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银行体系难解私营企业资金之渴

2004年08月03日22:46 感觉在普通人正常的生活过程中，还潜藏着一股涌动的暗流，就是向现状作后劲十足的一浪浪的挑战，根归到底还是人本身的利益驱动。这股力量甚至就在周末去步行街买打折皮鞋过程中。 中国银行体系难解私营企业资金之渴

几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王振滔都能成为银行的大主顾。

在短短16年的时间里，这位乡村木匠出身的人建立起了世界最大的制鞋公司之一，这家企业目前有员工1万人，包括一批意大利设计师。而且，王振滔在扩张自己的私人企业王国方面好主意层出不穷。

但当他最近决定在中国内陆打造一座人民币10亿元(1.2亿美元)的“皮鞋之都”时，他对向国有银行融资一途几乎想也未想。按照王振滔的设想，“皮鞋之都”将把制革厂、鞋带供应商和皮鞋生产线汇聚在一起。就像过去创业时那样，王振滔决定仍依赖于他唯一可靠的融资来源──自有资金。

只有39岁的王振滔目前已是温州最富的人之一，而在温州这座最富资本主义活力的城市中，80%的经济是掌握在私人手中。

王振滔的经历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典型性。

当他的企业规模尚小，在困境中挣扎，急需银行资金支持时，却无法得到这种帮助。

现在生意做大了，国有银行也更乐意向王振滔贷款了，但开出的贷款条件却常常令他无法接受。放眼整个中国，国有银行忽略了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能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尽管私营部门创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全国产值，但所获得的银行贷款却不及总量的三分之一。

身为奥康集团(Aukang Group Co.)总裁的王振滔要对这种现状发起挑战：他决定参与设立一家私营银行。王振滔说，他做这件事不是为了钱，他已经是有钱人了，他这样做是为了整个社会，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致富。

中国许多私营企业家都在试图涉足银行业，这将使他们得以获得资金，从而与国有企业展开更有效的竞争。国有银行被中国的固定利率制束缚住了手脚，即使它们想向私营小企业贷款，由于这些企业无法提供抵押物，国有银行也无法将贷款利率调高到足以反映这一贷款风险的水平。因此，国有银行只能将吸纳的储蓄资金主要投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对私营银行来说，向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是项不错的生意。

在像东部沿海城市温州这样的地方，私营企业家们目前都向地下金融网络寻求贷款，这一地下金融网的服务质量在许多方面要远远优于国有银行体系。仅仅凭借自己的信誉，企业无需回答任何问题就能从地下钱庄获得营运资金贷款，不过每月为贷款支付的利息也高得惊人，折合成年利率可以高达20%。私营企业还从自己的工人中吸收存款，然后再根据企业的利润状况向他们派发红利。工人们对此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国有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98%，已赶不上物价的涨幅。在乡村地区，妇女们会将手中的现金凑在一起成立“标会”，这种民间信贷合作组织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据温州市的主要经济学家马金龙说，温州的民间资本市场高达人民币300亿元，多数民间贷款的数额都不大，往往不超过100万元。马金龙说，这些贷款的发放全都仅凭信用。地下钱庄在温州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致政府会追踪并公布地下钱庄的贷款利率，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随著紧缩信贷之风吹遍全国，民间资本市场的贷款利率6月份平均达到了11.6%。国有银行的最优惠贷款利率目前固定在5.31%，最高贷款利率是9%。

私营企业家涉足银行业的努力得到了改革派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正试图促使政府起草管理私营银行的法规，内容涉及私营银行的审批、监管及必要时的关停问题等。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教授徐滇庆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说，设立私营银行的阻力来自大型国有银行。当中国银行市场2007年全面对外开放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将面临外国银行的激烈竞争，因此它们不愿意哪怕提早一分钟放弃自己的垄断特权。

徐滇庆认为，在设立私营银行这件事上不存在来自政府方面的意识形态阻力，尽管中国的工业政策是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他说，在与政府监管部门及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讨论此事时各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难点是存款保险问题。而这正是设立私营银行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国有银行不认为它们应该支付存款保险，因为他们的兑付风险已经由政府承担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建军说，政府允许开办私营银行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诘问道：“如果银行股东私自动用储户的存款怎么办？如果银行出现了巨额坏帐怎么办？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可以通过注资方式来填补国有银行的资金窟窿，谁来为私营银行善后？”

范建军说，如果不批准设立私营银行，政府监管部门可能会建议国有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

支持设立私营银行的人士称，引入利润驱动型的私营银行能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水平，从而更好地应对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外资银行的竞争。这些人还说，如果政府欢迎外国私营银行来华经营，为什么不允许本国的私营银行存在呢？

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金融创新风险太大，他们将小型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开办实践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依据。这类城市信用合作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纷纷倒闭，损失惨重，留下了巨额坏帐。他们担心，那些急需资金以便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的企业家可能会将私营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国有媒体一直指责温州的投资者是导致上海等城市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此外，中国政府目前优先考虑的是支持四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这些银行都有在海外上市的计划。这几家银行仍然背负著沉重的坏帐负担，它们生怕自己吸收的巨额存款再遭受侵蚀。

王振滔从外表上看可不像什么银行家，他留著平头，身著有型有款的牛仔裤。在他家距温州市区半小时车程的老屋，王振滔的母亲仍在打扫著院子。正是在这幢老屋里，王振滔于1988年与一批工人创办了家庭制鞋厂。在办厂之前，王振滔曾先后做过木匠和旅行推销员。尽管出身低微，王振滔现在可不是乡巴佬了。在他办公桌侧面的书架上，摆放著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材的中译本。今年他还获得了上海一所大学的MBA学位。

王振滔对国有企业尤其持轻蔑的态度，这些企业经常通过政治关系获得银行贷款。他说，这些国有企业不必与银行经理打交道，他们直接去找市长。

王振滔的第一笔银行贷款是在2000年获得的，当时他的生意已经很成功了。他说，即使现在，银行也从未向他发放过3年期以上的贷款，而且贷款审批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更是令人生畏。鉴于银行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它可能会突然要求企业偿还贷款。在当前政府为经济降温的过程中，私营企业的信贷额度是率先遭到削减的。

王振滔说，民间信贷体系更具灵活性，因为要对私人资本负责，所以他的企业必须有出色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