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变——关陕残月（一）

　　这场战乱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清末一连串天灾人祸中最残酷的一页，“纵横数百里，烟火寂然，而白骨黄茅弥望皆是，遗黎泣诉，被祸之烈，为古今未有”。

　　引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口数据分析——路伟东的《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陕西在动乱前人口1400万，其中回族接近200万；大甘肃（甘肃+宁夏+西宁）动乱前人口1900万，其中回族接近600万。而战后呢？陕西700万左右，甘肃就是各种语焉不详的数据，600万、500万、300万的数据估计都有。这么算起来的确有2000万的人口损失，无非就是战乱、饥荒、逃难造成的；这个干巴巴的数据的确能反应这场人祸的惨状，可是数据的不准确性不能准确直接事件的本质。就像还算准确的数据，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鄂）损失7000万人，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这场内战的损失比整个二战的人口损失还多呢？”那下来，我就尽我所知来叙述这场灾难。（看了100多篇文献和一些能找到的资料，但毕竟自己不是历史专业的，水平有限，求轻虐......）

　　先叙述下本人身份：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有极深的感情；不像很多骚年们想的那样黄土高坡、风沙遍地，故乡给人印象应该是——绵延的渭河平原，远接天际的小麦、玉米，以及悠远的八水长绕长安。  而对于这160年前的战乱，大部分关中人早忘却了这份记忆；现在重提这件事，不为仇恨，它已随时间淡了痕迹；也不为谁欠了谁，先人已逝接近三个甲子，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不要以古言今去惊扰他们的魂灵；是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既然事情发生了，对它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

战乱前陕甘状况：

1、关中行政区划：从西到东分别是凤翔府、西安府、同州府；再加乾州、 邠州。回族以西安和同州最多；整个关中估计有今200万。甘肃行政：甘肃+宁夏+西宁，回族近600万。

2、时代背景：同治元年，太平天国接近尾声，还有2年就能解决问题；淮北至华北的捻军起义却又愈演愈烈之势；云南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四川李顺的“李蓝起义”也有扩散的迹象；大清国正是在“中兴”的黎明时分，也是最乱的时候。

　　当此之时，最和平的秦晋两省自然是北京政府的“饷源之地”，可能因为秦晋有钱人（商人）也多，并且没有太大灾害，农业型社会危机不是很严重。但陕甘两省纸面上的数据平均每人3亩多地，那时候粮食产量可是亩产不足200斤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持续10余年的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那么大了吧？

　　虽然没有农业型社会危机，但是陕甘空虚，大多数陕甘绿营都南下“平叛”去了，这是陕甘回变迅速蔓延的直接原因之一。

　　中国回族是从唐以来不断涌入的穆斯林形成的，因为来源有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加上元代色目人的二鬼子（这样说有些过了，不过色目人当官很多的）地位，回族是遍布全国的，当然，以陕甘两省最多。

　　陕西回族的组织形式大都是教坊制度，即教徒生活以清真寺为中心，一个教坊大概3000人，以掌教、阿訇、二阿訇为中心；大家想想我国古代的宗族族长，教坊这种组织结构是不是比宗族结构联系更加紧密，动员更加方便？ 而甘肃，苏菲派盛行，门宦制度盛行，就是一个门宦有一个教主，教徒向教主效忠，教主是真主与人世的沟通者；像宁夏灵州的马化龙就是势力最强大的哲赫忍耶门宦；这个的动员组织能力是不是更强？是不是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回变发生后，汉族人的武力值为什么这么低？

3、回汉冲突：

（1）羊苗冲突。“这是半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的产业冲突，是伊斯兰禁忌文化决定的牧羊产业大量侵害麦作产业,汉农承担大量的守护代价，并衍生其它冲突。‘同情汉民的倾向导致很多讼事袒汉’，导致伊斯兰禁忌型生活体系与汉民生活体系在一些杂居地带无法相容。——《马长寿同治回变《调查》序言一些偏说之辨析—读《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刘霖映。

　　我家周围的村子里养羊的人也有，村里很多的农民会养5、6只羊，以路边和河边等地的荒草为食，很少有吃麦的现象。但是我没法想象当时回民们到底养多少羊，能很多时候引发种族隔离以及仇恨。今渭南市（同州）洛河和渭河交汇处有一大片沙地（沙苑），不适合种粮食产物，汉代便是著名养马地，清代时发展成一个著名的回族聚居区，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养更多的羊，就会很随意的吃汉人的麦子；尤其在冬天，整个关中唯一绿的东西只有冬麦，要是羊没有足够过冬的草料，就会去吃麦子，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为了保护麦子，渭南很多村子都修建拦羊墙，大家可以想象古代政府的低效率吧，在没法合法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拦羊墙和械斗便是唯一的办法，特别的是回变第一个遭灾的村子八女井，拦羊墙比人还高，分明就是在拦放羊来吃麦子的人。这样关中很多村都形成了“羊头会”的组织，看到吃麦的羊就杀了吃；当然无赖滥杀羊的现象肯定也不少。不只沙苑，回民很多都生活在河边，以河边的荒草来放羊，各地的冲突也不少。

　　本人想说：陕北甘肃有畜牧之利，清代也有繁荣的畜牧经济，日子比我等农民过得绝对好；既然放这么多羊，为什么留在关中，以为这里是大草原？

　　在农耕文明中，猪因为不吃与粮食作物占地的草而成为农耕文明的主要肉食来源；而炎热的中东地区，猪在这种气候下身上带的病菌更多，所以阿拉伯人的习俗不吃猪肉，先知大人大笔一挥，真主说了猪是肮脏的，不准吃，先知同学是不是直接把游牧文明印记打入伊斯兰文化中了？

（2）地畔相争。人口激增，就需要买地来增大生活范围；遇到资金周转不良的农民，就会买地来“融资”，但是他是希望以后有钱了把地赎回来；但是呢？回回极其抱团，回回的地基本上是不会卖给“外教人”的，汉民知道地卖给回回后就再也买不回来，就算卖了地拿到钱也不愿意交地，这其中引发的冲突，其中辛酸可想而知！

　　让我想起回变平息后，西安城内清真寺里碑文说“全陕2万多顷地尽为他教中人所有”，这话的那个难受劲......

（3）回汉商人间的竞争从而引发的族群冲突：遥想到现在世界各地各种以民族为口号的竞争，有好有坏吧...

（4）回族强悍的民族性、抱团的民族性：只要的回回发生了冲突，立即就有“同教中人”以同教的名义帮助，而汉民的同村同族都没有那么强的效果。所以一旦发生冲突，回民都是不会吃亏的，当事情闹到知县那，有责任心的就会管一下，基于同情心同文化便会偏袒汉民（因为一般是受害者）；但往往也有很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昏蛋。并且，一旦回民利益受损就会有阿訇出来带领大家.....哎.....

　　西北虽为民风强悍之地，我陕西冷娃也可以号称....但是回民的确很强，虽然这个民族血缘上最亲近的是汉族....有一个碑文上有两个村子解决问题的盟约，汉族大多是童生、举人；回族大多是武举人、武生，这跟文化不一样，科举难考有关系。

（5）官府偏袒汉族以及回汉犯罪惩罚不一致：不过貌似满汉之间犯罪惩罚更加不一致吧，回汉同罪不同罚也就那么几项，着实很少。

（6）回汉异质文化冲突。农业文明中，牛都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当大家以龙图腾为荣誉时，我们的民族性可确实是那么像牛，能吃苦，肯干活。回回却杀牛手也不抖，从这开始就有巨大的鸿沟，当年顾炎武老爷子也很是惊诧这个吃牛现象。“汉、回杂处，宗教既异。回之防汉，恒虞待以异族，而汉之视回，尤轻蔑而兽畜之，以故日相冰炭”

　　总之这些冲突，在人口压力小时尚不明显，但繁华过后的清末，这座大厦遍已是枯木难支；没有恰当的处理，那只有一场战乱来散尽繁华。 况且太平天国引起的大乱，回族上层中的“有识之士”难道没有野望么？东南、中原大乱，而其起兵西北，便如同本朝当年入关之时；不过汉族士绅阶级支持着清帝国，并且事实证明这些“有识之士”不是一般的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回民这股力量；结局——血色......

4、西秦商人群体

西部经济的掌握者

　　这个群体发轫于明代的边关军镇经济，明代时陕甘是一个省，长城九边重镇中甘肃镇、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都在陕西；对于军镇带来的消费刺激，明代的“食盐开中”“棉布征实”“茶马贸易”“布马贸易”政策，直接受益者秦商、晋商开始成形；而关中自古便是重要的农业区，秦商在这方面更具优势，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商帮。且秦晋风俗相近，明代“秦晋大贾”行商于于江河淮汉，也算一番往事。

　　而明清易代，晋商靠与清王朝的新密关系迅速做大；而无数秦商与扬州危城共陷，对清王朝没什么好感，并且明末大乱，关中随着陕北的农民起义也是一片生灵涂炭之像，清军南下，秦商却纷纷西去。清代近200年的修生养息，秦商经营川、滇、黔、陕、甘、疆、藏、豫、鄂，大抵在“陕甘回变”前达到最后一个高峰，从陕西会馆全国的分布就能看出来（可是比山西会馆还要多的哦）。这个时候，也是从“秦晋大贾”到“山陕商人”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群体也包括回商，回变时，有些人以策划者的身份全力参加了这场暴乱；有些人被无辜裹挟；也有些幸运的留在西安城里，没有波及，就是现在西安城中的回族。

这个群体有一些相对于古代商帮商人特别的特征：

1、不置田产，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一般认为古代商人挣钱后都会大量买地当地主，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关中的地权极度分散，不存在大地主。可能因为关中宗族势力较弱，大户人家孩子长大后就会分家；而且经营土地的收益与经商比性价比太低了，毕竟承平年代粮食都可以买到的。

2、乡土气息极重，典型的“农商”。大部分的秦商都是住在农村，住在各种大院里，可不比山西的大院逊色。

3、守望相助。毕竟数千年“关学”熏陶，较其他商人能朴素些，同乡间交流互助也比较多，全国数量最多的“陕西会馆”就是明证。

4、爱面子，爱排场。每个陕西会馆前都有铁柱旗杆，古代大量的铁是财力的象征。当年盖成都的陕西会馆的时候，四川有些腐儒不愿意买地给这些商人修会馆。后来陕西人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好不容易才高价买下了一个烂泥塘及其周边堆垃圾的荒地，作为会馆的修建用地。要修会馆，首先得用土石将烂泥塘填平，可当时有人竟不许他们在当地取土。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竟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惊人决定：由同乡会发起倡议，凡从陕西到成都来的，每人都必须至少携一麻袋本乡的泥土，做地基倒入烂泥塘。就这样，两年后，从陕西运来一袋袋关中的泥土，才把近一亩的烂泥塘填平，之后筹资建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陕西会馆。

5、秦人质朴，吃得了苦。秦商行商的西部地区多有人烟稀少的山区，而秦商就是硬生生走出了一条条山路，把整个西部联络起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那时候最给劲的运输工具是骡子，不过骡子配种比较麻烦，关中最多当然走遍西北的“关中驴”，那是一个属于关中驴的时代，不过，现在已经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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