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孔子

论语孔子
2009年12月12日
　　一、“礼坏乐崩”与儒的起源
　　用孔子的话来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生活在春秋中晚期，当时，在夏、商、周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礼制已经丧失了。先朝礼制的衰落可以归结为其价值基石的毁灭，这个价值基石就是以“天”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的动摇。殷周时代的宗教信仰可以说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天”或者“帝”是一全能的人格神，天子则是受天之“大令”而实行其统治的，礼可以说就是源于宗教祭祀活动。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而西周末年的混乱局面也同时使人们对于宗教观念中的理想社会的价值系统产生怀疑。这样，礼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初步毁灭，故而人们对礼制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态度，这就形成了所谓“礼坏乐崩”的局面。举一个例子，孔子的学生宰我就曾向孔子质问“三年之丧”的必要性，他是从社会的、功利的层面来怀疑此礼的必要性的。如果要对类似问题作出解答，要么对此作全面的否定，如老子，要么须对礼所本的宗教的价值基础作一个新的阐述，如墨子对宗教所作的新的解说。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对礼的价值基础进行重建。
　　关于“儒”、“儒者”、“儒家”发生学意义上的根源，学者们作过许多有意义、也很有趣的猜测。始作俑者为刘歆，“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按这种说法，儒可追溯到传说中的商的祖先契，他被尧任命为司徒，掌管人伦。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有类似猜测，以儒出于诸侯“保氏”之官，保氏之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周礼??地官??保氏》）。这样一些推测都把学派的发生与王官联系起来，有其道理。文化的发生，总是首先掌握在当时社会中少数特权阶层的手里，以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并逐渐有意无意地积累、遗留下一些典籍、制度。还有一种推测，认为儒者出于从事这样的职业的一个阶层的人，就是为别人进行丧、祭礼时掌管仪式的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举办婚礼或丧礼时主管仪式的人，这种人在当时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持这种观点中的有些人认为，随着西周末年的混乱，在贵族阶层中的礼仪制度已经失传，而这一部分人则因世代相传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尚懂得这套礼仪的人，这就构成了后来的“儒者”、“儒士”。这个看法也有它的道理，在孔子时的确有一儒者群体，而孔子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不过，对于由孔子始的“儒家”，孔子有他自己的界定，我们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就是有担荷人文精神的使命感的高尚人格的人，这种“人文精神”就是孔子所谓“道”，当然，其中有孔子所规定的特定内涵。
　　二、“斯文”之道－－儒家人文精神的初步内涵
　　前面，我们提到过殷周时代以“天”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的一个内容，就是天子受天之“大令”（即大命）而统治天下，这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命观的一个重要含义。可是在孔子这里，已经剥夺了天子受命的特权。我们读《论语》时，时刻都能感受到孔子的“天命在我”的一种自信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围困于匡这个地方，生命受到威胁，当时孔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说，周文王死后，“斯文”不再。若天欲丧“斯文”，就是说孔子我死了，那么后来之人就不能享有“斯文”之制；若天不欲丧“斯文”，匡人是不能把我怎样的。文王是周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孔子自承受天命而担荷“斯文”。这里，天命的内容与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天命的内容不再是有天下，而是行“斯文”之道，孔子有时又用“道之将行……”来表述它；天命的意义也不再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天发布命令，而是儒者的神圣的使命感。所谓“斯文”之道，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礼”，包括先朝遗留下来的礼乐、典籍、制度等等。孔子一生都在为行此道而努力奔忙，推行此道的手段不外乎作官、从事教育、整理古籍等，这也是孔子终其一生所忙碌的事情。
　　作官，无疑是恢复先朝礼制的最直接的手段。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孔子所要恢复、所要推行的礼制作一个初步的考察，首要问题是孔子对先朝礼制是否仅仅在作一个沿袭。其实，孔子对礼的内在精神实质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这一点，在下面我们要详细地谈，这里，我们仅就孔子对礼的形式上的一些看法作一点说明。孔子汲汲以求作官的行为为门人所不解，孔子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果有任用我的，我会使之成为“东周”。所谓东周，就是新的周朝，这也是孔子之“革命”、之“新命”。如此说来，孔子之历史观起码是向前看的。孔子对于已经失去的夏、商、周的的礼制的态度，恰如其面临大河东流，慨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的心情，正是时不我与、催人奋发进取的积极态度。因此，当孔子在谈到夏商礼制之不可考究时，只是非常冷静地说“文献不足”。而在推行周礼时，孔子也提到了夏商周礼制沿革中的“损益”问题，认为是理当如此。所以孔子在礼具体实施时遇到于民俗于人情不便的情况时，宁愿从俗。究其实，孔子所要恢复的只是合理的社会秩序，而先朝礼制只是一种现成的、方便的手段。所以他对礼的“损益”问题不是那样刻板，当然礼之“损益”有一个标准，就是对礼的内在精神本质的看法，我们下面再详说。恢复社会秩序也表现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对孔子这种态度，当时的隐者之流大加嘲讽，孔子很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难－－“鸟兽不可以同群”，这充分表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
　　承担“斯文”之道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事教育。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教师，孔子以前，受教育是特权阶级的特权，至孔子时文化教育流落至民间，在此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特权阶级的教育特权的剥夺者。旧时识字课本《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二士”，这恐怕是对于孔子最简易直截的、同时比较符合事实的赞美了吧。说的是孔子广收门徒，“三千”虽有溢美之嫌，但的确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即“有教无类”。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修”即腊肉干，一束腊肉干是当时挚见老师的一种礼物。孔子对那些愿行“束修”之礼的，从不拒之门外。学生到他这里来，首要目的也许就是来学习怎样谋生，而谋生的一个最好出路就是去作官。而上面我们也提到了孔子终生汲汲求官的态度，这里有个原则，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要担荷“斯文”，积极地去恢复一有序的社会；另一方面是人有一个起码的道德准则，作官不能违背了这个准则，这就是怎样作人。孔子教育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去作官与作人。作人，我们下面还要谈。说起作官，得谈谈孔子的态度。上文我们提到孔子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孔子学生中也的确有些出身非常低微的，如农民等，但孔子教育他们并非是要他们再回去从事耕稼。孔子有一个学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孔子非常生气，冷淡地告诉他，“吾不如老农”、“不如老圃”。这也表现了孔子鄙视劳动的一面，不过，若非如此，孔子所开创的学派也不是儒家学派，而是别的什么了。当时也确实有从事劳动的学派，如以墨子为领袖的墨者集团，事手工，后来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事耕稼。
　　孔子教育学生所依据的教材主要是先朝的遗留下来的典籍。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所谓《六经》，是后世儒者对儒家所尊奉的六部典籍的合称，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未存。有一种说法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这点我们可以不必深究，非常明显，孔子以前，《诗》、《书》、《易经》已经存在。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序《书》传”、删《诗经》、“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以为“《礼记》自孔氏”（以上均见《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说法不知所据为何，现在看来，都很难成立。不过，史迁起码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孔子与六经有很大的关系，如其所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同上）。据《论语》载，孔子经常与学生探讨《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发挥其含义，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教授礼乐不知有没有教科书，如有，为何，也不可知。司马迁说孔子晚年而好易，《论语》中也提到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与《六经》，确实可见的资料，大概如此。
　　以上是孔子绍述、担荷“斯文”之道的历史使命感的一点事实说明。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论语－述而》）。从上面的论述看来，孔子也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肯定了对先朝礼乐制度之“损益”，但此“作”的层面是微乎其微的，作官也好，教育、整理典籍也好，“述”的成分还是多了一些。所谓“斯文”，只是孔子自认为所承担的“道”最朴素、直接的意义，孔子之“作”，则在于他对“斯文”之道的内在精神本质的看法，就是孔子之“仁”说。
　　三、“仁”之道－－儒家人文精神的深层内涵
　　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宰我向孔子提出质疑，认为“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会荒废许多事情，譬如礼乐。孔子反问，“不服三年之丧，你心安吗？”宰我以为，“心安。”孔子没说什么，“心安，你就那么做吧。”可见，孔子始终不把礼乐作为对人的外在制限，其目的指向就是“人”，只要你“心安”，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可以强制你遵从于“礼”，用一句成语，即所谓“心安理得”。那么，礼乐制度之普泛性又怎么得到呢？接着上面的故事讲，宰予走了以后，孔子非常痛心，叹道，“宰予不仁啊。小孩子生下三年以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宰予你也有对父母的三年之爱吗？”（《论语??阳货》）
　　“安”也好，“三年之爱”也好，这都是把人的内在情感作为礼的依据，进一步说，就是礼的精神实质。孔子认为这种情感具有普泛性，即“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在此意义上说的。他在谈论礼的时候，总是以这种内在的精神本质为标准。如他在谈到丧礼的时候说，与其把丧礼办得很体面，还不如表现人们之哀思的好－－“丧，与其易也，宁戚”（同上）。在谈到祭礼的时候说，要么就不举行祭祀，如祭祀的化，祭祀先祖或神就要象他们似乎正在享受那样－－“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同上）。顺便说一下，孔子对鬼神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不过却强调祭祀中的人们的一种虔诚态度，礼的仪式正是要净化人们的情感、净化人们的心灵，这也是一种情感教育吧，如他的学生曾子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仁”最原初、最本真的意义也是这样一种情感，即“爱人”，最直接的表现即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 如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的，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同上）如此，推衍到各种人伦关系。这里，有一个原则，即“忠恕”。所谓“忠”，即“君子成人之美”，“人之美”与己之美是相通的；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与“己所不欲”也是相通的。由孝悌而忠恕，孔子说明了人的两种群体属性，由家庭群体到社会群体，个体人格的实现，始终被限制在这样一重重的人伦关系中。
　　因为仁的原初意义就是人们的内在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道德行为完全源出于个人的情感、意志，是人的情感、意志可以自发而成就的。这是孔子说“仁”的最初含义。但孔子更强调的是对“仁”德的自觉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每个人随时都能够自觉地按照“仁”的指示去作。要想达到仁的完全自觉，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学习，如此，孔子引入“智”的问题。“智”与其说是人的某种聪明、智慧，不如说就是道德之自觉，其内容就是“知人”、“知礼”，这是实现完全的道德自我人格的必要手段。所以说“不智，焉得仁”，通过“智”，人的情感意志转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人格、德性，而人的道德行为也变成完全自觉、自律的，此方为仁德的最终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把“仁”说成最高的道德标准。他在评价其最喜欢的学生颜回的时候，他也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
　　仁德源于人的情感、意志，其最终实现后，所带给人的也是情感意志上的满足，这就是后世儒者所谓的“孔颜乐处”。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约”即穷困，处穷困而常乐，唯仁者能之，故“仁者不忧”。孔子自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粗茶淡饭，以手臂为枕而眠，犹快乐如斯，这就是实现道德自我之快乐。孔子自述七十岁时其人生进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道德规范，此把柄完全在“我”的手中，故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违背于道德规范，这是实现道德自我所达成的自由。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这样谈论他的老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文”，孔子在谈论“道”的时候，多是在“斯文”的意义上谈论的，譬如其所谓“道之将行……”、“道之未行……”、“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等等，“道”的内涵都是如此。道的深层内涵则在于“仁”，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孔子没有直接说“仁”就是人的内在本性，但他的确把“仁”看作比生命存在更根本的东西，“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孔子也没有直接从超越的“天道”层面讲人性，“性与天道”，是后来儒者沿着孔子的“仁”道的进路说下去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的意义，他所规定的儒学的人文精神之方向，一方面，要有担荷“斯文”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落实此道在于道德人格－－“仁”德的自我完成。这就是儒学人文精神的内在本质，后世儒者就是在此精神方向的指引下前行。用张载的话说，此人文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b][b]孔子小传[/b]
　　[b][b]本站特约撰稿人 散殊 [/b]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逐渐衰落而迁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年少时作过许多卑贱的工作：“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语）。据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就以学为志，学习的内容自然非常广泛，但首先不能离开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到三十岁时，所学已颇有成就。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五十岁左右，孔子逐渐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担任要职，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其间，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后来，因不满于鲁君接受齐人馈赠的女乐而愤然出走，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地方，非但未受到各诸侯国当权者的欢迎，且时常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畏于匡、困于陈蔡，形容狼狈。年近七十，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就带着遗憾死去了。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画像上看来，孔子始终是一幅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样子，这里自然有许多理想化的儒家至圣先师的成分，至于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孔子应该有其威武的一面。他的学生颜回称其“威而不猛”，且孔子身材魁伟，当时被称为“长人”。关于孔子的形象，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致如此。从《论语》和《史记》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孔子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有这样一些故事，足以展示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孔子之喜: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行摄相事，面露喜色，门人责问:“君子祸至不喜，福至不忧”，孔子称是，对自己的态度如此解释:“我喜而笑，使下人也觉得尊贵，这样不好吗？”
　　孔子之笑:孔子周游列国，形色匆匆，流落至郑，郑人谓子贡孔子的神色“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告之，孔子朗然而笑:“说我象丧家之狗，是这样，是这样！”
　　孔子之哭:孔子强调“哀而不伤”。颜回死，孔子哀哭而至于恸，门人开导，孔子曰：“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而恸哭，又能为谁哀伤而恸哭呢？”
　　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也许这些故事是这句话的很好的注脚。起码，我们在这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圣人面对我们普通所经常面临的情感波动时是怎样一种态度，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时是怎样一种想法。
　　孔子对于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有深切的感受，他自认为“斯文（即先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终在为恢复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奋斗，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为“述而不作”－－只是在绍述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其实并非如此，在绍述的同时，他为旧的礼乐制度找到了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种情感，即“爱人”，首先从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出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谓“忠恕之道”，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孔子对于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现了仁，也就实现了完满的自我人生。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对后世儒学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尊之为鼻祖。同时，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据《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比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他招收的学生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教育的内容首先是怎样作一个正当的“人”，教授的方式多是启发式的，鼓励学生谈论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也许多少能为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提供一些理由吧。
　　孔子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论语》一书，是我们今天认识孔子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另外，《史记》中有《孔子世家》，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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