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流行曲(二)

还是回到河边的空地上。我哥哥手插在裤兜里靠着一棵枯死的树，仰脸看天空飞掠的鸟群。这是描绘他的最确切的姿态，迷惘和若有所思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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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弄堂就能达到这边空地。我家那幢毁于火灾的房子原本就造在此，1976年时还能看到残存的瓦砾和这棵烧焦的古槐。阿毛常来这儿是否在回想童年我不得而知，可我敢断定他必看到和听到时隐时现的火焰潜伏在草丛碎石之间噼啪作响。

1976年初春时节，有个跑江湖卖艺的戏班来到司马街，在这片空地上搭场子唱戏，唱的都是那些年绝难听到的戏，是上了岁数的人才熟悉的戏。谁也不知道这些戏子夜宿何方，但每天下午他们都准时出现，空地上也早聚满了人，锣鼓一响戏就开演，总是一个脸涂得煞白的女人先在场子中央尖着嗓子念几句道白。久违的乡音。

乡音袅袅传入我家，我的父亲吃了一惊，疑惑地推开窗，伴着丝竹之声的几段唱词朴面而来，我的父亲顿时两眼发光，撑着窗棱的手臂倏倏发抖，仿佛濒死的鸟抖落那身上的羽毛。他喊母亲过来，母亲也凝神听了半刻，说：“是在唱戏。”

父亲领我去了空地，我挤着人群里踮着脚可什么也看不清楚，索性撇开父亲的手猫着腰往里挤。我挤到最前面离唱戏的人只有几步路。他们挥舞的衣袖偶而掠过我的鼻尖，我感到痒感到他们花花绿绿的衣服好玩极了，然后我的主意力集中在那个唱旦角的女人，我注意她的脸。她的脸覆盖着厚厚的白粉，当脸往上抬的时候，我发觉在那层白粉下露出一圈枯黄起皱的皮肤，像浸泡着石灰的树叶，突然她用手抓破了脸上的粉，果然是张干瘪的黄脸，女人疯疯癫癫地又哭又笑。戏演完了，人群走散，父亲却在原地呆立着，形影单薄，我过去拉他，父亲依然恍惚，他要我去问问那些唱戏的人从哪里来。我怯怯地走近那女人，她蹲在地上捡钱，我站住时她的手指差点碰到我的脚尖，慌忙抬起头好奇地打量我的视线下端面如死灰。我问过她，随后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沉吟很久没头没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我们的故乡。”接着我们看到了阿毛，阿毛也在空地上站着，远远地站着，身后是洒满阳光的河流，身边跟着那条曾经受过伤的小狗。我的哥哥安详地抚摸着狗光滑的脊背。

这是记忆中保存的唯一一次我和哥哥还有父亲彼此相安无事地站着而且靠得很近的经历，同一个祖先的血液在大家体内徘徊融汇，血液轻拍我们的肌肤，我们有肌肤如同淋雨的沙滩。

流浪的艺人。

远方的故乡。

1976年小小的一段插曲。

说是插曲，因为没过几天那个戏班就被驱逐了，像一群饥饿的老鼠。父亲怅然若失，敲击着床沿哼他们留下的唱词，日后我把那个戏班看成故乡对父亲的召唤，父亲很小就出门闯荡，祖先的精血被他带到陌生的城市延续，他丧失了故乡，丧失了乡音的歌唱，当重新意识到它的存在，当那些流浪的艺人唤回了他，故乡对于我的父亲只是梦中空旷的坟场。1976年，父亲很少说话，我们家静悄悄的，仅有父亲的喘息日益沉重，母亲守着他像一条虫陪伴着另一条虫在阴晦的泥土里挣扎，他们和愁眉苦脸和屋顶上的黑瓦交相辉映。

我的哥哥在家里也很少说话。

沉默的十八岁积聚着某种可怕的力量。

再回到河边的空地上。

阿毛数罢天上的鸟，知道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他听见了脚步声，那是疤子带着人朝这边赶来，而此刻桥的对面还鸦雀无声。黄昏的夕阳如艳红的血，流进闸门的水泛着几条死鱼、几块破布，堤岸上一蓬蒿草被风折断，阿毛身边的狗大声狂吠。

疤子带着几十个人过来了。疤子的头光秃秃的。那年他比我更早知道阿毛常在米兰家过夜，他是前天半夜急急敲开米兰家房门的。

阿毛懒懒地躺着床上,等米兰把疤子领进屋时才翻身跃起,诧异地盯着疤子。疤子手捂着头顶，手指已被鲜血染红。阿毛跳下床，赤祼的上身挂着几根细长的头发，他跑到疤子身边，扒开他的指缝看到疤子头顶上裂了条浅浅的口子，忙问他怎么了？疤子哭丧着脸说刚才让大马砍了一刀。阿毛皱皱眉，他肯定不愿意自己手下的弟兄去惹大马，大马是另一条街上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目。疤子辩解说自己是无意的。阿毛摆摆手，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叫疤子坐下，叫米兰拉严窗帘再找一根针放进饭盒拿到炉子上去煮，接着他抓过剪刀给疤子剃头，大团大团的头发如同被脚踩烂的禾苗落满一地，疤子的头发厚硬如茧，歪斜的伤口裸露了，足有两寸长，血已经止住，正慢慢地结出紫色的痂，像梧桐树上垂泻的花蕊。米兰捧着饭盒进屋，铝质的盒底上火烤的印痕深深浅浅，她诧异地问阿毛你要干什么？阿毛不动声色地说：“我替他把伤口缝上。”米兰没立即反应过来，等她醒悟后大声嚷着：“你疯了，你又不是医生。”阿毛说：“去医院会把事情闹大的。”疤子听了连连说：“大哥说得对，你缝吧，我能忍住。”阿毛拍拍他的肩头，示意米兰把线穿进针眼，他握着滚烫的针对疤子说：“好兄弟，把牙咬紧。”疤子稳稳地点头表示他已咬好牙关。

阿毛把针刺进疤子的头皮时，自己的牙齿也咬住了嘴唇，针尖“滋滋”地冒着细小的血泡，黑色的线纠缠着拉合裂开的头皮。阿毛的手微微颤抖，随着他每一次的颤抖，疤子就发出一次低声而凄厉的惨叫。米兰远远地躲开双手遮着眼睛不敢多看。

十五年后，疤子低垂着眼睛大口喝酒，他对我说只要一想起这事就感到后怕，当时阿毛的手只要一滑那根针便会插入他的头盖，“但你哥哥却沉着、坚毅，替我扎好线头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淋漓，软瘫进椅子里，叫米兰再给我涂药再给我盖一块纱布，要不是后来他让人抓了，肯定还是他亲手为我拆线。”疤子摸了措脑袋，嘁嘁地说：“我欠了你哥哥一条命哪。”喧嚣停止了的夜晚，疤子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仿佛阿毛从黑暗的背后又伸出手把他拉住。

是的，那晚阿毛追到暗无灯光的楼道里拉住疤子，他送他回家。路上没有行人，已入深夜的司马街静卧在风中，湍急的流水声由远及近，江对岸的城市竖立着一排高高低低的烟囱，几艘船正顺流而下，有几只无处归宿的鸟向江面俯冲。阿毛扶着疤子上了桥，再往前走他们就要回到各自住的弄堂，于是在桥头站住抽烟，火星一闪一灭，恍若溅洒水面的尘土或者在空气里面沉浮的幽灵。他们伫立桥头，心事重重。冗长的静谧。疤子说弄堂里面最后一盏灯熄灭了，他和阿毛面对面站着却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有他喉结嚅动的声音越来越响，仿佛牙齿在岩石上摩擦。阿毛说去把大马约到这儿来，阿毛说这话的时候神态令疤子毛骨悚然。十五年前他感觉到阿毛的腔调仿佛隔开一道厚重的木门传出，十五年后，这道木门横亘在两条河流两种世界之间，推开它推开门后的雾障便能进入1976年4月的某日黄昏。我试着挤入站满人的空地，看见我的哥哥穿着那三条色彩鲜亮的运动裤，双腿叉开站在桥上，暗红的阳光遍体笼罩，像一棵蓬勃的树，威风凛凛。此刻，小河里的水布满漩涡，空气潮湿了，我的左耳突突乱跳，我使劲地想把左耳那颗肉瘤捏得粉碎。我害怕听见隐隐约约的叫嚷此起彼伏，我设想那一天的黄昏随时会充满大喊大叫的狂躁，那种冗长的静谧迫使我想大喊大叫。

桥对面出现了人群。大马也带了几十个人向桥头逼近。

这是1976年发生在司马街的一场殴斗，我哥哥带领手下的弟兄在空地上和另一伙外街的人隔桥对峙，双方静默着各持手中的械具，那一天的黄昏如雕塑般凝重。

阿毛和大马从两面走上了桥顶，这瞬间他们都怀揣英雄的梦想。1976年人人都想做一做英雄。他们约定各自手下的弟兄都站着别动，否则必定械斗，必定血肉横飞难以收场，而只由他们两个人交手角力，谁输了就按对方的人数付钱，每个人十块。接下来的事实是我哥哥输了，并且输得一败涂地，阿毛没料到大马是个左撇子，他刚伸出的右脚被对方的左脚死死踩住，紧接着腹部重重地挨了一拳。大马打出的是一记极其漂亮而有力的勾拳，我哥哥颓然倒下。夕阳的余辉循入云层，天色骤暗。他手撑着地试图站起来，可腹中像塞满了一团膨胀的棉絮，重新无力地躺倒。大马手揽着胸前“嘿嘿”怪笑，他把我哥哥拉起来叽诮地说：“点人数付钱吧。”看来大马心中早已算计，我哥哥自以为豪迈地上了当。大马领来三十六个人，这意味着我哥哥得付三百六十块钱才好了结此事，他对大马说：“等两天凑足了给你。”我哥哥这时候像个悲壮的好汉眼含酸楚，连寂寥的江河也似在呜咽，三百六十块在当年是笔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我哥哥根本无法筹措。

下雨了。

我已说过我的写作常和一场漫漫无期的雨有关，因为1976年4月以后大雨滂沱，而我偏偏是在那一年开始懂事的，因此最早留有记忆的事物都沐浴在雨中。南方的雨季被阴森森的天空笼罩着，古老阵旧的弄堂里泛滥起霉味，若站在十五年后干燥的土地上遥望当时的司马街，烟波浩渺天地一色积水成灾，家家户户的屋墙仿佛河滩上经久冲洗的礁石，进进出出的人涉水行走。

水漫过了脚背，趟水来往的人步履蹒跚。我在1976年跌跌跌撞撞，我在积水荡漾的夜晚看见河边飘浮着死鱼的骨架。

那些天，街上风传阿毛和大马在桥头的对殴，或许司马街的人为了表现本地居民淳朴侠义，竟将大马诱引我哥哥上当的圈套绘声绘色地改说成是阿毛先提出单独较量从而避免了更多人流血的，他们说要不然那天桥头两侧明晃晃的械具一旦拼打起来那块河边的空地就会像铁马金戈的战场肃杀铿锵，谁都避口不谈阿毛是替代更多人在有预谋的对手面前如同走进赌场的事实，而这一局本该所有人下注，当然谁也没有料到阿毛日后为这一局付出了血肉之躯。阿毛阿毛，你当时为什么不远走高飞？何况你在雨季到来之前已经销声匿迹。

当时街上的传闻都谨慎地被邻居拒绝了，起初几天阿毛彻夜不归宿并未引起家里人的恐慌，反正他一直是放荡的浪子，可是几天后母亲从邻居们有意躲闪的神色中察觉了异样，我的母亲是个极其敏感多疑的女人，即使将来垂暮之年也仍然像警惕的猎犬能迅速地意识到不详的阴影要从远处接近自己的家，她在缕缕迷蒙的雨烟中嗅出了阿毛身上灾难的气息，她把这感觉告诉了父亲。我的父亲半躺着喝酒，他在雨季里喜欢酣畅的大醉，以此掩饰体内就要崩溃的虚弱，这时他已无力顾及一切，我的母亲只能爬上阁楼看着我发呆。窗外，雨声忽远忽近，弄堂里的水终于翻越我家的门槛，电线受潮灯暗了，司马街漆黑如墨，只有鬼影般的水光闪闪烁烁，青石板的街面彻底沉没。

“阿毛在家吗？”深夜一束手电筒的光亮射进窗户，有人在屋外询问。母亲忙说他不在，屋外的人就没有再说话，随后是噼啪的水声响动，母亲忙跑到门边凑着门缝往外看，几条陌生的人影拐过了墙角。母亲推醒昏沉沉的父亲：“他们找上门来了。”

“他们是谁？”父亲反问母亲。母亲摇摇头，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来找阿毛绝非善事。父亲长叹一声：“由他去吧，真要有事这小子在劫难逃，是他的命数。”许多年后母亲边抹眼泪边对我回忆这些事时，我猛听到此，顿觉父亲凭着阅尽沧桑的智慧在临死前一语道破了1976年的主题：在劫难逃！连他自己也是供奉这轮回的祭品。

1976年，重重往事任人凭吊。

阿毛去哪里了？

找他的人每天夜晚都来敲门，却始终没有人闯入的意思，就站在屋檐下淋着雨问：“阿毛在家吗？”每次都是母亲回答说：“他不在”，那些人也不多问就趟着水走了。每次母亲都听出屋外纷沓的脚步里又多了一个人。随着人数的增加，问话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不耐烦，手电筒的亮光也更持久地晃动着朝屋里搜索，甚至直射阁楼的窗还越过了房梁，阁楼上那些天我一个人躺着，刺眼的亮光把我惊醒，我牢牢地抱住毯子生怕那光会像子弹穿透我的胸膛。栖息于树枝缝隙间的鸟群在电筒的光照下“扑扑”地乱飞，然而鸟的翅膀早被大雨淋湿，粘结住的羽毛无法展开，于是好几鸟刚腾空而起就栽下去，栽进积水后挣扎一阵便淹没了，无声无息，第二天鸟的尸体在门前悠闲地旋转。

见了死鸟母亲就情不自禁地伤感恶心想要呕吐，而父亲却叫我把它们捡起来拔光羽毛煮熟了当下酒菜，拔了毛的鸟是软绵绵的粉红色，我偷偷地想剥掉它的皮看看里面肉的颜色，却被母亲打了一巴掌。母亲说：“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狠心。”接着她哭了，我知道母亲在思念阿毛，还有那条狗。其实当我一个人躺在阁楼上的时候，这条哥哥养大的狗就在阿毛的床上趴着，阿毛的床靠窗，这条狗常朝窗外探头探脑嗷嗷地嚎叫。它长着一身金灿灿的毛，哥哥管它叫“阿黄”，“阿黄”的瞳仁里总像装着什么东西，那些天我看见的是我哥哥，我想我那时是从狗的眼神中猜出阿毛就躲藏在附近的。

母亲带我去疤子家，虽然我们清楚他不会在那儿，但毕竟从他嘴里知道了发生的一切，日后我还知道疤子巧妙地瞒过了这件事起因于他。疤子说你们应该去问米兰，“我想她会对你们说实话的。”母亲警觉地问米兰怎么了？疤子吞吞吐吐道：“他们去找过米兰，还把她家砸了。”

请别以为我的母亲会有所感动，她和父亲一样对这个叫米兰的姑娘深恶痛绝，认定是她使阿毛的生活动荡不安，最后又由她毁灭。米兰从前来过我家叫阿毛，父亲和母亲视她如怪物既慌张又痛恨，母亲背后说她像叫春的野猫。米兰抬腿跨进我家的屋门时，母亲企图阻挡阿毛向她走去，结果被阿毛轻轻的拨开。米兰像天真的小孩般似乎一点也没觉行我父母的冷淡和敌意，她还想去扶住我的母亲，我母亲充满懊丧地说：“你抢走了我儿子。”米兰奇怪地睁大眼睛：“阿姨，我最多只能做阿毛的姐姐呀。”听了这句话，母亲气极败坏，父亲恨不行随手把酒瓶砸过去，可他吃不准该砸自己儿子还是砸这个微笑着的女孩，所以愣在一旁手足无措。而多少年后我则忍俊不住，我说米兰是个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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