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孺子牛两篇文章读者质疑的答复［最新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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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孺子牛关于《闲话<古今图书集成》一文的答复： 　　1908年1月21日，唐文治、罗惇曧的奏折我没有看到过，如读者有此资料，希望提供一阅。如是他们两人的建议，当然此事与盛宣怀无关，只能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盛宣怀经办的。我知道1908年1月担任邮传部尚书的是陈壁，左侍郎是吴郁生。盛宣怀是1911年1月担任邮传部尚书的。如果是罗惇曧提出的建议，是顺理成章的，他1908年1月担任我校校长，为学校申请一套书是他分内的事，唐文治1907年10月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干了14年，他们俩一起请示政府，要求赠书，获得批准，只能说，后来在长官的意志下，此书被平调的华东师范大学，吃了哑巴亏。我们交大占了便宜。 　　 二、本主编关于《中国交通大学的成立和撤销》一文的答复： 　　1、此文介绍了唐振绪院长制订的《中国交通大学规划草案》，但文中并未认定当时中央军委铁道部是采纳唐的建议而后下达组建中国交通大学的指令，作者本人对此在时间节点上也有存疑，见引文： 　　“……唐振绪院长回到唐山的时间是6月27日，中央军委铁道部下发文件的时间是7月8日，中间仅间隔11天。如果在事前，中央军委铁道部对成立“中国交通大学”这个问题没有过任何设想，只是在看到唐振绪院长制订的中国交通大学规划草案后，才考虑实施这个规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程序是不大可能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军代表顾稀在向唐振绪院长提出制订复校方案时，已经明确了铁道部组建“中国交通大学”的想法。……” 　　由此，本主编认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签发的人字第333号令的形成是否有茅以升、金士宣以至唐振绪等人的意见影响，有待中国铁道教育史的进一步考证完善。 　　2、关于中国交通大学组织机构表及负责人来源于张惠生《中国交通大学校部简况》北方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校史资料选辑》第6期，当时到底是称为教务处还是教育处，是张惠生对还是刘毅对，作者也无法仅凭二人的回忆来判定，最好能有当年的任命书佐证。 　　3、在中国交通大学校名下我校培养出的毕业生成为院士的人中，曹建猷院士不属此列。 【最新更正】作者孺子牛的郑重更正：“我查了成立中国交通大学的文件，当时任命顾稀是教育处长，不是教务处长。刘毅的记忆是对的，张惠生有笔误。　　　　　　——　2013-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