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评价宋徽宗为人轻佻不可君天下的宰相章惇，与苏轼的恩恩怨怨

历史需从多个侧面观察才会有3D的感觉！

提到奸臣，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历史上一些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徒，比如秦桧。

不过，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在《宋史·奸臣传》中排名却还在秦桧之前，他的名字叫章惇。他打服西夏、硬刚大辽，赢得了“铁血宰相”美誉，却被史书说成是“奸臣”，被人们误会了900多年。

而与章惇颇有交集的宋朝第一大才子苏轼，却与章惇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孰是孰非，却难有明眼人能辨之者。

今天就讲一讲，北宋第一“奸臣”章惇与北宋第一大才子苏轼，俩人间鲜为人知的历史恩怨！

01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章惇出生于浦城（今福建浦城县）的官宦之家，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

章惇小的时候，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学问广博精深，善于写文章。年轻时，喜欢修身养性，也擅长辟谷，飘飘然颇有仙风道骨。

比章惇小两岁的苏轼，于景祐四年（1037年）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裔。“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苏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也是名人之后。

年轻的苏轼生性豁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这一点与章惇颇为相似。同时他也好交友、好美食，创造了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好山水，妥妥的吃货一枚。

历史总是这样有趣，相逢的人总在路上！一季一风景，一时一心情。命运之中，总有人为你而来，不辞山高路远。或为恩或为仇！

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当时年仅21岁。这一年，章惇也参加科举考试，和苏轼双双进士及第。而主考官则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科举取中的都会去拜会主考官，所以他们都算是欧阳修的门生 ，而殿试中榜进士更是可以称为天子门生。

这次科考，号称中国科举史的第一龙虎榜。共出现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除此之外还有思想家程颢、程颐、张载等人以及日后的宰相吕惠卿、曾布、章惇，可以说是群星闪烁。另一次稍微逊色的科考就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榜，出现了张居正等无数猛人和牛人。

就在这一年，苏轼和章惇正式见面并认识了。

02

章惇此后被朝廷分配到陕西商洛县当县令，而苏轼则在凤翔府当推官。两地隔得不远，两人相互往来，闲暇之余一起吟诗作赋。青年才俊，相互勉励，相约友情地久天长。

陈鹄的《耆旧续闻》记载了两人一段故事:某天，年轻的章惇和苏轼正在一起喝酒，酒喝在兴头上，突然听到有人说最近山上来了一只猛虎。

章惇和苏轼趁着酒兴，一起骑马爬山，去围观老虎。还没到老虎近前，一股冷风直冲下来，苏轼的马被老虎的气息惊住了。吓得不敢往前。苏轼也吓了一跳酒醒了一半，说：“马都这样了，不要执著再往前了。”

立即掉转马头往回走。章惇一听，反而快马加鞭往前冲，掏出一面铜锣，使劲地往大石头上敲。那老虎突然听到震天响的锣声，老虎都懵了，它哪知道来了什么天兵天将，嗖地一下，蹿进山林里。

这件事让章惇很是得意，圈马赶上苏轼，抚摸着苏轼的背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不如我。

这一年苏轼25岁，章惇也不过27岁。两个人的性格已经表现出来几分了，苏轼倾向于洒脱清淡的性格，虽有豪放气，却不做逞强事。章惇则是一腔热血，却敢说敢做，有一股拼命争强的好胜劲。

03

1066年章惇离开商洛任上，本来是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召试中央朝廷任职，遭人反对只得去武进（常州市武进区）做了知县。也是在这一年苏洵去世，苏轼回蜀丁忧。

三年之后（1069年），苏轼守丧期满，而这一年受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这一年，有人向参知政事(丞相)王安石推荐章惇。

王安石见到章惇之后，看他积善言辞，恨得之晚，就调章惇进入集贤院。

这次是章惇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而这时候的章惇名声已经不大好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为人比较狂傲，在当时被人认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简单为大家翻译白话，大意是他轻薄放荡，因为他嫌(第一次)科举考试名次不高，就把朝廷的敕诰丢弃在朝堂上。

而这话则是欧阳修的另一个学生蒋之奇说的，后来元朝人编的《虚谷闲钞》，还故意编排了章惇遇狐狸精的故事。

这个蒋之奇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专门捕风捉影攻击别人私生活。曾上书攻击欧阳修和儿媳吴氏有私情，逼得欧阳修狼狈不堪。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王安石的提拔下，章惇平步青云，参与制定新法、监修国史等重大朝廷事件，一时风头无俩。

04

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这几年章惇一路高光时，却正是苏轼郁郁寡欢的时候。

欧阳修、文彦博、范镇、司马光等一批老臣，接二连三从原来权力中枢被罢黜。而苏轼也从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一路被贬，这时一场更大的阴谋砸向了苏轼，他也遭受了人生最为至暗的时刻。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朝廷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其中就有好友驸马王诜(shēn)。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王安石当时已致仕金陵，却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发难者李定、舒亶一定要把苏轼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他们又搬出一向嫉妒苏轼才华的右相王珪出来搞大这次政治风波。

这时章惇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王珪曰：“这些都舒亶说的。”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出狱后，苏轼非常感动，还专门写信感谢表达救命之恩。

【……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与章子厚书》苏轼 】

这应该是章惇和苏轼友情达到鼎峰的时刻了。要知道官场上素来无真朋友，章惇的仗义执言完全出自于对苏轼的信任和友谊。要知道在官场斗争中，尤其胜负难分时不站队就是最好的投机。

05

公元1085年4月，颇有作为的宋神宗赵顼( xū)因为受到西夏永乐城之败的打击，加上身体原因落了一个英年早逝，年仅37岁，刚继位的宋哲宗年幼无法独自打理朝政。

于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圣烈皇后(高滔滔)临朝听政。她重新启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派老臣，同时把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辙(苏轼弟弟)等五个旧党提拔到谏官的位置上，个个位高权重。对于苏轼而言，他仕途上的春天也再度降临，短短时间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正三品，基本可以干丞相的活了)。

那些支持变法的臣子，一个个都被司马光给贬谪了出去。此时，司马光一味地废黜变法内容，和此时唯一留在中枢的变法派章惇产生了矛盾。

章惇在顶撞高太后、得罪司马光之后，于是苏辙等人对准章惇口诛笔伐，弹劾的奏章一封封飞过去。

苏辙在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官职。

此时，章惇非常生气，在他看来苏辙背后定有苏轼的支持，不禁觉得苏轼是个恩将仇报之人。

苏轼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边是亲弟弟一边是自己的恩兄。无奈的苏轼默许了一切的发生，选择了闭嘴无言。所以，读到这段史料再看苏轼在此时期，屡次请求外放，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6

然而苏轼或许还是太天真，以为自己想离开纷乱复杂的朝政就可以万事大吉。其实，苏轼和章惇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敏感了起来。

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不久再改杭州提举洞霄宫(养老闲职)。气得章惇自嘲“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孰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苏轼上奏章《缴进沈起词头状》，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

【…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敦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缴词头奏状六首·沈起》】

在章惇眼里，这无异于落井下石。站在历史的第三方来看，苏轼此举确实有点忘恩负义。事实上，自古以来朝廷两党之间相互碾压，往往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宋朝是，明朝也是，清朝亦然！

其实苏轼这么做也很好理解，他一向口无遮拦，想什么就说什么，一辈子因言获罪也的确不少。老宰相文彦博就一再劝告苏轼“少言以免获罪”，这或许是苏轼为何忘恩负义最好的解释了。

07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元祐八年，高太后一死，宋哲宗亲政又重启变法，于是章惇等人再次当权。

第一件事就是先拿苏轼开刀，贬苏轼去宋辽边境线的定州任知州，仅仅半年后由定州改知英州，又贬到惠州，再贬到儋州。

在此后的十数年内，苏轼被陆续贬到更加蛮荒之地，甚至章惇听说沿途郡守官员提供生活便利，便严加惩处。所以，后来很多史料记载苏轼沿途住在寺庙，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如此还不解气，章惇甚至派当地官员对苏轼进行身心打击。所以苏轼在黄州任团练副使时连饭都吃不饱，不得不在东边山坡上自己开荒种粮食，这也是东坡先生的由来。（这一段跟章惇没啥关系吧？）

就在苏轼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时，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而徽宗任端王尚未登基时，章惇曾与向太后评价“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徽宗一上台，立即把他罢相。不久被贬到更远的雷州。

而这一年苏轼遇赦北还，章惇的儿子章援曾是苏轼的门生，当年苏轼主持科举考试时他是那一年的状元。

于是他亲自向得势的苏轼求情，以免自己父亲受到报复。这一年章惇已是65岁的老人了，而苏轼此时也是63岁的老人了。苏轼看到信之后感慨万千，抱病回信。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

苏轼又给远在雷州的章惇写信，并寄去一些药物。章惇收到后也不免感慨一番。

不久，苏轼死于北还途中，四年后章惇死于贬地。至死，两人终生未见。

结束语:

章惇性情刚烈，心系苍生，杀伐果断，开疆拓土。看人透心，精于谋国，拙于谋身！一句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更是得罪了新皇帝，几欲身死。最终北宋毁于徵宗。

这样的人又怎么成了奸臣呢？

而苏轼则有名的有啥说啥的直肠子，用苏轼的话就是“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同样心系苍生，在地方做了大量利国利民之事。

同样，章惇在这7年里相权独揽，最后因为天下苍生考虑，评价“端王轻佻”得罪了新皇帝，最后老死贬所，甚至被列入《奸臣传》遗臭万年，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需从多个侧面观察才会有3D的立体感觉！对待历史名人要做到，不避讳，不隐瞒，不夸大，不以己喜不以己悲！

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记得刚出仕时，二十多岁英姿勃发游仙潭时的情景，章惇邀请苏轼过桥去对面的山壁上题字，苏轼不敢去。章惇说，“贤弟你不去，我去”。

秋风，秋月，故人归；山高，月瘦，近黄昏。苏轼，章惇。可叹，可惜，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