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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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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海龟网看到的
。 实在精彩,抄在下面,聊作备份。
转贴者按: 中国近代名人的一些言行, 编的很有趣, 好多事现在无法查证了, 看了笑笑.
朵渔 编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毛泽东没有理他。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曰:“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做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龟”:“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33年,萧伯纳访华,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今天天气真好。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不料萧伯纳答道:“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蒋廷黼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个以表谢意。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逻辑上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柱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侯。和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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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军入侵中国,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定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嫔妃、女官、女司等人,总计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康有为在光绪元年(1875年)曾经嫖过娼,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出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息了,我应在院中唱歌。”这是溥仪在17岁时写的一首新诗。他应该是第一个写新诗的皇帝,且还是“口语诗”。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聚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几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在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21年4月21日,来自德国的露娜小姐在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倾情,秋波频传,无奈吴就是不领情,回去之后,露娜小姐对吴大帅下了“最后通牒”——一句话,译成中文就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后大笑不止,提笔原信批了“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命译员将此信送回。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了!”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大帅亲自执法,砰,一枪射向天上,将小贩吓得几欲瘫掉。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人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说:“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单据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鲁迅一个也不原谅。后来陈丹青谈鲁迅之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名声。”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据说黄炎培珍藏着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曾借去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但仅过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毛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致电,毛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命人小心送还,并对黄的再三催还评价道:“不够朋友够英雄。”
越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志愿。”
作者:
Diamond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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