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说《誓鸟》（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是“历史”小说，也有人把《誓鸟》归入通俗“言情”。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部“小说”而已。的确，作品涉及了一段辉煌、遥远的史实：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时代，但它不过是个背景，一块衬布。比如，小说的每一章节都有一个花絮似的历史片段，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但这些就整部小说来讲，仅仅是一个个镶在故事和人物边缘的花饰。至于说到“言情”，我以为是低估了张悦然作为“80后”中有思想、有远见的作家的价值。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评论者不应该先入为主，居高临下，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对新人轻率便下断言。像张悦然这样的作家，从商业的角度我们当然无法忽视，而从文学的意义来讲，更不容小看。
我说《誓鸟》只是一部小说，就是基于它的文学价值和认识意义。小说是在用一种女性的话语和隐喻，重新想象或者创造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历史角落和几个铭心刻骨的细节。或者说，张悦然是在借助历史诉说自己，然后再通过自己揭开历史的一段隐秘。
在我的理解里，小说中的春迟是一个圣女一般的女孩。她柔弱却又坚强，她甚至浓缩了中国女性命运和性格中的所有元素。在她身上有女人对苦难与疼痛的感悟，这一点在张悦然近期的一系列小说中尤其明显和一致。她其实是以一种自虐的逆来顺受的方式守护着自己对男人和对“男人创造的历史”的高贵的姿态。表面上它是一种牺牲、一种宽容，甚至是一种轻贱，正如作家一直坚持保留的小说名称《誓鸟》（精卫）的寓意。但它又隐含着另一种带有报复原型的更加宽泛和悲悯的宗教式的虔诚与执著。它是矛盾的，也是释然的。为了寻找自己心仪的男人，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她不惜刺瞎自己的双眼，让触觉和心灵直接触碰和感应被称为包藏和生长着记忆的贝壳，并从中汲取幸福般的回忆和憧憬。
我们知道，寻找是小说的推动力，可随着故事的扩展，春迟的寻找发生了变化，她似乎忘记了最初的目标，寻找完全物化成了对贝壳的痴迷，回忆和憧憬也溶解于苍茫的大海和永无止境的时间与空间之内。所以，与其说春迟是在寻找男人和记忆，不如说是在找寻梦。——这或许才是小说和作家张悦然最终的企望，我把它理解为是在我们多数作家对历史感到茫然或者只能简单复述的时候，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却用自己的想象，对历史的遗迹和幻影进行着一次近距离式的叩访。小说是对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一个注脚，也是对之后历史的不公平的逆转和灾难的个人化的凭吊与偿还。——也许我把小说看的过于沉重了，让春迟承载了过重的历史负担，也将作家推入了上层建筑的迷宫。但我确实有种直觉，对历史的重塑和崭新的解读与书写将更多地出现在这一代作家的写作之中。
的确，小说有多种诠释方式，这也是小说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方面。如果硬说小说是借助一个遥远的异国情境，表达了一个女孩子（也许是作家）深埋心底的一场持久苦恋，我不会反对。但我更希望将其夸大为一个具有东方神秘征兆的隐喻。春迟与另一个女孩淙淙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两个人前后都怀上同一个男人的孩子，可是结局却非常的不同，春迟的孩子死了，而淙淙的孩子却由春迟剖腹取婴，最后母死子活，春迟用最终爆发的残忍泯除了两个女人的恩仇。“他（婴儿）睁开眼睛，看到炽亮的光，身体变得越来越温暖。然而在他身后，母亲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冷。一来一去，冷暖的交递，爱恨的传承，只在顷刻之间。”“在婴儿被取出的瞬间，春迟面前腾起一团耀眼的光。”她甚至感觉孩子是由自己分娩诞生出来的。命运的巧合、因与果、生和死在这里获得暗示和交织、变异与升华。爱只有失去才可能存在。春迟和她的故事一起，成就了一个中国式的悲剧，也再现了一个东方古老神话。
张悦然的文字依然是以往的唯美和华丽，原本冰冷干枯的文字，在她手里就会磨得滚烫发亮，有了生命。当然，那种密集奇异的比喻和通感的诗化的语句，让人有时候也喘不过气来。我时常疑虑，在商业化直白为准的时代，这种语言和叙述会得到她的同辈或者更多读者的喜欢与认可么？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作家对性爱的描写。在许多作家越来越直接、露骨和庸俗化地挑战性描写极限的时候，新一代作家却将它看的如此的诗意和有趣。小说大量地使用自然界的事物和征象隐喻性爱发生的过程，以一种离间的陌生化的凝视让肉体与情欲获得形而上的超越。这是一种与自然万物交融一体的纯粹而又高贵的爱与性。
我还注意到小说中所有人物，他们似乎都无一例外地处于浮萍似的飘摇和无根状态，无论是在现实的海上，还是在焦灼的内心之中，似同误入了虚幻的海市蜃楼，船与岛屿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实在。——这种状态是否就是这一代人（80后生人）的精神写照，也是否预示了更远的将来我们的后人或者整个人类的一种归宿与劫数呢？套用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的话作为文章结尾，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像我们见过的人，而且比这更可怕的是，也像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参见《沉默之子》）。《誓鸟》的先见之明也许就在于它写出了“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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