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十年(二)

摘自<<软件工程思想>>  附录: 大学十年 
作者：林锐，1999年岁末

        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
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
前17年白活了。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挣了名
气，而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写书得稿费7000
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和与
哥儿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真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
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
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
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
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发现能让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电经常用电
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
“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
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
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
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
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
朋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
对我吱一声。”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
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
到现在都没拿到。
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

谱，常令我们6人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
料”，夜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
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我们第
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
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歹徒
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
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
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
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
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
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预备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
人受不了。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多日沮丧。
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
在思想教育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戈尔巴乔夫那小
子。最后他为我们点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
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
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
翩翩。
宋任儒的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
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许，我俩本来就是“敢爱而不恨”的同一类人。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
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
被狼叼走的孩子。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
天，他带来两个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洗水果
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
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之极而又羡慕之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
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
“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
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
“笨笨”答：“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
我迄今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
名列倒数前茅。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
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
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9.3……
一开始他觉得我很好玩，后来他就喜欢得离不开我了。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好，
而是那时侯我天真并且充满活力。在三四年级我忙于科研时，他照顾我的生活，叫
我“少爷”，既做管家又做兄长。我们不仅共用饭菜票，并且共用仅有的一个碗，
总是他买饭菜和洗碗。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我是不是
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他说：“如果考虑年龄因素，你已经比他更能吃苦。你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业，
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在我们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灯塔，只要灯不灭，希望就在。现
在他为了娶一个日本姑娘，披荆斩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几年来，我就为一个男人哭过，那时他本科毕业。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受我的影响，本系三四年级的学生蜂涌至微电子所参
加科研。夜里看十二层高的科技大楼，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那一层就是微电子

所。那时，我在微电子所学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下兵将极多。
我写第一本书时，有几个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输入稿子，就象火车站行乞的人
那样阴魂不散，使我没时间慢腾腾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写小说，有如神来之笔，
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写了一段他们马上输入一段，一气呵成。那本科技书写得很
滑稽，同学们看得笑出眼泪，编辑看了拍案叫绝，只改了几个字就出版了。
那时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为一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写了一篇散文，并送他
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学的实验报告写成评书。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
鹰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
司，他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
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
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
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
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
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
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
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
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
“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
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
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
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
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
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
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
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
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是鸡屁股。”

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
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
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
房，一女生请求帮助。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
子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
“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
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
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
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
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
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
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
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
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
究不透的学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淹没了。朋友堆里
夹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
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
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
人。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
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藕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
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
愿被人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
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
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
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
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
是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
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
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
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
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
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
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儿子
那样挤进她的怀抱，并期望得到关爱。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师虽然年过六
旬，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
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
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
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
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
好悔过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
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
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
你不太象嘛。”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
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
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
开发工具VA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
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
的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
写了一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
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
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
一看。他的项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
项目的来龙去脉）。综合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
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
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
“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
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
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
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
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
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就请不要把什
么鸡毛蒜皮的好东西都拿走，给我们留点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
奖（全国共20名，奖金1万元），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
运作发财的集团，在宴会前，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
是个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英国的
‘克隆羊’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
高，麦粒跟葡萄一样大，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我如果去美
国炒个总统，那就跟玩似得。”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
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刚拿了“跨世纪发展基金”，又马上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浙江大学

也给我发奖学金。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我简直是“暴
富”。还了朋友们给我的“救济款”后，仍然是个“富翁”。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
是抢劫来的，心里不踏实。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诉苦”，请校团委把我的“不
义之财”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
富翁时再接受捐款，现在不能让我“杀鸡取卵”。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建议我
资助“希望工程”的中学生，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每个学生500元。我轻浮地
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才
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
些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