同志就三三两两地来到了住所前。阳光刚照上雄伟的布达拉宫的金顶，车队就向机场进发了。

（三）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虽然全区人口还不到二百万，但是，这个地区举世瞩目，特别在同西南亚地区的联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解放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关怀西藏的团结、进步和建设，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央下决心对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目的在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我们在西藏各地亲自听到干部、群众的反映，都一致认为，中央的决策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抓住了要害。好几位县委书记亲口对我们说，他们听到耀邦同志的讲话特别受鼓舞。而对他们鼓舞最大的是指出西藏人民还很穷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过去，谁说西藏“穷”，人民生活不好，就说你这是“否定成绩”了。有的藏族干部也不敢反映藏族群众的意见，比如你要反映说，藏民不喜欢吃小麦，要吃青稞，有人就问：“旧社会你们吃什么？现在有小麦吃还嫌不好！”等等。现在好了，中央指出了“穷”这个基本事实，并且决心要治“穷”，这就有奔头了。有的同志说，实行免征农牧业税，休养生息，原来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群众听到了一定会从心眼里高呼“共产党万岁”的。一些书记同志们说，只要照中央确定的政策办，保管一两年、两三年，西藏的经济就会有个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很快会得到改善。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中央调整政策的时机，故意制造混乱，搞挑拨、分裂、破坏活动是根本违背西藏人民利益的。

总之，从我们接触到的干部、群众对这次以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西藏解决问题的反映来看，由于中央的政策符合实际，大得人心，西藏地区的发展一定会是相当快的。西藏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段回忆如此命题，是《西藏考察侧记》那篇旧文章重印引出的。补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才真正可以称作为“历史钩沉”。

《侧记》是二十年前我随胡耀邦总书记一行去西藏考察回京后写的一篇“通讯”，如实记录了考察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能有此行，笔者终生难忘。能有此行，笔者终生难忘。所见所闻感受之深，促使我情不自禁非把这段经历记下来不可：一来留给历史，二来及时传给未能获此“殊遇”的同志和朋友们共享，以广见闻。当初确实没有想过文稿会公开发表。更想不到二十年后此文还能做“心香”一炷，敬献给已故十多年的老首长，缅怀他为西藏的改革与发展做过但几乎被遗忘的宝贵贡献。

先说几句关于“殊遇”的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当了党的总书记，仍继续兼着中央党校复校之初就担任的副校长。我作为他在党校的秘书。在办公室（后改办公厅）任个副主任，负责同他经常联系。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准备去西藏考察的信息党校知道后，有同志建议我请示一下耀邦，希望他顺便带点党校的人随行去做调查研究。党校有个“西藏民族干部班”，开办不久。还是耀邦副校长倡议的，教学上也有需要。另外，西藏自治区领导热地同志正在党校学习，也向我表示，他想请几天假跟耀邦回去当个向导。

我反映后，耀邦同志处传他的话说：“中央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同当地领导和群众共商‘治穷’‘致富’大计的，时间不长，走的地方也不会多；而且随行人员已定不准备多带人。热地同志来学习就不要去了，党校同志就让维仁同志一个人跟我们去吧！”

时间已过很久，已很难描述当时我获此“殊遇”的激动和喜悦心情！长久以来，在我的心目中，要想去一次西藏比出国还要难呢！无意之中获此良机，怎么能不感奋异常。时间很紧，我几乎连行装都来不及置备，提个包，背了架旧相机就跟上“考察组”登程西去。

五十年代我有过一段新闻工作的经历。主要是上夜班编稿、跑排字车间，偶尔也“出差”跑些地方，学学采访过过“记者”瘾。解放初期，举国上下到处都热气腾腾，一片兴旺。可那些年“繁花似锦”的大都市和富裕的江南“鱼米之乡”，我大都没去过。大西北五个省倒都去过了，包括不少贫困地区如甘南、青海牧区（藏民区）都走过。记得国庆十周年前后，我跟一位领导同志（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的好友）出差西行，离开北京城沿途就亲眼目睹了不少“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心里沉甸甸的。那次西行最终到了黄河源头的青海湖畔，生了一场病还兴致勃勃，劲头十足，萌生了一股子“探险家”的遐想，打算沿青藏公路，跨越“莽昆仑”深入到西藏去探访一下“神秘”的布达拉宫。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甘南的拉卜楞寺和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了。可惜经请示报社领导没有得到允许原因之一是，不久前刚发生过震惊世界的达赖喇嘛外逃事件，一些藏区的“叛乱”也还未完全平息，领导从安全考虑没让我们去。再说，拉萨那地方，平时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的。

没想到，这次我竟然有机会随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西藏一行，极不寻常地圆了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梦”。我与耀邦同志有五年的工作关系，去西藏是仅有的一次跟他外访。当时我的身份当然不是“记者”。随同采访的饿记者是新华社专派的。我是没有分派具体工作任务的“随员”。平时，我们在耀邦身边工作，他是很鼓励我们写东西的。如果你主动写了稿子愿意送给他看，他会很高兴认真帮你修改，连错别字都会帮着改过来。特别是针对一些现实问题写出了有点独到见解的稿子，他还会批上几句勉励和赞扬你的话，并指出优缺点帮你提高。

我写《侧记》不属于这类文稿，象是新闻记者写的“报道”。内容主要又涉及他的活动。由于当时我没有想过公开发表，也就不必事先向他打招呼了。后来真要公开登出时，我心里多少也有些顾虑。

《侧记》成稿很快，回京只两周，初稿就出来了。因为在考察过程中，由于以往的“职业旧习”，我边看就边想“腹稿”了。一个月后稿子竟然在《理论动态》上登出来，这主要是我们的校顾问范若愚同志积极推荐的。当时《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也赞成，发表前他们还帮我仔细做了文字上的修饰。《理论动态》创刊的头一两年，凡刊登的稿子几乎都事先要送给耀邦同志审阅的。到一九八○年，他早已顾不上这些事了，《动态》的稿子都由主管编辑自己定。《侧记》既经过范老推荐，编辑组的同志又都认可了，我深信内容就不致会出什么政治上的大 差错。果然，登出后反映不错，国内外都有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有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看后写信给我，说是读了《侧记》仿佛也跟我们到了西藏一游，特别是他们对耀邦同志不辞劳顿，不怕高原缺氧还到西藏考察的精神，非常地敬佩和赞叹！

《侧记》当年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因为报道了中央领导特别是总书记的活动；二是《理论动态》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笔者是谁并不重要。

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考察西藏后那几年，在贯彻特殊政策，即“六字”方针（“免税、放开、走人”）中，我是听到过一些议论的。好的反映居多，我碰到过几位从西藏回到内地工作或治病的同志，他们对中央关怀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但也有非议的，说三道四，说“考察”造成进藏干部不安心，思想搞乱了，等等。

至于《侧记》刊于《理论动态》有无在消极方面“推波助澜”之嫌，对耀邦同志是否有什么不利影响，我没有想过，也未听说过。我相信，中央的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更相信我看到的和我笔下描写过的西藏，与耀邦心目中的西藏是互相印证的。记得中央领导离开拉萨前夕，我们一行从日喀则很晚才赶回来，当时耀邦同志正在与自治区领导们作最后一次座谈，叮嘱再三，向他们道别。即将结束谈话时，耀邦同志顺便问了我们下去有何观感，我简单汇报了两点：一是西藏的自然风光是既“美”又“奇”；二是基层的群众和干部的生活确实太苦太穷了。耀邦同志点点头，没说什么。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在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及“西藏考察”的话题。直到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在烟台与耀邦同志巧遇敍旧聊天，才再次提到“西藏考察”的那次经历。也是首次涉及《侧记》的事。那时，他已“辞掉”总书记一年多，健康状况不佳。我是刚离开党校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他“忽闻”我退做“长寿翁”了，关切地问我今后还打算干点什么。交谈中我说到一九九○年将是去西藏满十年了，到时我想再去一次，看看十年后到底变化多大，也许还能再写篇《侧记》的“续篇”。他听了很高兴，欣然赞成我的设想，还嘱咐说：“也不要限于只走上次的老路，可以多跑点新地方看看嘛！”他称赞我体质比他好，还问过我的年龄。当时我心中暗想如我再去时，年龄虽比他进藏时还长一岁，因我是普通旅游者，一身轻松，是不会生病的。

这次，我们交谈的话题颇多，单凭涉及西藏那几句闲话，足见耀邦同志对我当年写过的东西还留有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虽已过了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的年代，这位可敬的永不放弃国计民生大事的革命老人，仍在关心着那块他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神秘”兮兮的土地。

那次交谈不久，耀邦同志就不幸辞世了。我后来也再没去西藏。“续篇”的事已无从谈起，连想一想也都已不合时宜了。

《侧记》续篇完全可以不写，更无需我去写。但是，我却一直留有印象：“西藏考察”那件大事的本身，确实有个“续篇”的。这一“续篇”，比正篇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可惜，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人存政举、人亡事废”，它已经慢慢地被人们忘记了。

我所说的“续篇”，就是一九八四年春在北京开过的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耀邦同志亲自提议召开的，由中央书记处主持。会议的具体成果如何，是否也受到过什么“干扰”，我讲不清楚。但我确有根据这样说，这次座谈会留下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这种成果，对我们的民族工作，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至今都还值得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同志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

为什么要开这个座谈会，如何把这次会开好，座谈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耀邦同志都有很具体、很周到的思考。

在追忆这次座谈会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简言之，这个会欣逢盛世，乃“治世之正道”也。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这四五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乱而后治”的一个巅锋时期。就全国范围讲，我们已胜利完成“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大转折，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此时，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正方兴未艾地向前迈进。尽管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仍有不少“暗礁”，或者说是节外生枝的阻力和干扰，党和国家的面貌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人们都在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为了争取各方面（包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党中央决定今后数年要在全国范围分期分批公开进行整党，以继续提高党的领导威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此时召开，并非只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全局的需要，它不仅推动了西藏工作前进，在一定意义上，这次会议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为整党工作，端正党风与政风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

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所憾者，就是对后者，没有像上次去西藏考察那样的机遇和亲身感受，连信息都是两三个月后从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发给我们“阅读”的一份《情况通报》（第三七二期）上得知的。《情况通报》只刊登了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的“摘要”。

我所知道的有关会议情况和讲话内容，主要就是从那份已成“历史档案”的材料中得到的。公开报刊是怎样报道的，本文就不必去涉及了。

《情况通报》刊登讲话“摘要”时有这样一段“按语”：

胡耀邦同志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第二两部分，提出为了把西藏工作推向前进，必须对西藏情况来一次“再认识”。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深刻地阐述了自觉地对客观事物和我们的工作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再认识”问题，它对于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抓好经济建设和整党两件大事中，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走改革的路，努力开创新局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现特刊出，以供阅读。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并注明“本期《通报》发至省、军级，可翻印至县团级”。可见，当年知道开过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耀邦讲话内容的同志还是不少的。

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这么一个会？解决什么问题？会议开始，耀邦同志有这样一段话：

“请了你们（指从西藏来参加会的同志）这么多同志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和你们一起专门座谈西藏工作，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也是西藏解放以来的第一次。请你们来干什么？第一，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任务；第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是说西藏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指‘西藏考察’后的几年），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

耀邦同志讲话，一如既往，“话如其人”，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段话更是如此，生动地再现了他一贯“从谏如流”又“循循善诱”的领导风格。像跟老朋友话家常，用轻松平实的语言，把一件大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往工作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会尽量用“轻松的形式”去解决“严肃的问题”。我认为“西藏工作座谈会”可说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针对西藏的情况，中央决定用开“座谈会”的形式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是耀邦同志的“点子”。会上他有一段回顾决策过程的话是这样的：“原来曾经设想，派几个年轻的同志去西藏了解一下。但是中央书记处年轻的同志太少了，只有两三位，其余的同志都是六十岁以上，能去的不多。这个办法不行。所以还是请你们来，索性多来些人。一方面中央书记处同志可以和你们一起认真谈一谈，一方面还可请你们到这几年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的江苏、广东等地去参观。参观有两个作用：一是休息休息，二是对重新认识西藏有好处。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有利于开阔眼界，多方借鉴。因此，人来多一点，时间也可以稍长一点。”

我说“座谈会”是四年前“西藏考察”的“续篇”，根据正是耀邦同志的这段话。

耀邦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经常讲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话题，其原因，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训太多了。这个制度是真实行，还是假实行，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在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耀邦同志应该说是一位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说：“会议怎么个开法，刚才启立同志讲了，先听你们汇报。汇报的时候，别的同志可以插话，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要把一件事情搞好，就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党内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某项政策的制订，某些经验的总结，有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只有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能求得统一，归于正确。五十年代，苏联人喜欢讲一句话，说中苏之间‘没有丝毫的意见分歧’，‘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假话。”

耀邦同志“以苏为戒”的话，主要是警策自己。他说：“一点意见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不可能的嘛！有不同意见，经过比较分析的研究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取得一致，这才是符合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的。我们所以需要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个缘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讲错了也不要紧，不记帐。不能因为人家讲了点不同意见，就问人家为什么前几天不讲呀？去年不讲呀，这次才讲呀？人家原来不敢讲，或者不好意思讲嘛！今天讲出来就好嘛！”

耀邦同志说：“座谈会最后，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要通过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作为中央文件，你们带回去，今后西藏工作就按这个文件精神办。”耀邦同志的这些话，我以为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最好的诠释。

五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内盛行个人说了算，曾犯过搞“大跃进”等一系列错误。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规模空前的发扬民主的大会，称“七千人大会”或曰“出气会”。目的当然是纠正错误。大会上还郑重重申要全党重视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后来结果如何？熟悉那段历史的同志都是知道的。没过几年，非但“民主”看不见了，“文革”大动乱上演后，“民主集中制”连提一提都会认为你是“影射”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本来早就有个好传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的，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总结出来并且是用他的原话表达的。再加上“民主集中制”这一条，也是毛主席总结并用准确而精炼的语言表达的。这两条如果后来都认真实行，特别在制定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乃至处理党内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违反这两条，新中国建立后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许有的就不会发生。

在耀邦同志看来，提倡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比背诵这两条要好的多。提倡“再认识”，更能把“实事求是”这个真理真正落到实处。

我们可以再看看他以下一些更具体、更精确的论述。

耀邦同志说：“中央对于西藏，原来是有个基本认识的，从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到今天负责中央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对西藏是有个基本认识的，虽然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你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应当比我们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些，你们长期在那里工作嘛！在‘庐山’里面，真面目是不是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完全了，深刻了？或者认识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怎样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这就是请你们来座谈的主要的意思。”

耀邦同志说：“认识问题，思想是否正确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至关重要，不能轻视。”他说，为要变革现实事物，就要认识现实事物。而事物是不容易认识的。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不能说都认识清楚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五年，我们的认识才比较正确了，比较清楚一些了。因此事业发展才一年比一年好，确实是蒸蒸日上。当然还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完全正确，完全清楚了，而只能说比毛主席晚期认识得正确一些和清楚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比毛主席怎么高明，而是因为在建设与实践中经过反复，经过比较，尤其是经过挫折，跌了大跟头，吃了大苦头，才逐渐认识得比较正确、比较清楚了。

耀邦同志说：“可不可以说，认识有两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有两个困难任务，就是要从个别到一般，又要从一般到个别。在这两个环节上解决不好，都会犯错误。”

关于第一个环节，他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有的同志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为什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开创不了新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被纷繁复杂的事物迷惑住了，没有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没有进行科学的抽象，因而抓不住事物的中心和本质。这个问题很大，要用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

为了解释什么叫抽象，科学的抽象，耀邦举了些例子加以说明，从马恩他们讲的“人”这个概念是从具体的“张三、李四”抽象出来，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人会创造工具，一直讲到我们农业上探索如何加强责任制，总结出“联产计酬、专业承包”这“八个字”才使农业大大增产等，使人们听来很实际，明白易懂。

耀邦同志说：认识的第二个环节是从一般到个别，或者说从抽象到具体。他强调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事物是多样的，千差万别的，而不是单一的，千篇一律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在认识了一般的规律之后，却往往忘记了还要回到个别和特殊，还要把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比如说如何对待中央的文件，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中央威望高，中央文件发得比较及时，也比较成熟，再加上又强调都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容易产生一种观念，似乎中央既然讲得很完全，自己就可以不动脑筋，照本宣科就行了。事情就是这样，中央的东西成系统，当然有好处，但又可能带来另一方面的缺点。”所以，在认识的第二个环节上，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一般化，一刀切，按老框框办事，丢掉了因地因时制宜，丢掉了创造性。其结果，只能讲套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耀邦同志根据上述观点归结到对西藏的认识，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想。一种错误是只强调特殊性，认为西藏同全国其他各地没有什么共同性和同一性，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联系、完全或几乎完全是个‘独立国’，估计有这种思想的人，为数不多，主要是某些上层人士。这种思想，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这种错误认识，耀邦同志讲到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我们有庞大的疆域，也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今后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只能在中央领导下走团结友爱、相依为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反之，如果不走这条路，而走另一条路，走民族不和以至分裂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各民族的利益都要遭到严重损害。以西藏来说，如果离开全国其他省市区，自己‘单干’，能有什么好的前途？ 。。。

讲到这里，习仲勋同志插话：“按达赖的办法，必然是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

耀邦同志接着列举了自解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的援助，还有“西藏考察”后中央承诺的减免和财政支援等，提醒大家说，这类情况，有些群众可能不知道，你们要经常宣讲嘛！西藏‘单干’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西藏同全国各地最大的共同性和同一性。

耀邦同志指出：“另一种错误思想，是不承认特殊性，不承认西藏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有最大的特殊性。不承认这一点，否定这一点，西藏工作也是无法前进的。”

西藏的特殊性，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耀邦同志系统地讲了他的看法，他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讲到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一般国内外人士对西藏的传统印象。他说：“由于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西藏在世界广大人们心中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为世界舆论所关注。这里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舆论反映快得很。北京出点什么事，有时还不大引起注意，而拉萨、日喀则出点事，外国报纸就大登特登。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总想插手。”

他说：“因此，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个观点：一是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比全国其他省市区都更加特殊；二是这种特殊性将长期存在，需要上百年或者几百年才能逐渐消失。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究竟对这点认识够了没有？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想一想的问题。”

耀邦同志说，特别是西藏的同志，你们处于这种情况中，在思想上应该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呢？他说：“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哪些才是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呢？耀邦同志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耀邦同志指的“三个兴趣不浓”：第一，是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是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耀邦同志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耀邦同志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耀邦同志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

关于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还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首先应当尊重人家的东西，再同人家一道，精心加以分析，区分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落后的，然后再经过人家自己，发扬优良的东西，抛弃落后的东西。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方针。”耀邦同志批评道，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他说：“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究竟有没有这种观念？我看不单单在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

耀邦同志讲完“四个担心”和“三个兴趣不浓”后，深情地说：“我主张你们翻一个个儿，把‘三个兴趣不浓’搞浓起来，而把‘四个担心害怕’大胆放下。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害怕丢掉的东西，越是缩手缩脚抓住不放，就越是会丢掉；而当你思想解放，视野扩开，索性把单纯怕丢掉的心理抛掉，反而随着整个事业的发展，更加牢靠。几十年来，我们就有这么一条经验。比如多年来一股劲只抓粮食，却老是缺粮，索性放开了，不是只想粮食，而是多种经营，粮食反而多起来了！这难道不是生活的辩证法？”

类似这样充满辩证法的道理，耀邦同志还讲了一些，就不多举了。

最后，我想引耀邦同志一段总结性的话，也把它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同志们，你们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有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你们的思想水平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使西藏逐步富裕繁荣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碰到过的艰巨任务，是“困难又特殊的”，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这段话也是耀邦同志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主旨讲话的结尾。今日读之，我们犹感那位曾对西藏人民、对西藏的改革与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与祝福的人的那颗炽热心脏仍在强有力地跳动，他激越昂奋的话音还在座谈大厅中绕梁和回荡。

耀帮同志上述充满“期待与祝福”的话，也正符合我写这篇“钩沉”文稿的本意。行文至此，我搁下笔反顾一下全文，显然文字过于长了些，但我欣慰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篇幅都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大家知道，耀邦同志是不讲“套话”的，并十分厌恶那种“党八股”恶习。这里引的最后一段虽也多少有点“套”气，但很“提神”，很鼓舞人心。

我深信，西藏两百万藏族同胞将因他的“期待与祝福”而永远地怀念他！

二○○○年十月
（作者系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原载《怀念耀邦》第四集164-186页，2006年4月9日五柳村曾使用多维新闻的文本发表在blog仲夏夜之梦, 但经与原书核对，发现有重要遗漏。经校改后于2008年4月5日收存本站。

发表于 @ 2008年04月05日 10:10:00|评论(loading...)|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