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这个也废掉了吗？”66岁的王安石枯槁的身躯在料峭的春寒中颤栗着，昏花的双眼无力地凝视着西北方向——那里有承载他呕心沥血的未竟事业的帝都，是他生命中最为灿烂辉煌也最为寥落失意的地方。禀性刚毅的倔强老人无法想象，自己穷尽一生的政治智慧所酝酿的帝国变革方略竟以这样一种方式谢幕，他深切热爱的国家和人民继续在花团锦簇的繁华幻像下向着沉沦的深渊飞速坠落，而自己手中的缰绳已经崩断！
不堪巨大悲苦的老人于公元1127年4月6日驾鹤西归，著名的熙宁变法在精神上彻底死去，试图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农业社会中植入商业因子的尝试搁浅了。弹冠相庆、奢靡委顿的朝臣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已宣告结束，灾难将旋踵而至！随后的帝国政坛被蝇营狗苟的宵小之辈占据，仅仅58年之后，金兵的铁蹄和弯刀就把中华大地带入一场漫长的血雨腥风之中！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此顿扼，古老文明在全球确立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开始悄悄逆转。正是在此以后，历史的天平就开始向欧洲倾斜，王安石时代还极其野蛮落后的欧洲人将在几百年后迎头赶上，人类历史的崭新纪元将由另外一种文明来书写！
是什么导致中华文明丧失了这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宋神宗胸怀大志、生气勃勃，王安石政声卓著、人品高洁，司马光学富五车、正直耿介，且在其前后帝国政治舞台上群星荟萃，熠熠生辉：文武双全的范仲淹、睿智通达的欧阳修、嫉恶如仇的包拯，才华横溢的苏轼，儒雅端庄的黄庭坚，其余如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放置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多让的政治强人。太祖赵匡胤不杀士人的皇家誓约洋溢着温暖的人性主义光辉，给了这些心忧天下的帝国栋梁放言参政的制度保障；后世广为流传的包青天传奇，也多少说明了仁宗和神宗的胸怀和气度；人口达150万的帝都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同时期的巴黎、伦敦、威尼斯都不超过4万人），一团祥和安逸的氛围和富足优雅的生活给了变法最理想的地理坐标和最宽容的时间长度。前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舆论准备，上有神宗皇帝的推心置腹，中有官场的好评如潮，下有王安石20余年的基层行政经验和民众对他的交口称赞——这样一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志在必得的富国强兵的变法，却最终以政坛混乱、党争四起、民生凋敝、国事蜩螗而惨淡收尾。原因何在？
揆诸于变法的原由和王安石的性格，也许能寻找到这个千古谜团的准确答案。肇始于开国初期的“杯酒释兵权”的赎买政策，在给了大宋朝最人性化的权力让渡规则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奢侈的养官制度。迅速膨胀的王室家族、开国功臣的优渥待遇、科举士人的丰厚薪俸、禁军卫队的成倍增长，使得帝国在财政上常常捉襟见肘。而辽国和西夏每年索要的75万5千两匹银绢“赏赐”，更是帝国挥之不去的隐痛。冗员、冗兵和冗费把帝国这艘外表华丽的大船凿出千疮百孔，而土地兼并的快速发展使得大户漏税于国、藏富于民，成为这艘无帆破船碰到的连夜之雨——外表光鲜的帝国其实积贫积弱。看到问题本质的王安石和看到问题表象的宋神宗在改革的战略上达成了共识，却在改革的策略上意见不一。
不修边幅的王安石意志坚定，才具过人。22岁即考中进士的改革家踏入官场伊始，就选定了一条稳健扎实的循吏之路。拒绝了前辈们的良言劝诫，王安石用了20余年的时间深入帝国政治的基层勤奋耕耘。了解民生之苦、洞察农业社会运作弊病的思想家在为这个成熟的经济体开出药方的同时，也养成了师心自用、执拗偏狭的性格特征。在包拯手下和司马光一道担任群牧司判官时的饮酒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种性格在师友中的不良后果：同样不善饮的司马光在包拯的劝说下饮酒助兴，而相同的要求被王安石严词拒绝——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但带着绝不妥协精神的王安石却向神宗作了一次妥协，而后他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和事妥协过。正是这次战略层面的妥协和以后他在策略上的坚决不妥协，造成了这次伟大变法的功败垂成。
年轻的神宗看到了财政危机，他的变法诉求是以迅速聚财为目的的。财政匮乏是人事制度失衡的结果，这是王安石看到的而神宗没有看到的问题的本质。王安石初期的变法思想传承了范仲淹进行人事制度变革的实质，但是在神宗的哀求和自己内心迫切成功的驱动下，文学家的浪漫压过了政治家的务实——速度而非系统配套成了改革派追逐的目标。王安石的非此即彼和黑白分明的二元逻辑使得他把稍微质疑变法策略的优秀同僚都当做了敌人，人为地造成了变法派人力资源的青黄不接和反对党的人才济济。为了弥补奥援的不足，王安石错用了一批政治投机商，其恶果为那些具有良好初衷的政策都变成了小人们牟利和党争的工具，不争气的下属在出卖他的同时也葬送了整个变法大业。
宽容和妥协是创新成功的两翼。文章和人品同为泰山北斗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原本可以融合未来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前瞻和务实，共同为中华文明演绎出一幕千古绝唱——而衮衮诸公的意气用事，让我们无论何时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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