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组织

我一直期望总结出哲学、宗教、政治体制、企业体制的大一统框架。


哲学的本质就是理念，如何修炼自己如何管理组织、是什么导向的理念。


宗教是把一种理念转化为严格的组织、教义与规范。如佛教就有很完善的语录经典、戒律法规、辩论赛记录，并由此产生了明确的衣食住行、礼仪和行为的规范与规定。看看佛衣佛帽佛珠、素食、庙宇、佛像、佛号、上供上拜、早晚课。而且有严格的组织，如方丈主持戒律僧各种岗位，也有各个阶层，对收徒排位也颇有规则。


政治体制是国家治理的一套理念与方法框架。国家也是如宗教一样的非血缘松散组织，不过宗教更偏重精神（隐性）认同来组织（也有戒律惩罚），而国家更需要法家（显性）遵守而组织（也需要民族精神凝聚）。


企业也是一种非血缘松散组织，也需要法家遵守、精神凝聚。不过其组织规模比国家和宗教小的多。


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认同：“内圣外王”，意思就是：修自己（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齐家含家庭和家族，家庭指父母、兄弟、妻与子，家族就是亲戚乡亲（过去都有家族\族长\乡绅）。很多人连自己都修不好，庸庸碌碌一辈子，更别说荫庇与约束兄弟父母妻子。治国，国在过去（封地建国时代）就是城邦小国（上有天下天子），所以治国指的是治理一个城市。平天下才是最大的组织治理。从如今来看，宗教组织规模和天下国家组织规模相当，应该有一定并行思考打通意义。这也是历代不少皇帝依靠佛教宗教方式治国，在西方古代欧洲也有天主教基督教治国历史。


不过中国大多朝代是以儒家哲学治国。儒家发源春秋战国，当时城邦之间互相战斗，今天还是贵族文士武士明天就被降为奴隶平民。有人觉得事情关联太复杂了想不透也个人无能为力了，于是索性出世逍遥（有魏晋风格），这就成了老庄浪漫出世想象一派。有人觉得需要严格治理，于是有了法家、兵家。有人比较综合，如荀子、墨家。而孔子认为是人们自己良心大大坏了所以行为也随之坏了，所以要想治理就得先从人心上开始（这和企业改革先从人心文化开始是一样的）。


孔子作为入世现实派，认同知天命说法，就是我经历做，经历了做了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结果是否怎样那是天决定，也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孔子自己能做的就是先把统一的规范规则制定出来。但孔子没有创造，而是整理，他认为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周代已经有很好的规范规则，只不过现在的人经历了漫长岁月而扭曲了忘记了，所以要重新整理出来以符合现代。所以他重修《春秋》（春秋笔法以史鉴今）、《礼记》（品德文明）、《论语》（修身治国理念）、《易经》（哲学思想）、《乐经》（音乐陶冶情操），然后以统一的书本开私塾招生教育，并且说服城邦国君也接受这套治国理念：要治国先育人，要以统一的、正统的规范规则育人。


看中国，儒学规范规则体系被作为治国显性主流，而佛学规范规则则被作为民间宗教。而道学，由于自身讲究逍遥，所以一直未产生后续更落地的显性规范规则，因而渐渐被边缘化。儒学不信鬼神讲究宗族血脉承接名正言顺地位森严，颇受国家统治者欢迎。


看西方，一开始也是天主教上帝为大，后来基督教平等化，到后来新教更下降到修自己内心、个人自律，对组织要求组织管理更低（这也是美国讲究自由讲究个人专业性个人英雄的来源）。东方佛教也给平民施舍粥、看病，西方基督教更是在贵族和平民中间代表知识分子，平时给平民看病、评理（议员和陪审团的来由），大量教士掌握着医学、法律、绘画、诗歌、地理、历史、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工程建筑知识。中国王守仁的心学的思考和流行时期，也是西方新教教义的思考和流行时期。心学表面偏出世但理念本质属于入世，讲究以自然人的最自然想法来判断，这和新教的个人为主是一样思路。而朱熹的格物致理讲究把事物寻找特征归类、对比共性差异、总结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保守\规则缺乏想象不能适应新事物的思考导向，这和西方天主教的种种禁锢教条一样。可想欧亚大陆东西方虽然缺乏显性的充分的沟通，但思想发展是同步的，也是趋同的。


西方宗教理念规范规则衍生出了西方政治体制（协会工会商会、议员与选举、陪审团与独立大法官），东方儒学理念规范规则衍生出了东方政治体制（地位森严与集权传承）。


中国通过科举制度把儒学理念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科举制度把民间精英吸收到政治组织中，这样哲学与政治机制就走到了一起。但中国有个特殊之处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儒表法里”，意思就是表面非常宣扬修身仁义，但实际行动却喜欢制定典章制度来治理组织。但很遗憾的是，我仍然对“儒表法里”表示怀疑，遍看历史也无仁义只见地位森严，中国人在人类发展文明典章制度建设方面也并无成就，我们在法的研究、法的制定、法的执行方面并无良好建树，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秦法汉夯实、隋法唐夯实、明法清夯实。我们现代许多法都需要从西方借鉴。我们自古农垦乡村，大规模纺织与陶瓷制造业也是乡村集群制造（类似温州各镇），所以现代农业工业商业的企业管理方法也都需要从西方借鉴。我们本质上似乎儒、法全没起过明显作用。


作为中国企业组织，一个比中国佛教组织中国国家组织小的组织，都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适合于什么样的治理理念、从理念转换到机制、从机制转换到制度流程，这才是我最最关注的重心。现代商业腐败横行官商勾结污染黑心食品竞争无底线，又有人提道德沦丧，似乎北京官方也在“儒表法里”重提道德建设，在民间\商界也有大量所谓“大师”在提所谓的“国学”。作为个人专业素质与能力不足、组织素质和能力更不足的中国企业组织，西方的企业组织治理理念\机制\制度流程对于我们组织执行来说成本更高更重型。中国人中国企业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适合方式呢？


想想我们三十年改革，农业是个人一承包就激活，工业也是民营一承包就激活，民营最活跃的江浙也大多以乡镇集群产供销一条龙为主。似乎我们一直在个人、亲戚同乡同学、集群这样的松散虚拟组织中适合存活，和我们自古的小农经济不无联系。从一到无穷大，从个体到企业组织到国家组织到宗教组织，我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再看东方佛教，也是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的矛盾体。小乘佛法讲究深刻修自身，大乘佛法偏重薄薄普及众人、从众生中再寻找有缘人，这就统一了个体和众体。


想想西方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制度走到如今，从集团化走向全球化再走向产业链化，也都渐渐成为品牌、标准、产业链的领导者与整合者。想想西方现代政治组织，也都渐渐走向松散联盟（世界被N个G8\G20\APEC\东盟\欧盟所包围）。想想西方宗教越来越讲究个体自修。


松散虚拟组织，是共性。面对这样的组织形态，精神组织（隐性）、法家组织（显性），似乎也找到了方向，东西方在精神在法制两面似乎也都统一了。接下来就如孔子一样，需要整理规范，而非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