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品质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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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品质运动
作 者：林公孚译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 0
《译者注》
为便于介绍朱兰博士的生平与品管理念，笔者曾与他有数度书信往来，承他寄给我一些个人有关的资料，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质量运动」（World War Ⅱ and The Quality Movement）是以参与质量运动的见证人身份而作，刊登在1991年12月的「质量进步」(Quality Progress, QP)上。
此稿之缘起，据美国QP月刊编辑指出：早在1990年6月一位与品管素有渊源的Caleo先生曾致函该刊，有意报导一些发生在50年前质量有关的故事，引起QP编辑的高度兴趣，惜未化为行动。斯时因美国品管学会(ASQC)正着手规划学会发展史，供庆祝1996年的成立50周年庆之用，谈质量运动的主意立即派上用场。尤其是统计品管(SQC)的发展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业界大事，它促成了ASQC诞生，意义更是不凡。QP另辟蹊径邀到朱兰博士的稿件，可谓锦上添花善尽为质量运动留信史的责任。笔者有幸征得朱兰博士的同意特为国内读者译介如次：
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事务中的大动乱，它深远的影响扩及质量运动，造成不稳定与一连串的余震，看来至今仍未平息。要了解这些深远的影响，单单着眼于1941～1945年之间在美国完全投入大战的时期所发生的大事件是不够的。若仅观察一连串余震时期的事件也嫌不足，还得注意战前一些趋于一致的力量。
从它发生开始，我一直是质量运动发展的密切观察者，算来也接近七十年。除此之外，某种程度上，我也可算是这个混乱的年代中一些大变革的设计者之一。因此，我将处理这些事件的光谱，特别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及之后的一些关键事件。
美国的质量管理(Managing for Quality)已随着一系列明显的阶段演进，而在各阶段之间多所重迭。
? 手工艺期
早期的殖民者带来欧洲的工艺技术观念，年轻人当学徒而学得技术，师傅则教导学徒生产过程以及如何制成成品。师傅同时也维持一种品管形式，在出售货物给客户之前检查成品是否合格。在规模大型的工场中，师傅会指派有经验的工匠担任兼职的检验员、指导员等。一旦学徒出师之后，他可以自行开业或受雇于有师傅与许多工匠的工场。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工匠都是由自己管制与自主检验的。质量通常落在好手中──工匠之手。大多数货品是在当地出售，那表示工匠会在符合其顾客需要的质量上，亲自下一番功夫。
?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创造了工厂系统，它迫使大部份的工匠成为工厂的员工，师傅成为生产领班，除了熟手之外，工厂也招收半熟工及生手。质量管理大部份继续留在生产部门，只是所用的检验员更多了，大型生产部门雇用全职检验员，直属于生产领班。
? 泰勒系统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出现了一种将计划与实行分开的「泰勒系统」，它使生产与生产力大幅提升，技工的人数却不需相对地增加具技艺工匠。就我个人的判断，不是任何其它因素，正是这个泰勒系统将美国推向生产力的世界领导者王座。然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此系统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人际关系和质量上。
独立检验部门
当然，公司追求质量与生产力，其解决之道就是将生产检验员调到新成立的独立检验部门，这些部门将由首席检验员领导，他直接向生产经理或工厂厂长报告。
这新检验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不让不良品流入顾客手中，这可以藉由各种不同形式的检验来完成。原料与在制品一般是采抽样检验，由抽验结果决定批的允收或拒收，至于成品则通常需要详细的检验以区分良品及不良品。
在许多公司中，质量的责任分配十分奇特；如果不良品真的流到顾客手中，高阶管理者通常会质问首席检验员：「你为什么让这种货物出门？」，而比较不常问生产部门：「你为什么把它做成这样？」如此做似乎顺理成章，大家也普遍认为：质量是检验部门的责任。
预防的障碍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讨论关于发生疵病起始处预防的好处。有一个主要的限制是组织的壁垒。1926年发生的一项意外事件，恰是这项流行的观念具体之说明，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是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一名年轻工程师，那时这公司是贝尔电信系统主要的制造厂，我受命厘清工场抱怨涉及某小型、量产的断路器的电阻不良率过高的问题。我从制程成效中收集资料，发现制程在本质上具高度的重复性，我也找到造成高不良率的两大关键变数。正因如此，生产领班才能提供补救的方法。制程一旦改正之后，就不可能再发生那一类型的庛病了。
这件事只藉一个很简单的研究竟消除了一项很费钱的惯常疵病的事令我印象深刻；于是我向上司建议我们应该广泛注意这种惯常浪费，他们同意有此需要，但却不用我的方法。那时的工厂的文化是：预防缺失是生产部门的责任，不关检验部门的事。所以每一件事都依然故我，难以改变，生产部门有责任却无能力从事这种的改进研究，检验部有能力却不能行动，除非生产部门邀请他们参与。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有些工作需要团队的力量合作才能完成的观念，那时才刚起步。
科学与技术的贡献
在20世纪头十年，对质量主要贡献来自扩大应用科学与技术以取代经验主义。大公司诸如贝尔系统及通用电气等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以开发新材料与设计新产品，合成材料开始取代天然的材料，新产品设计创造了新特性以引起客户的兴趣，市场的竞争促使各家公司精益求精，相关领域诸如计测学(metrology)也随之兴起。
工厂都雇有工程师，负责开发新的制造程序，而这些经过工程设计的制程必须符合新产品设计所要求的高精确度及高一致性。其所产生的结果是工程设计的制程开始取代了过去代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当技术快速进展时，质量的管理却没有跟上脚步，特别是两个主要问题，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产品的质量不可靠，造成大量的现场失效，现场服务成本大增，以及顾客抱怨多。
由于依赖检验及测试，而不是一开始就预防疵病发生，而形成工厂成本浪费。
在这数十年间，公司高级主管对质量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技术的支持─提供实验室与工程人员资金，他们把这些资金视为维持与增进销售的必要投资。高阶主管对质量管理的过程并没有实质的贡献，质量已经下授给检验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却被盛行功能组织结构间横向的权力壁垒而瘫痪。
早期的专业工程社团组织，基本上是以各自专精的技术领域导向，正在萌芽的工业工程社团是以生产力为导向，并没有特别以质量导向的社团。我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召开的一个地区性研讨会的质量专题小组中发表，大约有五十人参与。此会是在1935年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举行，我那篇论文主要是在讨论检验与测试。
1920年代中期，目击了「统计品管(SQC)」第一波显著的浪潮。它发韧于1926年，当时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一个工作小组建议西方电子公司应用一些统计方法学的工具来管制制造电话产品的质量，这些工具包括：
新发明的修华特管制图。
应用机率法则，把抽样检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实施「缺点计划」(Demerit Plan)，以评估出厂的电话产品的质量。
这个有创意的建议，促成了检验统计与经济联合委员会的诞生。那时霍桑工厂非常缺乏受过统计方法训练的人才，于是瓦特‧巴特奇(Walter Bartky)，一名年轻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应邀为15～20位经理及工程师们讲授统计的课程。我也参与了这门课程。其后，一个新的部门──统计检验部门便成立了。包括一名经理，两名工程师，我恰是其中一名。这部门可能就是美国工业史上这类部门的第一个。
在这个新职务中，我成为应用统计方法来控制制程及产品的质量这项工作的主力，我同时也和贝尔实验室研究员乔治‧爱德华(George Edwards)，瓦特‧修华特(Walter Shewhart)，哈洛‧道奇(Harold Dodge)等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检验统计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最具成果的活动是发展成功抽样表(Sampling Table)。霍桑的检验支部已经广泛地应用取样的方法，但都是以经验与简单的方法为之。在共同努力下产生了许多革新：抽样风险的认定及专有名词，抽样计划分类─单、双，或是连续抽样；平均出厂质量水平(AOQL)的观念；制程平均数概念，即制程能力概念早期观点等等。不久之后，这些抽样计划衍生出公开发表的抽样表：MIL-STD-105，Dodge-Roming表等，不一而足。
相反地，管制图观念却未引起霍桑工厂的兴趣，只是由于霍桑主要的质量问题乃需要非常基本的方法来矫治：
这个庞大工厂的实体布置就像一个殖民地，形成长的生产间隔，大量的制程存货，阻塞的交通运输，杂乱无章的纸上作业，以及其它的问题。
整个制造计划只凭经验，订计划的人无法掌握将数量化的制程变异性的概念，量测仪具大多数用通／不通型，以便区分良品与不良品。
指派给生产部门的优先级为：符合时程、达成高生产力、维持每一件工作的收益，质量则交给检验部门。
在1920年代，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给贝尔制度运作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关于抽样检验方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难以对美国经济造成任何冲击。美国经济必须静待二次世界大战的大事发生。在大战期间，联合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成为战时训练SQC课程的基础。包括各种不同版本的抽样表及其它的发展。
为便于介绍朱兰博士的生平与品管理念，笔者曾与他有数度书信往来，承他寄给我一些个人有关的资料，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质量运动」（World War Ⅱ and The Quality Movement）是以参与质量运动的见证人身份而作，刊登在1991年12月的「质量进步」(Quality Progress, QP)上。
此稿之缘起，据美国QP月刊编辑指出：早在1990年6月一位与品管素有渊源的Caleo先生曾致函该刊，有意报导一些发生在50年前质量有关的故事，引起QP编辑的高度兴趣，惜未化为行动。斯时因美国品管学会(ASQC)正着手规划学会发展史，供庆祝1996年的成立50周年庆之用，谈质量运动的主意立即派上用场。尤其是统计品管(SQC)的发展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业界大事，它促成了ASQC诞生，意义更是不凡。QP另辟蹊径邀到朱兰博士的稿件，可谓锦上添花善尽为质量运动留信史的责任。笔者有幸征得朱兰博士的同意特为国内读者译介如次：
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事务中的大动乱，它深远的影响扩及质量运动，造成不稳定与一连串的余震，看来至今仍未平息。要了解这些深远的影响，单单着眼于1941～1945年之间在美国完全投入大战的时期所发生的大事件是不够的。若仅观察一连串余震时期的事件也嫌不足，还得注意战前一些趋于一致的力量。
从它发生开始，我一直是质量运动发展的密切观察者，算来也接近七十年。除此之外，某种程度上，我也可算是这个混乱的年代中一些大变革的设计者之一。因此，我将处理这些事件的光谱，特别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及之后的一些关键事件。
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品质运动
美国的质量管理(Managing for Quality)已随着一系列明显的阶段演进，而在各阶段之间多所重迭。
? 手工艺期
早期的殖民者带来欧洲的工艺技术观念，年轻人当学徒而学得技术，师傅则教导学徒生产过程以及如何制成成品。师傅同时也维持一种品管形式，在出售货物给客户之前检查成品是否合格。在规模大型的工场中，师傅会指派有经验的工匠担任兼职的检验员、指导员等。一旦学徒出师之后，他可以自行开业或受雇于有师傅与许多工匠的工场。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工匠都是由自己管制与自主检验的。质量通常落在好手中──工匠之手。大多数货品是在当地出售，那表示工匠会在符合其顾客需要的质量上，亲自下一番功夫。
?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创造了工厂系统，它迫使大部份的工匠成为工厂的员工，师傅成为生产领班，除了熟手之外，工厂也招收半熟工及生手。质量管理大部份继续留在生产部门，只是所用的检验员更多了，大型生产部门雇用全职检验员，直属于生产领班。
? 泰勒系统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出现了一种将计划与实行分开的「泰勒系统」，它使生产与生产力大幅提升，技工的人数却不需相对地增加具技艺工匠。就我个人的判断，不是任何其它因素，正是这个泰勒系统将美国推向生产力的世界领导者王座。然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此系统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人际关系和质量上。
独立检验部门
当然，公司追求质量与生产力，其解决之道就是将生产检验员调到新成立的独立检验部门，这些部门将由首席检验员领导，他直接向生产经理或工厂厂长报告。
这新检验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不让不良品流入顾客手中，这可以藉由各种不同形式的检验来完成。原料与在制品一般是采抽样检验，由抽验结果决定批的允收或拒收，至于成品则通常需要详细的检验以区分良品及不良品。
在许多公司中，质量的责任分配十分奇特；如果不良品真的流到顾客手中，高阶管理者通常会质问首席检验员：「你为什么让这种货物出门？」，而比较不常问生产部门：「你为什么把它做成这样？」如此做似乎顺理成章，大家也普遍认为：质量是检验部门的责任。
预防的障碍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讨论关于发生疵病起始处预防的好处。有一个主要的限制是组织的壁垒。1926年发生的一项意外事件，恰是这项流行的观念具体之说明，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是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一名年轻工程师，那时这公司是贝尔电信系统主要的制造厂，我受命厘清工场抱怨涉及某小型、量产的断路器的电阻不良率过高的问题。我从制程成效中收集资料，发现制程在本质上具高度的重复性，我也找到造成高不良率的两大关键变数。正因如此，生产领班才能提供补救的方法。制程一旦改正之后，就不可能再发生那一类型的庛病了。
这件事只藉一个很简单的研究竟消除了一项很费钱的惯常疵病的事令我印象深刻；于是我向上司建议我们应该广泛注意这种惯常浪费，他们同意有此需要，但却不用我的方法。那时的工厂的文化是：预防缺失是生产部门的责任，不关检验部门的事。所以每一件事都依然故我，难以改变，生产部门有责任却无能力从事这种的改进研究，检验部有能力却不能行动，除非生产部门邀请他们参与。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有些工作需要团队的力量合作才能完成的观念，那时才刚起步。
科学与技术的贡献
在20世纪头十年，对质量主要贡献来自扩大应用科学与技术以取代经验主义。大公司诸如贝尔系统及通用电气等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以开发新材料与设计新产品，合成材料开始取代天然的材料，新产品设计创造了新特性以引起客户的兴趣，市场的竞争促使各家公司精益求精，相关领域诸如计测学(metrology)也随之兴起。
工厂都雇有工程师，负责开发新的制造程序，而这些经过工程设计的制程必须符合新产品设计所要求的高精确度及高一致性。其所产生的结果是工程设计的制程开始取代了过去代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当技术快速进展时，质量的管理却没有跟上脚步，特别是两个主要问题，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产品的质量不可靠，造成大量的现场失效，现场服务成本大增，以及顾客抱怨多。
由于依赖检验及测试，而不是一开始就预防疵病发生，而形成工厂成本浪费。
在这数十年间，公司高级主管对质量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技术的支持─提供实验室与工程人员资金，他们把这些资金视为维持与增进销售的必要投资。高阶主管对质量管理的过程并没有实质的贡献，质量已经下授给检验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却被盛行功能组织结构间横向的权力壁垒而瘫痪。
早期的专业工程社团组织，基本上是以各自专精的技术领域导向，正在萌芽的工业工程社团是以生产力为导向，并没有特别以质量导向的社团。我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召开的一个地区性研讨会的质量专题小组中发表，大约有五十人参与。此会是在1935年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举行，我那篇论文主要是在讨论检验与测试。
统计品管的第一波
1920年代中期，目击了「统计品管(SQC)」第一波显著的浪潮。它发韧于1926年，当时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一个工作小组建议西方电子公司应用一些统计方法学的工具来管制制造电话产品的质量，这些工具包括：
新发明的修华特管制图。
应用机率法则，把抽样检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实施「缺点计划」(Demerit Plan)，以评估出厂的电话产品的质量。
这个有创意的建议，促成了检验统计与经济联合委员会的诞生。那时霍桑工厂非常缺乏受过统计方法训练的人才，于是瓦特‧巴特奇(Walter Bartky)，一名年轻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应邀为15～20位经理及工程师们讲授统计的课程。我也参与了这门课程。其后，一个新的部门──统计检验部门便成立了。包括一名经理，两名工程师，我恰是其中一名。这部门可能就是美国工业史上这类部门的第一个。
在这个新职务中，我成为应用统计方法来控制制程及产品的质量这项工作的主力，我同时也和贝尔实验室研究员乔治‧爱德华(George Edwards)，瓦特‧修华特(Walter Shewhart)，哈洛‧道奇(Harold Dodge)等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检验统计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最具成果的活动是发展成功抽样表(Sampling Table)。霍桑的检验支部已经广泛地应用取样的方法，但都是以经验与简单的方法为之。在共同努力下产生了许多革新：抽样风险的认定及专有名词，抽样计划分类─单、双，或是连续抽样；平均出厂质量水平(AOQL)的观念；制程平均数概念，即制程能力概念早期观点等等。不久之后，这些抽样计划衍生出公开发表的抽样表：MIL-STD-105，Dodge-Roming表等，不一而足。
相反地，管制图观念却未引起霍桑工厂的兴趣，只是由于霍桑主要的质量问题乃需要非常基本的方法来矫治：
这个庞大工厂的实体布置就像一个殖民地，形成长的生产间隔，大量的制程存货，阻塞的交通运输，杂乱无章的纸上作业，以及其它的问题。
整个制造计划只凭经验，订计划的人无法掌握将数量化的制程变异性的概念，量测仪具大多数用通／不通型，以便区分良品与不良品。
指派给生产部门的优先级为：符合时程、达成高生产力、维持每一件工作的收益，质量则交给检验部门。
在1920年代，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给贝尔制度运作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关于抽样检验方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难以对美国经济造成任何冲击。美国经济必须静待二次世界大战的大事发生。在大战期间，联合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成为战时训练SQC课程的基础。包括各种不同版本的抽样表及其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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