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需要信仰的，人只会把信仰寄托于不存在的东西-死人

人是需要信仰的，人只会把信仰寄托于不存在的东西-死人

“思想的接生婆”：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苏格拉底，他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和一种知识理论的倡导人。他的这种理论与以感觉为基础的学说完全相冲突。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事迹，因为他的两位弟子——柏拉图和历史学家及士兵色诺芬——写下了他详细的深思结果。很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流传下来的，而他在这里说的很多话，却很有可能是柏拉图为了达到戏剧效果而借用苏格拉底的嘴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观点。
　　他甘于清贫，一年四季只穿简单和破旧的长袍，而且赤足行走。有一次，他在集市上逛着，突然愉快地大声欢呼：“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
　　尽管特尔菲神谕曾宣布苏格拉底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是，他与这个决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的风格是，他喜欢宣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惟一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宣称自己是“思想的接生婆”，一个只帮助别人产生自己的思想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实际上，关于哲学事项，他有许多坚定不移的观点。

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公元前427年）

　　他的名字叫亚里斯多克勒斯，可这个世界只知道他叫柏拉图——在希腊语中，他叫plato，或者叫“宽”——这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摔跤手，因为肩臂甚宽，人们给他取的一个绰号。他出生在公元前427年的雅典，父母都是有钱的贵族，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个学有所成的学生，是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漂亮迷人的对象，而且差点就当了一名诗人。20岁的时候，他在完成了一部诗剧准备交上去的时候，听了苏格拉底在一个公共场所的演讲，从此之后就烧掉诗集，成了这位哲学家的弟子。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含有的游戏成分吸引了这位以前的摔跤手，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思想的微妙之处吸引了这位严肃的学生，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宁静与安详，在一个充满政治混乱和背叛、战争与失败、革命和恐怖的时代，诱惑了这位古老世系的后裔。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学习了20年，可离开学院以后，他有效地提出了许多与柏拉图教给他的大部分思想相矛盾的主张，最后对哲学形成了与他的恩师齐名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哲学在非常广泛的一些学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逻辑和天文学，物理和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生物学和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有位学者安塞勒姆·阿马迪奥说：“他形成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的特征，这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思想家。”而且，虽然心理学远远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主要课题，可他对心理学“留下了历史上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录，”心理学家和学者丹尼尔·罗宾逊说。他还说，“它还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最有影响的记录。在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学习和记忆、感觉、动机和情感、社交能力和性格的记录。”
　　在学园13年后，他离开了雅典，当时有一股反马其顿的骚动在城里爆发出来，他因为与马其顿人的联系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理由是为了拯救雅典人，使其不对哲学犯两次罪过（第一次罪过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杀害）。他因为一种腹痛病死于次年（前322年），享年62岁或者63岁。

笛卡儿（1596－1660）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热内·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可是，沃森还说：“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经常是他的哲学分支。”可是，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了一门新心理学的人。
　　笛卡儿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母亲生产时将结核病传给他了。并在几天后因此病去世。他生而残弱，儿童时期病恹恹的，成年后个子很小，而且相当脆弱。他父亲是位很发达的律师，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和哲学。他的教师了解其身体的残弱和异乎寻常的大脑能力，允许他呆在床上长时间读书，因此，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整个早晨沉思默想，成了他终生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长期保存下去。

牛顿（1642－1699）

　　我不认为任何仔细研读过他在1699年最后离开剑桥时包扎好，尽管有一部分被散失了，但已经传下来给我们的盒子的内容的人，会像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魔术家中的最后一个，他是巴比伦人的和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用与那些不到10，000年前开始构建我们的智力遗产的人同样的眼光观察这可见的，智力的世界的最后一位伟大头脑。伊萨克·牛顿，在1642年出生的无父亲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个神童，对他，三博士能够真诚地，适当地效忠。
    汉佛莱的怀疑是对的，正如数以百计页未发表的手稿存下来所证实的，牛顿当时正寻觅哲人之后，长生不老药和基本金属向黄金转化的可变性。他的确是一位魔术师，相信通过将强烈的头脑专注力用在传统密卷和隐藏的书籍上，他将能够发现自然的秘密和未来事件的进程，恰如通过将纯粹的智力游戏运用于几项观察事实，他已经除去了苍穹之谜的面纱一样。当他的工作向前瞻望，并向着现代科学的所有奇迹引路时，他自己的精神穿过中世纪回望到最古老的东方的传统和秘密。G．B．S放到他口中的话是对的——“有如此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物质的转换，长生不老药，光与颜色的魔术，压倒一切的是圣经的隐义。当我集中思想专注于这些时，我发现自己漫游开去，进入到沉思无穷系列数目的闲散的游戏中，并将弧分成不可分的短三角形边。多么愚蠢！多么大的时间浪费，无价的时间！”这些话是对的，尽管难以想象它们曾从那位秘密人士紧密的双唇中发出，他甚至没有向与他生活了5年的汉佛莱提示那实验室中的火可能隐藏的东西。

莱布尼兹（1646－1716）

　　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兹出生于萨克松尼的莱比锡，他患有佝楼病，而且膝盖还向外弯曲，可他是位天才，20岁上便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了这门学问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尊敬，可是，莱布尼兹今天最著名的还是因为他的两个荒谬思想。其中一个大凡读过伏尔泰的《天真者》的人都很熟悉：
　　因为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

大卫·休谟（1711－1776）

　　大卫·休谟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

伊曼纽·康德（1724－1804）

　　伊曼纽·康德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当然是最不易理解的哲学家之一，尽管这算不得是合适的一个标准。
　　康德的生平听上去是对他这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戏称。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4O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每天早晨5点由男仆将他唤醒，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还有两个小时讲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再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上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开嘴是不利于健康的），而且这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都根据他每天散步的情况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来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这天他一直在读卢梭的《爱弥儿》，看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忘了自己。）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会花在读书上面，并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约在晚上9－10点间睡觉。
　　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兹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兹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

　　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品质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歇尔（1842－1924）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亲自修订的最后一版；马克思的《资本论》，1868年出版；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71年；凯尔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马歇尔夫人问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他接着说，"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他说，使他相信来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知道来世是在人类存在的哪一阶段开始的。很难相信类人猿或早期的树居人类会有来生。那么，来世出现这一巨变又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呢？
    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庞加莱（1854－1912）

　　科学认识的步伐，走出一条"之"字形路线："混沌"让位于"规则"--这是牛顿所建立的伟大功绩；而"规则"又产生出新形式的"混沌"。迈出这一步伐的第一人，是伟大的法国科学家庞加莱（1854～1912）。
　　庞加莱被誉为是"一只脚站在19世纪，一只脚站在20世纪"的跨世纪天才学者，"是最后一位传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现代科学家"。这位蓄胡须、戴眼镜、和蔼可亲、不修边幅、带着心不在焉的糊涂外表的沉思者，却是一位科学上的集大成者，在数学、天体力学、物理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通晓他的时代的全部数学，在每一个重要分支里都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使他成为世界数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正是这位科学巨擘，在确定论思想浓重笼罩着全部科学界的时候，却把智慧的眼光投向早被驱赶出科学园地的混沌深渊。他是在研究天体力学，特别是"三体问题"时发现混沌的。1887年，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1829～1907）悬赏2500克朗，征求天文学中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太阳系是稳定的吗？"其实这是牛顿本人早就提出来的一个老问题了。牛顿以当时已观测到的木星和土星运动的不规则性以及彗星以极扁的轨道横穿所有行星的公转轨道所可能带来的干扰作用为依据，提出了太阳系的运动可能会陷入紊乱的担心。此后不少科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直到1784年，拉普拉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证明，太阳系是一个完善的自行调节的机械机构，行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彗星等外来天体所造成的摄动，最终都会自行得到改正。所以，太阳系作为一个整体是稳定的，它将无限期地继续做着目前的周期运动。但是看来，拉普拉斯的答案并没有消除科学界的这个疑虑，没有阻止100年后瑞典国王的悬赏征文。
　　庞加莱自然向奥斯卡国王的难题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个问题是太困难了，它涉及到了怎样研究复杂动力系统的稳定性这个深刻的问题。连庞加莱这样的天才学者，也未能彻底攻克它。但是，他却为了做这一工作而创立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拓扑学，并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这个历史难题的认识。他因此获得了这项奖金。
　　在太阳系中，包含着十多个比月球大的巨大天体，这是造成解题困难的根本原因。如果太阳系仅仅由太阳和地球组成，这就是一个"二体系统"，问题则很简单，牛顿早已完全解决了它们的运动问题。它们的运动是简单而规则的周期运动，太阳和地球将围绕一个公共质心、以一年为周期永远运转下去；或者稍做简化地说，地球将以太阳为一个焦点，周而复始地沿椭圆轨道绕转。然而，当增加一个相当大的天体后，这就成了一个"三体系统"，它们的运动问题就大大复杂化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短时间内的运动状态，可以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但是由于根据牛顿力学所列出的方程组不能解析地求解，所以系统长时间的运动状态是无法确定的。
　　为了减少解决"三体问题"的难度，庞加莱着眼于美国数学家希尔（Hill，George William 1838～1914）提出的一个极为简化的三体系统，即"希尔约化模型"。三体中有一个物体的质量非常小，它对其它两个天体不产生引力作用，就像由海王星、冥王星和一粒星际尘埃组成的一个宇宙体系一样。这两颗行星就像一个"二体系统"一样绕着它们的公共质心做周期运动；但这颗尘埃却受到两颗行星万有引力的作用，在两颗行星共同形成的旋转着的引力场中做复杂的轨道运动。这种运动不可能是周期的，也不可能是简单的，看上去简直是乱糟糟一团

爱因斯坦（1879－1955）

　　1879年3月14日上午11时30分，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135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斯坦，母亲波林·科克。
　　爱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
　　自学欧几里德几何，感到狂热的喜爱。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自学完微积分。中学没毕业就到意大利与家人团聚。放弃德国国籍。
　　投考苏黎世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未录取。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释。
　　是洞察宇宙构造的智慧，还是对人类的每一次灾难和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现的共鸣之心？
　　他的人性毕竟是一个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迹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甚至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爱因斯坦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外一概没有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
　　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对死亡的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这一理由的惊人力量，不仅为以超个人的内容充实生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为他们所感受。伊壁鸠鲁本人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0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继续留在剑桥， 师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他除在剑桥大学执教外， 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的要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以《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了凡尔赛和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赂款等有关条款，一时名声大噪。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他担任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1944 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全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对战后经济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凯恩斯的著作较多，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 年）、《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货币改革论》（1923 年）、《货币论》（1930 年）和《劝说集》（1932 年）等。但凯恩斯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 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 岁或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沦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生活给了我很多，同时也让我明白，这一切并没多少意思 萨特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