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反方辩友

 当年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大搞新文化运动，与旧传统决裂，主要阵地是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他们提倡用白话文写作，还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鲁迅就用白话文写作了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这当然引起了老学究们的反对，保守派也办了一个相抗衡的杂志，叫《国故》，双方论战不休，打起了擂台。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叫黄侃，他是国学大儒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算起来和鲁迅算是师兄弟)，注意，是真正的弟子，不像现在臭大街的文怀某老家伙，一句“私淑”章太炎，到处招摇，欺世盗名。

 这黄侃毕竟是名师出高徒，不是等闲之辈，号称一代经学大师，也在北京大学教书，而且这老夫子擅长贴身混战，有一次公然当作大家的面，对年轻的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搞得胡适好不尴尬，被反方辩友占了上风。

 胡适在杂志上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黄侃这个死对头又挖苦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个就纯粹胡搅蛮缠，逻辑不通了。

 黄侃还在课堂上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十一个字，其电报费用要比文言文贵两倍多。即费钱又啰嗦，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学生哄堂大笑。（黄侃的妙论引自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

 黄侃虽是老古董，却深谙诡辩之道，颇有现在大专辩论会主辩风采。他的策略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也是当今网络争吵的要诀。我一直不喜欢大专辩论会，没有原则，只讲技巧。比如黄侃，就算他一时口舌之快占了上风（也未必真正上风，他毕竟是老师，有自己的课堂和拥趸），现如今，谁还用文言文写作呢？

 黄侃拿电报做例子，让我这个软件工程师来分析一下。
 语言是人思维的表达，文字则是语言的记述。但为什么文言文那么简短呢？是不是古代人说话就和文言文一样呢？

固然古人说话和现在我们的口语不同，但文言文和古人口语还是不一样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是古人占卦或记录星象用的，用尖刀将文字刻在坚硬的龟甲或牛骨上，那是相当困难的，需要专门的技能，因此只能对口语进行省简，这类似我们现在的编码，也就相当于带宽或存储不够，因此要压缩信息，道理是一样的。这压缩过的古代口语就变成了文言文。

 当然，后来的趋势是文字越来越容易书写和传播，比如从竹简到绢帛到纸张，因此词汇量和表达能力也越来越强，到了明清时候就出现了白话小说了。

 因为文言文不是口语，而是口语的编码，阅读文言文就相当于解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的，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所以读书人在古代又高人一等起来，更加脱离人民群众了。

 在带宽，存储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额外的编码-解码过程，有利于信息的快速理解和传播，因此白话文导致了文化知识的普及。

 还拿电报的例子，那时候电报昂贵（相当于信息传输的带宽稀缺），现在如果胡博士的家人故去，也许家人会给他一封详尽的Email，说明病情发展，治疗过程，治丧安排，远比“妻丧速归”来得有用。

 如同在存储昂贵的年代，计算机用两个字节来存储年份，因此有了千年虫问题。

 黄侃之流的老古董看不到发展的潮流，死抱国粹不放，在上世纪新旧交替之际尚情有可原。现在居然有政协委员提出恢复繁体字，开历史倒车，“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真是愚蠢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