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上书】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待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此处仅举一例。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
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伪反对派】
康在《我史》里还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结果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