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古利啖杀父仇
“杨古利，舒穆录氏，世居浑春（今吉林珲春市境图门江支流珲春河，女真乌古伦部聚居于此。）父郎柱，为库尔哈部长，率先附太祖，时通往来。太祖遇之厚，命杨古利入侍。郎柱为部人所戕，其妻襁负幼子纳穆泰于背，属鞭佩刀，左右射，夺门出，以其族来归。部人寻亦附太祖。杨古利手刃杀父者，割耳鼻生啖之，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
——《清史稿卷226杨古利传》
（按）杨古利从太祖太宗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创重死，追封武勲王，配享太庙。
2．嘉定三屠后徐元吉食人
李成栋，辽阳人，明总兵，守徐州，降多铎，从定江南。顺治二年（1645）七月初四攻破嘉定，下令屠城。兵丁家至户到，偏僻无不穷搜。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奉腰缠，满意方释，遇他兵胁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殭尸满路，皆伤痕遍体。刀声砉然，遍于远近。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三日后（李部初六退出），自西关至葛隆镇，浮胔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初六日，成栋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豖等物三百余艘往娄东（昆山市）。初十后，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有徐元吉者，明吴松所诸生徐鸣鹿之子，向为本镇中军，成栋使署坐营把总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纳紬衣五领，铜锡器五件，积赀巨万，以薙髮为名，日出行劫，割人手，啖人心肝，动以百计，虽遇亲戚朋友，无所择。其父鸣鹿素长厚，每闻元吉杀人，辄仰天大号。元吉怒，毒杀滋甚。与朱香、曹寿、赵五、哈百章等分部杀掠，数十里内，草木朱殷。”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京华出版社《四库禁书》卷五
（按）朱子素不详。据称身在城中，事所亲见，得之耳闻者皆经访询核实，不敢虚罔。徐元吉之食人，非饥饿，非偏嗜，特以为威胁劫掠手段而已。《鹿樵纪闻》卷上《徐贞甫食人》所记同一事，较简。贞甫盖元吉之字，实一人也。徐元吉为凶手，罪魁则李成栋是。李成栋明总兵，李自成入京后曾降自成，清兵入关后降清。定江南又征广东，复叛，进军江西，清军讨之，顺治六年败走死。
3．顺治二年湖北大饥食人
“顺治元年（1644）春，荆门大饥。冬，郧县大饥。”
“二年（1645），耒阳、襄阳、光化、宜城大饥，人相食。”
——《清史稿·災異志五》
（按）顺治元年二年之饥，主要因李自成部由陕西窜入湖北，战火不息，抢掠横暴，商运断绝。清地方政权初建，尚无力迅速收拾糜烂局面。
4．虞尔忘兄弟啖杀父仇
清初江南多盗。无锡虞罕卿董乡团，捕盗，盗惎（ji）焉，缚杀之桥下。罕卿子尔忘尔雪复董乡团，获盗即诘谁杀其父者，久之，知为盗杜息。息方谋入海，与左右二人夜治行。既迥知之，夜偕壮士至息家，絷息及其左右至父死所。“比明，尔忘抱罕卿木主至，尔雪于其旁热釜，尔忘取息舌，尔雪探心肝，且祭且啖，尔忘乃断息头。将刃二人者，一讋（zhe）死，一乞哀，沉诸河。尔忘，尔雪持息头悬罕卿墓，时距罕卿死方逾月。”
——《清史稿卷498，孝义，虞尔忘·尔雪》
5．任珍食张厦子
顺治三年（1646）正月十四，李自成棄西安走商洛，入襄荆。王师定陕，三边贼将任珍迎降，署固原总兵。珍以王师下涼州。
任珍，彰德人，不避矢石，屡战屡捷，加太子太保。“机诈贪酷，每获贼，谬加以伪王侯巡抚名，假造其印报功。重贿塞言者，以此致高爵。掳获美女无算，姬妾百十余，淫欲无厌，强夺营兵妇女。诸姬既多，往往与帐下健儿有私。珍一夕登楼，望见院内女婢潜出，擒之，提刀胁问得情，立斩之。明日，呼匠人造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连押之，每日就观，脱其一足，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樁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樁上，刀刺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又呼生子正妻呵之曰：众姬淫乱，汝为正妻岂不知之，不过嫉妒多宠，听彼淫乱，使任珍为亡八耳。立斩妻，又杀家人福寿，内丁张厦子。福寿，屡立战功，厦子有百夫之勇。将厦子肉煮之，盛以银盆，召诸将饮酒食肉，称其味美，大嚼而尽。珍问诸将此是)何肉？诸将不知，呼庖人将厦子头并其尸骨出示之。诸将多与厦子同立战功，或结为兄弟，见之骇怖，歔嗟含泪而出。帐下壮士一二百人，斩杀殆尽。众将寒心，鼓嗓入山作乱。郧阳巡抚密疏以闻，命提督孟乔芳统标将马宁等至兴安（陕西兴安府），招抚，众将擒珍送京师斩之。
——彭贻孙《平寇志》卷十二
（按）任珍杀人食肉，无人性，其凌虐妇女，亦为历史之最，读此令人髮指。
6．顺治五年广东云南数县食人
“顺治五年（1647）春：广州、鹤庆（大理，洱海之北）嵩明（昆明市东北）大饥，人相食。”
“夏：惠来（潮州府西部）、大埔（东邻福建）、嘉应州（梅县）、兴宁（梅西南）、阳春（阳江市北）、梧州、北流（玉林市东北）大饥，斗米可易一子。”
——《清史稿·災異志三》
（按）：粤桂此时为南明与清交战地。大饥应由兵祸。15斤米可易一子，则三岁以上子女极有被食危险。作为粮食，三岁以上小孩重于15斤一斗之米无疑。
7．金声桓据南昌反，被围人相食
金声桓，本辽阳卫应袭世职，历隶杨嗣昌史可法诸营，至淮徐总兵官，隶左良玉后队。
顺治二年（1645），左死九江，其子梦庚率左军降，奉命率诸将入朝。声桓不愿北，请取江西自效。英王阿济格许之，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屯九江。
既而忌杀王体忠，以王旧旗牌王得仁统王部，人呼王杂毛者也。
二年三年，金军攻南赣，破南明残存各军。在外自称曰都督，自以为功多，应公，至少应侯，而位为副总兵，反低于在明时。而巡抚章于仁按臣董来皆贪鄙，贿之然后见。于仁宴布政司，布呢旃，坐诸将旃外，吸烟递火又不及诸将。又谓“王得仁汝欲反耶”？声桓与得仁鞅鞅，媒孽之者环左右，怂恿其立大事。顺治四年（1647）闻桂王建国号永历，顺治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声桓与得仁反于南昌，金称豫国公，王称建武侯，奉明前大学士姜曰广为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兵部尚书主政，金与王皆吏兵尚书、尚方剑，便宜行事。分封所属为侯、伯、总督、巡按、御史、司道等。
三月十二，清庭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讨之。四月二十八日，破九江。金桓声不知大计，懜于战守方向，乃于三月南征赣州，赣州坚守七十余日不能下。五月初，清军至南昌外围，金方仓皇自赣撒军回，五月十九日至南昌，初战互有胜负。
谭乃命筑长围以困之，掘堑深二丈，伐木掘坟拆屋为坚垒。“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独留惠民门濠侧数十丈不围，纵其出入，亦藉以俘掠（清初清军好俘掠）。
城围已合，王得仁仍大办娶继室婚典，荒酒日甚。城兵酺醵歌舞淫乐。金声桓百无指挥，惟日责姜遣人四出号召义军起义支援，姜日与为期而已。
“城中斗米渐至售一金，都督宋奎光忧之，以死劝背城一战，欲独将其家丁开门以赴清营死之，终不能得。念诸将人人異趣，不足与谋，独庶几神道可以威众。而德胜门中关王庙向有酬赛神羊神马：羊能怪，最闻；马朝自出就水草，夕还庙，调驯殊备而未尝有试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备香醴，疾趋德胜门扬言曰：夜者关帝见梦，赐吾马以破敌，今趣往领。遂入庙握马缰不鞍而驰之。三十六营兵将七门四民皆惊，愿听约束，从宋都督出战。而金王终欲待外援夹击，奎光计复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衢，云能解围破敌。自言其名曰摩诃般若……令文武兵民皆蔬水斋戒……期以某夜出城破敌，令军士无持寸刃，独用苇炬数千，豫国建武亲挟竹批，率师纵马，大呼冲阵，即破矣。得仁觉其诈，……缚之。具刑考鞫，摩诃般若曰：我北来巡按江西御史也，入为间，今何言。遂磔之，并杀章于仁，更以文武兵饷内外军事尽听金鸣时（声桓之弟）指麾。”
“城中升米二金矣。……百姓皆呼愿出城从公侯一舍命决战，声恒得仁终望外粮来继。”
“而各营宿富裨伍私囷窌亦尽，城中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捷重户祧数千金而死者（此句不可解，疑“捷”为“楗”之讹，谓家门反锁内有几千金而饿死。）禽畜草根木实悉尽，遂杀人而食。……国中（城中）非五十成群不敢行，交衢直巷先有瞭者，以隐（黑话，谜语）为号，曰雄鸡也，即男；伏雌也，即妇；曰有翅，即带刀者；曰无翅，即无器；曰有尾者，即群行；曰无尾，即独行者。闻无翅与尾者，即共出擒而杀之。其始独兵食老弱及病者，渐乃择人而食。民剥鼓皮革鞾（靴）甬（疑是鞴之误）之属既尽，亦复群聚掠兵为粮。后更不择人而食，至父子夫妇相啖矣。日望外援外饷济师，且曰：春水涨必退，讫至全城为醢。城破后，廨宇存者，人脂（人油）薰髆（薰乾的肩胛肉）尚充庐云。”
顺治五年正月十九，清军运红夷大炮至，尽日力攻，亭午，城破。金声桓赴荷池死。王得仁突围，击杀数百人，被执，支解。
——徐世溥《江变纪略》，京华出版社版，《四库禁书》。多讹误待校
（按）徐新建（南昌）人，字巨源，明末屡试屡踬，入清绝意进取。有《榆溪集》。本文记食人事独详，不忍删割。至金声桓之反，既不为亡明，更不为江南百姓，只由于权位欲未得满足，儿戏其事，害人害己。围城七个月，死人不可数计，被食多少亦无法估算。
同书卷五，有黄宗羲《行朝录》，其卷十二收太仓陆世仪《江右纪变》一卷，述金声桓反事，叙述有条理，大局更明朗，但敘食人事不如徐详尽，可参看。
8．姜瓖反，大同被围，人饥死殆尽
顺治五年（1649）十二月初三，姜瓖以大同叛，初八日，清济格军围大同。姜党自十二月至六年（1649）八月，虽先后陷忻州，寇代州，陷汾州、交城、文水、蒲州、临晋、河津等地，清遣军陆续克服之，大同围始终不松。八月底，“大同贼被围久，饥死殆尽，伪总兵杨震威斩姜瓖及其弟琳来献。”
——《清史稿·世祖纪》
（按）姜瓖出身未明，反因亦不详。大同非粮储丰足之城，被围八个月之久，姜军饥死殆尽，则居民死净不言而喻，其死前必相食无疑。
9．明末清初四川大面积长时间食人
崇祯末年至清顺治初年，四川长时间大面积食人，见于《蜀碧》、《平寇志》、《客滇述》诸书。食人时间、地区、情况不尽同，不便合併为一文，兹分别钞录为四节，可相互参照。
（一）明末川盗袁马等部以人为食
土暴子以人为粮
蜀大饥，人相食
恶棍赚人杀食
食人产生怪病
犬与虎豹欲噬人
“先是，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勲，黄龙，聚党劫掠，巡抚陈士奇及道臣陈其赤、葛征奇，郡守王行俭，巴令王锡，营将赵荣贵等，设计夹击，斩贼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余人，贼奔脱他徙。”
“而沔县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呼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张献忠）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数年间乌合愈众，分为十二大队。时岁饥，贼以人为食。（此非指张献忠部，指袁马等部）。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带。”
袁韬、武大定、谭父、刘体乾等据夔州、巫山、施州卫等地，总所谓十三家。袁宗第、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等出入巴渠巫峡间，则所谓西山贼。（除袁马等部食人见上文外，余是否食人无说，总之于生产不利。）
“又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牙蠹（即衙门之蠹虫）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百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恶殆与献等。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戍（顺治三年1646）丁亥（四年1647），连岁荐饥，至是（指五年戊子1648）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麵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饶把火、和骨烂等名目，《鸡肋篇》（宋庄季裕著）所载云云也。”
“外王父遁庵先生云：往时避寇山中，经过一茅屋，突烟腾起，疑为居人。直入，见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骇愕失声。时幸主者外出，不然难免。”
“家老仆云：宅外里许，有饿死于道者，某某谋夜定剥之。至则止存一头，先为人所攫矣。余儿时，亲故中老叟数人，目黄如腊。询之，皆啖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陈大玉、刘尚等，居城南外五里贺家桥。有李三树，熟而不取，计以诳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杀食，前后所擒甚众。庚寅年（七年1650），被害民陈玉春首于官，捕大玉等斩之，民始安枕。”
“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髮腫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腫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昼出现，与人争道，夜则聚于室中，噪聒不休。其名梦魂魔者，人方就枕，隐隐有物摄魂去；旁有觉者，疾呼可活，少顷难救。抹脸魔者，黄昏时，面皮自脱，若剥削然，不知所之。二物来时，形影模糊，死者甚众，盖杀劫之余也。（故老云：梦魂魔可以迁逐，而抹脸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难防备。）”
“又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人家遗犬，食贼所杀人肉，多锯牙若猛兽，群聚为寨，利刃不能攻，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窬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棄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彭遵泗《蜀碧卷四起顺治戊子，止康熙癸卯》
（按）彭遵泗，号馨泉，四川丹棱（眉州之西）人，乾隆进士，官编修。此书记明末“贼寇”兵事，以表彰川中官绅将士节义为主，取苌弘血化碧之意，命名《蜀碧》。现不讨论此书的观点，却重视此书所记载的事实：自崇祯末年（1643，1644）至顺治七年（1650），四川有小土匪、大股匪、土暴子，地方恶棍（陈大玉、刘尚）与大量饥民食人，臻至丧家犬与虎豹亦习于食人。时间长达六七年，数量无从计：災难之重，情况之惨，实为史所仅见。因食人（活人、死人）而致发生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病，亦为他书所未载，具重要价值。至于魔鬼之说，存疑可也。
（二）川西南嘉定、峨眉、雅州（雅安）诸地食人
“杨展，丁丑（1637）武状元，从杨嗣昌立功楚蜀。嗣昌死（1641），棄军遁山中。川人推重，众至数十万，扼守嘉定州、峨嵋、峡江、丹棱、雅州、荣经、名山、蒲江诸州县，与张)献忠相拒，贼不能胜。”
献忠欲下荆州走江南，“至嘉定州，扼于杨展，不得行。以万金赂之，不可，增至百万，以金银币帛积道旁如丘，展终不许，纵兵击之，夺其金锦。贼乃返北，为久屯计。”
“献忠既死（1646.12），大兵收川。展子杨景星以其众降，为川陕总督标下总兵官。展不知所终，或云已卒。或云杨展据嘉定犍为时，蜀大饥（应在1643-1646之间），父子相食，展遣使告籴黔楚，自绅衿至农民皆予牛种口食，使择地而耕，愿从军者补伍。百工杂流，各以艺就食，孤单无告者廪之。于是蜀赖以全活，雄视一方，自称华阳伯。……卒为袁韬，武大定诱杀。”
——彭贻孙《平寇志卷12》
（三）成都·茂州食人尤甚
“丁亥，永明王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封王应熊长寿伯。以钱邦芑巡抚四川。（王崇祯时大学士，为言路所劾归巴县，福王时改兵部尚书，专办川寇。邦芑丹徒人，走闽粤为僧，号大错。加巡抚实未赴任也。）四川大饥，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盖甲申（1644）以来，大乱三年，民皆逃窜，无人耕种，而宿粮棄废又尽，故饥荒至此。时米皆出嶲司雅州（雅安），尚有大渡河越嶲卫接济。（越西县，雅安之南），而斗米犹十数金；嘉定州则斗米三十金；成都、重庆俱五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采野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倒地，即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良家妇女，望门而投，亦无应者。成都食人尤甚。强者集众数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绵州大学士刘宇亮少子亦为强盗所食。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於茂州（茂纹），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平武县）。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应指斤肉卖七、八钱金子）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
“十二月……全川皆复。……时兵旱累年，百姓存者百不及一，或城内外多为虎狼所居。荣昌知县张懋赏主仆八人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
——《客滇述》作者顾山贞未详，应是拥护南明桂王者。此书北京古籍印在《虎口余生述》一册内。
（按）《客滇述》述顺治四年四川食人情况可与《蜀碧》参看。这是一篇完备的史料。时间明确为顺治四年。原因主要是连续三年战乱：张献忠部大杀人，地方股匪，清军，南明部队——部队之间的分合攻守，到处是烽烟；加以旱灾，不能耕稼。宿粮耗尽，新粮无有。米斗至三十五十金，实即粮食闭市。地区：全川食人，而成都、嘉定、雅安、绵州、保宁、敘州、泸州、荣昌、重庆、忠州、万县一带为甚。食人者有寇，有国匪，有地方武装，有地方土霸所纠集之团夥，还有个人。至夫妻父子互相食。食人自然从死尸开始，继而掠食活人，老弱妇童首当其冲，最后至于刨枯骨为屑。人迹断绝，城乡草莽之后，又复虎狼成群，攫人为食。人肉市场出现，男子肉女子肉价有贵贱。此时地方多无政府，有政府亦不能禁制也。
按《志》五年六年，全蜀仍大饥。《蜀碧》记四川食人，在五年。盖食人风五年尚未息也。
（四）汶川深山遗民食枯骨屑
“陆洽原嗣开为汶川令。汶川在成都西北，为岷山江水发源地，其西（应为东北）百二十里为茂州，其外即大西域境。万山相夹如永巷（宫中关囚犯之牢房）。风多日少，居民止十三家，丁口百余，即米必买之郫县。县令种蔬蘑以自给，鸡鹜必市之成都。皆被献忠所屠，人烟断绝，数千里之内，冢中白骨亦无一存。人类既尽，孑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汶川多虎豹，见人必惊而走，盖川中稀见人类，初生虎豹皆不知人之可攫噬也。此实旷劫所稀闻矣。”
——彭贻孙《平寇志》卷十二引《破山禅师语录》
10．漳州被围食人
壬辰（顺治九年1652）漳州被围，解围后城中百姓才余一二百。第宅万间，率门户洞开。此一二百人指沟中白骨，历历数其生前姓字告人。又城危急时，有士人率妻子闭户一恸而卒。邻舍儿竊煮食之，见肠中纍纍皆纸絮，邻舍儿亦废箸自绝。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按）顺治九年，郑成功陷海澄，清总督陈锦败绩。成功复取漳州四周各县，遂围漳州，陈锦为其奴所杀。漳围凡八阅月。浙闽兵至，始击走成功。上文所称漳州之围指此，详《清史稿卷224郑成功传》，但传缺食人及大量死人事。
凡逼城紧围，半年以上必大饥死人、食人，可视为规律。但正史多注重统治者地盘之得失，不重视当地百姓死活，于饿死、食人少记载而己。
11．降清草寇以人头欵郝浴
郝浴（定州人，字雪海，顺治进士，御史）巡抚四川（应为巡按。）时刘文秀据川黔滇，复多草寇，各营大将多新降伏，无纪律。
一日，各营宴郝，郝单骑往，据上座。役卒献鼎食，乃一人头。郝拔佩刀剜一眼大嚼，谈笑自若，声如洪钟。各营慴伏，不敢生事。
——《蝶阶外史卷2》
（按）原书作者待查。《清史稿卷270郝浩传》以顺治八年为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浴疏谓“土贼投诚，给簽授官，恣行劫掠为民害。”查《清史稿卷201疆臣年表》四川设巡抚始于顺治五年闰四月，于全国最后。（巡按非巡抚）顺治八年时股匪流寇之降将尚多，惯于食人，蒸一人头直家常小事。
12．郝永忠军烹人
黄简字敬之，祁阳人。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兵略湖南，其将郝永忠屠祁阳。简奉父母避兵竹山。母渴，命简取饮，兵遽至，简窜山阳，简妻张奉姑窜山阴。简取饮至，不见父母，升高望之，“见乱兵缚一人置釜上将烹，则其父也。简大呼，往乞代，乱兵释简父，执简求赂，不得，遂烹之。村民哀简，名其山曰汤镬岭。”
——《清史稿卷498黄简》
（按）将烹之即将食之。郝永忠原张献忠部将，献忠死，降南明桂王。其穷极食人无可疑。献忠杀人不眨眼，其部队困厄时是否食人，尚未发现其他材料为证。
13．满洲起初用人祭
人祭：满洲始事好杀戮，享神辄杀辽人，代牲，或至数百。今习遂革。
——谈迁《北遊录·纪闻下》
（按）疑满人远古食人。此条前三条记顺治三年，四年至十二年，三年事。此条在顺治十一年内。
谈迁，海宁人，字孺木，明季诸生，入清隐居不出，好书古今治乱，尤熟于历代典故。穷毕生之力，成《国榷》一书，为明代编年史。
14．李定国围新会，城中食人
顺治壬辰（应为十一年甲午（1654）。李定国壬辰攻沅州、衡州，在湖南。）李定国攻新会，城中食尽，将士杀人以食。有莫氏妇，守者将食其夫，妇泣曰：夫未有子，若杀之，是绝翁姑后，即余亦终无子也。请食我乎？守者烹之，而归其元，使葬焉。贫士梁某被缚将烹，一女才十岁，拜请代，守者怜之，父母得免。城初闭，乡人求入者数百，县令欲勿许。守者曰：此事急时十日粮也，启而纳之。城围凡八阅月，所食近万人。有一家数口被食者。事定后，(幸存之人)遇守者于道，遽拜不已。诘之，答曰：我父母妻子皆葬公腹中，我他日（先前）无坟墓，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守者惭而去。某氏妇孀居，城围时，家人皆登陴，一卒抽刀劫之，怒其不从，断首掷道旁。其姊之夫见而欲收之，首重不可举，叹曰：姨，礼义人也，礼与我无相见，殆为是乎？趋而告妻之兄，兄自往收之，应手起矣。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下《记新会妇事》
（按）吴字梅村，太仓人，崇祯进士，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告归。清康熙时被迫为国子祭酒，丁母忧归，遂不出。诗为名家，有故国之思，身世之感，笔记征实可信。《清史稿卷510列女三》载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围新会，新会城守八月，食尽，杀人马为食。莫代姑，梁女十一岁代父，黄李代夫，皆死。李之死，兵持首还其夫，使葬焉。应即采于《纪闻》。孑遗拜守城者作寒食祭墓，大奇闻，亦大惨史。为清守新会者谁，史阙载。李定国，张献忠大将，后投南明桂王，转战川、黔、湘、桂、粤数省。
《广东新语卷8.四孝烈》（屈大均康熙中著）亦载此事：“岁甲午，新会县被围。城中粮尽。守将捉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诸生林应名佳之妻。姑将就烹，莫请于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从之，姑得释，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无子，请君食我。杀之，以首还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诸生学谦。女年十一，请代父死。兵不忍杀。女谓兵曰：君以女儿身小，不是以充一饱乎？将夺兵刀自刎，兵乃杀之。诸生吴师让妻黄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杀之。是为新会四孝烈。”
清法棄城受刑，保城有奖。食人以保城，为谁保之？当受上赏耶？当被显戮耶？是非如何定也？围解后，守者被赏被罚，无从考索。被食者子孙揖食人者之腹，读者应笑应哭，亦不可说。
15．台湾王城被围可能食人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攻台湾。荷兰红毛人在台南（今为市）筑赤嵌、王城（应为一地筑两城），其海口曰鹿耳门（一作鹿儿门，在今台南市西北），荷兰以其水浅不可渡，不设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余，舟径进。荷兰人棄赤嵌（台南市西南之安平镇）走保王城。“围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城下，皆遣归国。”
——谈迁《北游纪闻下卷》
（按）王城为新筑之城，非有积蓄。水浅，海上无法支援。围城七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则原应有多人，饿死？被食？待查。
16．清初北京有人市
人市 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噫！诚天之刍狗斯人也。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按）卖者或为贫穷无告之父母，或为拐骗人口之贩子。买者或以为姬妾，或以为奴隶（包括丫头使女褓姆干粗活小厮）。满清初期，奴隶主可以随意禁闭、杖责，直至杀死奴才，杀了食了也不犯罪。顺治后期始禁杀奴隶，犯者罪亦不至死。顺治九年，禁人市，不过公开转入地下而已。咸同至民国初仍多买妾。直至抗战时，我家避寇宁远，尚见卖女孩，三五岁者值三石谷，十五六岁者亦不过八石谷。
17．鹿尽心吸食小儿脑
“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挟乩（ji）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
——王士祯（渔洋）《池北偶谈·鹿尽心》
（按）山西天災人祸久，买儿童杀食可能。方士固为教唆犯，鹿尽心岂得无罪耶？
18．范时崇脔耿精忠肉祭父墓
范承谟，文程次子，顺治进士，康熙七年，浙江巡抚，十一年，擢福建总督：吴三桂反，承谟欲置身外郡，便征调防御，事未行而耿精忠叛（十三年），阳言海寇至，约承谟计事。巡抚刘秉政附精忠，趣同行。承谟知有变，左右请怀甲从，承谟曰：众寡不敌，无益也。遂往，精忠拘之土室，加以桎梏，绝粒十日，不得死。精忠遣秉政说降，承谟奋足蹴之仆。困逾二年。十五年，师克仙霞关，精忠将降，冀饰词免死，惧承谟暴其罪，使逼之缢。焚尸棄之野。十九年，“精忠伏诛。赴市曹日，承谟子时崇脔其肉祭墓。”
——《清史稿卷252范承谟传》
时崇后历州、府、布、巡、督，入为左都御史，兵部尚书。
19．康熙初年山东、山西食人
考康熙初年，韩文懿公（韩菼）所拟制科策问，有曰：“我皇上以冲龄嗣历服，即位以来，彗星见于翼轸及娄，历十有三宿；京师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侵庐舍，坏城廊；陕西玄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杀人民；山东西大饥，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堕陷十余丈，下视水中若庐舍然，或讹言佛出相惊：盖五六年（1662-1667）之间，变故多矣。”又曰：“入春以来，白气亘天，长数丈，如匹练，灼烁有光；陕西益饥，民死相枕；河数溃徙，淮上州县被水災而畿辅亢旱不雨；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凡三日不灭”云云。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409节》
（按）韩菼康熙十二年成进士。此策问当係未第时自己模拟准备应试之作，因原文所指时间在康熙六年前，天文、地震可以瞎编，至食人则不能乱说。《災異志》无记载，盖漏记。
20．康熙十八年，山东食人
康熙十八年679)，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
——乾隆《青城（即今高青）县志》卷10
21．康熙中粤盗绑票食人
广东有山，多险阻深屈，有水，多湍急，有海有岛有沙岸，又多少数民族，习性强悍，故盗多而根厚藏深，殊难爬梳根绝。
“凡山海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于豕圈马栏，或尽屠而肝其肉。女为妾婢，妇为乾湿奶婆，或以鬻诸澳门，或以质诸当户。或以充作人事（礼品），餽遗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贫者曰柴。贼中多金者，包买沉香以待赎，是曰挑香，金少则挑柴，更得厚利。然其为盗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黑头头）主之，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爪牙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短长，与胥役相为囊橐。”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七盗》中华版
（按）屈，番禺人，熟悉情况，盗捉人勒赎，不如意则撕票食之，为食人新种类。
22．吴世璠守昆明粮尽人相食
吴三桂康熙十二年（1673）反，十七年死。部将擁其孙世璠据滇。康熙十九年（1681），赉塔授平南大将军，自广西入云南。二十年元旦复安笼所（广西隆林自治县）。师至曲靖，分军取昆明附近各州所，与彰泰自贵州来师合。未至昆明三十里，世璠遣郭壮图等迎战，列象阵，自卯至午，殊死战。过金汁河，象反践，阵乱，师乘之，大溃，进屯城东北归化寺。九月，赵良栋师自四川至，遂合围。赉图军银锭山，运砲至，昼夜番攻，十月，“世璠将余从龙降。詷知粮将尽，人相食，与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擒世璠以降，世璠自杀。”
——《清史稿卷254赉塔传》
（按）昭槤《啸亭杂录卷九赵良栋》条云：昆明斗米四金，则高出常价百余倍，人相食数当不少。
23．康熙三十一年陕西大饑
康熙三十年以前，清史《災異》或书“某地大饥”，前不见因，后不见果，大饥情况，亦无可考，不便甄录。
三十一年（1692）《志》云：“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是災区夏只山西三县，秋及陕西全省。
《纪》：“三十一年二月，发山西帑银，陨阳米石，赈陕西。四月：发帑银百万赈陕西，尚书王骘、沙穆哈往视加赈。”
“冬十月己卯，诏曰：秦省比岁凶荒，加以疾疫，多方赈济，未更积困。所有明年地丁税粮，悉予蠲免。从前逋欠，一概豁除。用称朕子惠元元至意。”“壬午：曲赦陕西，非十恶及军前获谴者，皆免死，减一等。以佛伦为川陕总督，宗室董额为满州都统。”
“十二月，辛丑，以西安饥，运襄阳米平粜。”
“三十二年，二月乙亥朔，发帑金，招商贩米西安平市价。”
——《清史稿災異志五》
综上文考察，则陕西是比岁凶荒，非卒发于某年某月。而三十一年前赈济措施不能解除民困。故三十一年大发帑银、大运粮米、全免地丁粮税以缓解之，延续至三十二年，尚在转米平粜。死人多少，有无食人事不可知，其为大災则审。
（附）康熙初秦災由于水利破坏
《郎潜纪阁四笔·崔纪修渠濬井》条云：“陕西为汉三辅地，本九州上腴。自明季寇躏，郑、白、六辅、龙首诸渠，湮废殆尽，于是关中屡年苦旱。”乾隆间，永济崔纪抚秦，访求故渠，修治七十余道，劝民濬井，成五万余。议者迂之，上闻，公移楚，井渠之事遂中辍。后遇旱，有渠井者无歉，崔绩始著。
（按）①郑渠：韩人郑国为秦修，分泾水东流，经三原富城蒲城诸县界，入沮洛，溉地四万余顷。
②白渠：汉武时白公凿，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③六辅渠：东汉儿宽凿渠溉郑渠旁高卬之地，曰辅渠。
④龙首：渠在大荔县西，汉武帝发卒凿，引洛水溉田。北周武帝时复凿。
（按）兴水利溉农田，认为迂事，君臣颟顸至此！
24．康熙三十七年平定·乐平食人
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按）平定今阳泉市，乐平今昔阳县。两县人相食，凶荒原因无可考。
25．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山东等地大饥人相食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永年（邯郸东北）、东明（大名府之南部，山东曹州西）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属隰州，非蒲城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二月丁丑：运糟米四万石赈济宁、泰安（时第四次南巡经过驻跸）。秋七月戊申：以山东大雨，遣官分赈。己巳：发帑金三十万两，载糟五十万石赈山东。山东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转。
——《清史稿·圣祖纪》
四十三年（1704），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惠民）、滨州（武定东）、商河（武定西南）、阳信（武定北）、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膠州大饥，人相食。
——《情史稿·災異志五》
（按）许多府县大饥，至于人相食，而山东有司不理荒政，要有司何用？只停升转（停止升级升官及由贫闲县府转调富足冲要县府）不撤职、降职、判刑、斩首，要王法何用？赈災无法制责任，只看官爷良心，看老百姓运气碰上甚么官，是甚么政治？康熙于清称圣祖，表面文章多，真正关心少，不像明太祖十分重视赈災：①洪武二年赈陕西災，户米三石，不撒胡椒麵，不应付了事。②洪武十年，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驸马都尉李祺等赈之。力图迅捷，减少层转手续，赶上时间。③洪武二十六年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许地方立即解决。④洪武十年，户部主事赵乾赈荆蘄災迟缓，伏诛。杀头，看你拖拉不上劲。⑤洪武二十一年，赈青州饥，逮治有司匿不以闻者。抓起来治罪，不是停升转了事。（以上均见《明史太祖纪》）其所以不同，明太祖起于孤寒，讨过饭，知道‘民以食为天’，真心关心人民，认为 是做皇帝做官的责任。他有真知实感。康熙读过许多圣经贤传，也懂得百姓要吃饭，但生长皇宫，饫饱鲜肥，从未饿过肚皮，着急过内务府会缺乏供养。他只有理性认识，没有真知实感。他看官（他的统治工具）比看老百姓看得重些。我这里作个比较，只想把问题弄明白，并不是“全面”评判这两个皇帝，那是可以写一本专著的。
26．康熙五十四年遵化州大饥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27．凶僧食人脑
甘凤池，江宁人，康熙间侠技士，手握铅铁化水，能借人力为胜。（《清史稿卷505甘凤池传》）
同时有十大武士，第一高手为某和尚，第十五白太官，能飞腾。和尚荒淫凶恶至极，十人合力除之，约期决斗。凶僧于开战日先吃人脑三个以长精神，用三四百斤禅杖，上下飞动。白太官忽从半空跃下，直劈僧头，头至颈劈成两半，其身仍与众苦斗半个时辰方死云。
——《清稗类钞》
（按）食人肉人脑长体力，本《史料钞》已见多篇，至脑坏后仍可斗半个时辰（一小时）则似属夸大。
28．雍正九年山东大饥
“雍正九年（1731）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按）雍正朝一十三年，《志》书“大饥”者六。其中惟九年山东饥有“死亡枕籍。”余五年从略。
29．乾隆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
“乾隆五年（1740），鞏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是六年大饥系承五年之后而加重。有无食人，待考。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30．乾隆十三年福建山东大饥
“乾隆十二年（1747）：曹州（荷泽）、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以上均属青州府）饥。”
“乾隆十三年春：曲阜、宁阳（兖州北）、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均属登州）饥，栖霞尤甚，鬻男女。”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乾隆十三年（1748），闽省旱，斗米千钱。”
——《清史稿卷306金溶传》
（按）斗米千钱，贵于平时数十倍，即令有粜，中产以下之家已无力问津，必有饿死人事，而《志》无“闽饥”文。
31．兆惠军被围于叶尔羌，掠食回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兆惠率军征叛回霍集占。自库车经阿克苏西南行至叶尔羌（莎车），兵止四百，临葱岭南河为营。葱岭南河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谓兆惠营为黑水营。
霍集占军数千，希拉呢敦（回别部）又自喀什噶尔来助，围黑水营，时为十月初。
“拒守既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掠至者，杀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盖十月初旬被围，至此已将百日矣……而上（皇帝）已预调兵在途，富将军（富德）舒参赞（舒赫德）率以进援，果毅阿公（阿里衮）又以驼马至，遂转战而入。兆将军亦破垒而出，两军相遇，乃振旅归。是役也，地在万里之遥，围及百日之久，不伤一人（？）全师而返，国家如天之福，于此可见。”
——赵翼《簷曝杂记卷一·黑水营之围》
（按）《清史稿卷313兆惠传》与此相符，而此文详细。赵氏康熙二十一年任军机章京，至二十六年成进士始改编修，事皆据奏报及以后访谈，故详尽可信。兆惠军抵叶尔羌时曾与霍集占数千人鏖战五昼夜，杀敌颇多，而谓本部兵不伤一人，则难信。昭楗《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本未》载墨水营事甚详，亦谓全师而归。
32．乾隆二十四五年直隶山东大饑
顾光旭为御史。乾隆“二十四年（1795），直隶山东大水（《災異志》河北大水，无大饥文，山东无大水文。）次年春（1760），光旭疏曰：上年两省災，截漕发帑加赈。近见流民扶老携幼入京，春来尤甚。五城米厂饭厂人倍增。询之，近京数百里，毁屋伐树，卖男鬻女，老弱踣顿，不可胜计。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
“伏思救荒无奇策，惟督抚及有司亲民之官实心实力方克有济。各州县未尝不施赈，或委任佐贰，或假手胥吏，或设厂远离村镇，穷民奔走待食，或得或不得。良法美意，一入俗吏手，沾实惠者十不及五。一二贤有司抚循周至，则他境流民闻风毕集，转难措手。此督抚不能真实爱民，下亦以应付塞责，一切皆属具文。”
“请敕下随地抚绥，无致流离失所。疏导积水，以工代赈。借给牛种，以资耕作。有流民有旷土，即重治督抚州县之罪。来京饥民，已领厂赈。一年之计，在于东作。无力自回者给赀遣送，其本籍无倚赖者归大兴宛平安辑，勿令棲流无着。又每遇水旱，司、道、府亲勘，先以供应烦州县，所委佐贰，亦滋扰累。请严参重处。奏入，上善之。命赴京畿察勘，疏消文安大城（县、文安之南）积水。乐亭（滦州属县）民拥閧县门，抚定之，驰章请加赈。历宝坻、滦州、卢龙，两月竣事。迁给事中。
“寻出为甘肃宁夏知府，调平涼，三十五年，大旱（《志》缺载），请赈，初为上官所格。光旭亲察災户，发银米，煮粥以赈，郡县饥者率就之。时災黎鬻妻子，道殣相望。（《志》有兰州、鞏昌、秦州各属，无平涼。）光旭巡视山僻、赋诗曰：“轮蹄鸟道羊肠路，沟壑鸠形鹄面人。’又曰：产破妻孥贱，肠枯草木甘，’诵者感动。（災重贱卖妻儿，食用树枝草根）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平涼隆德，静宁各设粥厂二，饥民日增。虑入夏疫作，给每口两月粮，遣使归耕。时已擢凉庄道，总督文绶任以河东赈事，一切钱粮听支取，知府以下听调遣。分八路比户清勘，刊发三连票备考，发姦摘伏，官吏惕息。竟事无中饱，民获更生。”
——《清史稿卷336顾光旭传》
（按）不惜引用全文，想明确几点：1、正史《志》祀災異多有遣漏。实际災情，尚须于史外广为搜索。2、如顾光旭之实心实力赈災，可以缓解惨象，但不能完全避免采食草木至死尸，以致“道殣相望。”3、赈災情弊複杂，任事者须实心实力真才，还须上下配合，无人掣肘，4、专制政府仍然有好官，肯为百姓做事；但是为数不多，在制度上不能保证官必廉能尽责。
——《清史稿卷485 赵翼传》
（按）《柴大纪传》，曾奏言彰义县城食尽，地瓜花生俱罄，以油籸（ｓｈēｎ，渣子）充食，尚不到食树皮草根。
33．乾隆四十三年全蜀大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
——《清史稿卷44災異志》
（按）三十八年起大小金川用兵，四川自多供役，至四十一年已经藏事，四十一、四十二年应略苏复，《纪》，与《志》此两年甘肃有災，数见赈恤蠲免之災，而四川无水旱蝗災记载。四十三年至于立人市，则确为大饥，原因不详，“立”人市，应为地方官制置，承认既成事实。
34．乾隆中期甘肃回族尚食人
“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六合，一道同风，弱水流沙，向风慕义。……塞外诸羌，罔弗率服，盖治平百有余年矣。岁在辛丑（指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省兰府所属循化城（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距省四百余里，地接羌戎，暗门禁固。旧制分防厅署弹压撒拉。（拉萨市北面县名）。回猾（即回族之蔑称）素称化外，由来不靖。其俗男女混杂，不知伦常，好杀食人，淫狠无良。遂有回民马明新者，安定之官川镇人，入撒拉倡起新教，煽惑愚众，混名阿浑，又称掌教。其教演习摇头跌足，摆手仰天，倡言人得金光下，死者托生好处。愚从被惑，奉为明师，以为圣人复出矣。其中间有弗奉者，群起攻之，刀矛威胁，使必从。甚至父不受惑，而子受惑者，子杀其父；兄不受惑，而弟受惑者，弟杀其兄。噫！人伦灭绝，天理消亡，何至斯极！”
——佚名《平回纪略》中华版，附印在《虎口余生》后
作者当时在秦州（天水）任小官，1781苏四十三之乱，1784田五之乱，皆所亲历。
（按）后进民族食人，是较普遍现象，文化提高后即行消减，不是甚么种性问题，正不必讳饰。但不知当时只循化一地如此，还是甘·青·藏回族普遍如此，无据不能臆断。
35．柴大纪守彰义易子析骸不确
乾隆五十二年（1989），林爽文反台湾，李侍尧赴闽治军，邀赵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在台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棄城，则鹿耳门（台南市北之登陆港口）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
36．乾隆五十年湖北大饥，山东食人
“乾隆五十年（1785）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
“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五》
（按）《災異志》：四十七年春，文登旱。五月，黄县旱。四十八年二月，文登、荣城……旱。秋，荷泽旱。四十九年，宁阳、荷泽旱。三月，大名府属七州县旱。五十年，二月，江夏武昌旱，济南，荷泽自春徂夏不雨。夏，邹平、临邑、东阿、肥城、縢县、宁阳、日照、嘉善、桐乡、宣平、苏州、高淳、武进、甘泉皆大旱，河涸。秋，太平、观城、沂水、寿光、安丘、诸城、博兴、昌乐、黄县旱。
（按）大饥皆因大旱，山东连年旱，赈災不到位，遂致食人。
钱泳《履围叢话》：康照十六年前米价每升七文，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每升至二十四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同涨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稔，十四五文为常价。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为常价（皆指四府）。可知乾隆五十年后常价较康熙初涨3-4倍，即钱值贬为3-4分之一。而二十年三十五六文饿死人无算，则五十年涨至五十六七文死人必更多。四府无食人记载，不知何故。
37．罗思举部食战俘
罗思举，东乡（四川宣汉）人，“少有胆略，蹻捷，踰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阨，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白莲教）起，充乡勇，誓杀贼立功名。
嘉庆六年，擢都司（四品武职），领乡勇，歼张世龙于铁溪河，击援贼陈天奇，斩之，赐勇号，擢游击，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鞯，啗贼肉以追贼。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令为国宣劳，可销案矣。”晚年自述《年谱》。杨芳于诸将少许可，独至思举，以为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为父母割股痕凡七，其忠孝盖出天性云。
——《情史稿卷347罗思举传》
（按）魏源《圣武记》云：思举“自是随七十五转战川陕老林间。贼无定势，兵无定向。其在房竹间（鄂西北房县、竹山、竹溪），缺粮七日，煮马鞯皮啗贼肉以追贼，视前战川东北时尤艰苦。”魏源在四川曾亲见其人。使罗部有五千人，总三万五千日，一人可供五十人一日食（元好间语），则所食凡七百人。
38．盲者寻仇食殷桐之肉
“有盲者，年三十余，日往来卫何边，遇有泊船，必间有殷桐其人否，夏殷之殷，梧桐之桐。
曾有人与之同寓一宅，询其姓名，每旬一易。无人究其底细，惟闻其睡梦中亦呼殷桐二字：如此者十余载。卫河岸边人皆识之，每来河岸，停泊船工即大声语以此处无殷桐，汝求之他所。
一日，有满载粮船停泊，盲者往问。船上有人挺身上岸，曰：原来是你！我殷桐在此，汝其奈我何！盲者闻之，狂吼如虎，扑向殷桐，挽其脖，张咀撕咬殷桐之鼻之脸，鲜血淋漓，洒满河岸。众人向前拆解，盲者双手牢扣，无法分开。两人掉入河中，随流飘去。
后在天妃宫前发现二人尸首。盲者左胸肋骨全被殷桐捶折，而盲者双手仍牢扣殷桐不放，十指抠入殷桐之背深寸许；殷桐脸部之肉，几乎被盲者咬光。盲人所报何仇，竟无人明白。
以一盲者侦察眼明人，其难成无疑；以一瘦弱搏击横强者，其不能敌亦无疑。比之伍子胥报平王之仇，此种报复艰难更甚。而盲者坚持十余载，执意不回，竟得食仇人之肉！岂非精诚所至，天不能违哉！宋高宗偏安江左，歌舞湖山，不思雪二帝之仇，究非势弱所能解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15、18
（按）有姓名，有地址，阙年代。事奇，纪氏之赞语评宋高宗无耻尤深刻。纪卒于1805。
39．海上女真旧俗腹葬父母
“吉林东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滨海而居，剪鱼皮为衣裙，以捕鱼为业。去吉林二千余里，即金时所谓海上女真也。其旧俗，父母至六十诞日，即聚宗族会饮，刲其父母躯肉，以供宾客，埋其骨于户枢前，岁时以为祭奠，其乡党始称孝子。仁皇帝（嘉庆）习知其弊，许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污习。至今其部落及岁时至吉林纳聘，将军即购买民女乘以红舆代宗女，以厚奩赠之。其部落甚为尊奉，初不计其伪也。”
——昭梿《啸亭杂录卷9和真艾喀》配以女，不得多。
（按）配以女，不得多，只给其部落长。其平民嘉庆之后应犹有此俗，不知何时始绝。印度、西藏、新几内亚旧皆有腹葬之俗，亦不知何时始绝。匪特海上女真为然。作者昭梿，清之宗室，礼亲王之裔。后坐事夺爵。生于1776，卒于1829年。所称“今”，即在道光。
40．杨献恒啖仇睛
杨献恒，山东益都人。父加官，与济南杨开泰有隙，詈其门。开泰讼之，加官率献恒走求援，开泰使人绐之出小径，殴之致死。献恒死复苏，开泰以他事诬之，献恒讼，下青州府鞫，直献恒，开泰以贿免。献恒叩阍，下山东巡抚会鞫，罚开泰埋葬银四十两。迫献恒具领（此中必有情弊）。献恒藏银典库，再走京叩阍，下山东巡抚，以狱已定罪，献恒妄诉，笞四十。开泰计必欲杀献恒，遣其子承恩至青州谋诸吏。“献恒潜知之，持铁骨朶挟刀至所居（吏所居），承恩方与吏耳语，伺其出，以铁骨朵击之，仆，急刀断其喉，又抉其睛啖之，诣县自陈。出所藏银为证。县具狱，得末减，遣戍。”
——《清史稿卷498杨献恒》
（按）杨献恒非必欲身自杀人者，讼于青州，青州直献恒而以贿贷开泰，事不得直。继叩阍下鲁抚，鲁抚判罚开泰银四十两。开泰无罪即不应罚银，有杀人罪则非银可赎，事又不得直。再叩阍下鲁抚，鲁抚笞斥之，不得直而益枉。及杨开泰密谋杀献恒。献恒遂不得不为自卫之计，报仇于开泰之子。成此惨祸，专制社会司法不公正有以致之，不透明有以致之。杨献恒申父冤之精神，直与《聊斋》之席方平等。
41．道光十二年紫阳食人
“道光十二年1832),紫阳大饥,人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按）紫阳今安康县西，汉水上游)饥至食人原因无考。一县饥荒，四境可以支助，商贩可以流通，竟至食人，则府县官不得辞咎。清政至道光朝更衰矣。
42．道光十三年鄂西北食人
“道光十三年1833)春，诸城，曰照大饥，民流亡。夏，保康、郧县、房县饥，人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志老五》
（按）《纪》《志》以上各地无水旱災，亦无大规模军事行动。保、郧、房地僻山多，人口亦稀少，面积不大，郧阳府不得辞咎。
43．道光十四年 归州兴山食人
“道光十四年1834)春，归州秭归)兴山大饥，人相食。”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按）原因不详。归州在长江岸，上通四川，下接荆宜，水运极便，兴山距江亦近。竟至食人，宜昌府未负责。
44．雪 災
“道光二十年1840)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积四五尺，山坳处则丈许矣。湖港俱冻，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时下山抄化，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则寺内之僧皆饿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冻于中泓者，匝月冻解，船逐流下，舟内之人已尽毙，而瓮中米尚存其半，则以火种绝，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俱报雪災。最奇者，陈春嘘明府昶宰奉天之锦县，有娶亲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庙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后，男女两家遣人四处觅之，则新妇及送迎之男女七十余人，皆饿死庙中，春嘘往相验，为之惨然。”
——陈其元《庸閒齐笔记卷10雪災》
（按）《清史稿五行志卷40》，道光朝雪成災只十一年，二十一年两次，二十年无災,，足见《五行志》记载多疏漏。
江浙锦县雪封两月犹如被兵围两月，贸易采撷挖掘食物均无可能，有无互相咬啮之事，无据未能妄断。
45．楚勇食孩肉治麻风
道光二十一年1841)，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州抵禦英军侵略。所统官军之外，有勇。
黔军、海南壮勇、楚勇初驻东门校场，其地多疯女痳风女)，少未发面，往往夜出，就男子交移毒，则男受其毒而女愈可嫁。楚勇新至，不知其害，既而多传染痳风者。或言孩肉可已风疾，于是攫远近小儿旋营烹食之。海南壮勇知其事，以为楚勇人人如此，遂构成嫌隙，壮勇有为楚勇诬杀者，群勇大譁，拥入贡院不散（兵勇皆住贡院号舍）。奕山不得已，摘总兵段永福翎顶解怨，而互斗者已乘势四出，放火杀人，校场中尸骸如积矣。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3
（按）梁氏顺德人，留心西方国家政治历史情况，支持林则徐禁烟，所述事属亲身见闻，可信。
46．道光二十七年南乐食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南乐饥，人相食。”
（按）南乐在大名之南，东近山东阳谷，西近河南内乡，为四通八达之地，何以独至食人不明。
47．鸦片战争中清军食汉兵疑案
在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清军面临断粮，于是开始吃军队中的汉人兵，“从十个二十个团练”到“几百个人。”
——《时事杂志》（1841年12月）第349页，收入《中国文库》（1841年1月——12月）第10卷。
（按）究是何部队在何处？原文不具体。清军是在本土作战，既未被英军久围，何致断粮？一百个人，至少可供五千人一日食，此部队非小，何以史无记载？此材料可疑，姑钞备参 。
48．道光二十九年湖北大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宜都大饥，饿死者无算。”
——《清史稿卷44災異志五》
（按）大饥由于大水，大水由于垦田日多，水道阻塞，瀦洪地少。道光之际，清政府困于外国侵略，而教会民变多事，权贵豪强佔湖沼地圩田，已无力禁制，亦不知禁制。其后愈圩愈多，臻至今日，不得不退耕还湖。
49．咸丰元至三年苏北山东水災区食人
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黄河在徐州丰县北大决口，至1853年始修复合龙。历时年半，苏北、山东大片地区被災严重。据礼部侍郎胜保奏称：“现闻沿河居民，人皆相食。”
——《中国近代十大災荒》36页上海人民版
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七日安徽巡抚李嘉瑞（大兴人，号铁梅，正直，人号铁大人）奏：行经山东江苏交界处：“饥民十百为群，率皆老幼妇女，绕路啼号，不可胜数。或鹑衣百结，面无人色；或裸体无衣，伏地垂毙；其路旁倒毙死尸，类多断胔残骸，目不忍睹。……询之居民，佥称河决以来，已将三载……虽合龙之后，田庐皆已涸出，而有恒产者苦乏种籽牛具，终无生理，无业（产业）者更不待言。壮丁离乡求食，类多散走四方。其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是以残缺，等语。臣听覩之余，不胜悲骇。小民流离失所，至于以人食人，实为非常饥馑。”
——《中国近代十大災荒》37页引《太平天国北伐资料选编》第157页
（按）咸丰元年（1851）8月20日（农历），苏北丰县三堡黄河北决，苏北·鲁西南数十县一片汪洋。清政府曾拨修复堤坊费四五百万两，而52年几塞几溃，灾民随地倒弊，或尸骨未掩，或断胔残骸，或人皆相食，灾情一直延续到1853年二月合龙之后。灾由天起，而祸则人延。因贪污浪费，已成河工衙门顽固传统。据《清史纪事本末》卷45综述：“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之挥霍（讳饰了中饱二字）。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数百金（设为三百金，即需谷1200石！），他可知矣。骄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故河患时警。”（时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谚语，并非夸张。）
50．捐赈得参加科举考试
清制：优伶及其子孙三代不准参加科举考试。道光时有名优郝金官，携五万金返乡，经山东，值饥荒，人相食。官劝郝解囊，郝倾献所有。官府拟酬官，郝辞云：我即得官，亦不齿于同列，准我子孙参与科举足矣。官为奏请获准。同治时，其子郝同虎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
——《清朝野史大观》卷7
（按）事当有据，災荒年次原文失载。《志》、《纪》道光朝山东无食人重災，史籍有缺漏。
51．北伐太平军被围于冯官屯人相食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正月东下，二月破南京定都，三月命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北伐。五月兵分三路，先后北上。由滁州→凤阳→蒙城→亳州→归德→开封→郑州→荥阳→汜水→鞏县。六月北渡，追军已至。部分未渡者（确教若干，官书云数百，史家或言二三万，大约为几千人。）周折返皖，所余无几。
北渡者陷温县，围怀庆（沁阳），三月不克，入垣曲→绛县→曲沃→平阳→洪洞→保定→正定→深州→沧州→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
太平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时值严冬，难抗清军马队，人数锐减，遂放棄杨柳青，死守独流、静海。值漳河泛滥，与清军互掘堤相灌。相持至“1854年二月，开始南逃，三月便被围于阜城，五月再窜入连镇。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亲王相拒，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又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1855年三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二）太平天国》（岳麓书社版）
（按）1851-1853山东苏北大被水災，百姓相食，已见上节。太平军野无可掠，又被紧围，遂致人相食，尚能坚守达一年之久。
52．韦昌辉分食杨秀清尸
咸丰六年（1856）五月，杨秀清令镇江之军西进，自帅金陵之众东行，溃江南大营，向荣愤死。秀清本绾天国兵柄，又建此大功，益骄倨。胁洪秀全过其宅，令其下位对自己呼万岁，秀全不能堪，因召韦昌辉密图之。昌辉自江西败归，秀清不许入城，再请，乃许之。既受秀全计，往见秀清，秀清语以人呼万岁事，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昌辉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因出伪诏，糜其尸咽羣贼，令闭城搜东王（秀清）党歼焉。”
——《清史稿 洪秀全传》
（按）既泄被东王压制之恨，又欲使食者同仇，并以威吓东王余众屈服。
原以打倒满清皇帝号召百姓，大功远未完成，洪秀全就迫不及待过皇帝瘾，杨秀清又争过皇帝瘾。中国历史上的“起义”总中途变质病根在封建专制思想深入人心。
53．太平军乔某食人
“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曳渠叔辫髮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众食之。
——《书屋》月刊2001.1牧惠《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按）据本文作者称，原文出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及本人被掳情况。未得原文核对，不详乔名字与所属部队，亦不详杀食人地点。
54．清军与太平军吃人心脏存疑
1850-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太平军与清军双方士兵都食用俘虏心脏，以使自己在战斗中更加勇猛。有一个在上海某西方贸易公司工作的中国杂役说，他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吃了太平军很多俘虏的心脏。这段时期人肉和内脏在集市上是公开出售的。
——E.G.贝尔福《印度和东南亚百科全书》（伦敦1885年）第一卷，第570页；R.B肖《访问高塔塔里·雅克兰和卡仃加尔》（伦敦1871年）第48页；魏光焘《勘定新疆记》卷一。
（按）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广西原有食人习俗，可能食人，参看第58节在安庆食人。但此节所述情况，时、地、人均不具体，难作实证，姑录供参政。
55．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大面积长时间重灾
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九日（农历，公历为8月1日），黄河在兰阳县（今河南兰考）北岸铜瓦廂决口。洪水由河南东北角，河北南端，山东西部经荷泽、济南、利津入海，原先耕地一片汪洋。中间横断大运河，又使运河堤堰溃决，原入运河水流紊乱，河北、山东、江苏运河或溢或溃；而由铜瓦廂南下徐州、宿迁之旧河道或乾涸成沙石土，或积水为沮洳地，又不能耕种。据统计，山东被灾灾情十分者有1812村庄，九分者1388村庄，八分者2177村庄，七分者1001村庄，六分者774村庄，共7161村（六分以下未计）。如每村以200户，每户以5口计，山东受重灾人数即达700万，豫、冀、苏三省无统计。
时满清政府正倾全力与太平军及捻军搏斗，军费支出已达2960万两，既无力堵塞决口，使河归故道，更无力开筑新河。任灾民流离困顿，饥寒致死。以后几年，靠沿河边居民自发筑起小埝，随弯就曲，紧逼黄流，以后逐步加高堤岸，方逐渐形成黄河由利津、垦利入海新道，即今日之河道。
黄河改道，使山东捻军便于扩展势力及于豫中淮北苏北，纵横驰骋，与太平军南北呼应，延长了内战时间，亦即延长加剧了此数省百姓苦难。
改道使山东损失部分耕地；特别使原无河患之山东一半地区又开始有了河患，到清亡56年中，平均每年17.3县被水灾。
改道灾区地广人多，几年得不到有效赈济，淹死人数，饥寒致死人数，无数可查。食尸食人情事，或难避免，尚须续考。
56．咸丰六七年，两淮山东人相食
江苏、安徽1855年大蝗，1856飞蝗蔽日。《中兴别纪》云：“是夏江北大饥，斗粟值金一两。”江南常州、无锡、金匮地上堆蝗尺把厚。《两淮勘乱记》：“六年（1856）大祲、两淮人相食。”
山东既患水灾，又有蝗灾。《斯未信斋文篇》谓曹县“野无青草，马多疫毙。”《东平县志》谓六年“飞蝗遍野，饥馑荐臻，灾祲频仍。”
河南，咸丰五年（1855）即旱，1856年东部东南部16州县蝗。1857年李孟群奏其故乡光州（今固始光山息县一带）“秋间蝗灾较早，一食无余，民间之苦異常，有数十里无炊烟者。”
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浙江、河北、山西也有蝗灾，共十一省之广。
七年肥城、东平大饥，死者枕藉，鱼台、日照、临朐亦饥，人相食。《清史灾异志》
57．咸丰八年皖中大饥食人
咸丰八年（1858）八、九月，李续宾、曾国华统军由太湖而北、克桐城、舒城，欲北复庐州。
“傍晚，湘勇扎在金牛镇。探马报：前方四十里处的三河镇外，长毛新筑石垒九座，镇上粮草堆积如山，兵器甲仗无数。从舒城桐城一带溃逃的太平军亦聚在这里。看阵势，欲在此与湘军决一死战。”
“曾国华大喜说：皖中粮食奇缺，据说人肉卖到一百二十文一斤。长毛大批粮食聚积于此，真乃天赐我军。”
——唐明浩《曾国藩》第二部《野焚》第48页
（按）同书同册第132页云：(安徽)“从咸丰三年开始，七八年间无一日无战火，无一地无硝烟，再加上旱災，蝗虫，真个是天災人祸，集于一时。东南八省，以安徽百姓受苦最为深重。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柝骨而炊的事，在这里常可见到。人肉公开出卖，一斤标价从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不等。”可与上文参看。
安徽有清军，有团练，有太平军，有捻军，有土匪，你争我抢，穿梭往来，加上天災，不能耕作。食人实不止咸丰八年一年而是多年。下引鲁一同（1805-1863）《通逋类稿荒年谣五首》之第一首：
“卖耕牛，耕牛鸣何哀！原头草尽不得食，牵牛蹢躅屠门来。牛不能言但呜咽，
屠人磨刀向牛说：有田可耕汝当活，农夫死尽汝命绝。旁观老子方幅巾，
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
鲁山阳人，中举人，会试不售，曾一佐清江令吴棠。原诗自叙云：“饥沴荐臻，疮疽日甚，闻见之际，愍焉伤怀，爰次其事，命为荒年谣，事皆征实，言通里俗，敢云言之无罪。然所陈者，十之二三而己。”认为诗作于咸丰八年左右，大致不会错。
58．睢宁张小三爱吃人肉
睢宁粮差张小三，凶恶成性，爱吃人肉，叫人到荒野捡来小孩尸体，蒸熟了蘸（zhan）着醋吃，也有时买乞丐杀了吃。
他父拉车为业，小三视之如奴婢，小不如意即斥骂鞭打。一日，小三下乡催收捐粮，其父驾车，饿仆路边，呼之不应，小三棍击其胸，死。小三拖之上车，盖以芦席，推车回家。至南关，有捕役怪之，发觉送官。小三招供不讳，囚死牢中。
——《清稗类钞，狱讼类，睢宁弑杀案》
（按）此事不着年月，食野外小孩尸，一般在饥荒年代，姑置之咸同之际。
59．小刀会食人，太平军食人，宜兴人相食
1854年11月，小刀会成员杀食敌军或俘虏，而上海的人民则完全没有食物吃。所食是草根、老鼠、麻雀到太平军留下的人肉，围城时（围上海县）妇女儿童和无用之人都被定期赶出城门外，以缓和粮食短缺。无锡杭州等地粮食情况也不比上海好。
安庆在战略上对太平军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太平军抵抗非常激烈。官军占领该城后（1861年8月），城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粮食。唯一发现的粮食是在太平军某将领家中有五石米。而人肉则到处可见出售。新鲜人肉和人肉干价格都是每两40文。每户太平军住过的房子里，锅里满是煮食的人手和手指。战斗中大约有一万太平军被杀死，一万人被官军俘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平军俘虏身上都有很多金银财宝，但是没有可食之物。
在太平天国的最后阶段，官军向无锡挺进，附近的宜兴人做了人肉馒头当牛肉、羊肉馒头出售，价格每个50文至200文。如果家里有人死了，其家人竟无法哀痛，因为邻居都热切地等待分食死人。有些人杀食子女，有时妇女不肯，但随后即发现丈夫已食用了自己的孩子。总的来说，在太平天国高峰时期，很多人被绑架、被杀死，就是为了以人作为食物。
——铃木中正《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东京）第271-277页。
（按）第三段前云太平天国最后阶段，而文尾又云太平天国高峰时期，前后矛盾。“高峰”二字应删。
60．同治初皖南南京附近食人
曾国藩家书（一）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致沅弟
“浙江省城竟于十一月廿八日失守。兵民六十万人，食尽而破。大约半死于饥，半死于兵：存者无几。”
（按）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大攻杭州、上海，欲迫使清军分兵驰救。咸丰十年六月，陈玉成即曾佔余杭、逼杭州。十月，李世贤又逼杭州。十一年李秀成入浙，九月佔绍兴，围杭州。杭州四面皆有太平军，外援路绝。杭城四周皆盛产粮食，居民向无积藏习俗，十一年围城百日，饿死者半，难免无食人事，尚待续考。
曾国藩家书（二） 同治元年三月致沅弟
“口粮极缺，则到处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则皆人食人肉矣。自三月初一起设粥厂七处，以救饥民。大约每厂可活三千人，不无小补。”
（按）皖南池州府大平府濒江，易通商贩，应不致大饥。宁国府徽州府在万山中，居民习于经商，粮食原少。自咸丰三年（1853）以来，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杀砍之地，耕作全废。浙江沦陷，运济无门，遂发生食人惨祸。安徽五十五州县宣统年1622万口，县均29万，即使同治时现存人口仅此数十分之一，每县2万9千人，徽州宁国两府及广德州共十五州县共有43.5万人，粥厂七个日施2.1万人，尚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余十九仍只有饿死或相食两途。“不无小补”，亦聊以自慰而已。
曾国藩家书（三） 同治元年八月致沅弟
“沅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臭秽之气中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
（按）曾国荃之沅军在围攻天京，鲍超之霆军在皖南及天京外围作战。饿死人多，战死人多，人食人肉，不择鲜腐，腐尸满地，无人掩埋，空气饮水食品均受污染，致瘟疫大作，军民均罹浩劫。
曾国藩家书（四） 同治二年四月致沅弟
“李少荃（鸿章）近日军务极为得手，大约苏杭两处必有一克，或全克亦未可知。惟饷项奇缺，米贵而雨多。皖南食人肉，每斤卖百二十文。看来浩劫尚未满，天心尚未转也。”
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日记》云：“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溧水、溧阳、并句容均属江苏，在江宁之南，与皖南接壤）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
（按）米价涨若干倍，人肉价亦涨四倍。已非平民及兵勇力所能购。咸丰三年（1853）湘军营制定什长每月银4.8两，亲兵4.5两，正兵4.2两，伙夫3.3两，长夫3两。但用兵既久，兵增饷绌，通常只实发五成。正常米价一石约1.4-1.6两。折钱1400-1600文。是正兵一月实得之饷银，只够买贱价人肉50斤，贵价人肉12斤左右。力不能及，自必啖食死尸或攫食活人。被兵与民啖食者究有多少，无从计数。此等事“有伤国体”，不能见于奏疏公牍，只能于家书中略为提及。
当时清军艰食，百姓艰食，太平军亦不能不艰食。同年二月廿四《谕纪泽》书云：“南岸近亦吃紧。广（广德州）匪两股窜扑徽州，古（古隆贤）赖（赖文鸿）等股窜扰青阳，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营一饱，殊为可虑。”故当时太平军之出处，不全在求胜而在求食求生。
此种饥饿情况，一直延续到同治三年春。三年二月二十四《致澄弟》书云：“惟米粮昂贵，且无处可买，颇以为虑。江西之贼自席军（席宝田）在金溪获胜，大局不致糜烂。然穷寇觅食纷窜，闽广两湖均可虑，不可以其为残败之匪而忽之矣。”
61．同治二三年常州至南京一带食人
同治二年，“贼（指太平军）所骚扰地方，吾方（常熟）似最为轻，夏秋两忙，尚未荒芜一熟，故人口流亡绝少。如常州以上（丹阳、丹徒、镇江、句容一带），人无影迹，地断炊烟，新丧不敢出棺，出必倾尸而食。更有人云：父女二人垂毙，父曰：吾欲割汝股以啖。女曰：待吾气绝时任凭可也。父又曰：汝不绝，吾要先绝矣。竟生剜之。徽州人出外谋生者多，因粤匪作乱，尽归家，而不知徽地素不产米，专赖江西杭州两路运筹。今两口（通商口）被贼据，无由得入，又无别路搬运，家中虽积累金银，亦不得换升斗，饿死者十有七八。”
——柯悟迟《漏惘喁鱼集》中华书局本
（按）柯本名不详。书记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六年（1867）常熟事。田赋、漕粮、贪墨、豪强、考政、土匪、海盗、太平军、官军、捐税、饥荒、义赈、卖官、物价皆备，而以太平军之胜败进退为主线。此节所述，可与曾国藩《家书》互证。
同治元二年，皖南食人，见曾国藩信，证明此书所记，虽非亲历，原是实事。南京东至常苏，西南至皖南，为两军多年多次出入之地，农民不能耕种，商贩不敢经营，两军顾军粮之不暇，谁管民食？地方官率依军营为进退，以筹办军需夫役为大事，欲管亦不及。
62．同治二年蒙城被围食敌尸
李南华字孟庄，安徽蒙城人。咸丰初，治团卫乡里，洊迁游击，赐勇号。
苗练（团练长）沛霖跨有长淮，既输欵髮（太平军）捻，大诛练之異己者，华南独与抗、剪除其党。沛霖怒，遣张建猷等围蒙。南华败之再。沛霖就抚，同治二年（1863）复叛，筑垒蒙城东南，断李粮运，南华会总兵王才秀击却之。“沛霖深堑长濠，谋久困。南华誓死守，数出战，负重创，力疾攻之，尸山积。会粮绝，令众潜取之以为食，一夕皆尽，寇大骇。出奇兵夜袭寇，夺其辎重以归，斩首不可称计。僧格林沁入城，见家食人肉，南华竟体创痕，深叹异之。”
——《清史稿卷457 李南华传》
（按）蒙城练勇·居民均食人肉，苗军是否食，不详。
63．同治三年，杭州城外食人
段光清原在浙江任知县，洊升府、道、按察使。1859杭州失守，被查办，此后为浙军募捐。据称：同治三年（1864）二月，往余杭谒浙抚左宗棠。“辞抚军回上海，路过留夏（余杭至杭州中间市镇），有随营委员留余宿。……次日，过杭州城外（时杭州尚在太平军手），见难民宿于荒郊破屋之中，有易子而食者。余买一女。”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
（按）1860-1861太平军一逼杭州，两佔杭州，直至1864年左军始克复。四年之间，浙东西为两军角逐广场，农桑不植，粮食已空，商贸绝跡，难民无以为生。鬻儿卖女，易子而食事当多，作者尚是官身，未能备悉，语焉不详。
64．同治五至八年甘肃陕西食人
同治五年（1866），“兰州饥，人相食。”
“六年春，庄浪（平凉西南）、金县（东州东南）、皋兰（兰州）饥。”
“七年夏，泾州（甘肃东部）大饥，人相食。冬，平凉、静宁、古浪（武威东南长城内）、固原、灵台（泾州南）、秦州（天水）、永昌（武威之西）等处大饥。”
（甘肃东起泾州、固原、秦州至兰州、凉州大片腹地大饥。）
——《清史稿·災異志》
“同治五年，（陕西）总督使者善化（长沙）杨公岳斌讨回庆阳，留其幕府即节署（在兰州）旁设糈台调军食。时贼氛甚炽，人畜乏绝，耕作久辍，转馈道塞，兰州斗粮百缗，市无可粜，民饥相食。督标兵弁日夜以粮事赴节署噪索，幕府飞书告急。杨公远在庆阳，他无可诉。一日标兵结队闯入节署，见操南音者辄杀之。幕府僚佐死者数十人，壮士留节署死者亦百余人。迨杨公闻变驰归，已无及矣。……”
——左宗棠《忠义祠记》
（按）斗粮百缗，石粮约为银五百两，实已无粮食可购。总督直辖标兵都缺粮，逐日去粮台闹索，不得，至大杀督署幕僚与卫士达百余人，老百姓向何处索食？其凄惨情况可想。
同治六年，穆善图“署陕甘总督。值岁大饥。人相食。乃驰书阿拉善王，令运蒙粮至河北（此指陕西甘肃之黄河北，非今河北省）。与军民交易，食乃济。”
——《清史稿卷451穆善图传》
（按）蒙古非丰粮区，至河北买粮，道远者至千里，亦非贫苦者所能致。“食乃济”有夸饰。
同治七年，桂锡桢从左宗棠征陕回，守同官（铜川市），“高连陛屯宜君（铜川之北）。亲兵丁玉礼，匪首也，构回为乱，夜围营帐，戕统帅。锡桢闻警，亟自同官驰援，击却之。”
——《清史稿卷455 桂锡桢传》
“将军库克吉泰檄（刘倬云）赴陕。值连陞营哥匪（哥老会）谋变，戕主帅。倬云驰入，歼其渠，余众悉定。再迁知府。时庆阳大饥，人相食。倬云兴屯政，立赈局，流民怀集。”
——《清史稿卷455 刘典传附倬云》
同治七年，“时陕回据宁州（今宁县）之董志原，捻匪袁大魁合土寇十余万，分据云岩（宜川之北）瓦窑堡、金顶山，自延长延川至绥（绥德）米（米脂）、花马池（盐池）、怀（怀远）、榆（榆林）数百里，纵横出没。连岁大饥，人相食，公私赤立无余。”
——《郭嵩焘诗文集·诰授光禄大夫刘公（刘典）墓志铭》
（按）东边自宜川北至榆林，西边自泾州、庆阳至盐池，渭水之北，黄河之南，一大方块几十县，同治五年至八年连续食人，盗匪蜂起，官兵亦譁变。死人多少？食人多少？无从估算。
65．刘锦棠脔马八條祭刘松山
同治八年（1869年），刘松山攻金积堡（在吴忠之南）。先平堡北诸寨。九年正月，马化龙踞石家庄、马五、马七、马八诸寨顽抗。（石家庄等寨皆金积堡近边据点，图未载）松山先破石家庄，督攻马五寨，破其援贼，毁外卡，纵火焚寨门，垂克，炮中左乳，坠马，叱令诸队速攻，遂破之。顾诸将曰：“我受国恩未报，即死，毋遽归我尸，当为厉鬼杀贼。”遂卒。
从侄锦棠领其众。悬丧吴忠堡。或请徙他处，锦棠不可曰：榇在军，可繋将士心。于是一战擒马五，再战破河、狄，（兰州南之临夏临洮。）军复振。十一月，马化龙降，诛之。“生致马八条，置丧所，脔而祭之。遂舆丧归。”（脔祭即脔其肉供死者喫）
——《清史稿卷409刘松山传卷454刘锦棠传》
（按）欲报仇，应脔马化龙。马八条是砲手，无罪责。
66．平凉万黑杀人食肉
左宗棠批平凉善后局冯道邦棅禀割食人肉之万黑一犯请示惩办由：
“万黑一犯杀人食肉，惨毒至极，犬彘不如。业经验讯明确，应即传集各百家长，将该犯斩决枭示，标明犯由，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已被残杀回妇尸骸，有无亲属认领？该管十家长曾否赴官禀报？有无知情隐匿情弊？应一并查明，详请核示。”
——《左宗棠全集·札件》
（按）万黑杀食回妇之详情，未见冯邦棅原详文。官府惩办杀人食肉犯之批文，仅见此件。
67．光绪光绪丁戊奇荒食人
光绪二年（1876）年华北开始旱灾，三年丁丑，四年戊寅造极，五年（1879）始缓解，以灾区广，灾情特重，史称丁戊奇荒。《清史稿·纪·志》有零星记载，不全不实，兹综述如下。
直隶1867-1875年九年间永定河溃决11次，水灾刚过，继之亢旱，又起蝗虫；75、76年全省收成不足五分，饥荒特甚。
山东亢旱，全省收成通计不足三分。青州府（治益都）属一年半无雨水。据传教士李提摩太调查，益都三个村庄，临朐四个村庄，共480家，饿死353人，逃出95家，卖出2人。青州府10县，总人口不到400万，饥民有二三百万，饿死达50万，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贱卖妻女儿媳，比比皆是。
苏北76年无雨，海州·沭阳等地绝收，蝗灾遍全省。沭阳八口之家或仅存一二人，挺而走险者饥则掠人食，致旅行者往往失踪，相率裹足。流亡至江南者十百成羣，无虚日。
皖北同旱，庐·凤·颍·滁四府禾不能插，插者亦枯死。通计收成只四分，农民四出逃荒。
陕西亦亢旱，同州府属特重，饥民集众抢粮，甚至拦路抢粮，私树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川北亦旱。《南江县志》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巴中）南（南江）通（通江）三州县尤甚。……蔬糠既竭，继以草木，……树皮掘剥殆尽，红籽（某种草之籽）一斗价至一缗，更复啖谷中坭土，俗曰神仙麵，……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无声。服鸩投环，堕岩赴洞，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棄其子，夫棄其妻，号哭于路途，转徙于沟壑者，耳目不忍闻睹。……是冬（1877）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或人相残食，饿殍不下数万。”
最严重者为河南山西两省。
河南连续亢旱，106州县，报灾者84，全荒者26，歉收者50余。《申报》记者报导：1877年10月入归德府（治商丘）界，即见流民络绎，或哀泣于道途，或偃卧于风雪，饿殍遍地，致车不能行。济源·获嘉·孟津·原武·阳武·修武等县，皆连旱三年，非特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新死之人，饥民亦争相残食。有丧之家不敢声张，潛自坎埋，否则操刀而割者环伺向前矣。（按：此种情况，又前史所未见。）
山西亦连续亢旱，1877年5月—1878年4月无滴雨，直旱到1879年7月。食草·食树皮·食小石磨粉和麵，食观音白坭胀死，最后食死人骨死人肉，或杀食人。王锡纶《怡情堂文集》云：“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争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按：此种情况，亦前史所未见。）
《申报》1878.4月有《山西饥民单》，只列十五县部分村庄情况，兹每县总为一行列表如下：
县别 村庄数 总计家数 全家饿死家)数 饿死人数或残存人数)
灵石 4 218 72 300人
汾西 1 360 100多 1000多人
霍州 6 1365 323 3260多人
赵城 4 348一村数缺) 227 1460另死17家人数缺)
洪洞 11 1618 1138 县城死4000多人残存约1186人
襄陵 县城 死三四万人
2 420 死十分之六
绛州 县城并4村 5540 约1800 8300人
太平 6 100多 1000多人
曲沃 5 970 400 2000多人
万泉 死一半人，吃人肉常事
猗氏
凤台 1 1000 6000人死4000人
泽州 3 745 574 余五六家亦不全
屯留 7 5000 626 死11800人
潞城 6 345 死3000人
“闫庄村小顺活杀吃6岁儿子；巴公镇（记者）亲见数人分食五六岁小孩，用柴火烧熟；凤台·阳城两县活人吃活人实在多。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被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八个人，活杀吃一个，有一女12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父活杀吃了。有一家父子两人将一女人活杀吃了。太原府省内（省城）饿死者大约一半；太原府城内（府治）饿死者两万余。光绪四年（1878）正月念日抄。”
无名氏作者有韻语《晋豫灾略》一章可读：
“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岁荐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官仓匮，民储罄，市贩绝，客粜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主五千钱；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生子女不举，饿殍载途，白骨盈野。”（见《万国公报》第11册）。
全国灾区灾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佔当时全国人口一半。直接死于饥饿疫病人数，众说纷纭，至少在一千万人左右，逃亡者不少于二千万人。其中山西最惨重，太原府100万人，死95万人；平陆14万5千人，死11万。全省一千六百万人，死亡五百万人，另有几百万人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山西芮城1877年126000人，四十余年后1921尚只71000人。河南2394万人，下降到2211万人，共损失182万人。陕西大县死亡或一二十万，小县亦五六万，凋残甚于同治初镇压回民之损失50万。妇女饿死被贩被杀食多于男子，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到人口增殖，即生产力的增长。
劳力缺乏，原耕地变成新荒，山西估计达2200/5600万亩，佔40%。
社会财富损失惨重：原富裕农民变成贫农，原贫农无任何生产资料，变成赤贫失业者。中小地主富农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之手，社会更两极分化。传统工商业亦萎缩，山西手工冶铁、丝绢制造、大商店大半关闭，太原·平阳等府灾后征税只及前之1/10。中国生产锐减，使洋米洋麫洋布洋铁大量入口，造成入超。
（按）满清皇室为保全皇座，也有免收逋欠、减免地丁、拨放账款、调拔赈粮、开设粥厂、办理平粜、发动募捐等措施，这些杯水车薪，并不济事。而人祸大有加剧天灾之处。
1、丁戊之前，晋·豫·陕已饱经战火，庞大军费，早已压头。山西年财政收入不足三百万两，饷糈支出五百万两，不足之数，以加征浮收形式取之百姓。还有兵徭徵派，每粮银一两，加派数倍不等。豫·陕·甘·鲁等省亦皆如此。
2、内战之后，地方尚有流差——借差·例差·藏差，名目繁多，即官员私人行动，亦向各州县索取车马费差旅费并派徭役，大县一年五六万缗，小县数千缗不等，大致按粮按户摊派。（张集馨《道咸见闻录》即已有此，并不自光绪始。）“禾稼在田，追呼在室。至灾既成，犹有以赈粮抵差者。”
3、外洋输入鸦片已合法化，1859实行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实许内地种烟。各省皆种，晋省佔耕地1/9，即减少1/9粮食，久吸伤人，又损伤了生产力。
4、专制政制各谋其私，慈禧与重臣之间，重臣与督抚之间，督抚相互之间，权则争，责则诿，各顾其私。赈灾措置，口惠而实不至。
5、贪污为专制政治不可救之痼疾，在重灾中，晋署藩司王定安仍贪污数十万，以遣戊了事，（见《郎潛纪闻四笔》，藩司如此，府州县官及胥吏衙役何得缩手。
6、赈灾粮主要取给长江中游及江浙，水运到豫东之后，即需人伕牛马驴骡驮运去豫西·晋省·陕西，费时既久，运费又蚀赈粮之半（《山西通志》）。时欧美已有火车轮船，而中国社会不重视科学，无现代交通工具，不能应变。
总之，天灾造成了人祸，人祸加剧了天灾，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是条铁的规律。
——除正文已注明者，余见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版）。
68．光绪二十四、五、六、七年陕西大災人相食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冬，至少30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来到了陕西)省城。巡抚耽心有可能发生抢粮事件，不许农民进入城墙内，他们被迫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拖延死亡。当我去西安时，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死光了。根据当地的统计，在一个郊区就有13万人死於饥饿。在三个月时间里，每天早晨总督的随从都要收集600多具尸体，埋在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粮食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不久，西安郊区就有人肉出售。开始时，这种交易还暗中进行。但不久，用饥殍肉制成的肉丸成为主食，以相当於每磅四美分的价格出售。可以假设，人肉交易占了相当的比例。后来巡抚端方砍了三个做人肉生意的人的头，这才大致杀住了这种买卖。
——弗东尼斯·H·尼克尔《穿越神秘的陕西》第228.230-231页。
（按）此节所述，为1900年冬季事。实则陕西大旱，始于1898年，已历三年。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九月初四到长安，是年陕西已大旱三年，人人相食。城中饿莩载道，冬至后又下雪，日死千人，人民极苦。行宫前牌楼下面，为西安市中心，多是卖吃食的小贩。因郊外死尸无人掩埋，以致有人卖人肉丸子。”
我已退休，光绪二十七年三月，走到西安，住表兄太监张六处。“每日无事，吃完了饭，在长安热闹有名的地处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庵、城隍庙、郊外王三姐的寒窑去逛逛。热闹的人市在行宫前头。牌楼下卖吃食的小贩最多。我方到长安时，卖人肉丸子一案正在吵嚷。我因不贪贱，不上牌楼底下去吃饭。我去哪里呢？我问本地人，他们说：我们此地三年大旱，寸草不生，饿死的人太多了。……去年冬至月，又连降三天大雪，冻饿而死的穷人太多了。富人无故死不了。穷人死了无人埋，抬到城外，向护城河边一扔，就无人管了。那些忍心的匪徒弄了人肉来，卖人肉丸子，有人吃出指甲来，一个诈语，贼人心惊一跑，才犯了事。我闻言皱眉道，太残忍了！他接着说，这还不算残忍啦！公公把儿媳妇给吃了，犯了案还不算奇怪吗？因为儿子外出，公公将儿媳卖了，儿媳上吊死了，公公将她的肉刮下吃了。犯了案，官家给定罪给杀了。”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
唐锡晋，字桐卿，无锡人，父阖门殉粤难（死於太平军），锡晋拾亲骨，沥血取验，誓奉遗训力行善。光绪初晋災，始募义赈。十四年，赈淮徐海大水。明年，复赈山东沿海诸郡災。“二十六年，两宫西狩，关中大饥，人相食。锡晋醵金四十万往赈。历二州八县，艰困不少阻。災区广，赈欵且匮，乃单车谒行在，请于大学士王文韶，得二十万金益之。”
——《清史稿卷452唐锡晋传》
（按）陕西大旱三年，饥死无算，至人相食，而《災异志》失载，岂独失此档案耶？行宫之前立人市，热闹，老佛爷不见不闻耶？辇毂之下三年食人肉，枢臣督抚为何不请赈而待义士为请耶？义士携欵四十万，皇家只给二十万，要这样皇帝与官爷何用？
69．宣统元年二年澧州水災饥民食人肉
（一）
“澧州（湘西澧水入洞庭湖一带）东乡，尽属垸田，而东北东南亦然，年丰则西北乡可以自存，东南乡力能外给。旱则取给于东南，水溢不甚为災，而西北歉收之处，仍然取给。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十九（按指农历）大水溃城，东南十九皆成泽国，计災黎十有六万。当是时蓄积未空，尚有极贫次贫之别。迨宣统元年（1909）五月，复罹水患，东南二百余垸仅存百分之一。前此所谓次贫者已极贫，所谓极贫者且鬻妇卖儿，大半为沟中瘠矣。查东北乡災区纵横约二百余里，东南乡災区纵横约一百数十里，宣统元年五月急赈，丁口多至二十八万。迨宣统二年正月赈，核存丁口二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名。本年（二年）春赈丁口尚未彙齐。计每大丁一名，稀饭延命，每日最少亦须米六七合（合为1/10升，合米重约一两六七钱，当时斤大于现在之斤。）每小口一名，稀饭延命，每日最少亦须米三四合。通计大小丁二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名，每月共需粥米一千一百八十八石二斗七升，每月共需米七万一千二百九十六石二三斗。（按日需米一千一百八十八石二斗七升计，月为米三万五千六百四十八石一斗。原文作米七万余石，‘米’应是‘谷’之误印。）现虽发积谷三万石，可稍恃以无恐，然亦仅足供平粜之用，若不名一钱之饥众，仍难实惠同沾。以常年计，每岁春收出口（指省境）约三十余万石；今春阴雨连绵，坏约五分之四，出口当不下六万石。而西北缺米之乡不与焉。所有州境殷实绅商，比岁捐输购办并施粥厂，勉强支持，今日财力俱穷，无可设法矣。有什物妻子典卖为生者，预指今年春收度命。岂意入春淫雨，豆麦失望。高乡稻种，损失亦钜。有以极贵之价，购稻种于别乡，三四次下种而无秧苗可插者。下年（下半年）秋收，又未可必。”现谷价已涨至四串余（一串钱千文），米价已涨至八串余，且无可买，亦无以为卖。扶老携幼，男嚎女啼，遍野沿门，鸠形鹄面，食树皮、草根、观音土及糟糠而毙者所在皆是。大都身无完肤，为一息尚存者割以充饥。尤惨者，则生人相食。如黄杉林福兴窑等处，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前此禀官惩办者已屡见不一见，后则不胜禀报，亦无从详悉矣。此则尚属高乡乞食无计者为之；若垸乡则垸溃屋破，弱肉强食，不胜枚举矣。盖频年沿境南常北荆，皆为災郡，而澧民尤甚。凡此惨状，闻者靡弗酸鼻，况谊关桑梓如运（谢开运）等者哉！乃者朱公（姓名官职待考）履新，虽抱如伤之隐念，恐未悉孑遗之真情，似此惨災，恐非平粜一策所能救济。虽将来天时人事未可逆覩，而现缺粥米三万余石尤属燃眉之急。只得合懇 设法拯救，活我災黎。能多赐一升一合，即可多救一人二人之命。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人以一言溥利，阖州数十百万生灵一齐翘首。即请代陈，不胜急切待命之至。
——《湖南谘议局第一届报告书》刊载澧州自治公所所长谢开运等陈澧州饥黎待赈情形，请谘议局转呈湖南巡抚核发赈粮原文。谘议局转呈文，抚院批复照发文兹不录。
（二）
“澧县岁遭水災，1905年溃堤多，荒歉甚，抢劫时有。1906年东北一带沦为泽国。1907年早稻有收，晚稻又淹。1908年災更大，州城冲毁，各垸皆溃，災民十六万，赈款十七万。岌岌至1909宣统元年，富者已贫，贫者已散。夏四五月更大水，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邱墓掘发，肿尸遍野，或流入民户，或挂于树梢，鱼鸟争食（尸），惨不忍睹。饥民三十余万，赈款十万。待水退二十余日，饥民各得豌豆两升，铜元八枚（一百六十文），災甚之处，或被遗落。赈粜委员，引用私人，滥费上款，肆意中饱。饥民行即仆地至死，卖妻鬻子，更甚去年。于是抢风大炽，始则黑夜，后则白画。”
——己酉（1909）十月初一《长沙日报》载《蒋维廉等八人呈》
（按）连年水災，其災情严重程度益不低于大旱災。历代史书于大旱災致食人多有记载，水災致食人记载较少。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澧州之水災惨状，具见于上两件材料中。大災食人，每人得赈豌豆二升，铜元八枚，这些经手施赈者真是食人兽。今日读之，仍令人发指。《长沙日报》能照登蒋等原呈，尽了新闻工作职责。
70．宣统二年凤颖淮海食人
“宣统二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颖等属，因屡被水災，闾阎困苦，惨不忍闻……死亡之约数：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止，江皖二十余县，災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就赈得食者约一百四五十万人。兹当青黄不接生死关头，缓无可缓。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局。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咽，日以为常。”
——张廷骧《不远复齐见闻杂志》（据广西师范大学《人与国家》一书转录）
71．滇起义军啖鍾麟同心
鍾麟同，字建堂，济宁人，威海武备学堂毕业，累保道员、调滇，充陆军十九镇统制官。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九月初九，滇七十三标兵变，入城。麟同率卫队据五华山抵抗，)手发机枪毙数百人。而七十四标响应七十三标，军械局员资之巨砲攻五华，卫队伤亡多，子弹亦尽，麟同突围转战，以手枪自击而仆。“变军碎其尸，剖以啖之。”
——《清史稿卷496鍾麟同传》
（按）起义军被鹿杀伤人多，积怨于鹿，故有食尸之举。军事学校出身之新军官，或主革命，或维护清朝，取向不一，鍾即以死效清者。
72．金刚禅和尚食小儿
清末，杨州东乡十里处有水田。护青农民忽见远处河边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年青者约数人同往探视。临近，见一和尚坐地上，旁以石块支铁锅，正在烧煮。问之，自称自南海（舟山岛普陀山寺）拜佛归，腹饥，正煮食物。一青年闻有肉香气，揭锅视之，则汤中煮两胎儿。众大惊，棒责之。和尚伤仆，叹曰：我练金刚禅，须吃三十六个男胎，方能证道。我刚吃七个，就碰上你们。这都怪我福薄，命该如此。众人愤怒，一顿棍打死，抛尸河中。
——《网帖 佚名 点击数876 文录入admin》
（按）邪教以食胎儿为飞仙之术，道家佛家皆有此旁门。此件原出处不详。
73．徐锡麟心被吃存疑
“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麟；从徐锡麟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鲁迅《狂人日记》
（按）《狂人日记》是小说，小说是虚虚实实的。不能据此确认徐锡麟的心被吃掉。但上文提到易牙把儿子给人吃掉，见于《管子》，应属可信。原文写吃者为齐桓公，小说写成桀纣，是故弄玄虚，桀纣两人相隔四百年，又在易牙之前，这明显错误，是出于“狂人”之笔，故其正面是足信的。徐锡麟把巡抚打死，忠于满清的顽固分子吃他的心很有可能，但尚须其他材料为证。
徐（1881-1907），山阴（绍兴）人，1904入光复会。1906捐道员分发安徽，任巡警处会办并警官学校监督。1907与秋瑾约定于9月19日在安庆、杭州两地同时起义。事泄，锡麟提前于6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发难，击死皖抚恩铭，攻占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弹尽被俘，当晚就义。
附)宣统二年长沙抢米风潮
宣统二年（1910）三月初二，长沙挑水为生（长沙一般井水不洁，食用或挑南门外白沙井水，或挑河水，沿街叫卖。）之黄贵荪之妻，持七十文钱至戴义顺碓坊（自制米卖之米店）买米，店索七十二文。妻跳入老龙潭自尽。黄归寻妻，见两小孩在河边啼哭。遂抱持一并投水。另一说某老婆持七十六文钱买米，戴义顺碓坊挑出两个烂板，坚不肯收。待老婆子换得好钱来，米又涨了价。正争吵间，木工刘永福一声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