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勇敢,中国人最先会想到谁?一般来说,总是那些不畏死亡的人物最先涌进我们的脑海。就我而言，我最先想到的是项羽、关羽。这两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因为关于他们的传说和戏剧实在太多了，但凡讲到楚汉、三国就避不开这两个人物。而且这两个人不怕死是出了名的，都是有血性、有故事的汉子，算得上英雄吧。
首先说说项羽，这个人从小就有志向。当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还是少年的项羽就指着秦始皇的车辇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叔叔项梁赶紧捂住他的嘴巴，生怕招来灭族之灾。但也因此让叔叔对他另眼相看。项羽不肯学书，也不肯学剑，要学万人敌。项梁很高兴，教他兵法。项羽却也只学个大概就不愿意再学了。这样的人天生就很有个性魅力，再加上他身高八尺有余，力能扛鼎，雄姿英发就是用来形容他这种人的。他的壮举是老少皆知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这相比那些阴谋算计的帝王，项羽显得与众不同。他敢爱敢恨，个性鲜明。当然他也不畏死亡，垓下之败让他无颜见江东父老，即使有逃生的机会他也不愿逃跑，所以只能乌江自刎。这也算得上敢作敢当，豪情万丈了。说他勇敢没问题吧。
再是关羽，经过千多年的深化塑造。关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生意人拜关公来求财，黑社会拜关二爷来彰显义气，习武之人拜关公来祈求武艺，有时候还有人把关公制作成门神，总之人们视关羽为神来供奉的。历史上真实的关羽也不像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么传奇，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义放曹操等都是罗贯中杜撰的。正史上有关羽斩杀颜良、弃曹投刘、水淹七军、刮骨疗伤的描述。前两项功绩不能抹杀，刮骨疗伤却值得商榷。我更相信是陈寿在细节上做了夸张描述，没有哪个正常人能不动神色忍受刮骨之痛。但撇开此事，关羽也是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人物。万人之中取上将首级，忠肝义胆，有勇有谋这些都是关羽人格的闪光点。最后关羽失荆州而命丧敌手，但终究成了一世忠名。
项羽之死可视为因情而亡，这种情是对江东百姓的愧疚之情。关羽之死可视为因义而亡，这种义是对结拜大哥和君王刘备的忠义之心。普罗大众不能理解那些深奥的治国之理，为政之道。但情义这种东西还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毕竟情义不需要读多少书，经历多少风霜，几乎正常人都能深有体会。所以西楚霸王、美髯公的形象稍加文学塑造就能深入人心，获得数千年的追捧。抛开项羽、关羽的具体形象，人们追捧的是为情而亡、为义而死的勇敢。中国的泯泯众生对于情义的认同是不要教导的，情义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普世价值。然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勇气去舍生维护所认同的情义，所以需要项羽、关羽这样的偶像来维护他们对于情义价值的认同。正是这样，《三国》、《水浒》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经久不衰，百姓们就是对那些重情重义的人物心生崇拜。追根寻源，这也是那些年武侠片、蛊惑仔片走红的原因吧。
忠义每逢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种言论描述的就是读书人和平头百姓价值观念的差异。老百姓推崇那些维护情义而舍生忘死的人物，读书人推崇那些深明大义，为天下苍生舍生取义的知识分子。这种义不是兄弟情义，甚至不是君臣之义，是民族大义、人类正义。嵇康、文天祥、谭嗣同，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知名人物了。而这种知名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的舍生取义。他们在表现上和前面所说的项羽、关羽一样不怕死，不同的是他们赴死的原因。
嵇康死得很冤，因为他是牵涉到吕巽、吕安的案件中，并被钟会构陷，最后被司马昭下令处死的。首先是吕巽作为兄长，贪图弟妹徐氏美色，所以迷奸了徐氏。而嵇康作为和事佬就劝弟弟吕安顾及门第清誉，不要告发哥哥吕巽。结果吕巽害怕报复，贼喊抓贼，诬告吕安不孝。嵇康当然看不过去，出面为吕安作证，这事触怒了司马昭。而钟会速来和嵇康有仇，所以就在司马昭面前构陷嵇康。于是，司马昭下令处死嵇康、吕安。
这样的死看起来并不与气节、大义沾边，这还得讲讲之前的故事。嵇康非常有才华，是竹林七贤之首。论学问，他无疑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然而这个在知识分子中具有莫大号召力的人物却非常看不起司马政权，也看不起附庸司马政权的那些人物，包括钟会。虽然，那时候司马氏还没有篡夺曹魏政权，但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曹操曾孙女婿的嵇康当然十分反感。所以在自己的好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加入司马阵营时，他依然发文与其绝交。至于司马昭的多次征召，他更是不理不睬。司马昭由此记恨嵇康。钟会起初十分仰慕嵇康的才华，但几次讨好嵇康都被冷漠对待，最终让他心生恨意。所以，当吕巽、吕安的案子爆发时，正好给了钟会一个杀嵇康的借口。他向司马昭说：“嵇康是卧龙，他不能为您所用，就应当杀了他来警示其余的知识分子。不然反受其累。”这样的建议正和司马昭的心意，于是嵇康被下令处死。
在刑场上，即将赴死的嵇康没有丝毫畏惧。反倒叫人拿来自己最喜爱的琴，神采自若的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若要说他有什么遗憾，就是“广陵散从此绝矣”。他知道自己对司马政权的不待见迟早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他不愿意为了活命而稍微低下自己高傲的头。能让他从容就义的是气节，是对司马氏败坏纲常的痛恨，是对正义的坚持。
文天祥的故事比嵇康的故事更加广为人知,毕竟《过零丁洋》是教科书中的必背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是以后死节之士的精神依靠。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忽必烈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三番四次给以高官厚禄来劝降。可是文天祥忠于民族，忠于大宋，宁死不屈，最终以身殉国。
在文天祥被关押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首先派降元的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以身说法。哪知文天祥一见留梦炎就破口大骂，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元世祖又令投降的南宋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见到赵显就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对着赵显重复：“圣驾请回，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按理说，皇帝都投降了，做臣子的反而不降，这不是不忠吗？但文天祥有自己的道理：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忠的是江山社稷，是民族国家，而不是某一个皇帝。因而即使皇帝降了，他也降不得。
又在狱中过了三年，他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女都在宫中为奴。文天祥明白这是朝廷的暗示，只要自己投降，妻女就能平安团聚。文天祥心痛难当，却不能因为妻女而丧失气节。所以只能写信给妹妹：“谁人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这件事，说他“大义弃亲”是不为过的。元世祖一再要求文天祥投降，只要如愿就让他继续任宰相。文天祥大义凛热：“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恼怒，下令处死文天祥。
在刑场上，监斩官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毫无惧色：“死就死，有什么可说的。”随后他南向跪拜，从容就义。只留下一首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位才华卓绝的铮铮铁骨，最终成仁取义。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物，使得中华民族的气节得以延续传承，不断有后来人。谭嗣同便是如此。
1898年，遭受了半个多世纪战败耻辱的清政府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四年前的公车上书在这一年终于取得了一些成绩：光绪皇帝决定戊戌变法，全面改革国家体制。谭嗣同是维新派的中坚力量，号召维新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在维新人士中有着巨大号召力，自然在戊戌变法中得到光绪帝的重用。他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并且得到光绪帝的完全信任。
无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黜光绪皇帝，并大力捉拿维新派。原本能够力挽狂澜拯救国家的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百天就夭折了。所以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在得到政变的消息后，谭嗣同最着急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筹谋营救光绪帝。当营救计划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逃出国保命时，他决心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王朝做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谭嗣同坐等被捕，意在赴死。
不久后，谭嗣同和其他五位维新派被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只留下千古流传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四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果我们对于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还有什么不理解，谭嗣同就是最好的写照。他因民族国家而获罪，也为民族国家而赴死。这就是真正爱国者的勇敢。
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勇敢不同于一般百姓所崇拜的勇敢。因为像嵇康、文天祥、谭嗣同这些人的赴死，已经不再是自私的个人情义。而是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义。虽然这些人不如项羽、关羽有名，但在格局上已经比他们高出了许多，形象自然也高大了许多。
知识分子的勇敢，敢于赴死，也敢于不死。这要说到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好话，而惨遭宫刑。这对于仕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然而，司马迁终究没有杀身成仁，为的就是完成父亲意愿，完成《史记》巨著。在中学的课文《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的很清楚：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大致意思就是:不是我怕死,而是我怕死后一生所学不能传承下去。司马迁的使命就是记录好历史，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敢于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就像他说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他而言，完成《史记》之前，他的死轻于鸿毛；《史记》之后，他的死重于泰山。
无论生死，知识分子的生死已经不再单纯是个人的事了。他们为了天下苍生而活，也为了天下苍生而死。敢于英勇就义，也能忍辱负重。相比项羽、关羽、张飞之流，知识分子的勇敢确实不够直率、勇猛，但正是他们担起了为天下，为苍生的重任。
再看前面所说的俗语“忠义每逢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其实我们有了另一种理解。读书人看重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反而没有一般乡野村夫那般自私任性。这在那些无知朋辈眼中却解读成了“负心”，可见他们所说的“忠义”多么狭隘，他们所说的“负心”又多么愚蠢。
反观今日之社会，无论是项羽、关羽一类的情义之勇，还是司马迁、嵇康、文天祥、谭嗣同一类的书生之勇，传承下来的并不多见。很多人都称兄道弟，豪言为兄弟两肋插刀。事实上两肋插刀的不常见，插兄弟两刀的倒有耳闻。很多人在网上宣讲正义，而真正就事论事，敢于为他人仗义执言人少之又少。今天我们的勇敢已经沦为嘴炮和键盘侠。或许真正称得上勇敢的，只在人们抢盐，抢板蓝根，抢散落在地的小龙虾时才有所表现。
老人倒地不敢扶,路见不平不敢吼。这是当今社会的真实现状。南京彭宇案让人们认识到为他人伸张正义可能让自己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即使没有判罚，做一件好事反而给自己招来无尽的麻烦，这也足以让所有对行善望而却步。社会上的正义者不能保护自己，那就让小人得志了。既然坚持正义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那大家自然会去争当无耻敛财的小人。所以各种各样的碰瓷党活跃起来了，因为这样挣钱既轻松又安全。试想司马迁、嵇康、文天祥、谭嗣同活在当下，恐怕也只能自我保全，哪有谁会在乎他们的舍生取义？
既然大家不能为声张正义勇于献身，那是否会像项羽、关羽那样为自己的权益、理想、情义勇敢拼搏呢？恐怕也不能。中国社会文化起源于农耕文明，发展于小农经济，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这种各玩各的不合作心理，使得所有人在遇到困难时只能依靠自己，因为没有人会来伸张正义。这样造成的局面是，假如敌人过于强大，那么自己根本就没有胜算。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忍气吞声，避免招来更大的麻烦。
近些年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新闻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以前，有个小伙在公交车上因为没有给怀孕的孕妇让座，而招致孕妇老公的一顿暴打。而小伙只能忍气吞声，没有任何办法去惩治那对无耻的夫妇。因为公交车上没有人帮他，他又身材瘦弱打不过那个男的。这种事情假如发生在项羽、关羽身上，只怕那两人早已人头落地了。再有是一个老头因为女大学生不给他让座，而公然坐到女孩身上。这种行为已经不再是道德问题了，可以说是公然猥亵妇女了。然而这样的衣冠禽兽还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女孩只能忍气吞声。这种事情假如发生在项羽、关羽的女儿身上······唉、不说了！
我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勇于争取，那我们又是否能够勇于追求自己的兴趣、理想呢？恐怕也不能。广场舞就是一个十分好的案例。广场舞美吗？恐怕除了那些乐在其中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人会认为那是美。广场舞算舞蹈吗？乐在其中的人可能会以为算，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加了音乐的广播体操。跳广场舞的都是经历了中国动乱时期的人。那个年代，不允许有个性化的行为。戏是样板戏，歌是革命歌曲，任何人要去外地都必须有组织领导开的证明，总之一切都必须按部就班来。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外国电影更是流毒祸害，人们都成了一个个螺丝钉，失去了个性。然而再久的压抑终究扼杀不了人对于自由、个性的追求。随着音乐舞动自己的身体是每个女性向往的自由。在今天相对开明的社会中，人们终于可以做这件事了。然而那些年的政治斗争依旧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自己一个人跳舞，很可能会招来他人的诟病甚至批斗。那么一群人跳就没什么风险了，法不责众嘛。所以广场舞就这样在全国各地兴盛起来了。这是一群想跳舞的人抱团形成的另类舞蹈形式，他们将自己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融进了群体之中。这也算是一种打折的勇敢吧。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的文化只推崇过以项羽、关羽为代表的匹夫之勇，以及以司马迁、嵇康、文天祥、谭嗣同所代表的的君子之勇。然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既看不到君子之勇，也看不到匹夫之勇。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种遗憾因何而生，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了圣人之勇。
何谓圣人之勇？这个我们还是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说起。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苏格拉底说：“我知道的比别人多，不过是我知道自己的无知。”
孔子是中国人公认的圣人，但在这里我们并不先入为主的视其为圣。而是一种普通人的视角去衡量判断他，看看他与我们普通大众有哪些难能可贵之处。孔子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这种勇气以及自信来自哪里？他有着清晰的逻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意思是：我哪有什么无所不知，我知识很浅薄的。乡下人问我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能从正反两方面去询问，这样就能对问题弄清楚了。孔子从没把自己当圣人，不耻下问是他不断获取新知识的底气。孔子坚持“吾日三省吾身”。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始终保持一种自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这样就让孔子成为圣人了吗？他从来没把自己当做圣人，“圣人”这种名头不过是后来的好事者为了立幌子而帮他加上去的。孔子的成就是哲学，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哲学去解释人类的各种行为，同时也用来规范人类的各种行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第一套人类行为哲学，其余的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都是后起之秀。这样的成就已经算得上伟大了。孔子于国家、民族都可以算得上伟大，但若是把他标榜为唯一的圣人来参拜，相信孔子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的。
苏格拉底的伟大与孔子不相上下，他们两人也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他们生活的时期相近。在苏格拉底的思想光芒下诞生了两位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孔子的思想光芒下诞生了两位大思想家：孟子和荀子。苏格拉底主张不研究自然而醉心道德信仰；孔子不谈论怪力乱神而主张伦理道德。两位思想上的伟人是多么的相似。苏格拉底不仅痴迷思想研究，也身体力行去为国家社会谋福祉。他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不挑衣食。常年是一件普通单衣，粗茶淡饭。他教育学生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别人的请教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并且在战争中表现勇猛。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了受伤的士兵。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他都保持了自己的高贵。当全雅典的人们都把他当做最富有智慧的人时，他依然认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他认为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人们要遵循神的指导去行善。这是这种谦卑的态度，使得他在面对死亡时也表现得异常伟大。
那些智慧不及苏格拉底的蠢材们，或许只有杀死苏格拉底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苏格拉底被控藐视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的一个月，所有仰慕他此话的青年都跑到牢房中去拜访苏格拉底。人们劝他逃跑，劝他祈求赦免，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认为死亡是神的召唤，自己不必躲避。当刑期到来，狱卒不忍心看他死亡，放下毒酒哭泣而去。苏格拉底嘱咐自己的学生们要遵循自己的教导去行善，而后毅然决然的喝下毒酒。此情此景，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痛哭流涕。他们伤心的不仅是失去良师益友，更是为这样的伟人无辜受死而悲伤。
孔子、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人物成就卓巨，却始终保持谦卑自省的心态。因为他们永远深知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能包容异见；因为无知，所以不断学习；因为无知，所以永远保持谦卑。我们将他们称之为圣人，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和成就，而是他们对于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所有能够保持这种执着追求的人，都是可以被称为圣人的。
圣人之勇，在于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无知，在于永远保持求知的态度，在于永远能够包容异见，在于永远能够保持谦卑。所以圣人之勇造就哲学家、思想家。君子之勇,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于仗义执言,敢于维护社会正义,敢于舍生取义。所以君子之勇造就大英雄、大丈夫。匹夫之勇，在于能勇于追随自己的内心，能够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能够勇于为自己而争取奋斗。所以匹夫之勇造就大偶像、大明星。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圣人之勇、君子之勇和匹夫之勇。不信的话，我们看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孩子勇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惜哭闹耍赖，丢尽所有颜面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匹夫之勇，敢于追随内心的想法，勇于追求。所有的孩子都敢于仗义执言，当他们被告知饭前要洗手，就会勇于监督所有家庭成员都要守规则。即使犯规者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也会不留情面地指出错误。不阿于权贵，不委曲求全，自己坚持正义也敢于维护正义。这就是君子之勇。所有的孩子都会在做错事情后，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惹妈妈生气了，会过来抚摸妈妈的头，请求妈妈不在生气。他们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固执己见。总之孩子们是最容易被说服的对象，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去相信别人，理解别人。这就是圣人之勇。
然而每个人身上的这些勇气又都去了哪里呢？为什么最后所有人都变得畏首畏尾而懦弱愚昧呢？首先是礼教道德扼杀了所有的匹夫之勇。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主张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将所有的正常人性都用一种标准来束缚。道德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时代在变，我们的道德主张已经没有起到劝人向善的作用，完全在起禁锢人性的作用。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取舍标准。这种标准怎么可能千百年不变？礼教道德由千百年前的古人所定，他们又怎么懂得今人的价值观念。即使他们的价值观念有许多可取之处，也不应该一开始就强制人们去遵守，而是应该由人们自己去理解体会其中的意义。一旦礼教道德成了一种枷锁，它的作用只能是扼杀。所以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就被父母老师的各种管教打骂扼杀了追求自我的勇气。这样中国人丧失了匹夫之勇。
再是社会不公扼杀了所有的君子之勇。且不论聂斌、呼格案、郭美美事件等。光一个彭宇案就足以让天下所有有志维护社会正义的人对行侠仗义望而却步。一个救助老人的好心青年在没用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推定有错，这就足以让所有的社会好心人心寒。当我们有心去仗义执言、去维护正义时，我们自己的权益都不能得到保障，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自虐的事情呢？毕竟不是谁都能学佛祖去割肉喂鹰，所有人维护正义的动机在于正义能够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然而正义的维护者都无法被正义保护，那维护正义哪里还有意义？这样，中国人丧失了君子之勇。
最后肃杀的社会文化扼杀了所有的圣人之勇。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社会动荡依然烙在所有中国人的心里。批判，戴高帽，下方农场。一群人凭借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或错误，肆意践踏另一群人的尊严和权益。认错成了所有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无论大事小情，只要你认了错，别人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指责你，伤害你。仿佛他们都是完美无瑕的完人。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人们一一捡起虚伪的面具，把自己打扮成永不会犯错的完人。并且一边肆无忌惮地从别人身上吹毛求疵，大概这样可以彰显自己的正确和光明。于是，所有人都不再有勇气去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样，所有人都不会有闲心去同情、包容别人的异见。斗天，斗地，斗同胞成了中国人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事情。这样，中国人丧失了圣人之勇。
但我们是否还能重拾匹夫之勇、君子之勇、圣人之勇？我想可以的。首先我们今天有着无与伦比地信息获取渠道——互联网。我们当前的经济水准也使得我们能够轻易获取世界上一切贤达的著作。我们要做的只须两点：一是向所有贤达学习；二是不断的思考。
我们要与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马斯洛、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古今哲学家做思想交流。我们要与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玻儿、霍金、拉瓦锡、门捷列夫、居里夫人、达尔文、孟德尔、詹姆斯沃森等古今自然科学家为伍，共同思考宇宙的奥秘。我们要涉猎绘画、音乐、电影、文学等诸多艺术形式。这样我们的思维才不会枯竭、衰退。我们要听世界上最知名的音乐，看世界上最知名的画作和电影，读世界上最知名的诗词歌赋和小说。这样我们就能与世界上最顶尖的艺术家们一起陶冶情操。我们要永不停歇地接受那些广为称颂的人类文化作品，这样我们就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们站在了一起。这样我们就有了圣人之心。
有了圣人之心，我们还要不断地去思考。思考我们的社会，思考我们的生活，思考我们的父母，思考我们的朋友，思考我们的老师，思考我们的邻居，思考我们所见到、听到的所有人。去试着理解他们，去同情他们，去原谅他们。这样我们的所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显得明晰了。原来一切都有理可循。这样我们就读懂了所有的人心，读懂了整个世界。我们对于一切都有了信心，对一切都恢复了掌控。虽然我们这是不一定有强大的能力，但我们已经有了圣人之勇。
有了圣人之勇，我们就有了君子之勇，就有了匹夫之勇。有了这些，我们也不一定能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但我们已经有了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无穷动力。我们要学习那些能造福自己、造福社会的技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价值。我们要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体魄是我们进行所有意义事业的基础。我们要去到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去认识不同的人们，去和他们交谈。向他们宣扬真善美，去为他们展示真善美。这些都是圣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最终会影响所有人，进而改变整个世界。这样，我们的圣人之勇就已经在造福整个世界了。
古人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今日，我们宣扬不必过度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那些伟大的事业不必响彻天地，那些伟大的行为不必惊天动地。以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善行去改变自己，去影响他人。我们就已经为塑造更美好的世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重拾圣人之勇，君子之勇，匹夫之勇。总之，每一个人都有了实施改变的勇气，那我们的民族必将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我们的国家也将从此星光熠熠。由此，我们有力量去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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