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成功依赖体制改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非凡的增长成就。尽管经济增长这点本身没有争议，但是中国持续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就不那么清楚了。中国学者持有的共同观点是，国家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投资、出口和庞大的低价劳动力群体。这些方法到目前为止依然有效，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最近从中所得越来越少。国家的出口增长正迅速减速，而中国已有的投资额相当于国家GDP的一半—这大概是和平年代所有国家全部历史的最高水平。

 

中国刚完成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对新领导人来说，需要放在日程表重要位置上的任务是改变国家的策略，让发展减少浪费能源，需要更少的投资，不再那么依赖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以获得竞争优势。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领袖们是如何审议政策的，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力阶层是否对此进行了政治讨论。我们知道的是，改变过去30年告诉发展的模式充满了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政治的复杂性，但是这样的改变很重要。

 

人均GDP为5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国家的经济驱动因子完全不同。人均GDP为500美元的国家（比如1994年的中国）可以复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并将之用于自己的经济。而国家政治系统的优秀特征，比如法治、知识产权、劳工权和民主，并不是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些东西反而可能成为障碍，因为在人均GDP如此低水平的阶段，这些西方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而不是促进增长。

 

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增长方法也要改变。创新、技术、生产效率的改进，以及本国的企业家创新者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不重视科学和技术。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是受过训练的工程师，而且中国不缺技术统治论的观点和专门的技术。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很大。今年，中国很可能会把自己庞大经济的2%投入到研发当中，这个水平只有几个相当富裕的国家可以达到，但是是否可以借此获得成功仍不清楚。我在MIT的同事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有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这些大量的技术投资产生的影响比预期要小得多。

 

一个原因是，这些投资的环境是“政府共和国”而不是“科学共和国”。中国的大学被教育部牢牢控制。和美国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校长和系主任有极大的权利。中国的教授好像公司的雇员，这和非常独立的西方国家教授相反。研究项目经常由上而下地进行指挥，而不是由教授和研究人员发起。要想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中分享数据十分困难，而且，传播研究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政治政策的结果（比如流行病学的发现）经常要为“维稳”的政治需要让路。

 

中国的领导人想要国家的经济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增长，这不仅值得称赞，而且非常必要。中国今天的增长处于危险的不平衡状态，环境的代价是一个天文数字，政府的花费极端巨大。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付出政治代价，因为中国的工人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并要求从经济蛋糕中分到更大的一块。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说，欧洲和美国巨大的出口市场这条中国现成的经济出路也在萎缩。

 

但是，技术驱动的增长模式并非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简单延伸，加上大量的研发工作。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很大，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增长的性质。这是因为，技术对增长的驱动力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它要求一个在规则上运行的系统，IP保护，思考的自由，挑战权威的自由，以及一个权利和涉及范围都被限制的政府。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5000美元，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为制度转变做准备。这需要眼光和政治勇气来承认中国目前增长模式的不足，为新的方法奠定基础。这需要政治改革，而不是对现有系统进行简单地微调。中国的新领导集体能否把国家带到这个方向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