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政治原生态(转自 百度 读书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其实，古月今月，还是一样的月，古人今人，还是一样的人。无论怎么代谢，一代又一代，政治还在延续。   很多时候，今人会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大家评点历史人物时，指手画脚，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这时候，大家都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千年的风雨，早已将历史冲刷得面目全非。有的内容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也有的部分更加模糊不清，迷雾一团。我们不过是根据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加上自己的揣测推断，诠释着自己的主张罢了。   历史和古人都埋到了地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找到的一点东西，想像着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每个人读历史，都在搜寻着自己感兴趣和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经史子集，风花雪月，都是爱好和谋生手段而已。   当然了，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兴衰成败，是非功过，千百年的口水和文章可以树起一座座丰碑，也足以淹没一座座宫殿和皇陵。     1）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活动的范围。      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一起工作的同事圈，此外还可以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圈子无所不在。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外人难以进入，充满了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      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艺术”。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官场一直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的特权系统，也因远离普通民众而充满了神秘色彩。改朝换代，荣辱沉浮；“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有人蹉跎坎坷黯然失意；有人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有人崖岸刚毅洁身自守；有人特立独行君子和而不同，有人见风使舵结党营私……      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无数精彩故事。秦砖汉瓦，野草荒冢，又掩埋了多少王侯将相的是非成败？      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失成败很难简单地总结，政治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对历史和政治都有些兴趣的普通人来说，大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研读舞台脸谱和帷幕后隐藏的一些东西，见仁见智，自得其乐也！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或一般称“××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体）等等。      简言之，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做是某某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了：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到这个人的队伍中，如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如皇帝）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面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在中国古代，这类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读书人，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而优则仕”，想为君王分忧，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范仲淹说得好：“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一类人物因着共同的追求而逐渐走到一起，他们会互相欣赏和支持，同气连枝，其中的优秀政治家也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但他们的目的基本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是为自己的升官发财，而的确是忧国忧民，如果有点个人想法的话，无非也就是在青史上留个好名声。      这些君子们如果能够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不是迂腐的书呆子，能够随机应变，能够委曲求全，有些必要的政治谋略和手段，有些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那么多半能“内圣外王”，做出一番事业，成为后世所景仰的典范。这样的一流人物注定了不会太多，但历朝历代都会有那么几个，如“汉初三杰”中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时的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魏征、郭子仪等，宋时的范仲淹，明时的戚继光，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等。      在上述的人物中，以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清朝的四大中兴名臣“曾左彭胡”以及其身后的湘系集团最具有代表性，我们在后文将分析个中细节，此处先按下不表。      另有一些人物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时势也好，他们个人的局限也好，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划到政治家的阵营中来。还有一些人物评价起来就要复杂许多，如宋时的王安石、司马光，明时的张居正以及东林党人，晚清的李鸿章等等。他们都曾对当时的政局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左右了历史的进程，但是非功过则难有定论。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对之将有所涉及和分析。      一般来说，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育多年，从严格的科举制度中“鲤鱼跃龙门”者，道德学问还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才子科场失意和科举实施数百年后的八股流弊就全盘否定科举制度，须知，有西方学者甚至将科举制度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因为科举制度确实实现了政治的部分平民化，使很多寒门子弟得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晋身上层，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演进而成的。当然，关于科举制度的讨论时下仍非常热闹，我们只说其与本书主旨有关的部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圈子：清议派，或者称之为清流。

2楼 2）  从科场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从读书人到行政人才的转变。有的人综合素质本来就高，触类旁通，经过简单的实习即可胜任，尔后边干边学；但也有许多书生意气很浓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纸上谈兵是高手，而一旦实际任事，就眼高手低了。再加上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言官制度，即专门有一批御史、言官之类监督官员，可以“风闻上奏”，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批评官员，向皇帝告状，且说不对也没有罪：他们就是国家发俸禄专门“说话”的——这大概就是清议派的由来。   没有实际工作的压力和责任，又专门挑干事情的人的错——老百姓称之为“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对实际工作的人来说，非常头疼这些慷慨激昂唱高调的家伙，往往会无可奈何地长叹：“书生误国啊！”如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就差点被这些唱高调的清流毁掉一世英名，李鸿章独撑晚清危局，无时无刻不受到舆论的攻击……   大多数慷慨激昂的清流是“天下为公”，认为自己是在为江山社稷着想的，否则，就不成为清流，而成为“浊流”了。   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圈子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还是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的。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位居要津，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明时的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东林党人的先天不足之处很快就暴露无遗。   当时的另外一大政治势力是阉党——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实际控制了朝政，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魏忠贤。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时人甚至称之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但书生君子难敌小人，他们惟一的手段就是上书弹劾，可碰上一个昏君，对魏忠贤宠信有加，这样的招数岂能奏效？反过手来，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五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六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七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坐而论道的本领一流，但实际政治中却束手无策，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解决现实问题，也没有对敌人进行致命的打击，而是津津乐道于君子小人的争论中——以君子小人作为分野，凡是他们认为君子的一律赞成，凡是他们认为小人的一律反对，对人不对事，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对于此类人物，虽然道德文章俱佳，但在政治上还是稚嫩了些，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第二个层面可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级”一些：他们的才干和襟抱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枝叶繁杂，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骨骼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地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热血青年。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世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伴君如伴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免不了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一句话，棱角被打磨掉了，他们庸碌但圆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这个层面，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是，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是多数，是“枣核”中间圆突部分。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的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

3楼 3）  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也就是站在哪一个阵营加入哪一个圈子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一般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呢，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身体健康情况如何？性格如何？是一时的小人得势还是长盛不衰？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诸如此类的因素，不可不细细盘算，否则“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啊！   曾国藩本人最终当然是归属于第一集团的，但他的政治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细节我们将在后文展开，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之时，清廷对其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不用这个人吧，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用吧，一则是汉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曾一手建立的子弟兵，又怕对自己形成威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对曾国藩的任用上经常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清廷的疑虑。   忽一日，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数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再好不过了。   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才气也有脾气。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志极高，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会同肃顺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独无曾国藩的只言片语。   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年（科举考试时的同一届）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本钱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一度非常宠信戚姬。戚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如意继承王位，而刘邦也十分喜爱如意，吕后的儿子刘盈生性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有意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后求计于张良。张良本不想卷入这些麻烦事中，但禁不住吕后的哀求，便出主意让吕后去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名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周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后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汉高祖刘邦与太子饮宴，见太子身后有四位从未见过的白发老者侍候相随，一问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言道：“陛下轻视谋臣，我等不愿挨骂而隐居不仕；太子仁义，敬重士人，故此来投太子。”   刘邦回宫黯然对戚姬说道：太子羽翼已丰，不能再废了。   羽翼已丰，班底已成，就有了势力，就不会任人摆布了。足见在政治角逐中，自己小圈子的重要性。当年秦王李世民玄武门政变能够成功，不也是得益于秦王府的一班文臣武将吗？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婪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功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诿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和示恩。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很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的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抱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了，即使是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住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当然，如果是大的原则问题，那就只有怪自己管理不严了。   “有声望，没势力”——这是一些政治家的致命硬伤之一。声望固然重要，但只是面上的东西：无根的浮萍也很好看，可一阵风就给吹跑了。反观另外一些人，也许没什么大“本事”，不显山，不露水，可盘踞政坛多年，皇上都换了好几任了，他还是个“常青树”、“不倒翁”，怪哉乎？不怪也，他的势力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大得很呢！政治上的角逐可不像我们在戏剧舞台上看见的那么简单。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桌子下拳脚相接，基本上都是“内功”和势力的比拼，你死我活，来不得半点客气和谦让。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的领导者也希望如此。   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全换了吧？你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干了吧?

 

4楼 4）  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有势力的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皇帝等等，都有过类似的教训。其中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语）王安石的例子很具有代表性，他的新政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包括司马光、苏家三父子等，王安石就只好大力提拔“新贵”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结果……   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政治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   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还有一种圈子类型不得不提：那就是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孔孟诗书，道德文章，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了不少人才，但也有书读得不错的小人钻了进来，也有人本来还不错，在政治染缸中浸染得面目全非，也还有从其他渠道混进来的（有些朝代为解决财政问题，甚至公开卖官鬻爵）……   近年来由于清宫戏的流行，大家都知道了清朝的大奸臣和珅，此人贪得无厌，结党营私，把天下的小人都聚集到了自己的周围，自己也富可敌国，他的家产居然比国库还要富裕。他的“事迹”我们后边再说。   其实，不独和珅，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剧目中最常见的内容——老百姓最爱看的就是这类的演义。但也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北宋的大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欧阳修老先生所讲的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那么，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很少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容的时候：王安石与司马光、苏东坡都不能说是小人，也不能说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但这两大派系“道”不同所导致的政治斗争，使北宋的政坛成为“党争”最激烈的舞台之一。   我们在前一节讲述的第二个层面的大小官员，又岂能简单地以君子和小人划分之？利和道又如何可以清晰地划分出界限？   而小人集团，也不是那么好“退”的。   第一，忠奸之辩、君子与小人之别，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都标榜自己是君子忠臣，谁承认自己是小人奸臣？我们来看大诗人白居易诗的一首《放言》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千百年之后，我们评价诸多历史人物尚一头雾水，何况当初？王莽当年谦恭下士，博得美名，谁知道他竟怀有篡位之心？他篡位之后的新政又如何评价？有人说他是大奸臣，也有人说他只不过是个理想色彩很浓的书呆子罢了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个不太有名的人物的夸张表演。   南宋末年的湖州守臣蹇材望，在蒙古大军杀奔而来的时候，他一脸毅然决然之色指天发誓，要自杀殉国。为了表明这份决心，他还特意找人做了一面锡牌，刻上“大宋忠臣蹇材望”字样，又把两块银子凿了孔，拿根绳子系到牌子上，并附上一个详细的说明：“凡是找到我尸首的，请代为埋葬并树碑祭祀，碑上题‘大宋忠臣蹇材望’。这两块银子是埋葬、立碑的费用。”此后他便每天腰上挂着这牌子和银子，声称只等元军兵临城下就投水自杀。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想法不厌其烦地一一交代给乡亲们和相熟之人，人们听了，无不油然而生悲壮之感。   　　后来，蒙古兵果然破城而入，混乱之中，蹇材望不知去向，大家都以为他英勇殉国了，但不久以后却发现，蹇材望竟然一身蒙古装束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满脸喜色，仿佛衣锦荣归。后来才知道，他在城破之前就出城投降了，元人任命他为本州同知。   假设由于各种原因，蒙古兵没有兵临城下，没有进攻湖州，那么这个蹇材望大概就会以大忠臣而千古流芳了。   第二，小人集团也绝非那么好“退”。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现过主动退出舞台的“反动势力”，你不打他，他是不会主动投降的，就是打，他也会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垂死挣扎和反扑的——这就会上演一场刀光斧影的政治大戏。   小人之间可能如欧阳修说的那样，不是真正的朋友，是“伪朋”，但既然上了一条贼船，成了一丘之貉，也就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哪怕相互之间也勾心斗角，可真要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他们也能同仇敌忾的。而且，小人出招，君子更难以招架，因为“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当年秦桧害岳飞，以“莫须有”三个字就敢下手，还有历史上许多宦官集团，其阴损招数也令君子防不胜防……   对付小人，也必须有非常的招数。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为人诚实，宽厚仁义，尤以御将有恩而为时人称道，史称“气质淳厚”。但这个老实君子在小人面前也不老实。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任命曹彬为主将，率军征讨南唐，临行前太祖交给他一把尚方宝剑，说：“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接着又问曹彬还有什么要求。曹彬说，请求皇上恩准，调用将军田钦祚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这一请求弄得部下们莫明其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婪，爱争功名，最讨人嫌的是爱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样的人大家躲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把他弄到军中呢?

5楼 5）  曹彬事后曾对心腹言明个中道理：此番南征，任务艰巨，时间要很长，需要朝中群臣的全力支持，自己领兵在外，若朝中有人不断进谗言捣乱，这很有可能坏了大事，而这个田某就极可能是这样的角色；要防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派他点用场，分他点功名，堵住他的嘴；再者还有尚方宝剑嘛，不怕他闹事。   这样一说，心腹才明白曹彬的深远用意，连称高明。   有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讨厌和一味躲避都不是上策，曹彬将其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办法，一个好的军事家也必须是优秀的政治家，明代的戚继光就是个好的例子，但宋代的岳飞和清代的袁崇焕就被众小人整得惨死在自己人手中。   但是非公道自在人心。魏忠贤以一个太监“之尊”就敢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立生祠，石崇、和珅均曾权倾朝野富可敌国；岳飞父子被吊死在风波亭，袁崇焕临刑前千万百姓唾骂不绝，可千载以后，秦桧夫妇还跪在岳飞坟前……   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自己的事情。个中学问，后文中再探讨。   上述对政治圈子的描述和分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在实践中就不那么简单了，“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说书的演绎。“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多少人想干出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千古以来，功成名就者寥寥，令人扼腕长叹者多矣。   首先说，这里边有运气的成分。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说的就是西汉时的两个著名的“运气不好”的人物。   冯唐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自视虽高，但一直未能得到重用。据说，有人曾问他一生蹉跎的原因，冯唐无奈地说：文帝喜欢用年纪大的人，我那时候年轻；景帝重用文臣，我是武将；到了武帝，又喜欢用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   这是野史的说法。而据司马迁的记载，冯唐以孝行闻名，其实在文帝发现他时年纪就不小了，及至武帝时冯唐已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于是武帝任用他的儿子冯遂做了郎官。司马迁跟冯遂的关系不错，大概是从他那里听说了冯老爷子的故事，就把他写进了自己的千古名著中——在《史记》中与另一位合起来做了个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如此，也使冯老爷子流传千古了。   飞将军李广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其美誉的“始作俑者”当然也是司马迁先生。司马迁与李广的孙子李陵是好朋友，司马迁就是因为给李陵辩护而受的宫刑。   “李广难封”是事实，但原因也是众多的，司马迁虽然与李陵的关系好，在写书时还是比较客观的，把李广的缺点也都写了出来。比如说李广任陇西太守之时，羌人发生叛乱，李广诱骗800多人投降后，又杀之。军出雁门击匈奴之战中，李广兵败被俘，后又侥幸逃脱。汉法当斩，赎为庶人。赋闲在家时，有一次，李广和随从外出打猎，夜归时路过灞陵亭。灞陵尉酒醉，呵斥李广，按规定不让其通行。李广只好夜宿灞陵亭。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后，便请命使灞陵尉一起戍边，灞陵尉至右北平后遭李广杀害。灞陵尉让李广在其管辖地留宿完全是履行公务。灞陵尉虽然醉酒，但依然知道自己的职责并依法办事。而李广却公报私仇，滥用职权，报复并杀害了秉公执法的灞陵尉。   李广没有封侯，最终愤而自杀，运气是差了点，但是司马迁还为他写了篇“李将军列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人屡屡称颂不绝。而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名将程不识的“运气”还要差些。   程不识与李广的官职相同，都是太守，但两人的指挥风格完全不同。李广基本上是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不是带领大军团作战的优秀统帅，他冒险倾向很强，要么大胜，要么大败；而程不识呢，就极其稳健，他不像李广那样带五千人就深入敌后，能击溃五万敌人，他的一万人就只能当一万人用，但他纪律严明，治军很有一套，他从未让匈奴人讨过便宜，也就是从未吃过败仗，是个常胜将军。在西汉时期，程不识的名气甚至还在李广之上，但到了今天，除了研究汉史的专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司马迁没有写过“程将军列传”。那么，这个程将军的运气显然更不好了。   历史有其大方向上的必然性，但也充满了小事件上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就如同大路上的沟沟坎坎，虽然不足以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但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却是再容易不过了。   假设你是一个乱世枭雄，却生在太平盛世，那就是“苍生有幸君不幸”了；你是个太平宰相的料，偏偏这时候军阀混战，你也只好徒呼奈何了，谁让你不是曹操那样的全才呢？“曲有误，周郎顾”，周公瑾的军事政治才华都不在诸葛孔明之下，且向有灭蜀之志，如果不早死（老百姓说是被孔明气死的），三国又将如何？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郎岂非死得更早？再说，如果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孙权或曹操，那又将如何？……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岂能不审时度势知天命乎？有时候，人力穷尽，天意如此，何必过于强求？   其次，虽则成事在天，但谋事在人，如何谋事则大有学问。

6楼 6）  总结历史上的“成事者”，运气因素以外，多半在政治谋略和手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每一个圈子和每一股政治势力中都鱼龙混杂，如何经营得当，可以说有下面几点规律：   第一，是要以所谓的“道”激励和鼓舞人，广交志同道合的政治朋友，为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有了正义和公理这面大旗，就如同曹操把汉献帝掌握在手中一样，在政治理论上和社会舆论上就站住了脚。事实上，追求和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而抛头颅洒热血，又有多少文臣武将为了民族大义而彪炳千古。岳飞、文天祥、于谦……清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何等的英雄气概！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光有“道”和热血并不足以实际成事，实现政治抱负要有相应的政治势力做后盾，还要有高超的政治谋略，否则，何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袁世凯却自朝鲜和小站起家，成为“窃国大盗”？   第二，要有胸襟担当，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韧性，而且能容人，能用利益团结人。我们前文已经讲过，政治系统中的基础力量是庞大的“惟利是图”集团，他们不好也不坏，只用政治口号是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问题的，他们既“沽名钓誉”，也讲究实际利益，名和利都要给他们一些：高帽子带着，银子给着（至少不能危及他现有的银子和地位），事情就会很顺利。   政治家是忌讳意气用事的，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论家罢了。中国历史上，最能够受委屈的，大概要算越王勾践，最能够任怨的，可能是周公吧。韩信受委屈的本领还可以，但政治谋略和手段却差着火候，玩不过刘邦，也玩不过吕后，还是不得善终。   中国古代还有一位大政治家伊尹，孟子曾评价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生于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说他“五就桀五就汤”，无道昏君夏桀怎么会用他呢？他就再到商汤那里去。《韩非子?难言》说伊尹屡次陈政见于商汤之前仍不获赏识，无奈之余只好屈身以为厨师，进献各种美味讨好商汤。商汤对他的烹调手艺非常满意，他这才有机会得以同商汤谈话，讲述他的治国方略，最后得以重用，帮助商汤平定天下。   所以政治家要能曲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而要想立功，很少有人为你搭建好舞台来请你表演，要自己努力为自己建造舞台，自己努力设法登台表演。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也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只是思想家、道德家等知识分子的写照，政治家是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行事的。   如果一言不合就转身拂袖而去，那就只能当隐士苦待明君三顾茅庐了，要是等不来，怎么办？姜子牙垂钓，诸葛亮躬耕——心里不定多着急呢，而且还得选好地点，太偏僻了，没有人知道和为自己制造舆论了，或者君王出游也不可能碰上，岂非就要终老林泉，满腹经纶不见天日？伊尹就主动得多，一次不见，我就去两次，实在不行，我就当厨师，先讨好你的胃，对我有了好感，再听我谈天下大事……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比如当年的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左二人的功业也许难判高下，但在学问、修养等别的方面，左与曾应有距离。当时的朝野一般多以“曾左”并称他们两人。曾国藩年长于左宗棠，并且对左宗棠也予以提拔，但左宗棠为人颇为自负，对曾国藩并不怎么尊重。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很不满地问身旁的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   一位侍从回答：“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中则无曾公。”   这一句话，让左宗棠沉思良久——可能最优秀的政治家与优秀的政治家就差这么一点点。   第三，还要有必要的谋略和手段笼络、威吓、打击人，尤其是在对付小人集团和政治敌人的时候，或者是在特殊形势下自保时，非常时期的非常谋略和手段都非常重要。韩信就是差了这一点，所以，尽管将兵时“多多益善”，却“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我们后文再细谈。   当年灞上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想不明白：项羽为什么不杀掉刘三那小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被刘邦这个地皮无赖最后逼得“时不利兮骓不逝”而自刎乌江。所以，后人说，项羽只是一介武夫，有勇无谋而且还有妇人之仁。他自视太高了，根本就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和心上，对手下的谋臣武将也不怎么重视，反正自己厉害，有自己就够了。结果，韩信跑了，“亚父”范增也被这个傻小子给气跑了，“竖子不足与谋”——如果项羽有点谋略的话，何至于有汉家数百年江山？   项羽有“妇人之仁”，可搞政治的女人却比男人都狠毒。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妇人：吕后，武则天，庄妃，慈禧，除却庄妃以外，个个都以阴狠而著称，我们后文再细表。此处可以说说庄妃的几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   庄妃即历史电视剧中习称的“孝庄”皇后，她本是蒙古族，13岁嫁给清太宗皇太极，被封为“庄妃”。她先后辅佐清太宗皇太极(夫君)、清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下嫁)、世祖顺治福临(儿子)、清圣祖康熙玄烨(孙子)“四代”帝王，主持了入关、定都、灭明三件大事，对清代的建政、巩固和政治清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不亚于唐代的武则天，但她却不称帝；她的权力不小于后代的慈禧太后，但她也不“垂帘听政”可谓是一流的政治家。   公元1614年，皇太极与明朝军队松山一战，大获全胜，活捉了明军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如果洪承畴能归降，对皇太极吞并中原会有极大的帮助。皇太极不惜一切代价劝其降清。又是金钱，又是美女，但洪承畴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本帅只知有明，不知有清，只知有死，不知有降！”皇太极真是拿他毫无办法。   但是，洪承畴最终还是归降了。

7楼 7）  个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位庄妃。据说，庄妃做汉族打扮，亲自到牢房劝说洪承畴。到底庄妃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史书语焉不详，但结果是，在明朝崇祯皇帝以为洪承畴已经“殉国”亲自为他主持了“追悼会”之后，洪承畴却跟随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灭明辅清，为清王朝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成为了满清扫平中原的先锋。   此后，当皇太极去世后，庄妃与世祖顺治福临成了孤儿寡母。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手握兵权，虎视眈眈，庄妃毅然下嫁多尔衮……   第四，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完成在不同圈子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并不完全是小人般的见风使舵、卖身求荣，而是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策略（不是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更上一层楼。运气好的话，一步一个台阶，做到二三品的大员，然后能够平安着陆，告老还乡，这一辈子就算是成功了。   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的一个县令，虽然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是百姓眼中的“大老爷”了，但在政治系统中，却只是毛细血管类的末梢，人微言轻，在圈子中也是边缘和底层的角色。假设三五年后，升为知府了（以清朝的官制为例，各个朝代的设置不一样），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他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可以直接见到巡抚一级的官员，对下，他便成为管辖区域内（好多县）的政治核心人物。他原来班子中的成员，有的跟随他上一个台阶，也有的就被淘汰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时候他的经营策略必然要有相应的调整。如果他的官运不错，十年后他做到了巡抚、尚书这一级，那就可以见到皇上了，“上达天听”，就要结交朝中权贵，敏感地关注着皇上的好恶、朝中力量的变化、政策的动向等等，下边的各级官员，哪些是自己人，哪些不太听话，哪些有点背景来历等等，也要清楚明白……   上述是太平时期的一般规律，还有很多的特殊情况。在乱世或其他一些特殊时期，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比较常见的开国皇帝对付开国元勋的例子，这几乎在历朝历代都会发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年依靠死党来打天下，可是一旦坐了天下，这些功臣就成为让新皇帝坐卧不安的政治势力，必要除之而后快。“汉初三杰”中，张良功成身退，韩信被杀（刘邦要没有除他的意思，吕后杀得了吗？），萧何被逼自污声名以自保，后来平定“七王之乱”的周亚夫被诬陷为“地上不反，到了地下也必反”而饿死牢中；李世民对功臣还可以，那确实是因为他自己了得，可到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就不太好过日子了，也像萧何一样自毁名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最狠，借个胡惟庸案几乎将功臣诛杀殆尽……   武则天为了上台和巩固统治，刚开始任用一批酷吏，残酷迫害打击“老同志”，一旦地位稳固了，那些酷吏得罪的人也太多，又失去了用处，马上就翻过手来，打掉这个小集团，团结利用其他的政治力量……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之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我们来看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太监妃嫔之类的后宫集团。太监是中国宫廷中的畸形人，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多半是被生活所迫，才出此下策，但他们的位置太特殊了：天天伺候着皇上太后这些最高权力者。皇宫里的妃嫔们本就是个是非堆，吃醋邀宠，勾心斗角，但他们的家长里短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家里的那点事能比的：天下是他们家的，那些男孩子长大了不是皇上就是王爷，都是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公主们也不敢小视，将来的婆家也非同一般。   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这些后宫里的妃姘以及她们身后的外戚，还有那些大小太监，是没什么戏唱的，可中国历史上非正常的时期很多，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年幼，或者皇帝迷上了“杨贵妃”、“李娘娘”不理朝政了，还有的皇帝爱好琴棋书画，更有甚者，如我们前边讲过的明熹宗最爱干木匠活，天天拿着木匠的工具在宫里玩，大太监魏忠贤就在皇上兴头正浓时用政事去烦他……凡此种种，就使政治生活不正常了。

8楼  君王不早朝后，大权旁落，有的落到了权臣手里，有的就落在了太监、外戚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伙实在是中国政治的祸胎。治乱循环中，老百姓受了多少罪？可没办法，家天下，世袭制，谁知道大家会摊上个什么样的皇帝呢？赶上李世民，大家就跟上过几十年好日子；碰上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想当木匠的明熹宗，那大家就认倒霉吧。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点到为止，说多了让大家都窝心。   另外一个特殊集团就有点意思了：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是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譬如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属下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吏和官之间的分际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杜甫的“三吏”所指称的，就是差役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已经不是官员的概念。及至明朝，情况更加不同，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到了此时，吏便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扛着水火棍吆喝的衙役，拿把扇子摇头晃脑的师爷，就是所谓的“吏”一类的人物。   这些舞台上的三花脸，在实际政治中可不是点缀，他们虽然没有品级，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实际行政人才，特别是师爷。   说起师爷，我们多半会以为他们只是幕僚，也就是古代的秘书和参谋一类的人员，这样理解没有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   我们知道，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就有了实际理治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不甚了了，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两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当然，师爷中最有名的是“绍兴师爷”。明代有一位理学家陈几亭，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陈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送行。文章的大意是：天下的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的父兄子弟都在老家。你到绍兴后，要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子弟，他们长大了也会做胥吏，如果他们教化好了，天下就可治理好。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很多实际政务都操持在胥吏手里，有人这样说：铨选可疾可弛，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减——全在师爷之手。大概说来，具体的行政业务不外乎上述这七件事，而胥吏师爷就是承办这些具体事务的行家里手。一般有两种师爷：钱粮和刑名。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   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圈子》　圈子里的政治 圈子里的政治-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研究（8）  在地方行政事务中，总有一批类似胥吏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前途，但很多实际工作要他们完成。对付这些人，一般而言，一是礼遇，适当的尊重；二是利益，多给予实际的好处；三则不失本官的威严和对实际事务的精明，使其不敢放肆。   “当官难，难当官”，在中国古代，当个官也实在不容易，想当好了更不容易，可也惟有当官，才能光宗耀祖，显赫门楣。   难煞读书人也！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其实，古月今月，还是一样的月，古人今人，还是一样的人。无论怎么代谢，一代又一代，政治还在延续。   很多时候，今人会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大家评点历史人物时，指手画脚，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这时候，大家都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千年的风雨，早已将历史冲刷得面目全非。有的内容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也有的部分更加模糊不清，迷雾一团。我们不过是根据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加上自己的揣测推断，诠释着自己的主张罢了。   历史和古人都埋到了地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找到的一点东西，想像着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每个人读历史，都在搜寻着自己感兴趣和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经史子集，风花雪月，都是爱好和谋生手段而已。   当然了，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兴衰成败，是非功过，千百年的口水和文章可以树起一座座丰碑，也足以淹没一座座宫殿和皇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