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与宁夏地域文化【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与宁夏地域文化

——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

 

杨森翔

 

    

    唐太宗灵州民族友好之旅（俗称灵州会盟）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不但使历史上的民族友好交往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使中国的疆域版图扩大了几近一倍，而且也使宁夏这个移民地区在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上的地位更加显赫。正如唐太宗所说：“书契所未有，古今之壮观”。

    民族融合是以民族交往为前提的。历史上的民族交往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移民。移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移民。

由于宁夏地理位置特殊，环境和物产特殊，加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原因，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了各类人群移居的目的地。因此，宁夏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打上了这些移民的文化烙印。

 

（一）历代移民与宁夏区域人口

据研究，早在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具有西方旧石器中、晚期特点的石器，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专家解释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被后来的很多学者引证为东西方交流的有利证据，并提出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丝绸之路“的前身应为史前时期即已存在的“石器之路“的假说,认为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风向标。

大约在距今3400-3000年间(相当于殷商至西周时期)，有一次由暖湿气候向干凉气候的大变化。由于气温剧降，北方草原环境急剧恶化，威胁原在那里放牧的西戎部落的生产生活，迫使他们南迁至黄土高原等地，寻找更适合他们放牧的新的较好的草场。宁夏的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等山地间的草地、高山草甸、低山灌木丛草原和中北部平原地区的渔盐之利，便成了游牧民族理想的放牧地。先是鬼戎部落进入南部乌水（今清水河）流域，西周时称严允（薰育、荤粥），其支系义渠、乌氏、朐衍诸戎，分别在六盘山东麓和灵盐台地一带活动。接着，昆戎（犬戎、昆夷）在西周初年由泾河上游向祖厉河、乌水流域移动。他们总称“西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贺兰山中许多地段的岩画，有不少即为当时遗迹。他们的人口数量史无明载，但从西周伐鬼方（西戎一部），鬼方死亡1.3万人的记载看，戎族人口当不在少数。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宁夏人口构成是以戎族为主要成份的。

到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开始进入包括宁夏在内的河套地区。从战国时秦在宁夏南部修筑长城以拒胡(匈奴)的情况看，宁夏南北大部分地区被匈奴占有；又从秦朝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的情况看，当时居于河套地区的匈奴人数肯定不少。当时宁夏北部的主体民族应该是匈奴。

秦朝时期，先是秦始皇于前215年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取河套地，次年，沿河设置郡县，从内地移民徙边戍守。从移“榆中三万家”的资料看，这时的宁夏人口不多，按每一家以3口人计，当在9万人左右，再加上秦朝的驻军，这便是当时宁夏的人口构成。

其时宁夏属北地郡，辖有乌氏（今固原南境）、昫衍（今盐池一带）、富平（今吴忠市）等县。后因安置不妥以及秦末连年战争，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宁夏大地又为匈奴所有。

自两汉以后，随着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逐步成熟，历代中央王朝不再采用简单的驱逐政策，而是逐步用“移入”“安置”代替了以前的“逐出”。

  西汉文帝时开始募民屯戍。武帝时厉行屯田耕战，几度大规模移民实边。这时汉族人口成为本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宁夏全境约有近10万汉人(不包括驻军戍卒和流犯奴仆、佛道僧尼等)，其中北部1.6万余户，5.5万多人，南部1.2万余户，4万多人。又据张维慎估算，当时北地郡在宁夏共有5县(富平、灵州、灵武、廉县、昫衍)，合16965户、55445人；安定郡在宁夏有7县(三水、参峦、高平、朝那、眗卷、乌氏、月氏道)，合42725户、143294人。总计宁夏全境有31210户、103213人。

西汉实行“属国”制度，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当时安置在宁夏吴忠罗山脚下的属国是“北地属国”，人口数量不详。但根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前121年）第二次汉匈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推断安置在北地属国的匈奴人当在8000人左右。

东汉时大量羌人进入宁夏，成为宁夏人口的主要部分，并发动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迫使“边塞四郡内迁”——“富平三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永和五年(140年)宁夏全境仅4600多户，2.3万多人。其时，羌人数量史无明载，但从皇甫规曾招抚羌人20万，段熲屠杀羌人数万的记载看，羌人的总数应在20万人以上。加上三水属国（即西汉时的“北地属国”。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因北地郡辖境过大，不便管理，便将北地郡西部地区析出另置安定郡，属国在安定境，因此改称“安定属国”，因其治所在三水县，又叫“三水属国”）安置归附的匈奴人，推测，其时宁夏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数超过汉族居民数。因此，东汉后期，宁夏境内的人口格局，应该以少数民族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再次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频繁交替和互相融合的基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先是鲜卑、匈奴、羌、氐等部族纷纷迁入宁夏北部，他们的人口数量不详。但从树机能起义的资料中看到：西晋咸宁三年(277年)，树机能作战失利，有20多万人降附，另有“万余落”继续战斗。由此可见魏晋时鲜卑人在宁夏的势力之众。后来郝连勃勃的大夏据有宁夏留下了“白口骝”“果园成”“丽子园”等地名；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南部三县有居民2300多户；北魏时人口有所增加，曾将归附的柔然族万余人、敕勒族数万人安置在南北各地，又迁关东汉人和胡人屯田，北部灌区为此置“历下”、“汉城”和“胡城”。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迁2万余户于怀远(今银川)，宣政元年(578年)又迁江南降卒3万余及江淮居民于灵州(今吴忠市境)。至此，宁夏境内初步出现了“五方错杂”的人口格局。

隋开皇五年(585年)，朝廷发丁3万于宁夏、陕西筑长城。至大业五年(609年)，宁夏全境约有2.7万多户约10余万人，其中，北部约1.3万户，南部1.4万户。到隋大业五年(609年)，宁夏全境有30381户、151905人。少数民族有多少？无法统计。但从“稽胡万户”的记载看，至少1万户、约5万人。

唐代由于实行了更加宽松的移民和羁縻州政策，人口明显增多。天宝元年(742年)，宁夏全境约有2.25万多户，10.8万人，其中北部6.1万人，南部4.6万余人。从唐诗“水木万家”和“弓刀千骑”可以看出，北部灌区人口军队较多。当时，以灵州为治所的朔方节度使(址在今吴忠)，领有镇兵6.4万余，为唐朝最大的军镇。

这个时期的移民特点是，由朝廷统一安置迁入众多少数民族部族。灵州成为唐太宗接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受降城”，同时也是安置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选地。如贞观初安置突厥降户于他楼城；高宗时安置西突厥部众于盐州；咸亨时吐谷浑部数千帐迁入，在罗山脚下置安乐州；由河西走廊迁入沙陀部3万余人，从青海等地迁入党项20万户“散居灵夏间”(今宁夏与陕北间)。每户按4.1人计，总共安置党项族约百万人，其中，居宁夏境内的应该不少于四分之一，即20万人。还特置“六胡州”等约20个羁縻州、府安置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于是“种落愈繁”，人口激增。推测当时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汉代。

    五代时,宁夏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很多。据高居诲等出使于阗的《使于阗记》 云：“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见吐蕃族帐，……”可见当时宁夏及西北地区几乎“吐蕃化”了。

宋朝时，宁夏南部属宋境。宋初，原州仅有6千多户，元丰三年(1080年)，增至2.2万多户，南部总人数达3.1万余户，崇宁元年(1102年)南部有3.3万多户，11.5万余人。金元光二年(1223年)达4.3万余户，可见人口增长之快。这些增长的人口中，除了自然增长的因素外，大部属于移民。宋时在宁夏南部的军队集结，数量和时间都超过前代。当时驻在原州的禁军即有20余万，另有众多乡兵、厢兵。这些军队的集结也对宁夏南部的人口构成，产生了影响。

西夏据有宁夏中北部以后，党项及吐蕃、回纥人口大增，成为宁夏的主体民族，加上汉族，仅中兴府(银川)即有20万左右，西平(吴忠)居民34757户，约13万余人。境内驻军22万以上。其中中兴府驻军7万，西平府驻军5万，南牟会(今海原境)驻军数万。两者相加，总数在55万人以上。

——宋、夏时期，宁夏南北部的军、民人数相加，总数已接近百万(其中南部约40多万，中北部约55万)。

西夏末（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蒙古军攻占兴庆和灵州后，四处搜杀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千里几成赤地”，“城遂空”——这是宁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城。而这一次的空城(持续时间约40年)，便为新一轮的人口更新创造了机遇。

元朝建立后，在官府的组织下，又陆续迁入各族人口前来屯垦。公元1268年(至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西夏时外逃的避难者归还本籍，并设西夏惠民局、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等机构收容安置，组织屯田。同时从湖北等地迁来万余移民以实之。北部人口已超过唐代（6.1万人）。六盘山东侧的清水河流域也成为新聚移民的屯垦基地，包括军屯兵士3万余，民屯4000余户。特别是，元代初年，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波斯等被签发来宁夏的“回回”人，其中一部分被编为“回回军”，与数万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探马赤军”、回纥人等同当地女子(主要是汉族女子)结婚定居，繁衍生子，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回族。他们的人口数量约在10——12万人左右。（其时，全国的回族人口约110——120万左右）。元朝的这次移民，实现了对宁夏人口的彻底清换，从而奠定了宁夏“回族之乡”的基础。

明朝初年(1370—1372年)，先是为防避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明政府将宁夏境内的全部居民迁往陕西关中，三五年后又迁回原地，并“徙五方之人实之”，宁夏遂成为“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之地。同时实行军屯。当时，宁夏、固原镇城和周边卫所的居民，均以驻军为主，故有“四卫居人二万户，衣铁操戈御骄虏”之说。据统计，嘉靖年间，宁夏全境召集民屯有3.4万多户，10.5万余人。其中，北部2.6万户，5.2万余人；南部0.8万多户，5.2万余人。南部每户平均人口数是北部的6倍多。这说明，北部处于边塞特殊环境，生活不如南部安定，人口中的妇女和儿童数量都比南部低。关于这一点，还可从另一统计数据中得到证明：北部人口，从弘治到万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弘治十四年(1501年)5.5万多户、17万余人(其中，居于宁夏镇城附近的人口7.4万)，嘉靖十九年(1504年)2.6万户、11万余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2.9万户、12万余人(其中居于宁夏镇城附近的有3.5万余)。而且，北部驻军人数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永乐年间驻军19.8万余人，其中北部7.1万余人，南部12.6万余人。万历时，北部宁夏镇降至2.7万余人，南部固原镇降至9万多人。这反映明末军屯经济破坏，北部甚于南部。

明代的回回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在1393年明初的人口统计中，色目人多与汉族融合，仅见回回人口统计，得回蕃（回回）20余万户，按户5.68人统计，回回总数约为110-120万，明初总人口与元代相近，加之元末农民起义对回回的屠杀，估计起义前回回总人数不低于200万人。那么回回人口从元初的10-12万人到元末发展至200万人，增长速率达1819%，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时代，仅靠人口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率；唯一可能的增长方式是机械增长，即大量吸纳非回入回——也就是说大量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成为回回,是回回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到了清朝，移民屯垦的结果便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据文献统计，清代嘉庆年间，宁夏北部21.4万户，139.2万余人，较之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间超过10倍；创历史最高纪录。所谓“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通智诗），其中平罗县境明代仅2000余口，乾隆时跃增为15.8万余人，增长了73倍！竟成大县。其时驻军人数大减，人口分布由集中趋向分散，宁夏府城人口约30万，仅占宁夏府人口的22%。各县人口也多分散于众多村庄，所谓“民空其堡寨，散致于野，以就农作”。反映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家庭人口也趋于合理，每户平均人口6人多。还新增一个民族——满族，雍正年间，于宁夏府城外东北五里筑“宁夏满营”，驻八旗官兵5000人，连同家属、工匠共1.2万余人。

清代回人口族继续增长，从宁夏(今银川)至平凉，“千里皆回庄”。但“同治兵燹”后，宁夏人口锐减。据统计，宁夏北部，嘉庆十七年有人口约140万之众，但到清末宣统元年，仅余25万人！(另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１５０万，战后仅存１０多万。)当时的宁夏，“往往数十里村落廖廖，人烟绝无”，“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朔方道志》第9卷)。

民国前期，由于战乱不已，人口连续下降。1920年12月16日海原特大地震，造成23万人死亡(其中海原7万余，固原3万余，隆德2万余，分别占本县总人口的59%、45%、36%)。次年固原又发生6.5级大地震，“固原四周死万人，古成外二十五里不见人，田无耕者”。到1928年，全宁夏有户120431、口668362人(其中，北部78115户。449814人，南部42316户、214581人)。

抗战时，由于宁夏属于后方，陕、甘、豫、晋、鲁、内蒙古等地有大量难民陆续迁入，人口数量逐新回升。1935年，宁夏有162850户、1317810人(其中北部114268户、1002876人，南部48582户、314934人)。1947年191204户、1123830人(其中北部136828户、773325人，南部55102户330505人)。1940年，宁夏北部回族人口447848人，占总人口的20.9%。1947年宁夏南部回族人口155896人，占总人口44.5%。

至此，宁夏“回乡”、“移民特色文化”的面目基本奠定。

 

（二）历代移民运动与宁夏地域经济

 

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徙、移民对宁夏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除了前述使宁夏的民族和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外，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使当地和有关民族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各民族迁入宁夏，弥补了宁夏当地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促进了宁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内地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子，在宁夏修筑城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交通。如秦朝的移民在宁夏修筑长城、富平城、神泉障、浑怀障以及秦渠等军事和农业设施；汉代的移民在宁夏修筑灵州、灵武、廉县、上河城、南北典农城、眗卷、三水、高平、朝那等城堡；兴修秦渠、汉渠(汉伯渠)、光碌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汉延渠、唐徕渠、七级渠、蜘蛛渠、七星渠等水利设施，开垦农田约50万亩；南北朝时期，从江南迁移三万降卒到宁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子，据研究，宁夏种植水稻的历史，就发端于这批移民。《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州郡部十·关西道·灵州》载：“灵州（今宁夏吴忠市），（隋郎茂）《图经》曰：周宣政二年（应为周宣政元年，578年——引者）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有据可考的是在唐代。据《宋史.郑文宝传》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文宝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秔稻万余斛，减岁运之费。”秔稻，即粳稻。宁夏贺兰山下的营田，是唐武则天时由大将娄师德领导的。由此可见，宁夏种植水稻最迟不会晚于唐代，而且是由“营田”者即江南移民带来的。由于历代移民的辛勤劳动，宁夏遂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

少数民族的移入，也对宁夏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戎族移居宁夏后，建立了“西戎八国”，修筑了昫衍、乌氏等数十个城堡，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他们不断发展牧业生产，不但培育出著名的“文马”，而且也涌现了象乌氏倮这样名噪一时、富甲一方的著名人物。乌氏倮，名倮，战国末年秦国乌氏戎族人，大约生活在战国末年和秦始皇统治时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写入“正史”的人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生产，养了大量的牛羊，他将牛羊换成珍奇异宝，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的价格赏赐牛羊，结果他的牛羊多到“用谷量马牛”，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富商，秦始皇闻讯后，给他“封君”一样的待遇，可以和朝臣一块儿朝觐皇帝。

 乌孙人、羌人移入宁夏以后，也促进了宁夏畜牧业的发展。西汉初期，战马匮缺，当时全国只有3000匹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但自平城之败后，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达36所，养马30万匹，3万多养马者多系乌孙、羌人等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养精蓄锐，汉武帝时代终于达到骑兵的巅峰状态，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些马的相当一部分产于北地、安定两郡，即今宁夏地区。当时宁夏的灵州有号非苑、河奇苑两个大型军马场，“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到了唐代，少数民族仍然负责养马事业。

1982年10月发现的史道德墓，出土的文物有墓志、动物纹圆形金饰、兽面金饰、素面小铜镜和金带扣等，包括陶器共20余件。由墓志记载可知，史道德由东宫左勋卫官至兰池正监，是负责管理马政的官员。

1986年，出土的史铁棒墓志记载：史铁棒官至大唐司驭寺右十七监，是负责管理马政“牧监”的官员。马在古代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此对朝廷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牧马是一项技能性很强且又十分繁杂的工作，同时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而史铁棒因为长期牧马，经验很丰富，其墓志中提到他牧马的水平很高。

据研究，唐代负责监牧的官员多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血统，而中亚更是当时著名的良马产区，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昭武诸国仅正式贡献马匹的记载就达10次之多。史铁棒、史道德都曾负责过马政，不能说这是偶然，而是粟特人确实在牧马方面有着特殊的技能，使用它们来管理监牧应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羌人对宁夏畜牧业的发展，还可从如下资料中看出：《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熲镇压羌人起义凡百八十战，获马、牛、羊、骆驼四十万七千五百。这些战争大多发生在宁夏境内，由此可见当时宁夏羌人养畜之繁盛。

  第二，各民族移民的迁入，也或多或少地改变和促进了各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汉族本是农耕民族，迁到宁夏后，受当地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指导，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牧业生产，以至出现了许多大畜牧主。《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里无亭激”“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日：“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提倡支持下，“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伏波将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