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门徒之四：丰元创投朱会灿：冒险的牧师

   

   风口不会随便眷顾一个人。因为历史不会对默默“打怪升级”着墨，它只看结果。

    在阿西莫夫的代表作《基地》中，除了先知谢顿贯穿全线，其他主角都是门徒。他们内在为直觉所驱动，外在被时代所推动。他们在历史上的出场毫无征兆，却在潮流中游刃有余。你会惊叹，为什么是他？

    离开谷歌、微软、IBM、Facebook、阿里、百度，告别自己过去的所有荣耀，重新走上创业之路，崇尚技术的护城河。为什么是他？新华网开辟“出走的门徒”系列，讲述这样一群科技界理想主义者的现实路径。

    新华社上海1月10日电（记者周琳）如果谷歌没有退出中国，恐怕朱会灿会把“谷歌资历最老的中国员工”这一称号一直戴下去。在没有采访他之前，记者听过两个和他走得还算近的朋友说起他：一个说，“他会和你说很多？这和我认识的朱会灿不一样啊”；另一个说，“他说得那么技术，你能听懂吗？”

    然后有一天，记者所在的几个人工智能群忽然都炸了，几百条评论往外冒，原因就是一条人事信息：CloudIn云英邀请朱会灿博士出任首席技术顾问。为什么要去云英？他最近在想什么？未来要做什么？对于AI未来的趋势怎么判断？他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大家都开始忙于猜测。

    这个谷歌资历最深的中国员工，开了谷歌员工集体跳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先河，又一直耕耘于硅谷首个第一个华人高管建立的创投基金。腾讯前副总裁彭志坚曾说过：国内互联网企业最想从谷歌挖的三个工程师，分别是吴军（硅谷著名投资人，《浪潮之巅》作者）、朱会灿（曾任该公司中国工程研究院技术负责人）和郄小虎（现小红书CTO）。

    可朱会灿的腾讯微博停更于2013年，朋友圈保持在1个多星期才更新一次，且几乎不加一字评论的状态；在百度中搜索他的新闻，除了这条人事信息，最新的一条是记者写郄小虎的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他。他和他频频亮相的老搭档吴军，多少带着些“一主内、一主外”的意味。

    一个不愿意自己冒险的人，如何用技术和资本，给一群冒险的人不断输血，似乎朱会灿能给出一些答案。

    一胜：在最好的时代选择冒险，那恐怕是谷歌再难现的黄金时代

    在朱会灿现在供职的丰元创投网站上这样写道：他是Google第一位高级华人工程高管，协助组建谷歌中国，利用20%的业余时间独立开发出Google的图片搜索产品，被华人同事们尊称为“老大”的传奇人物。

    谁也不曾想，传奇实际上源于一个笑话。当时，《卧虎藏龙》在国外风行，公司的同事认为章子怡很漂亮，能不能通过搜索多看看她的照片？一句玩笑成了产品，最终让朱会灿做出了谷歌的图像搜索。

    从中科院应用数学所毕业后，朱会灿来到了加州大学攻读博士的朱会灿，面临人生第一次职业选择。当时正是美国互联网泡沫顶峰，纳斯达克股市涨到了5000多点，大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几乎都录用了他。选择更稳定的大企业，还是不足100人的谷歌。在这次选择中，朱会灿选择了收入、绿卡都更不稳定的后者。

    如果不回顾历史，单看现在的Google Home、Google Glass等产品，你都可能会忘记，它曾经是一个这么会做产品的公司。记者采访过多个前谷歌人加入谷歌的理由竟然都惊人类似：1.用了它的产品就有一种“再也回不去了”的感觉。2.和自己的兴趣以及学习的方向不谋而合。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和自己共事的员工都很牛。

    谷歌知名而坚守的“80:20”原则，更是不少“前谷歌”员工念念不忘的。把工作日时间中的20%用于“自由研究”，这不止是对于初创公司，对于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不可思议的。而谷歌的众多创新，譬如Gmail、图像搜索，却都源于这些兴趣。

    “用营业收入中间70%做主业，比如说搜索引擎是它的主业，主要集中于搜索；还有20%做的是跟搜索相关的连带的业务；最后10%做的是一些跟它的主业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自由发挥、做白日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搭配，就是既保证主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同时也不局限于这个领域。”朱会灿说。

    另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创始人和员工定期见面的制度。所有的员工都可以拿出方案，放在内部网站上，由所有人公开投票。那些投票结果最高的提案或问题，创始人必须回答。“让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挥、自由地工作，这大概就是谷歌。”朱会灿说。

    一败：在爆发的前夜不该“务实”，搜搜曾是微信的“试错石”？

    因为“冒险”，朱会灿选择了谷歌。因为务实，他来到了腾讯。

    对于加入腾讯的原因，朱会灿分享了两点：一是比较认可腾讯公司领导的性格，包括马化腾、张志东都比较务实，“踏踏实实做事，不是很高调”。二是当时QQ已经是很好的平台，做搜索，谁拥有更多用户，谁就更有潜力。

    然而，即便是大牛云集，腾讯的搜搜最后还是败了。2013年9月16日，搜狐及搜狗与腾讯共同宣布达成战略合作，腾讯向搜狗注资4.48 亿美元，并将旗下的腾讯搜搜业务和其他相关资产并入搜狗。自此，腾讯放弃搜搜业务，搜搜也就此宣告死亡。

    一段时间里，为了让QQ给搜索引流，腾讯还将搜索条嵌入到QQ中。以往只能在浏览器中实现“拖拽搜索”，现在可以在聊天窗口中即时实现。然而，这一功能最后并没有持续太久。7年20亿元的投入，腾讯请来了技术大咖、投入了海量资本，最终也没能让QQ的用户平移到搜索中。没办法让QQ成为搜搜的入口，腾讯也没有及时与其他产品进行捆绑运营，功败垂成。

    朱会灿也将其的失败归于公司的基因：一个产品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这个公司的基因。这与不少分析走了同一个路线。一个公司只会有一种基因，就像百度就是搜索，腾讯就是社交，而阿里就是电商。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子项目能成功，但对大公司而言，大部分的子项目其实都很难成功。

    所以才会有百度的“有啊”从有啊变没了，阿里执着地在社交的“圈子”里兜来转去。很少有人能像丁磊那样，在养猪和卖奢侈品，搞音乐和搞新闻等众多领域游刃有余。

    “谷歌和腾讯两家公司都是很大的平台。谷歌的搜索是绝对意义上的王者，有了这一王牌，让它更愿意去做一些长远性、冒险性的项目，愿意去为这种风险承担后果。例如再做安卓系统，也是冒险的尝试之一”。朱会灿说，而腾讯不一样。腾讯提出的微创新，是一种典型的“小步快跑”策略，更希望通过迭代性的项目，很快看到结果。

    这种基因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策略的变化。朱会灿说，搜索不像社交：社交可以有多少用户、再做多少投入，架构设计可以按照用户规模来做；但搜索的先期投入巨大，即使你只有一个用户，你也得把互联网所有内容都要纳入进来。

    不过，在搜搜上的失败，会不会一定程度上让小马哥向自己的QQ开刀，才在微信时代，站在了移动化时代社交领域的浪潮之巅？

    一动：初创公司讲“算法突破”是幻想，数据是一切智能的基础

    吴军的新书《智能时代》如是开篇：2016年是机器智能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新时代的开始。这一年距离1956年麦卡锡、明斯基、罗切斯特和香农等人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正好过去了60年。而当年在达特茅斯学院提出这个概念的10位科学家最后一位明斯基，也在这一年的年初离开了人世，这或许标志着人类在机器智能领域第一阶段的努力落下了帷幕。

    新的时代，离开腾讯的朱会灿加入了丰元创投。丰元创投以每月至少投一个的频率，投了80多个创业在硅谷的项目，其中华人创业项目占一半左右。不少项目都是首创，比如世界第一个智能拉杆箱，世界第一个智能洒水器等。对于这样的项目，判断力显得尤为重要。

    丰元的激进和朱会灿的低调，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作为美国第一家汇集硅谷IT巨头企业华人高管创投基金的合伙人，他很少对外宣讲自己的策略、对趋势的判断。

    事实上，这家专注于硅谷的投资公司一直以“数据驱动型”标榜。朱会灿向记者表示，有没有现成的数据，或者未来能不能积累数据，成为一个平台，使得买家和卖家可以在上面做生意，而不是自己下海自己挣钱，几乎成了自己选择企业的“一票否决制”。

    “我们不要求被投企业一定要做硬件或者不做硬件，关键是要有数据的采集、积累和分析的能力。”朱会灿说，技术的门槛可以通过专利绕过去，这只是短时间的壁垒。但如果你的系统或者设备可以不断的积累数据，在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些人工智能，这样数据的积累会越来越多，别人也不可能跟上，大数据决定了一个公司能否长久。

    在丰元的投资战绩中，一家名为Ozlo硅谷虚拟私人智能助手的初创公司格外醒目。在你看不见的后台，Ozlo会通过一些与我们合作的app及网站内容读取数据，不断“学习”关于世界的有用信息。当他试图回答你的问题时，便可以直接参考这些信息，因此用户会得到更快更准确的答案。和市面上已有的助手不同的是，它更贴心专业，大可以做到罗振宇说的“你不用懂，听我的”。

    2016年5月，他们获得风投，领投的除了硅谷知名风投Greylock，还有被称为互联网“免费精神”的缔造者、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的基金。朱会灿说，丰元看中的，就是Ozlo源源不断获得数据的能力。“我们还投了一家加快数据处理速度的公司，通过自己的算法让数据处理的速度可以快5-10倍。”

    从AlphaGo到Master，这两年“人工智能战略”大有取代“移动战略”成为新宠之势。朱会灿则认为，充满磨难和时起时落的AI创业路，大体可以分成两块：算法、框架的工作和具体的应用。算法的提高和计算框架的改进，投入极大、门槛极高，应该交给大公司。而初创型企业应更加关注与具体的应用，把AI技术应用到某些具体的业务上来，比如金融、餐饮等。

    其实对数据的偏爱，在这家创投公司显得一以贯之。开头曾说，朱会灿成为了云英的首席技术顾问。对此，他首次对外解释，云计算高速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云服务商要想形成竞争优势，一味降价是不明智的，需打造自身的服务优势。比如，Google在与AWS竞争过程中，凭着在内部的多年积累、对数据的强大处理能力，快速弥补了“后来者”的劣势，凭借在个别垂直领域建立的良好口碑，顺其自然地吸引了很多其他行业客户。

    “在Google工作的后几年里，我主要做的就是为用户提供标准的API，让用户通过API接口直接使用Google的云服务。CloudIn云英正朝着这个方向做，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与云技术的深度融合。”朱会灿说，自己一直想做云计算方面的创业。希望能提供计算和数据处理平台，为企业提供快速和准确的计算和数据处理服务。

    一静：在2%和98%之间，选择做那个2.5%的

    如果细细去观察不少创业企业，其创始人团队都采纳了“双子星座”模式：大的，有惠普的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涅克。以惠普的二位为例，一个专注生产工艺，一个长于电路技术，相处融洽了一辈子。即便是服役等造成的长时间离开，也没能改变惠普“二人当家”的主要局面。不少创业公司也采取这样的安排，例如小红书的瞿芳和毛文超。

    当然，像惠普那样能做到“好基友、一辈子”的企业并不多，不少“双子星座”企业最终会由于理念和路线的不同，而分道扬镳，远有苹果、近有华大。一些分析认为这主要应该看二人“是否有相同的决策权”。而在笔者看来，似乎二人的思维模式是否互补，才是关键。

    如果可以把人类的思维模式简单分类，似乎可以分成纵向、横向两种。犹太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讲，思想家分刺猬与狐狸两种：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横向的分散、多元，和纵向的集中、单一形成优势互补。

    这一点，在丰元创投上凸显得非常明显。朱会灿自己也说，从谷歌到腾讯再到现在，一直在和吴军搭档。吴军的长处是除了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外，对外交流和大方向把握“异常精准”；而自己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把关。这种互补才让创始团队的稳定性达到最终。笔者有时也无法想象，如果让吴军去和罗振宇搭档，会不会每次开会都要带好几天的干粮？

    2013年，朱会灿曾应邀在《腾讯大讲堂》讲关于搜索引擎的演变史，1个半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只和听众互动了一次：他问，“你们还去图书馆吗？”为了活跃气氛，他又加了一句，“那是去约会还是找书？”在寥寥无几的笑声中，他笑了说，“我自己也不去。”这是一个不太会撩、也不太接梗的人。

    朱会灿认为，自己属于ISTJ人格（内倾、感觉、思维和判断）。而在解释里，这类人是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和通情达理的社会坚定分子。他们值得信赖，重视承诺。工作缜密，讲求实际，很有头脑也很现实。他们具有很强的集中力、条理性和准确性。他们具有坚定不移、深思熟虑的思想，一旦他们着手运用自己相信的最好行动方法时，就很难转变或变得沮丧。

    朱会灿说，自己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我觉得没有精力去创业。从性格上讲，自己也想找平衡点，很难做到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放弃其他一切。

    “大学-投行-创业文化-退出机制”，在硅谷，无论是冒险的大学、允许风险的投行、接受失败的文化，都能够接受“95%以上的公司都不会成功”这一观念。在硅谷侵染多年，他似乎并没有让这种冒险精神，改变自己的内心。

    这让笔者想到了谷歌：“不作恶”是它不成文的口号和原则。最知名的一次案例，是对待搜索公司Inktomi的态度。几乎从所有商业的角度出发，谷歌都应该买下这家公司，实现在搜索领域的垄断。然而谷歌却选择了让雅虎买走它，并真正造就了一个自己新的竞争对手。

    这一君子之风，让谷歌得到了一句评价：Google在整个IT 领域，除了一家公司以外，没有任何大公司与它为敌；而它的那个对手，在整个IT 领域，几乎没有一个大公司朋友。

    从这个角度看，朱会灿的务实和谷歌的激进，形成了惊人的统一。太多人都想去在信息化、移动化、智能化等等时代中抓住机会，成为那个2%的人。但朱会灿不是：他不是不冒险，不是不冲锋，在任何一次选择中，他都走在让98%通向2%的路边，做那个随时“输血”的“牧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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