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学复

最近两年的课上知道了很多数学家的名字，听到的只言片语已经足以让我神往，今日偶然在一本书的附录中看到了对于段学复先生的访谈，摘录一些。
摘自《中国近代代数史简编》附录 12 ，几度沧桑两鬓斑，桃李天下慰心田 -- 段学复教授访谈录

生于1914年7月29日。十岁以前只在家里读书，由父亲教我，先认方块字，后又读一些经史文集，属中国传统的教育。在这段时间学会了写对联和诗词的一些文字技巧，后来偶尔还试试笔。父亲是个典型的文人，对教书有特殊的感情，从小就接受了他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思想影响。十岁时在堂兄的指导下，学完了初小算术。

1929年秋，考入北师大附中的理科班。当时师大附中教学质量非常好，教材先进，跟国际上比也不逊色。对学生要求极严格，除必修课外，还开设选修课。对数学产生兴趣，得力于傅种孙先生的影响。高中时还选修了一年的“微积分初步”。师大附中的选修课制度使我受益匪浅。除“微积分初步”外，还选修了两年德文（英文是必修的外语），培养了学习外语的能力，为进一步阅读和写作打下了较好基础，使我终身受益。报考清华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除爱好数学外，还因为身体不太好，我意识到自己动手能力较差，学数学动笔动脑子可能更适合我。

1932年9月，刚满18岁，入清华算学系。当时系里有四位教授：郑桐荪，熊庆来，孙光远和杨武之。1933年又聘请了赵访熊和曾远荣等先生来校执教。1936年7月毕业。

熊先生讲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从容不迫，井井有序，对问题讲得很细很透，法国过去的教学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我记得他上复变函数论课时，为讲清问题，常要拖堂。那时复变函数论课是每周三次各一个小时，实际每次都从上午11点讲到下午1点。下课后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只能到当时学校东门外的倪家小铺去吃饭。考试时熊先生也不在乎时间。一次期中考试，从晚间7点开始，直到10点半光景我们都做完后，他才收卷，从不催促我们交卷。熊先生为使我们真正学懂数学，鼓励我们多做题目，训练基本技能。

杨武之先生是留美博士，讲课非常仔细而清晰，每堂课讲新内容前先简要复述已讲过的有关内容；讲课中不时提问，虽然所提问题不难，但要求答者概念十分清楚，促使我们听课时不能走神。我听杨先生的课比较多，有高等代数、近世代数、群论、数论等，对我后来主要从事代数学研究起了重要影响。

赵先生1933年秋由美国回来，25岁，担任了高等分析、高等几何两门全年课程。第二年又开设了微分几何、非欧几何两门学期课，真是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他讲课用英语，简明扼要，既有高深的理论，又风趣引人。

清华的教学很严格，使我受益匪浅。首先是外语方面的训练，我念了三门外语课，英语、德语是必修，第三外语法语是选修课。老师对听说读写要求都很严，使我受到很好的训练。在我毕业前夕为写论文选读综合报告时已开始发挥作用，对后来的科研更是很有好处。

清华那时要求理科学生学一门社会科学，从经济学概论、政治学概论和社会学概论中选，我选了经济学概论。算学习还规定要在逻辑、哲学概论中选修一门，我选了逻辑，由张申府（崧年）先生讲大课。经济学概论和逻辑都有牵涉到数学的内容，我当时学得颇有兴趣，眼界也大大开阔了。

1932年9月中旬，作为新生我到系主任办公室报到时见到了一位年轻人，后来知道他就是华罗庚先生。到二年级时我和他就相当熟了。他与他中文系的同乡王时凤同学，经常在楼下叫我一起去吃晚饭。饭后散步到清华西门里，然后转回到清华正门，再到科学馆才各自回宿舍。散步中间主要谈论数学，这种谈话对我在数学方面的影响实在很大。散步中华先生也谈起时局和学生运动，当时日本侵略东北，华先生的爱国思想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华先生当时给我的总印象就是天才加勤奋。我进清华时，他已有了长女和长子。学期中间他住在清华单身宿舍里，只在寒暑假回金坛住上些天。他当时一心攻读数学，加上年纪轻，身体好，每天钻研数学总有十几个小时。华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在清华这段时间里也主要是自学，不过清华给他提供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也起了很大作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记得我跟郑曾同、林家翘、谢毓章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每人用12个装煤油桶的空木箱搭成床铺和小书桌，就算有了床和工作、看书、备课的地方了。华先生主持有限群论讨论班，参加者（我、孙本旺、樊畿、徐贤修等人）轮流做报告。华先生要求严格，不管谁没讲清楚都不放过。有一次我讲伯恩赛德（W.Burnside）的一个定理，有个地方报告之前没弄清楚，自然课堂上也通不过。华先生当时没多讲什么，只是说下次再讲吧。我回去后仔细弄通了这个定理，再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他非常高兴。

1939年上半年，参加第8届英庚款留学选拔考试，是第一批公费去加拿大留学的中国人之一。多伦多大学，师从R.布饶尔（R.Brauer），从事有限群的模表示论研究。

抗战胜利，我十分高兴，并准备回国。在我们那一辈留学生看来，学成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会为是否回国产生什么思想斗争。当时“进出自由”，不仅学术资料交流很方便，而且清华还规定：教授服务7年可以出国休假一年，或进修或进行研究。我并不觉得回国会对自己的前途和学术发展构成什么障碍。

我是在1947年担任代理系主任的。这纯属偶然，实乃历史之巧合。在国外留学期间，每与中国同学论及回国后的工作，我都认为自己只适应于做一个教授，绝不会干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当时曾给自己提了一副对联：代代代主任，新新新南院。“代代代主任”是指当时代理系主任的情况。本来清华数学系系主任是杨武之教授，抗战胜利后清华迁回北京，他因病滞留昆明。学校与是找了几位先后代理系主任。我刚回清华时正值赵访熊教授代系主任。1947年赵先生出国，才由我代赵先生。下联是指我当时在清华的住宅的位置。清华的赵南院被称为“旧南院”，新林院成为“南院”，新林院南边是普吉院，我家住在普吉院南边的胜困院。这几个院一字排开，因此我戏称自家住宅是“新新新南院”。1948年12月13日，清华园先于北平城解放。1949年3月，被学校正式任命为系主任。

1949年至1952年，在全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数学系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各方面骨干的优秀人才。如在代数学及相关领域就有万哲先、丁石孙、曾肯成、裘光明、王萼芳等。

1952年，国家对高等院校做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组建起新的北京大学--文理科综合大学和新的清华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系主任。当我的老师周培源教授正式通知我这一任命时，除了想到力学方面的工作可得到周培源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的思想和责任感，不容我对组织的安排推辞。所以我只对周先生说，感谢组织和周老师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就此应允下来。

在1952年以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较为正常的时期，除了较严格地按照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曾在高年级设“专门化”，举办有关课题的讨论班，在“专门化”课程中让学生适当接触数学前沿工作，进而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做效果比较好。当然，能开设“专门化”，跟学制不止四年有关，如有时是五年，56、57、58三届大学生学制还曾改为六年。这样就有了时间保证，使学生能深入钻研一些数学问题，这些学生中的优良生，水平已与研究生相近。

我总是认为，必须打破干部终身制，事业才能不断前进。1981年上半年，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见到了推举丁石孙同志为新系主任的可能：一是打破终身制正取得大家的共识，二是丁石孙在数学系工作多年，他的成绩在更方面都获得了认可。卸任之后，感慨万千。当时做了一首诗，可反映那时的心情：三十四年系主任，几度沧桑两鬓斑。举贤辞位奋余生，桃李天下慰心田。

从20世纪50年代初，曾数次发作严重的胃肠溃疡病，1959年夏就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从1959年到现在，30多年了，我始终保持乐观，不认为癌症就是绝症，我自己总结了对待疾病的几句话：开阔胸怀，适度运动，战略藐视，战术重视，综合治疗，促进健康，老有所为，为祖国再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