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究竟是不是一革命一保皇的关系?不是。法与儒只是他们表面的手段,实际都心存“异志”。曹操是先拟传矫诏,后挟持天子;刘备是先违规吸收外姓兄弟,后放弃宗亲刘协诏封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官爵,另作他图。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对两位篡逆者大书特书,还通过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因为东汉天数已尽,理应改朝或换代,而曹、刘又是最先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的人;最先实施破旧、立新同步战略的人;最先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探索第三种――徐图――解决方案的人。二人共同组成了“三国”初期最高效的双轨制的革命。且看他俩最初是如何巧借董卓、吕布等人掘得第一桶金的。
一、曹操刺董献刀是挑拨董王相争的大连环计
但凡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曹操刺董未遂报以遗憾或揶揄,对王允所献的连环计则赞不绝口。实际上,王允哪堪与曹操相比,他只不过是曹操大连环计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其实,离间计的甜头曹操早就尝过,幼时曾故作中风状,诈倒于地,挑拨叔父与父亲的关系,“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此为人物个性铺垫。
二、曹操为什么要借刀,王允又为什么会借给他?
尽管此前“越骑校尉”伍孚行刺失败,尸骨未寒,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对付权勇俱备、形影不离的董吕父子还是只有行刺一条路。下一步在于总结经验、改良武器。曹操猜度到这种公众心理,便在王允的寿宴上自告奋勇提出愿借七宝刀,再干一场。王允顿时被曹操的慷慨陈词折服,以为天降神侠,就毫不犹豫取刀相助了。――他设寿宴的意图也是为了招新刺客。
但接下来曹操却全然没有了刺客最起码的果敢和献身精神,动作变得怯懦而又暧昧。白白错过了董卓“倒身而卧,转面向内”的动态时机,直待他卧定,能从“衣镜”中反观到到外人时,才掣出宝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堂堂刺客做不到比肥猪董卓倒身、转面的动作更快?难道经常出入相府的校尉不知道董卓床上装有“观后镜”?(他是连王允的藏宝都打探清楚了的。)而且即便抽刀时被发现,也还是有时间大臂带动小臂,手起刀落呀。何必迫不及待下跪献刀呢?
对此,曹操向陈宫的解释是:“今事不成,乃天意也!”哈哈,除了彼时彼刻的陈宫,谁会相信制天命而为之的曹操的辞典里有“天意”呢?只会是“我故意”!从这个视角看,曹操的演技堪称精湛。第一步,让董卓稍起疑心。由于董卓从镜中看到了他拔刀的全部过程,所以即便生疑也不至于太起急。第二步,让董卓暂时打消疑虑。曹操知道董卓生性贪婪,所以借来了一口著名的七宝刀,虔诚相献,令其无法拒绝;第三步,让董卓认定他就是行刺。曹操离开相府后,故作心虚,仓皇逃跑,董卓这才决定全国通缉。操虽败犹荣,一夜成名。
与此同时,王允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几乎没被曹操气死。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便放弃暗杀的单边思维,背水一战策划起美人计、连环计来。
曹操后来对陈宫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明骂董卓,暗中一定也包括王允。只是曹操没有过多地自我陶醉,旋即趁热打铁,高扬“忠义”、“讨董”的大旗招兵买马。曹操是野心家,更是实干家,他够资格“通吃”。
三、曹操为什么不让董卓“突然死亡”?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战争正式进入智力时代,英雄们都开始思考如何用最小的社会动荡换得最彻底的革命胜利。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嫁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乎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婵。
貂婵、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将吕伯奢全家灭门,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买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从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他的儒皮是逐层脱去的,直到头风痛不治,直到杀死名医华佗。行为是检验人生哲学的唯一标准。
难怪人说三国中的权谋用到了极致,确实如此。王允不愧是大汉朝的司徒,计划非常巧妙。七星宝刀一真一假,似乎已经考虑到曹操失败后的对策。而曹操心怀大致,也绝不会甘于充当一个刺客,逞一时之勇。看来要清心寡欲啊,喜欢金钱者就要自绝于金钱,喜欢美女者又会被“美人计”屡试不爽。“无欲则刚”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