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古城传说
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有一座古城遗址残存的城墙，从城外看，仍然有十几米高，城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夯筑城墙时固定夹板的插孔，城墙底部宽约十多米，顶部宽约三米，古城呈正方形，城墙间长宽约500多米，当地人称它为黄帝城。
古城内早已被开垦成了农田，几十年来，让当地百姓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在耕地时经常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明显带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有的像铲子，有的像板斧，这些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有那些残陶碎瓦，更成了当地农民耕作的障碍。所以，每年播种的季节，他们都要用耙子先将这些石头砖块清理一番。多少年过去了，好像总也清理不干净，同时，当地人都盛传古城里有宝物，这种传说是源于五堡村村民李增怀的祖上，解放前在古城里发掘出几麻袋银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解放前，李增怀的祖上，在古城里有一块自耕地，有一年春天，他家里雇用的长工在耕地时，翻出了块生锈变黑的铁块，长工觉得很奇怪，地里怎么会长出铁块呢？收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块回去，准备向东家问个究竟。傍晚，长工回到村里，李增怀的祖上见到了长工，拿着这块铁块，端详了半天，把铁块往墙角里一扔，说：“一块黑石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后对长工说：“那块地既然不好耕，就先歇几天，乡里正在赶庙会，你也去看两场戏吧。”长工听了这话，喜出望外，向主人道了谢，便于当晚回家去了。等长工走了以后，李增怀的祖上，连夜带着两个儿子，到长工发现黑石头的地方，挖了起来。经过一夜的挖掘，李增怀的祖上挖到了几麻袋银锭。从此以后，李增怀的祖上一夜暴富，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大户人家。虽然，李家发财的故事早已成为往事，但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减少了它对村民们渴望一夜暴富的幻想。所以，在古城挖宝，村民们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就连小孩也经常三五成群地到这里来寻寻觅觅，希望有意外的惊喜出现，这一情况，在1957年10月，引起了河北省文物部门的注意，于是，他们派出考古调查队，前来考察，考古队的来临更增加了这座古城的神秘气氛，当地人盛传挖宝的人来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十里八村，乡亲们得这一消息，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看个究竟，考古队经过勘察，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确定了几个点，开始挖探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发掘，从古城里发现了许多古代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有石镰、石磨棒、陶纺轮等；而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罐等。同时在城内中部的塌陷处还发现了板筑墙，板筑墙的厚度约20公分左右，在城内北部还发现了许多砖瓦碎片。
根据这些发现，考古队于1957年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条消息，这在中国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篇消息的标题就是《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专家们根据古城里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这座城也许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古代涿鹿城。也就是当地百姓传说的黄帝城。
涿鹿城，这是一座怎样的城池呢？相传它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都城，如果这座城真的是黄帝的都城，那么，史学界苦苦找寻的华夏文明的根就有了源头。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各个氏族部落之间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连年相互征战，祸害百姓，而当时的统治者神农氏炎帝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时，黄帝部族在这场兼并争霸战中迅速崛起，许多诸侯都归顺了黄帝，但炎帝不服，因此，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在一个叫阪泉的地方展开争霸战，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被迫与黄帝结盟。此外，还有一个实力更加强大的部落集团——东夷集团。东夷集团的首领叫蚩尤，蚩尤在历史上传说是个骁勇善战的战神，炎帝部落在东迁的过程中，与蚩尤部落发生了冲突，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炎帝无力与蚩尤对抗，一路向北逃亡，蚩尤紧追不舍，追赶到涿鹿一带，炎帝无奈，只得向黄帝求救，于是，黄炎部落联合，与蚩尤率领的士卒在涿鹿之野展开了决战，经过长时间激烈地较量，黄帝战胜了蚩尤，并将蚩尤擒杀于冀中之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随后，黄帝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统一了符契，诸侯们拥戴轩辕氏为天子，并尊称他为黄帝。
黄帝在涿鹿山脚下建起了都城。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涿鹿城仅见于史书记载，而涿鹿城的地望几千年来，众说纷纭，始终是一个谜。甚至连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否真的发生过都成了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原国防大学学者房立中教授说：“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战争，这两场战争规模很大，这两场战争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氏族林立的这么一个局面，开始了走向民族融合，所谓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就是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拉开序幕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立中为了写作他的代表作，《论战争》就曾多次到涿鹿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多年研究，他坚信，黄帝是信史，帝都在涿鹿。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毫无疑问地发生过，而且影响久远。房立中说：“涿鹿大战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战例，我们在编军事史的时候，就把这个战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战，像咱们这到处都是彩陶，夹沙彩陶就是六、七千年以前的，有些甚至上万年的，随便找个东西就是三千年五千年的，咱们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黄帝就是在这呆着，没到别处去，咱们也不能那么狭隘，这个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都是当时黄帝统领的土地。所以，这个黄帝可能活动在好多地方，活动在很大一个范围，但是这一定是黄帝打仗的一个地方，这个司马迁绝不会说错的”。
据司马迁记载：“当时黄帝的势力范围东面达到东海，西面达到甘肃一带，南面到达江淮，北面到达内蒙古大草原。而涿鹿是他统治的中心，所以，历史上一直把涿鹿这个地方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那么，《史记》中提到的黄帝首都，会盟的釜山，甚至涿鹿、阪泉，这些显赫一时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今天的涿鹿县，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涿鹿吗？
王北辰，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了揭开黄帝、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多次到涿鹿县考察。他根据史料记载，在涿鹿大地上寻访黄、炎、蚩时代的历史遗迹。如今，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留下的这篇《涿鹿 阪泉 釜山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王北辰教授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发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县距离涿鹿县仅有40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市。查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育大说：“著名学者北大的博士生导师王北辰教授认为：既然在汉代以前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那么，作为汉代的史官司马迁考察的就应该是上谷郡的涿鹿县，而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五帝本纪》，还曾经北过涿鹿，专门对涿鹿进行了考察，这个在《史记》上都有明确的记载。”
赵育大，原是河北省涿鹿县文化局局长，王北辰教授几次到涿鹿县考察就是由他陪同的。十几年来，赵育大对黄帝、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作了深入的研究，对王北辰教授的学术观点，他是认同和赞赏的。他说：“王北辰教授根据汉代上谷郡所管辖的几个县的分析，他认为汉代的涿鹿县就位于今天的涿鹿县的东南方向30公里（处）的矾山镇的三堡村，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古城的地方。而今天的涿鹿县在汉代称为下洛县，但是，这两个县在当时都归上谷郡管辖”。特别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他在总结了历代的史书典籍之后，根据山川水道的位置，对黄帝的各处史迹记载得更加准确完整。郦道元在《水经注》第十三卷漯水篇的涿水条下记载，涿水出自涿鹿山，东北流向，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在涿鹿山下建起了都城，涿水向东流又与阪泉水合，然后折向东北汇入漯水。漯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北辰教授对《水经注》的这一记载，曾多次到涿鹿县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了解到尽管过去的一些地名有所变化，但当地的水系、山川基本未变。因此，他在五万分之一的现代地形图上标画出了当地的水系与古迹图。赵育大说：“王北辰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实地考察，根据山川水道的位置，确认位于涿鹿县的矾山镇三褒村这座古城，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涿鹿古城，也就是黄帝城”。
但是，也有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涿鹿古城，从黄帝以后到了春秋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时间里，不见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320年，才在《竹书纪年》里提到。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20年间，燕国攻打赵国，围攻浊（涿）鹿，赵武灵王亲率大军前往浊（涿）鹿救援，这里说的浊鹿，就是汉代上谷郡的涿鹿县。这也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第一次出现浊（涿）鹿这个地名。而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是在公元前9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黄帝时代将近3000年，在这近3000年的历史长河里，涿鹿这个地名是怎么被传承下来的？又如何确定这座古城就是黄帝城呢？要回答这些疑问，只有一种科学手段，那就是借助考古发掘，做进一步的探索。
1997年3月，河北省文物局根据3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要求，委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涿鹿古城再一次进行考古发掘，李珺受命担任这次考古发掘队的队长。李君说：“当时，我带了十几个人，进驻现场以后，首先在当地做了一些走访和调查，当地的老百姓对于这座古城是非常崇敬的，他们都说这就是黄帝城，还有不少人就从这座古城里边捡到了一些瓦片、瓦罐，还有石斧、石铲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后却发现，那大多数是战国和秦汉时候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看到以后，我就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史书记载和百姓传说，都认为涿鹿古城就是黄帝城，1957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也这么认为，但是，李珺担心这次发掘，如果找不到黄帝时代的遗物，该怎么办呢？李珺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考古，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任务这么明确，这几乎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这就使我感觉到责任重大”。李君肩负着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将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一部分人在外围进行调查，一部分人在城内逐片逐段地对古城进行全面地会诊，甚至对古成的每一个角落也不放过。经过几天的勘察，他们发现古城内外由于村民们开垦种植了庄稼，古城遗址损毁严重，许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也遭到了破坏。尽管如此，考古队在十几天的调查中，仍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李珺说：“我们来了以后，分成了几个组，分别对古城内外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查采样，力求对这个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在这个古城东面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文物，但是，在古城南下七旗村附近，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候晚期的陶片和细石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据此，李珺初步推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战国，涿鹿古城附近都有人类生活和居住，这在当地一些民间人士搜集到的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特别是涿鹿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提供的一件文物，它的完美程度让考古队着实感到惊讶。赵育大说：“1996年，我在黄帝城周围做文物普查，走到一个村，这个村叫下沙河，在黄帝城南的30公里的地方，到这个村去访问，老乡告诉我，一个姓李的家里有一块石头，我就去看，我一看这东西，非常惊讶，非常精美的石器，我后然就用1000元钱，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了。”这件文物经专家鉴定，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叫石钺，距今约5000年左右。钺，在古代是王权的象征，但是，像这个钺似乎很特别，它的一端是龙的头，而另一端则是鸮的脑袋，按照赵育大的分析，这也许就是黄帝时代的权柄。赵育大说：“鸮呢，是东夷集团的图腾的一部分，这龙头是黄帝的图腾，这个东西，大约在5000年左右。那就是说，黄帝统一了天下以后，合符釜山，各路部落首领尊黄帝为天子，这个以后出现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什么：融合的文化，是统一的文化。”考古队根据十几天来调查摸底了解到的情况，经过综合分析认为，要弄清涿鹿古城的起始年代，也许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还原它的历史面貌。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在城内的东北部选择地层保存比较好，土层堆积比较厚的地方布置探测点，分别在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区域挖八条探沟，探沟面积根据土层结构而定，大小不一，从6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通过钻探及发掘，根据地层所反应出来的情况，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秘密，渐次地呈现出来。他们通过地层的切面分析，最上面的是耕土层，厚10——30厘米，在耕土层下面是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及灰土层，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留下的最直接的证据，灰土层厚达60多厘米。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李珺说“我们根据这个探坑剖面的地层和它里面所包含的陶片可以看出来，这些陶片大多数有绳纹、压印纹和弦纹等，而且这里边包含的遗物种类密集程度都十分丰富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城址的延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当时的人口也是比较密集的，目前，在北方地区，像这么大规模的古城还是不多见。”特别是在第八探坑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这一发现使考古队喜出望外。这座墓的墓葬形制是土坑竖穴墓，墓坑长约2.5米，宽约1.5米，深2米左右。墓里的随葬器物略显简单，但墓里随葬的三件陶器却引起了考古队的重视。因为，在这三件陶器中，有一件陶鼎。李珺说“鼎，在商周时候作为一种礼器，规格是很高的，只有帝王或者是贵族才能够随葬鼎，这也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在这两座比较小的墓葬里出现了鼎，确实让我们感到费解。”李珺根据墓葬里出土的一鼎二豆的器形、材质和纹理图案判断，这座墓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男性，死亡年龄大约在30——35岁之间。他究竟是王，还是贵族呢？
李珺经过查阅历史典籍发现，在战国时期，涿鹿归赵国管辖。《竹书纪年》里记载公元前320年，燕国起兵攻打赵国，首先攻打的，就是赵国的北方重镇涿鹿。赵武灵王得报以后，亲率大军从邯郸出发，长途奔袭500多公里，前往涿鹿抗击燕军，燕军被迫撤退到了勺梁。从赵武灵王对涿鹿的重视程度看，涿鹿，对于赵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不然，赵武灵王不会亲自带兵，从首都邯郸出征救援。那么，当时镇守这座城池的将领，又是谁呢？李珺说“我查阅了许多史书，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这里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开放时期，这个时期呢，西周时候，许多严格的礼仪制度已经被扬弃。”因此，李珺判断，这个墓里出土的陶鼎，很可能就是一种象征，或者是代表一种希望，希望死者来生称王显贵。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考古队获取了大量的出土文物，李珺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分析，确定这些文物大部分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因此，他初步判断，这座城在战国和秦汉时期也许就是它的兴盛时期，但是，它究竟建于何时，从这些出土文物里却无法找到答案，要寻找这座城起始年代的证据，就得到它的关键部位，城墙里去寻找。几天来，李珺围绕着城墙进行自己的观察，有一段西城墙已被当地村民挖去了半边墙体，在城墙裸露的剖面上，李珺发现了夯筑城墙时留下来的穿柱孔，夯层一层一层的十分明显。同时，还发现了许多镶嵌其中的陶片、动物骨渣和料浆石等遗物。因此李珺分析，当年夯筑城墙上的填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就地挖掘的生黄土，另一个则是前人生活遗留下来的灰土。但是，仅凭这些信息和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仍然难以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在总结了前一个月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地思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
第二集 圣地重现
涿鹿古城，位于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当地人称它为黄帝城，为了弄清楚这座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1997年3月，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对涿鹿古城进行发掘考古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一些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陶器。但是，对于这座城的其始年代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涿鹿古城成正方形，长、宽约500多米，城墙底部宽约10米，顶部宽约3米。但是。由于历史久远，风蚀雨淋，杂草丛生，如不仔细辨认，一般人很难看出这曾经是保护一方安宁的高墙壁垒，加之人类的破坏，四面的城墙都遭到不同的损毁。为了彻底弄清楚这座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考古队决定在保存比较完好的西城墙南段开一个探方，希望通过这次发掘，揭开史学界几十年来对这座古城的种种猜测和疑惑。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李君说：“我们准备对这个城墙的横切面做一个解剖，通过它的横切面，了解城墙的构造和它的建筑方法以及建筑城墙时可能留下的能够断代的相关证据。”考古队经过20多天的风吹日晒，发掘了一个长3米宽2米的探方，探方掘进深度已达3米多深，同时，考古队还开辟了一条50多米宽的探沟。这时，越往下挖城墙越显得坚硬，李珺从这个夯土层的坚硬程度判断，这座城墙的建筑工艺采用的应该是夹板夯筑法。夹板夯筑法，也就是在城墙的两边用木版遮挡，用绳索或者是木棒将两边的木版连接加固，然后在木版围成的箱子里填土夯筑。在后来的挖掘过程中完全证明了李君的判断，每个夯层都有穿绳孔和穿柱孔，穿绳孔直径约5厘米，穿柱孔直径约18厘米，就在考古队从上而下发掘的过程中，在每一层的夯土层里都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从夯土的土质结构看均为黄土层，但是， 黄土层里面却夹杂有灰陶片、红陶片、陶纺轮，甚至还有兽骨之类的东西。李珺说：“我们在往下挖的每一层都发现了一些陶盘、陶纺轮、绳纹板和简挖碎片这种遗物，此外，还有蚌壳或者是兽骨等，我们从这些残存的陶片观察，它们的烧制工艺与我们在古城里捡到的和在探抗里发掘到的陶片均有所不同。这些陶片里面，它多数夹杂着云母或者是这个贝壳的粉末，我们看这些陶片要早于战国。”既然这些陶片早于战国，那么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当时建这座城的人故意放进去的呢？还是把前人生活的垃圾土运到了这里作为城墙填土的呢？这些疑问使李君百思不得其解。李珺说：“所以说，这些残碎的陶片不但没有给我们以启示，反而更加让我们糊涂了。”经过十多天的发掘，考古队在20平方米的探方中，发掘深度达7米，由此可以看出这座城墙的高度在7米以上。但是，7米高的城墙却有43个夯层，每个夯层的厚度在20厘米左右，从这个夯层的密集程度看，当时的人们确实希望把这座城建得牢不可破，因为夯层越薄、越密集，城墙就越坚固。但是，这些特点只能说明城墙的建筑技术高明，仍然不能为其断代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李珺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次发掘几乎要失望了的时候，奇迹又出现了。”说来也巧，那天考古队员们收拾完工具准备离开，可是，李珺仍然觉得不甘心，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他。李珺拿着一个小铲子不停的在探抗的墙壁上敲击，当他敲到最底下一层的时候，忽然，听到了“空空”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他，里面可能是空洞，面对这一惊人的发现，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又都振奋了起来。眼前这一重大发现，考古队员们都欣喜万分，一个多月来的疲惫情绪顿时一扫而光，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坚硬的墙壁一点点地抠了下来，生怕把墙壁里的器物打碎。李珺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件掺和着云母的夹沙红陶。釜，就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的钵。经过清理，考古队发现陶釜内装有猪、狗的下颚（颔）骨，还有动物肢骨、牛肋骨和鹿角等。其中，牛肋骨还经过了磨制，四边整齐，已折为三段，另外还有精心打磨的玉石片，显得光亮如新。观察釜的底部，并没有烟熏火烧的痕迹，说明这个釜做好之后，就被放到了城墙里了，没有作为实际生活炊具使用过。从釜内的遗物及其组成的情况来看，李珺分析，这可能是建造城墙时，专门用于祭祀的。李珺说：“在古代，人们在大兴土木时，都要进行宰牲祭祀的活动，就像现在人们建楼盖房奠基剪彩一样，这个釜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了它，我们就可以给这座古城断代了，这个斧，从它的形制特点、烧制工艺上来看，它是一个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器皿，它埋藏在这个城墙的最底层，说明建这座城墙的时候，就把它放了进去。”既然这座城是战国时期的都城，历代史书为什么要把它作为黄帝城一直记载下来呢？它们之间有无联系？是历代史学家的讹传呢？还是涿鹿古城就是黄帝都城的真正素地呢？李珺说：“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在肯定了现存的涿鹿古城为战国所筑的同时，那些夹杂在城墙里的陶片，却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从陶片的陶胚来看，像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的，但是，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它的图案、器型，都无法明确地辨认出来，所以，我们一时也难以下这个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要早于战国。”
为了寻找与之相似的文化现象，连续几天，李珺围绕着城墙仔细地勘察，果然，他在古城东北角的墙基下，发现了一个20多厘米厚的浅灰色文化层，李珺判断，这很可能是古代人留下的灰抗，在这个灰坑的断面处，他惊奇的发现了一些彩陶片，这些陶片对于李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从它的烧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李君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仰韶时期的陶片，一个多月来的苦苦找寻和思考，此时此刻对于李珺来说犹如拨云见日，这些陶片与城墙里发现的那些碎陶片应当属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仰韶时期，这一发现让李珺惊喜过望，近两个月来的焦虑和困惑顿然消失。同时，他开始相信，当地百姓们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仰韶文化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期古代人的历史遗迹，距今约为7000年至5000年，依照考古学上的惯例，这处古人类遗址就以仰韶村命名为仰韶文化，从此以后，凡是发现同样类型文化遗迹，都被视为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仰韶时期的陶器，表面绘制有图案，是它重要的标志之一，陶器类型多是这种红底黑彩的罐、盆和小口尖底瓶，而在涿鹿古城里发现的这些陶片与仰韶时期的陶片完全一致，说明在5000多年前，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这个族群就已经到达了涿鹿一带。因此，李君判断，涿鹿古城很可能是在仰韶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址上重新建造起来的，所以，长期困惑考古学家们的一个问题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为什么考古队几次在涿鹿古城调查发掘却难于发现仰韶文化的踪影，从仰韶时期到战国时代延续了2700多年，在这2700多年当中，由于当时的人们筑城、建房，不断从前人生活的基础上取土，使得仰韶文化时代的文化层，遭到了破坏，根据这些情况李君分析，涿鹿古城目前存在的城垣始建于战国，那么，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撰写《水经注》时，已经称古代涿鹿县为涿鹿故城了。说明古代涿鹿县在北魏以前就已经被废。因此，李珺推测，古代涿鹿城从战国时期兴建到秦代设置县，经历了汉、三国、东晋、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历时长达约700多年。大约在北魏时期被废，降格为一般城镇，在此后的1500多年里，涿鹿作为一个县，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而以黄帝城的名义被历代史书所记载。直到1914年，将原来的保安县也就是汉代的下洛县改名为涿鹿县一直沿用至今。当涿鹿古城的兴衰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那就是，即使仰韶时期涿鹿古城有人类居住和生活过，也不能说明它就是黄帝城，那么，涿鹿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呢？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专家在涿鹿大地甚至桑干河流域继续寻找更多的相关证据。
这里存放的这些文物是20多年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和张家口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发掘出土的一部分。这些文物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每一件碎陶片都是一个民族迈向文明社会的印记，每一种文化类型都隐藏着一个民族传奇的故事。这位老人叫孔哲生，他原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些文物就是由他带队于1979年至1984年在河北省蔚县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孔哲生说：“这里头的东西，这个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大量的文物里，大体上分三个时期，有相当于仰韶时期的，有相当于龙山时期的，还有夏商时期的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仰韶时期的文物，这个就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文物，这边就是夏商时期的东西。”这些文物发掘出来的时候，全是一些陶器碎片，经过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整理、拼对、粘合，才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这些在普通人眼里看似雷同的坛坛罐罐，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它们与黄帝、炎帝、蚩尤所代表的三大部落集团有什么样的关系？专家们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蔚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部，背靠长城，面临太行山脉，东与涿鹿县接壤，北与阳原、宣化为邻，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1976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曾在桑干河与壶流河流域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蔚县的筛子绫罗、三关和庄窠，以及涿鹿县的龙王塘等地，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在这些地方的表土层和台地的断面上，散落着大量的陶器碎片。这些文化遗迹和遗物，到底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来的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孔哲生说：“这个当然是在发掘过程中间认识的，在发掘以前不可能认识，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得通过发掘，把这些东西挖出来了，而且通过初步整理了，那么，就逐步地认识了这些特点。”当时，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文化层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为了了解蔚县壶流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足迹，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孔哲生说：“我们在那个蔚县壶流河流域发掘了这个庄窠、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和三关等遗址，总的发掘面积是5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地下文物。”三关遗址，位于河北省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遗址处在三关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有2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米左右，1979年，张家口考古队就是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发掘的现场已经回填，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6座房屋遗址和20多座墓葬以及大量的陶器和骨制品。发掘出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它们之间的距离不等，最近的距离只有4米。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考古队在这6个房屋的遗址上，发掘出了许多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磨棒、石斧、矢镞和石纺轮等，而陶器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大都是一些泥陶和夹沙陶，器型有罐、钵、甑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考古学家们经过认真观察发现，这些陶器的形制和图案特点与仰韶时期庙底沟类型的陶器特点十分相似。孔哲生说：“在三关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它和那个庙底沟遗址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很明确地说，这就是庙底沟的东西，庙底沟类型的文化。”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的半坡和河南陕县的庙底沟又发掘了两个仰韶时期的大型遗址。这两个地方出土的典型器物，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是葫芦口型，而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则是双唇型。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半坡类型是以鱼形图案为主，而庙底沟类型则是以玫瑰花图案为主。因为这一文化发源于陕西的华山脚下，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华夏族称谓的由来，玫瑰花也许就是华夏族崇拜的图腾。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器形特点、发展脉络和它们所处的年代，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神农氏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它包括了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那么，炎黄时代大概是从7000年前开始到5000年前结束，前后延续了大约2000年。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炎黄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一记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大体是对应的。”因此，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就是传说中的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而仰韶时期的庙底沟类型是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文化遗存。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两大部族同时来到张家口境内的壶流河流域，就耐人寻味了。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孔哲生说：“庙底沟类型，它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东西，它是从西边过来的。庙底沟文化，它是从庙底沟那里过来的，过来以后它又走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考虑，这和蔚县特殊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蔚县正好处于东西南北的交叉口，那么就是说，它从东边来的东西，或者西边来的东西，南边来的东西，北边来的东西，它有时候可能就在这里停留一下，表现出来的，它就是来去匆匆嘛。”一种文化的出现，应当有它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而在这里，考古学家门却看不出仰韶文化的演变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地消失了。是什么人把它们带到了这里呢？这个族群为什么而来？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文化的突变性，说明在那一段历史当中，在这一地区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突发事件，才导致这个文化群体蜂拥而至，又匆匆忙忙地消失了。而留下的这些文化的碎片，让今天的人们去努力地猜想。那么，在距今5000多年前，在桑干河流域，或者是在涿鹿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专家们决心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团。
第三集 追根溯源
近年来，河北省文物部门，在桑干河流域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引发了考古界与史学界寻根的热情，有的专家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两个部族创造的文化，他们在东迁的古过程中，把仰韶文化带到了桑干河流域。但是，考古学家们却看不出它们的传播途径和演变的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的消失了。那么， 它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王震中，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炎黄文化的研究为了弄清楚黄帝、炎帝的历史之谜，他先从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着手，通过查阅大量的考古资料，他发现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这两处仰韶时期的文化遗迹，是通过一个文化母体演变而来的，那么，这个文化母体又来自哪里呢？他说：“要追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根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大约距今7000多年前生活在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一带的先民们，是他们创造的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里面有非常典型的一种器物，叫做小口尖底瓶，也被称作为葫芦型尖底瓶，这种尖底瓶里边，半坡类型尖底瓶，它的沿是直口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口沿被称为重唇型，也就是双重型的，所谓双重型呢，就是在口沿上又叠压了一层口沿，这两种口沿的尖底瓶在陕西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都有大量的发现”。与此相关的鱼鸟图像，花卉图案的产生时间也都在陕西省北首岭得到证实。这就是说，在距今5500多年以前，仰韶文化是统一的，从距今5500年起，统一的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发生了文化的裂变，才产生了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那么，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与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这两大族群有什么关系呢？王震中说：“战国时的《国语·晋语》是这样记载的：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少典的人娶了有蟜氏为妻，生了黄帝和炎帝，黄帝生活在姬水一带，炎帝生活在姜水一带，他们成年以后，都有了各自的领地，黄帝建立了姬姓部落，炎帝建立了姜姓部落。由此可见，他们二者是由同一个族群分化而来的”。根据一些专家考证，姬水就是源于今天陕西麟游的漆水，而姜水是陕西省宝鸡市渭水上游的清姜河，后来以炎帝为代表的姜姓部落顺着渭河、黄河南岸逐渐向东扩展，到达河南及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以黄帝为代表的姬姓部落沿北洛水南下，到达大荔、朝邑，然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朝东北迁徙，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燕山西北部桑干河流域定居了下来，根据考古发现如果半坡类型就是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庙底沟类型就是黄帝部落的文化遗存，那么。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就是与炎帝和黄帝两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恰好吻合。他们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山脚下，分布范围西至渭水上游，东过陇海铁路，北到河套和燕山以北地区，南到江汉，因此，在张家口市涿鹿、蔚县一带发现了仰韶文化，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皇帝和炎帝两个部落曾经到达了这一地区。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不是传说，而是信史。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和炎帝在一个名叫阪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被迫臣服了黄帝，并与之结为同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黄帝和炎帝既然同出于一个母系氏族部落，那为什么他们还兵戎相见呢？
王震中说：“黄帝和炎帝虽然出自同一个亲属部落，但是，后按理他们离开了这个发祥地，又沿着不同的路线向东扩展和迁徙，到阪泉之战的时候已经是相当遥远了。而且当时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是神农氏衰落，诸侯之间相互征战，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黄帝作为一个强盛的部落，他起兵征服这些作乱者，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炎帝的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因此，他不甘心，与黄帝在阪泉这个地方展开了较量”。黄帝和炎帝虽然在阪泉进行了三次较量，但是，却没有残酷杀戳的记忆，并且通过相争而归于相亲，结为同盟。为后来战胜蚩尤，统一各个部落奠定了基础。因此，王震中认为，这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传统上有一定的渊源，那么，阪泉之战的发生地究竟在哪里呢？1981年夏天，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有一位农民叫李仲祥，他家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一个古代的墓葬，在这个墓葬里他们发现了随葬的石人、石兽等。许多稀罕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块板瓦地券，这引起了当地学者的注意。张家口市文联作家曲辰说：“我去了以后找到了这个李仲祥，当时他家里还保留了一个三足的彩陶香炉，一个绿色的陶碗，有一块长37厘米，宽25厘米的板瓦，上面是用朱砂笔书写的一个地券，从这个地券记录上看幕主人叫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也就是公元1162年”。这块地券现存放在涿鹿县文物管理所，地券上记载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感念郭荣对寺庙的善举，特给他划出这块地，作为郭荣的坟茔，这里面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这个地方就叫阪水村，那么，这个阪水村和史书上记载的黄帝战炎帝的阪泉有无联系呢？曲辰根据板瓦地券上提供的这一线索，开始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发现东汉末年有一位学者叫文颖，他在《汉书·刑法志》涿鹿之野词条下作注解时说，涿鹿在上谷郡，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曲辰说：“文颖的这个注释，很有历史价值，他明确指出，当时在这个上谷郡的涿鹿县，有阪泉地，有黄帝祠，这离现在的涿鹿城只有30公里”。唐朝初期成书的《括地志》对这一记载更加明确，阪泉到了唐朝，就叫黄帝泉了，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南56里，唐朝时的妫州怀戎县，就是今天涿鹿县的保岱乡，泉水出五里到涿鹿东北与涿水汇合，涿鹿古城也在妫州怀戎东南五十里，那里原来是黄帝的都城，这些记载说明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涿鹿县矾山镇。这些历史遗迹是历史留在大地上的烙印，它们是靠史书记载和当地群众一代代传说、记忆而流传下来的。一位导游小姐介绍说：“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涿鹿县的矾山镇，这个就是黄帝泉，这个水它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干枯，天涝不外溢，它的水温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2.5到13.4度之间。在我们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谚语，‘用它浇地庄稼旺，用它饮马马儿壮，用它做饭饭菜香，用它洗脸脸蛋光’”。黄帝泉位于涿鹿古城东南约500多米，水池为圆形，周长近百米，池面约3000多平方米，水深三米多，水质清澈见底，水量充沛，每天水流量近5000立方米，据国家地矿部和卫生部的有关科研部门测定，这个泉水含多种矿物质，是优质 的天然矿泉水。
几千年来，它随着黄帝的史迹之谜被载入史册代代相传，并以它优质、甘甜纯洁的泉水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当地一万多人口靠黄帝泉哺育，一万多亩良田靠黄帝泉灌溉。
为了揭开炎黄文化的历史之谜，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间人士对涿鹿大地上的一些文化遗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通过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研究，才逐渐的逼近了历史的真相。
这座山叫釜山，因为它像一口倒扣的锅而得名，当地人传说这就是黄帝召集各路诸侯会盟的地方。从这座山的形制来看，明显有过人工修筑，整个山体从上而下修筑了三层环行平台，很像是一个塔型的祭坛，山顶上还有一块巨大的方石，方石有雕刻的痕迹，一个十字指向四个方位，由于年长日久风化严重，变得模糊不清。当地人称之为合符石。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我这有一块石器，这块石器应该叫兵符，我是1994年的10月份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当时，就在这放着，下边有土，老百姓在这开地的时候我发现的，那么这块兵符，上面刻有明显的符号，所以这一块兵符，在这个合符坛的合符台下面发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涿鹿之战黄帝打败蚩尤以后，又驱逐了北方的荤粥部落，在釜山统一了各部族的符契，各地诸侯和部落首领拥戴轩辕氏为黄帝。这标志着国家走向一统的开端，历来被史学家所重视。那么，史书上记载的釜山，就是涿鹿县保岱村这个釜山吗？原国防大学学者房立中说：“根据唐朝的《括地志》记载，釜山就应该在妫州的某个地方，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唐朝的《括地志》记载，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这是一条考证釜山所在的重要依据。那么，妫州怀戎县又是现在的哪里呢？原北京大学教授王北辰先生对此曾经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和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西边这座废弃的古城，就是唐朝妫州城的遗址。因此，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窑子头村的这座山就应该是史书中记载的釜山，这和当地百姓们的传说恰巧吻合。在釜山的表面及其周围的田埂上，到处都散落着砖头瓦块，似乎表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不小的建筑群。涿鹿县委宣传部陈文* 说：“你看，是这个，还有带图文的，有时也能发现。当初民族有三座大的寺院，一个叫尧庙，一个叫舜庙，还有一个叫瞽叟祠，也就是舜的父亲，瞎老头子。但是，特别德高望重，在这个上面，建有大规模的寺院，一直祭祀着，这个地方挨着桑干河，水草丰盛，土地肥沃。因为尧、舜、禹的庙都在这儿。”由此可见，这里曾经是一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圣地。但是，也有专家认为，黄帝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统一符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符契是古代帝王授权臣属带兵征战或是办理公务的一种凭证，最初用石器，后来逐渐用金、铜、玉制作，一分为二，一半由帝王掌握，另一半交与办差的人持有，当差的人办完差事，把符契交回与帝王所持的另一半相合，这便是合符。黄帝合符釜山，是平定了天下的暴乱之后，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庆功祭告天地，登上帝位，定都涿鹿的一次盛典，这么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黄帝为什么要选在这么个高山之巅来进行呢？因此，有的专家也提出不同的观点。曲辰说：“我认为这个釜山就是现在的矾山，釜山合符，他她是统一全国以后搜集符契，就是发兵的这么一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后世的开国大典，那个阅兵式，所以，他不可能带上千军万马，到60里以外一个山头上去，所以，釜山，就是烧制量器簠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矾山”。 簠，是古代最早出现的一种计量器皿，很像一个陶罐，一簠为六斗四升。曲辰认为，这里说的釜山实际上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山名，山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语，堆得像山一样。他认为釜山，实际就是今天涿鹿县矾山镇，这里当初可能是用来烧制簠，这种计量器皿的地方，因为簠这种器皿堆积如山，久而久之成为这里的地名。《周礼》中记载的“簠”到了汉代被“釜”所替代，不再使用，所以，唐代成书的《括地志》将“簠”山一名以音著，误记为“釜”山了。
在涿鹿县温泉屯乡，李虎沟村南有一座山，在这座山的主峰上奇怪地形成一个天然的窟窿，凌空看去恰似一座桥梁，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葬身之地，才称之为陵寝地，那么，当地百姓为什么称这座山为陵寝山呢？曲辰说：“80年代初，我们去搞文物普查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说那个（山）就是黄帝的葬地，叫陵寝地，它中间是水冲刷了一个沟，一面叫东陵寝，一面叫西陵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后，埋葬在桥山，那么，桥山和这个陵寝山有什么联系呢？老百姓说的这个陵寝山就是司马迁记载的桥山吗？曲辰带着这些疑问，首先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答案。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资料和信息来源有两条，一条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载，另一条就是他自己到涿鹿考察时从民间搜集到的传说，但是，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黄帝崩，葬桥山，却没有指出桥山的确切地理位置，这给后来的史学家和华夏儿女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曲辰说：“在先秦诸子里头没有这个黄帝崩葬桥山这么个记载，但是，《山海经》里面有记载，《山海经》在海外西经里面记载，灵山的北面是轩辕之国，轩辕之国的北面是穹山，这个灵山就是涿鹿和北京市现在的界山，那么， 北面的轩辕之国实际上就是黄帝城，黄帝城北面是穹山，这正好是当地人叫的这个陵寝地，就是这个穹山。所以，我认为这是司马迁随汉武帝祭桥山的时候，根据当时他的观察，山上有个石桥，记成了黄帝崩，葬桥山了。”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穹山记成了桥山呢？曲辰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在战国以前，是没有桥梁建设记载的。也没有桥这个名称。那个时候人们把桥称之为梁，至到寝末汉初，石桥，木桥开始出现之时，仍然称之为飞梁，因此，曲辰认为，黄帝时代距离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将近3000年，即便黄帝葬身之地有桥，也不可能称之为桥山。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呢？曲辰说：“《山海经》记载的是穹山，这个汉代以前也没有桥字，因为没有桥的建筑，过去搭过浮桥，就是周文王迎亲的时候，搭过浮桥，那叫梁，飞梁。到了汉代以后战争多了，桥建筑物多了，才有了这个桥字，所以司马迁随同汉武帝祭祀黄帝的时候，看见那个山上有个拱形石桥，按当地的口音，这个穹山、桥山就记成了黄帝崩，葬桥山了。”司马迁的这一改变，后世的史学家们可能也发现了它的玄机。所以，《水经注》里引用三国时期的《魏书土地记》，对桥山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魏书土地记》记载：“下洛城东南40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读shang）其下”。今天的涿鹿县就是三国时期的下洛城所在地，东南40里正是现在的温泉屯乡。但是，温泉上的祭堂不见了，而桥山仍然屹立在涿鹿大地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1994年的10月份，我到小矾山这个地方调查的时候，这个村里边有一个老农叫范仲元，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告诉我，他在20岁的时候，就在小矾山的前边，有条沟壑里边有一眼井，这一眼井深13丈，这个口径直径是4尺，大概也就是一米左右，那么，后来我去实地考察，当时我还看到了塌陷的半个井筒，证明这个老农说的情况是真实的。”
黄帝庙遗址在桥山南簏的一道土梁上，现在遗址被开垦成了农田，面积有一百多亩，遗址上至今散落着夹沙红陶、灰陶碎片，还有大量的砖瓦和磨制的石器。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涿鹿桥山的黄帝庙究竟始建于什么年代，到现在专家也没有考证。但是，据汉朝和唐朝的史书，当时，桥山脚下的温泉屯就已经建有寺庙和祭堂了。那么，根据辽金时期的史书记载，就是公元995年的时候，还大修过一次涿鹿桥山的黄帝庙。可是，到了元朝的至顺四年，也就是公元1333年2月份，涿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当时涿鹿这个地方地面上的建筑可以说夷为平地，所以，涿鹿桥山的黄帝庙也无法逃脱（厄运）。”使桥山黄帝庙成为千古之谜的还不仅如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在汉代以前桥山的记载是清楚的，就是河北省涿鹿县境内的桥山，当时全国仅此一地。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冬天，汉武帝到北方巡视，统兵十余万，还到涿鹿祭奠过黄帝冢桥山。到了北魏时期，由于拓拔鲜卑家族认为，他们就是黄帝的后代，所以，从公元415年开始，在其后的50年里，有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三人四次到涿鹿桥山黄帝庙祭奠黄帝。隋唐以后把黄帝、炎帝等人文始祖的牌位请到帝都的明堂中供奉并祭奠。但是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的政权，在太原起兵反叛，向契丹请求援兵，耶律德光随即统兵五万前往，帮助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政权，建立了后晋。石敬瑭称帝后，为了答谢契丹的援助，把北京、大同、张家口等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由于这一次政治军事阴谋使张家口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无法到这一地区祭奠黄帝，为了不辱黄帝子孙的名份，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到处指鹿为马，附会与其他地方为黄帝的埋葬之地，致使今天全国出现了多处桥山，以至于难辨真假。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从他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用武力平定了诸侯间的混战，将一个星罗棋布、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推向了一统的国家社会。他不仅促进了氏族间的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雏形，也使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明有了划时代的跨越，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从蒙昧走向文明。
第四集 蚩尤传奇
近年来，随着专家们在桑干河流域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引证了史中关系炎黄二帝的传说，但是，作为炎帝和黄帝同时代的竞争对手蚩尤又来自哪里呢？他有没有在涿鹿大地上留下一些历史的印记呢？如果没有，涿鹿之战就无从谈起，如果有，它们又在哪里呢？为了揭开这个历史疑团，专家们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以及张家口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继1979年发掘了蔚县三关遗址之后，又在蔚县陆续发掘了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和庄窠等多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出现了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同时还出现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种文化重叠的现象。在筛子绫罗遗址考古队同样发现了7座房屋遗址和多个灰坑，这7座房屋遗址均为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和门的朝向无一定规律。居住面也都用火烧烤过，同时，还发现了一些灰坑，在这些房址和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有大型的石磨棒石斧、石核、特别是矢镞，仅在H13号一个大坑里就发现了五十多枚，在筛子绫罗一个遗址就出土细石器809件，这说明当时这个群落的人们是以狩猎生活为主的。或者是用以战争为目的。在筛子绫罗出土的陶器明显与三关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所不同。像仰韶时期的彩陶不见了特别是器型特点，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三足器，是筛子绫罗出土的器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陶器。考古学家称它为鬲。鬲，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的一种炊器，这些器物它又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来的呢？蔚县发掘的也有这个时期的东西，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孔哲生说：“龙山文化它那个主要特点就是鬲，比如说，高领低脖子，宽折肩，大袋足，它那个主要容量就在袋足上头，就是腿之间有两个鸡冠耳表面多饰以绳纹。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为是在山东省章丘龙山镇首次发现的，所以称它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就是这种三足鬲，这种器物从龙山时代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而在蔚县筛子绫罗庄窠等地发现的龙山时期的陶器，多以篮纹和绳纹灰陶为主，炊具就以这种三足鬲为主，这些陶器虽然有地方特色，但与山东龙山文化也有相似之处，说明当时持有这种文化的人们到达了这个地区。而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文化也发源于山东泰山脚下。近年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由东夷各部族创造的文化。而蚩尤作为九黎族的首领，同属于东夷集团，因此专家们推测，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很可能是随着蚩尤部族的崛起和东夷集团的对外扩张将它们带到了四面八方。据史书记载，九黎族是一个由9个亲属部落81个氏族结成的联盟。在距今5000多年前，九黎族生活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区，他们的中心居落在山东的曲阜，这是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文化比较先进的古老部族。由于涿鹿之战而威名远扬。房立中说：“这个黄帝后来战胜了蚩尤，蚩尤被黄帝擒拿住，又被杀掉，但是决不说明蚩尤就是一个失败者，不以成败论英雄，黄帝是英雄，蚩尤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弱者，就是一个懦弱者。蚩尤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受尊重的。在中国历史上把蚩尤作为战神来崇拜的时候，并没有那种贬低的色彩，而都是作为英雄被崇拜的。”战争的结果虽然以蚩尤被黄帝擒杀而告终，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蚩尤仍然以失败的英雄在民间广为流传，被奉为战神。据《山海经》记载，蚩尤死了以后，天下又开始大乱。黄帝只好画了蚩尤的画像，并说蚩尤没有死，来震慑那些起兵肇事的氏族部落。于是八方万邦都归顺了黄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蚩尤虽然被杀，却仍然受到了对手的尊重，威名远播，这说明涿鹿大战之后，黄帝对蚩尤部落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例如《逸周书·尝麦篇》说： 黄帝战胜蚩尤以后，命令少昊清领导东夷各部，安抚蚩尤旧部，使东夷部族集团得到了继续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华夏族与东夷两大集团融合的趋势，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据史书记载，涿鹿大战之后，黄帝命令蚩尤的部将少昊清返回山东，率领那里的人民继续前进。此外，战败的余部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到四面八方。直到今天，在涿鹿大地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蚩尤的传奇故事。特别是西晋历史学家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书中肯定地说：“在涿鹿境内除了黄帝城之外，还有蚩尤城和蚩尤泉”。那么，蚩尤城和蚩尤泉又在哪里呢？
涿鹿县龙王塘村位于涿鹿古城东南3公里处，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庄，这里的人们相传，龙王塘就是蚩尤屯兵的地方，在明代以前一直叫蚩尤寨，至今他们还称这个泉为蚩尤泉，蚩尤泉就处在村子的中央。它的背后是村委会，村委会的旧址上原来是一座寺庙。“文革时期”寺庙被毁。据《晋书·太康地理记》记载“涿鹿城东六里有蚩尤城，蚩尤城里有一口泉，名为蚩尤泉，泉水深不测，一年四季流淌不止，水出蚩尤城向东北流，经矾山汇入涿水。”这一记载与村民们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2006年9月，赵育大又一次来到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进行调查，这个村庄对赵育大来说，并不陌生。20多年前，他作为涿鹿县文化局局长，在这一带搜集和整理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和民间谚语的时候，他就听说许多关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从那时起，赵育大就致力于黄帝、炎帝、蚩尤历史的研究，在这次调查中村民们又给赵育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一老农马洪瑞说：“那个蚩尤北寨的东南角上，离地表一米深下面有砖铺地”。他向赵育大反映，30多年前，他在蚩尤寨上栽树时，在一米多深的地下挖出了砖铺地面，他至今也弄不明白，那究竟是为什么？他说：“我看别的地方有没有砖，挖了挺大一片都有砖，那砖你不动弹它，它整一块，你往起一起它就坏了”。老人提供的这一线索，对于赵育大来说十分重要，如果村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说明蚩尤寨上曾经有过建筑，为了揭开这个谜团，赵育大找了几位村民，决定前去蚩尤寨探个究竟。蚩尤寨位于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的西山坡上，是由三块独立的黄土台地构成，当地人称之为蚩尤三寨，一棵上千年的古榆树和几段残破的城墙，显示出蚩尤寨沧桑的历史。蚩尤寨分北寨、中寨和南寨，三个寨子顺山势一字排开。现在，寨子上已经种上了庄稼。或是栽上了果树，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里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寨子两边100多米的深壑，把三个寨子隔开，形成了独立防守又互为犄角的阵势，在冷兵器时代像这样的寨子势必易守难攻。马洪瑞是在30多年前到这里栽树时意外挖出了砖铺地面，由于时间太久，他已经记不清当年挖出砖铺地面的确切位置了，所以，他们只能确定大概位置，分别挖三个探坑，每个探坑相距约10米，经过几个小时的发掘，探坑掘进一米多深，这时土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探坑里出土了一些残陶碎瓦，肯定过去是有建筑的。“挖出来了，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赵育大说：“看这个样子像汉代的，西汉的、汉陶它比较厚，比较笨重。”这一发现使赵育大感到振奋，如果这些瓦片是汉代的，那说明这个蚩尤寨由来已久，就在赵育大费尽心思，仔细揣摩这几块汉瓦的时候，另外一个探坑里又有了新的发现，一块大方砖深深地插在土里，为此，大家兴奋不已。记者问：“这个绳纹在这边，看清楚了，那就说明原来在这上面是有建筑？”赵育大答：“是有建筑，最起码有建筑，看这个砖的规格，看这个砖的绳纹，这是在西汉以前的东西。”赵育大根据绳纹砖的规格和特点，初步判断这块转是秦代的遗存，因为它和长城上的秦砖是一样的。同时在这个坑里还出土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呈长方形，扁平，没有棱角，似曾有人用过，被磨得十分光滑。赵育大说：“这个就是当时碾米用的东西，把那个谷子要去皮怎么去呀？他有个石磨棒，就这样擀，然后，没有擀净的再搂上来，再这样擀，去皮的。”这时，另外一个探坑里已经发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砖铺地面。“这是城墙呢？还是地基？” “地面，这就是它原来的院”。“赵老师，为什么在一米多以下发现了这个砖地，这是怎么回事呢？”赵答；“我看见这个砖规格，砖上也没有什么花纹，这个砖很可能是明清的，超不过五六百年，过去这个地方有庙，这个上面过去就有一个蚩尤祠，这个蚩尤祠也是后来人为了纪念蚩尤建的，这好象是一个庙的路面，那个地面，但是，这也能说明问题，说明当地人对蚩尤也是非常崇拜的，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明清，这个地方都有祭祀蚩尤的这个习俗。”据史书记载，蚩尤与黄炎联盟，在涿鹿之野展开决战，黄帝命令部将应龙到灵山河上游筑坝蓄水，伺机用水攻击蚩尤部落，恰逢这时天降大雨，应龙便将蓄满水的堤坝扒开放水，将蚩尤城冲毁，随后，蚩尤被杀于凶黎之谷。
原北京大学教授王北辰认为，蚩尤被杀的凶黎之谷，就是现在龙王塘村所处的这个河谷地带。凶黎，是大汉族形成以后对九黎族的称呼。而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这条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河水的源头出自东灵山，也就是《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灵山。河道全长25公里，每当雨季，河水便溢满河川，顺流而下注入古涿水，然后从矾山镇折向东汇入桑干河。那么蚩尤被杀以后葬身何处，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一直是一个谜。
1996年春天，时任涿鹿县委副书记的任昌华，在涿鹿县矾山镇塔寺村调查时，村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引起了任昌华的注意。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当时我们到村子里边是随意地走访，到村里边我们找到了一些年长的老人们，就问他们，说这为什么有古塔，那么这些古树又是怎么回事，有多长时间了？这个地方有没有埋葬古代人的这些（事情）？那么当时村民们给我们说了一些情况，特别是给我们讲了一些很奇特的故事，所以也引起了我们一些关注。”塔寺村，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民们依山而居，村庄对面就是高耸入云的灵山，在灵山的山脚下，有一条进出村庄的小道。而在村子背后的山脊上，有一座古塔，塔寺村的名字就是因这个古塔而得名，在古塔脚下的山凹里，长着两棵高大的千年古松，直径约在一米左右。由此可见，这个村庄的历史悠久。老乡们告诉任昌华，与这个古塔遥相对应的那个山包，就是一个古墓。听老辈人们讲，那里边埋的是一个老祖爷，叫白龙。所以，那座山也叫白龙岭。每年的清明节，附近几十里范围内的人们，都要来到这里上香添土。原来在坟前的平地上，在这两棵大松树之间，还有一座白龙祠，不知什么时候白龙祠被毁了，只剩下这两棵大松树和那个矗立在山顶上的古塔了。老乡们反映的这些情况让任昌华疑窦丛生。任昌华说“当时我们想，老百姓说的这个白龙，指的是谁？为什么又要为白龙建祠堂？那么这个祠是什么时候建的，又是什么时候毁的？特别是这个古树、古塔和这个墓冢，它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些问题当地老百姓说不明白，而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一次考察这一次走访，可以说收获到的是满脑子的疑问。”带着这些疑问，任昌华等人于同年8月再次来到了塔寺村，对这些文物古迹进行考查，这次来，他们是公开身份、公开目的、有备而来。村委会的书记、主任听说任书记是来寻找蚩尤坟的，他们也不敢怠慢，赶快把守墓人周德瑞找来，问个究竟。周德瑞来了之后，反问了任昌华一个问题，这让任昌华感到纳闷。任昌华说“周德瑞就问我，说，‘任书记，这个蚩尤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当时对他说‘蚩尤当然是好人，蚩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之一。’那么接着周德瑞就又向我说‘任书记，如果我给你们说出蚩尤（坟），你们能够保证它的安全吗？’我当时肯定地给他回答，绝对保证它的安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周德瑞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蚩尤坟的地方。”记者问周德瑞：“你经常来这吗？”周德瑞说：“经常来，我就是看这个的。”记者又问他：“这是埋的谁你知道吗？”周说：“知道。”记者说：“谁啊？”周说：“蚩尤。”记者说：“埋的蚩尤啊？”周说“这是蚩尤坟，蚩尤墓。”记者问：“你听谁说这是蚩尤坟啊？”周说：“这是一辈挨着一辈老祖爷子传下来的，说你好好保管，好好看待这个坟。”记者说：“你们祖祖辈辈都是看坟的？”周说：“祖祖辈辈都是看坟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看庙、看坟的。”记者问：“看了多少代也不知道？”周说：“我也不知道多少代了。”据周德瑞介绍，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看守蚩尤墓的，传到他这儿已经无法考据有多少代了，但是，前辈传下来的祖训却没有忘记。这个墓原来是由蚩尤祠里的和尚们看守的，蚩尤祠被毁以后，只剩下一个老和尚看守蚩尤坟，当时周德瑞的祖上是老和尚的一个俗家弟子，老和尚死了以后，就把看守蚩尤坟的这个差事交给了周德瑞的祖上了，对外不让说是蚩尤坟，让他们谎称是白龙坟，每一代守墓的人只能在临死的时候，才能够把真相告诉给他的继任者。就这样，周家世世代代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眼前这块无字碑，就是十年前任昌华和赵育大那次来调查时与周德瑞交谈之后，他才献出来的，讲起这件事，还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育大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他们哥几个就怕把这块碑给毁掉，所以他们就把碑埋在下边的一个猪圈里，埋在地底下，他刚才讲，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把这块碑重新刨出来，立到这个地方。所以周家为守这个蚩尤墓是立了大功的，功德无量。”使赵育大和任昌华感到不解的是，塔寺村距离龙王塘将近15公里，假如这个坟墓真的是蚩尤坟，当时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是什么人把他运到了这里的呢？
关于蚩尤被杀的经过，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蚩尤兵寨被洪水冲毁以后，蚩尤部族仓促间撤到了位于半山坡上的蚩尤寨，但是，黄帝和炎帝联盟士卒却穷追不舍，对蚩尤部族进行南北夹攻，于是，三个部落集团在涿鹿之野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蚩尤在鏖战中身负重伤，他的几名部将拼命把他从战场上救了出来，驮着他向南面的山沟里逃去。跑出几十里以后，遇到一个大峡谷，身负重伤的战马不肯前行，拼尽气力扬蹄长啸，继而倒地毙命，蚩尤也早已气绝身亡。从此以后，当地人就称这个地方叫立马关。这时，黄帝的追兵马蹄声急，眼看就要赶到，其中一名部将把蚩尤的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一头撞在山崖上，为主捐躯，其他的人背起蚩尤的尸体向东面的山沟里跑去。等黄帝的追兵赶到，发现了穿着蚩尤衣服的士兵，误以为是蚩尤，所以将其抬了回去，黄帝下令将其肢解掩埋。那么，蚩尤的部将又是如何把蚩尤的尸体运到塔寺村的呢？任昌华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决定从寻访立马关入手，探寻当时蚩尤部将们逃难的去向。任昌华说：“八卦村有一位老农叫李锦，他听祖上的人给他传言下来说，立马关，就在涿鹿县的虸蚄口一带，但是，他当时也没到过这个立马关，根据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们徒步走了10多里路，最后就在涿鹿县的虸蚄口的柳树庄附近找到了立马关。”立马关，是进出柳树庄村的一个大峡谷，山峰高耸遮天蔽日，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任昌华介绍说：“这是立马关，那么立马关的北边是涿鹿大战的主战场，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是黄帝、炎帝的势力范围，那么蚩尤要逃难，只能向南前进，而面对的是东灵山，东灵山的海拔是2306米，山高特别陡峭，无路可走，所以，当时蚩尤的部下只能抬着他的尸体向东面这条沟前进，那么这条沟的前面就是塔寺村。”使任昌华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故事与塔寺村周德瑞说的蚩尤坟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塔寺村与八卦村相距几十公里，这些老人世世代代疏于来往，为什么他们讲的故事前后呼应、来龙去脉如此严密？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巧合吗？关于塔寺村这座坟茔究竟是不是蚩尤坟，在没有发掘以前尚难断定，但是，蚩尤与黄帝、炎帝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随着涿鹿之战的流传，在中国历代史书中被反复记载。直到今天，在民间仍然备受尊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之野争霸，拉开了国家一统的序幕，促进了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端。因此，史学家们惊叹，千古文明开涿鹿！
第五集 龙行天下
1995年春天，河北省阳原县东城镇西水地村的农民高文泰，在开荒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墓群。这一发现对考古界和史学界进一步认识黄帝时代犹如拨云见日，甚至对几千年来的史书记载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1995年春天，高文泰在姜家梁开荒时，不曾想，几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骷髅头，当时他感到有些害怕，可是他又想弄个明白，带着好奇和惊恐，他又挖了几下，结果又挖出了一些残骸。这些尸骨是什么人埋在这里的呢？他从小在这个村庄长大，从没有听说这里有墓地。这究竟是一起凶杀案，还是古代人的墓葬呢？高文泰一时疑惑不解。第二天，高文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乡政府，乡政府又向公安局作了反映，于是，公安局派两名干警在高文泰的带领下，来到了姜家梁进行实地勘察。干警们经过仔细辨认，排除了凶杀案的可能，认为这很可能是古代人的墓葬。于是，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向河北省文物局做了报告。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说：“当时我派李珺带了几个技工到阳原姜家梁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发现那里的地下是熟土，所谓熟土层，就是指有人翻动过的土。我们考古主要就是靠判断土层的生熟，来确定地下是否有东西。根据勘察的情况，我们判断那下面应该是有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是灰坑，还是墓葬，在没有发掘之前我们还是非常难以准确地把握它。”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西与山西大同接壤，东南和蔚县、涿鹿为邻，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从西向东横贯泥河湾盆地，然后汇入永定河。泥河湾，是孕育东方人类的摇篮，在近80年来，中外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从200万年到1万年的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上百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有几十处。那么，姜家梁遗址又属于哪一个时代呢？河北省文物局决定派出考古队前去探个究竟。1995年6月，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在遗址的西南角确定一个基点，以此向东、向北拉正方形的直线，根据这两个方向划分探方，每个探方10米×10米，以此规格，共划分探方16个，基本涵盖了姜家梁遗址，然后开始进行挖掘。考古队经过几天的忙碌，铲去上面30多厘米的表土层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排列有序的墓葬群。这些墓葬大致分为5排，由南向北依次排开，每排呈东西向排列，数量不等，显得密集而又神秘。这些墓大多是土坑竖穴墓，而且大部分是单人墓，墓主人多为仰身曲肢，而在M47号墓里，却出现了例外，考古队经过几天的发掘，在这一个墓坑里发现了三具尸骸成上下叠压式的奇怪现象。从这三具尸骸的叠压情况和完整程度看，这个墓葬没有被扰乱的迹象，说明这个墓既不是二次埋葬，也没有被盗过，而是三具尸体同时下葬的，并且严格遵循仰身曲肢的方式，这使李珺百思不得其解。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李珺说：“姜家梁墓地遗址非常独特，它有着级强的个性，像这么大规模的新石器时候墓葬群，在河北省还是首次发掘。所以，我们在发掘墓葬和房屋遗址的时候都格外小心，生怕疏漏掉了哪怕是隐藏在泥土里的一丁点细节。”一天下午，考古队刚刚上班不久，技工高文泰在清理M75号墓时，在墓主人的颈部右侧发现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东西，被泥土包裹着。他小心翼翼地擦去上面的泥土，仍然无法辨认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他请考古队长李珺前来看个究竟。李珺说：“当时我把上面的泥土搓掉以后，隐约看到一个很小的、很圆的一个造型，当我把泥土搓掉干净以后，马上在我面前显示出一个玉猪龙。”这件玉猪龙现珍藏在河北省博物馆，玉猪龙呈乳白色，高3.3厘米，宽2.6厘米，猪耳双耳高耸，嘴微微向前伸，鼻子上有阴刻的皱纹，身体卷曲，首尾相对，中间对钻出一个大孔，耳后还有一个小穿孔，形象生动，制作十分精美。那么，这件玉猪龙能说明什么呢？李珺说：“这种东西对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这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的标志器物。”红山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赤峰市老哈河畔的红山，发现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与仰韶文化后期处于同一个时代。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型的神庙遗址和女神像，这是一个氏族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重要标志。但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还是这种玉雕龙。考古学家们推测，这种玉雕龙也许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崇拜的图腾，也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因此，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认为，黄帝部落就是以龙为图腾的，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内涵可以与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相对应。这一结论，与以往史书中记载的黄帝部族起源于陕西渭水，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李珺说“更加重要的是，就目前考古发现的诸多文化类型中，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曾是遥遥领先，特别是玉猪龙的出现，它不仅可以揭示出中国文明的起源，而且对于了解黄帝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也是意义重大。”M75号墓只有一具骨骸，仰身屈肢，头偏向右侧，那件玉猪龙就放在墓主人颈部。李珺根据墓主人的形体特征和牙齿磨损状况判断，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当李珺对这个墓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便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谢飞。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说：“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高兴，这一发现觉得非同小可，这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张家口地区是属于红山文化圈的。如果红山文化正像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是黄帝部族创造的文化，那么，这就为黄帝战炎帝与黄帝战蚩尤，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也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考古队在姜家梁墓地不仅发现了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玉猪龙，同时还发现了几十件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和大量的石器与骨器。多少年来，河北省文物考古部门一直在桑干河流域寻找史前文明的历史证据，而这一次考古的重大发现，真可谓是塔破铁鞋无觅处啊。
而在另一类墓葬里，考古队发现，在墓主人的头部和脚底，随葬的陶器显然是在墓主人下葬时故意打碎随葬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陶器打碎随葬呢？李珺说：“这种随葬习俗，肯定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这种现象，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也就是指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那里的哈拉夫问哈中，他们被称为毁器。但是我们这里毁器的背后，它的深层原因，我们现在还解释不清。”根据姜家梁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考古队将其定性为红山文化，但是，它却融入了西北文化因素，甚至是中亚地区的文化内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谢飞说：“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我们分析，这很有可能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有关，战争是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达到统一或融合的目的。那么文化生活、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随之也会被同化或者被改变。”针对这一情况，考古队将这次发掘出的所有遗骸进行了收集，特别是能够反映人种、性别、年龄的头骨和盆骨，用棉纸精心打包然后装箱，派专人运往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和研究。考古队希望通过吉林大学的科学家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这个墓地的人种和族群关系、遗传基因，社会组织，时代特征等等，做出科学的结论，以便考古队更真切地认识和了解这个墓地的人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族群。在姜家梁墓地，考古队经过一个多月地发掘，除了墓葬之外，他们还发现了7处古人的房屋遗址，这些房屋遗址成不规则四方形，每个房屋遗址的面积，约在30平方米左右，房屋基址均低于地面50多厘米，地面都进行过硬化处理，并有多处红烧土的痕迹，这说明古人对地面进行过烧烤，以此起到防潮保暖的效果。在墙基四周还有一些排列整齐的柱洞。而在房屋的东南角，是古人出入房屋的门道，在房屋南部的墙基下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灶坑，灶坑经过长时间的烧烤，形成了约5厘米厚的红烧土硬壁，考古队从这个灶坑里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其中有木炭烧烤过的动物骨骼，还有一些细小的石叶、石片等。这些房屋的发现使姜家梁遗址的文化内涵变得更加复杂，也给考古队认识姜家梁遗址又出了一道难题，大家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墓葬和房屋为什么会建在同一块台地上呢？究竟是墓葬挖在了房基上，还是房基建在了坟墓上呢？李珺说：“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房基和墓葬的关系也逐渐清晰了。从这些墓葬来看，有些墓葬就直接挖在了房基上，也就是说，墓葬打破了房屋的基址，也打破了房基的完整性，就说明了这个房子是在之前，墓葬是在之后。此外，从房子和墓葬里出土的文物来看他们也是大相径庭，它们相互之间看不出任何的联系来，我们就判断，房屋遗址和这个墓葬群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考古队虽然弄清楚了墓葬和房屋的早晚关系，却无法确定它们各自所处的年代，因此，考古队从房屋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木炭中，提取了部分样本，准备送往北京大学科学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做炭14测定。通过炭14测定，为房屋遗址断代，寻找这些房子的主人。
1998年底，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把姜家梁墓地的部分人骨送到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请求他们对这些古人骨进行DNA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是中国考古界第一个建立考古DNA实验室的高等学府，当时，考古DNA研究在国际上也是一门新型的学科，它是通过提取古人骨里的DNA进行扩增、测序和分析，对古代墓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遗传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揭示古代墓地的人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结构和族属关系等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说：“姜家梁的这个研究成果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学古DNA研究的第一份成果。当时我们是这样设计这个课题的，就是说，姜家梁墓地的埋葬制度决定了它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属性可能是比较复杂的，用传统的方法我们解决不了，包括体质人类学的鉴定方法都解决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的技术路线，是从这批骨骼中提取他的线粒体DNA，那么通过线粒体DNA来探讨不同死者之间的母系遗传学关系。”线粒体是细胞产生能量的细胞器，每一个细胞有上千个线粒体，它的遗传分子是DNA，线粒体DNA有16000多个碱基对，所以它丰富易得，特别是在一些成千上万年的尸骸中，也比较容易获取。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是通过线粒体DNA的排序，判断姜家梁墓地的人们遗传学关系的。而线粒体DNA是完全由母性遗传的。朱泓说：“我们假设，姜家梁墓地如果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这样的墓地的话，那么，这个墓地里埋葬的不管有多少墓葬，埋葬的形式是男的女的在一起，那都没有关系，所有的这些死者，他们在母系的遗传学关系上应该是有同一个谱系的。那么，做线粒体DNA正好是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从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墓地送来的遗骸中，选取了10例人骨作为试验对象，这10个样品分别属于4个合葬墓。他们这次试验是采取聚合酶连反应（PCR），也就是DNA的体外扩张反应扩增这些线粒体DNA。专家们通过DNA序列排比，发现姜家梁6个墓地里10个样品中，有9个不同的DNA序列，这一试验结果，为探讨姜家梁墓地的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分子生物学佐证。当初，考古队根据姜家梁墓地的形制、葬俗，还有那个戴玉猪龙女性尸骸的出现判断，这是一个家族墓地，时代当为母系氏族社会，但是，这一试验结果，改变了考古队原来的判断。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副主任崔银秋说：“如果姜家梁墓地它是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它在这4个合葬墓中的10个个体，他应该在每一个合葬墓中，他们的个体应该具有相同的母系血亲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DNA序列要具有相同的DNA序列，而我们的实验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很快被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为姜家梁遗址做的炭14测定所证实。姜家梁墓地遗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而房屋遗址距今约6800年左右，这一时间段，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由此可以肯定，姜家梁房屋遗址属于神农氏时代前期，而埋葬则属于神农氏时代后期。那么，这些房屋遗址和墓葬都是什么人留下来的呢？李珺说：“要弄清它们之间的文化面貌，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掌握的材料，发现姜家梁墓地与内蒙古赤峰大南沟墓地的文化面貌非常相似。大南沟墓地与姜家梁墓地，它们在这个墓葬的分布排列，在这个墓葬形制、葬式葬俗，以及随葬品方面，都有着相同或者是相近的方面。”
内蒙古赤峰市大南沟墓地正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考古学家根据大南沟墓地的文化面貌，将它们定为后红山文化。因此，李珺认为姜家梁墓地所处的时代和它的族属关系也应当与大南沟墓地相同。此外，与阳原县相邻的蔚县和涿鹿多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也都与姜家梁墓地出土的陶器相似。这些文物的发现，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创造红山文化的族群，基本上统治了燕山南北，以及桑干河流域，那么，以姜家梁墓地为代表的这些古人类是怎样的一个族群呢？朱泓说：“姜家梁这批古代居民，他们的人种类型应该属于我们所命名的，叫作古华北类型，是属于古华北类型的古代居民。那这样一个结果和我们DNA分析的结果是吻合的、是一致的，这个古华北类型居民，他的主要分布区是这样的，在先秦时期，古华北类型居民是以内蒙古的中南部和冀北、陕北、雁北，就是山西省的北部，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分布区的。”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古华北类型的居民实际上从距今五千年前后就逐渐形成了。因此，专家们推断，古华北人种很可能就是涿鹿大战之后，由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三大部落融合的结果，当时，古华北人类生活的核心区域，在内蒙古的中南部、河北省的北部、山西省的北部和陕西省的北部地区，而他们活动的外延，东边到达了西辽河流域和下辽河流域，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赤峰市，以及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而这个范围恰好是考古学上命名的红山文化的势力范围。为了弄清楚古华北人种的面貌，认识我们的先祖，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还受河北省文物局的委托，从姜家梁墓地选取了一个完整的男性头骨，用电脑三维成像原理复原了他的面貌，让我们穿过5000年的时空隧道，真切地看到了我们的先祖与我们是多么地相似。河北省文物局在张家口市桑干河流域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了在距今5000年前，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十分频繁，并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有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后岗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等多个文化类型，说明使用这些生产、生活工具的人们，曾经到达过这一地区，像这样在距今5000年前后，多个族群、多种文化同时汇聚一地，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考古界发现的，仅此一地。因此，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距今5000年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两次战争，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称之为两次南北文化的大碰撞。通过考古发现，这两次文化大碰撞的运动路线与交汇地点恰似一个Y路线图，因此，苏秉琦先生称张家口地区是中国史前文明两次南北文化交汇的三岔口，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双向通道。张家口市，位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以北，是欧亚大陆农牧交错地带的东端起点。从上古时期，在和平年代，这里是农牧民族物质文化交流、中央王朝与北方民族交往的要冲。战争时期，这里则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历史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这一形势，从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位于张家口市南部的涿鹿县，就曾经是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争霸的古战场，也是三大族团走向融合的开端。如今，战争的厮杀与呐喊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了。但是，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人文始祖，留在涿鹿大地上的故事却从来没有被湮没
发表于 @ 2008年04月08日 20:15:00|评论(loading...)|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