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市场机制为下层群体提供的机会以及“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下层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突出表现在，在农村改革中，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在1978-198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元。在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当时甚至出现所谓“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边缘性就业状态的人们，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可以说，在1980年代上半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中的受损者几乎不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相对剥夺开始显现。但市场化改革为下层群体带来的机会是短暂的。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改革的潜力实际上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在1990年代前中期，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一度有所提高，在1992-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3.99 元增加到1926.07元，平均每年增长25.1％。尽管这一阶段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阶段，但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在城市，由于受制于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国企的低效率，1980年代下半期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快。由于国企长期亏损，到1994年时，全国就已经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不能足额领到工资。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构成了城市从业人员的主要部分，他们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整个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较低速度。
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198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共同富裕”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中受损者开始浮现，但这种受损（主要是农民）基本是表现在相对的意义上。从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市场经济开始活跃，部分个体工商户、早期的私营企业主和1990年代初期的下海人员（原来主要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和财富增加迅速，贫富差距也就从此开始拉大。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19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 年达到0.38，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
重塑利益格局。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城市中这时期出现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人口；地方和基层财政恶化；农民收入增加进一步放缓；而人们所关注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始于这一时期。
学者们经常谈论一个问题：在过去20多年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水平。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种背离更突出地发生在1990年代之后。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20世纪19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的差距不到2个百分点。但在 1990年代，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将近5个百分点。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贫困人口。1990年该人口是130万，而1995达到1910万；二是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世界银行最新一份报告指出，通过对中国84000居民的调查，发现中国入世三年来农村家庭的整体平均收入减少了0.7个百分点，部分赤贫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急跌6个百分点。
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断蚕食初级劳动力市场（初级市场由城市劳动力构成，次级劳动力市场由农民工构成）。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国企就业人员主要由初级市场的劳动力构成，工资相对较高，社会福利相对较好，这些人甚至被称之为城市贵族或拟中产阶层。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7年到2002年，国企就业人数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两者相加大约减少有6000万。取代这些就业人员的，就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而他们工资低福利差。一部分失业下岗者，也流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这样就从总体上降低了工业和服务业中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但影响19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格局的，还不止这个因素。近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掠夺经济的概念来分析我国利益格局的变化。实际上，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掠夺”已经开始成为形塑今天中国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 亿的利润，反过来说，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一种更明显的掠夺，据有关方面的资料，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而实际有2个百分点的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
隐性剥夺与贫困加深。对于社会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不仅要看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变化，更要看他们支出负担的变化。几项与人们生活相关程度最大的改革，都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进行的，这几项改革对这个群体的影响至为重大。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截至2003年６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1998年初的11203万人增加到15077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从 7961万人增加到10080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４年多的时间里达到10094万人。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缩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社会保障，其中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灵活就业者”。
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在医疗方面，目前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有的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
在教育方面，有人曾进行过粗略计算，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现在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7年的纯收入。
住房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应当说，1990年代末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事实上使得一部分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甚至包括后来的失业下岗者）成为了“有产者”，这个因素对于确保这批人的生活底线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个改革的过程也存在相当不公平因素，但近几年中扶摇直上的房价，对于无房者、住房条件极差者以及不得不买房的拆迁户来说，却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距离住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即使勉强买了房子，也要承受极重的经济负担。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因病致贫”、“因教致贫”以及“因房致贫”的现象。
防止从贫困到底层社会的演变。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其结果之一，就是阶层之间门槛的加高以及社会排斥的出现。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要防止在过去20多年中因利益调整形成的贫困阶层由于社会排斥而演变为一个底层社会。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种种很容易使贫困结构化的因素。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这两个因素，这也可以分别看作为社会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因素的结合，不仅造成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也使得一些人开始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此外的一个因素就是教育。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还有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许多城市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很容易出现结构化的趋势。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一样，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市场机制为下层群体提供的机会以及“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败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下层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突出表现在，在农村改革中，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在1978-1985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97.6元。在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当时甚至出现所谓“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边缘性就业状态的人们，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可以说，在1980年代上半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中的受损者几乎不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相对剥夺开始显现。但市场化改革为下层群体带来的机会是短暂的。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改革的潜力实际上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在1990年代前中期，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一度有所提高，在1992-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3.99 元增加到1926.07元，平均每年增长25.1％。尽管这一阶段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阶段，但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在城市，由于受制于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国企的低效率，1980年代下半期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快。由于国企长期亏损，到1994年时，全国就已经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不能足额领到工资。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构成了城市从业人员的主要部分，他们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整个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较低速度。
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1980年代前半期出现的“共同富裕”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中受损者开始浮现，但这种受损（主要是农民）基本是表现在相对的意义上。从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市场经济开始活跃，部分个体工商户、早期的私营企业主和1990年代初期的下海人员（原来主要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入和财富增加迅速，贫富差距也就从此开始拉大。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19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 年达到0.38，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
重塑利益格局。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城市中这时期出现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人口；地方和基层财政恶化；农民收入增加进一步放缓；而人们所关注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始于这一时期。
学者们经常谈论一个问题：在过去20多年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长水平。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种背离更突出地发生在1990年代之后。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20世纪19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的差距不到2个百分点。但在 1990年代，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将近5个百分点。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贫困人口。1990年该人口是130万，而1995达到1910万；二是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世界银行最新一份报告指出，通过对中国84000居民的调查，发现中国入世三年来农村家庭的整体平均收入减少了0.7个百分点，部分赤贫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急跌6个百分点。
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断蚕食初级劳动力市场（初级市场由城市劳动力构成，次级劳动力市场由农民工构成）。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国企就业人员主要由初级市场的劳动力构成，工资相对较高，社会福利相对较好，这些人甚至被称之为城市贵族或拟中产阶层。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7年到2002年，国企就业人数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两者相加大约减少有6000万。取代这些就业人员的，就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而他们工资低福利差。一部分失业下岗者，也流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这样就从总体上降低了工业和服务业中从业者的收入水平。
但影响19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格局的，还不止这个因素。近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掠夺经济的概念来分析我国利益格局的变化。实际上，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掠夺”已经开始成为形塑今天中国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 亿的利润，反过来说，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一种更明显的掠夺，据有关方面的资料，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而实际有2个百分点的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
隐性剥夺与贫困加深。对于社会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不仅要看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变化，更要看他们支出负担的变化。几项与人们生活相关程度最大的改革，都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进行的，这几项改革对这个群体的影响至为重大。
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截至2003年６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1998年初的11203万人增加到15077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从 7961万人增加到10080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４年多的时间里达到10094万人。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缩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社会保障，其中主要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灵活就业者”。
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在医疗方面，目前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有的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
在教育方面，有人曾进行过粗略计算，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现在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7年的纯收入。
住房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应当说，1990年代末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事实上使得一部分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甚至包括后来的失业下岗者）成为了“有产者”，这个因素对于确保这批人的生活底线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个改革的过程也存在相当不公平因素，但近几年中扶摇直上的房价，对于无房者、住房条件极差者以及不得不买房的拆迁户来说，却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距离住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即使勉强买了房子，也要承受极重的经济负担。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因病致贫”、“因教致贫”以及“因房致贫”的现象。
防止从贫困到底层社会的演变。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其结果之一，就是阶层之间门槛的加高以及社会排斥的出现。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要防止在过去20多年中因利益调整形成的贫困阶层由于社会排斥而演变为一个底层社会。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种种很容易使贫困结构化的因素。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户籍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这两个因素，这也可以分别看作为社会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因素的结合，不仅造成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也使得一些人开始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此外的一个因素就是教育。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还有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许多城市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很容易出现结构化的趋势。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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