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州古塔证沧桑

韦州古塔证沧桑

 

 

 

同心县韦州镇古城东南隅有一座古寺废址，废址内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塔。它就是著名的康济寺塔。

 

康济寺塔始建于何代？过去人们曾有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建于明代。后经进一步研究，认为此塔应为西夏古塔，明代曾两次重修，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西夏密檐式佛塔的风格。因为有资料记载，明朝立国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统领各路兵马，荡除西北残存的元朝武装。途经韦州古城时，曾见到东南隅的康济寺内有一塔。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皇十六子朱栴为庆王而居韦州时，常从王府到寺院内观赏古塔，赋诗抒怀，并捐资在西夏古城康济寺兴修了一座大殿——千佛殿。

 

后来，人们在康济寺塔内，发现了一块明万历十年（1582)《重修敕赐康济禅寺浮图碑》，据该碑记载：“明太祖立国之初，康济寺内已有浮图九级末及完。”明嘉靖四十年(1561)发生地震，使丁亥年(1527)已修复的四级“倾颓若昔，前功用虚”。这就说明，康济寺塔在明朝立国初年就已是“九级浮图”了。后虽经地震摧残，终未损坏，而倾废的只是明代嘉靖六年(1527)增修的九级以上部分。

 

1985年，在加固和修缮残损的塔檐时，发现塔身第九层以下与第九层以上所用砌砖的规格、泥浆和砌筑方法与往不同,这说明第九层以上是后来增砌的。第九层下塔身所用的长砖(31.5厘米×15.5厘米×7.5厘米)和方砖(33厘米×33厘米×6厘米)背面都有一手印痕，这与银川西夏王陵、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等西夏建筑遗存所采用的手印痕砖相同。另外，在翻修第九层叠涩挑檐时，于两块砖上发现了西夏文墨书题记。

 

从以上资料可知，康济寺塔塔应为西夏立国之后所建。

 

西夏立国之初，元昊穷兵黩武，与北宋征战不息。他在韦州建筑军事据点，又在兴庆府和贺兰山东麓广建宫室，耗尽人财物力，故无可能在韦州建寺院和立浮屠。西夏中晚期，宋与辽、金矛盾尖锐，而辽、金与西夏趋好，故西夏的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为了缓和矛盾，施行教化，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引入经典，聘请高僧，在其境内修建了许多佛寺禅院。确切地说，康济寺塔应是此时所建。史书还记载，“宋重和元年(西夏雍宁三年，即公元1118年)春二月，熙河、环庆、泾源地震旬日不止，坏城壁、庐舍居民压死者甚众，人心慌乱”。“西夏天庆四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即公元1143年)，首都兴庆府地区又发生大地震，经月不止，人畜死亡者数以万计”。接着，夏州地裂泉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毁民居数千”(《西夏书事)卷三五)。这两次较大的地震对西夏东南部地面建筑和人畜造成严重损害。康济寺塔应是在这两次强烈地震之后的西夏仁宗(1140一1193年)后期所建，否则，将遭受毁坏而不复存在。

 

康济寺塔建成后的第一次修葺是在明嘉靖六年(1527)，这可以从1985年在加固和修缮此塔时所发现的《金刚经》和《陀罗尼经》卷上捐修人大明嘉靖六年初九日修葺的题款中得到证实。这次修葺是在西夏时所建的“九级之上更增四级，升顶缀铃，凡三载乃成”。明嘉靖六年增修的四级及宝顶，又被嘉靖四十年(1561)的地震毁坏，前功尽弃。

 

第二次修葺是在明万历九年(1581)。这次修葺仍在西夏所建的九级塔身之上又复增四级，升顶于巅，缀铃于角，并勒石立碑以志其功。保存在塔前的明万历年间石碑和1985年从塔顶佛龛内发现的20块刻有大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宝塔施财功德主姓名的方块砖可以说明，这次大规模修葺仍是民众捐资。从塔内没有发现明万历以后的遗物来判断，保存至今的塔体是西夏建后和明万历九年以前增修的遗迹。

 

第三次修葺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这次修葺，可以从塔身第三级东壁上的“乾隆三十年重修”题记得到佐证。这次修缮仅是粉装，即采用砖石、草泥将底层损坏部位填塞修补，并在塔身八面塑造了23尊护塔罗汉像。

 

1964年，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为了稳固康济寺塔塔身，防止继续损坏，当地文化部门采取应急措施，用青砖、白灰在底层塔身圈砌了护塔台座。1984至1985年大规模地加固修缮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同心县政府密切配合，组织文物专业人员实施完成的。1984年，同心县人民政府正式划定了康济寺塔的保护范围，并由县文物管理所主持完成了拆迁和保护整修任务的各项准备。1985年，在国家文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怀英、杨玉柱的设计和指导下，区文管会制定了施工方案，聘请云南大理市古塔修缮队组织施工，将塔身、塔檐的残毁和损坏部位进行挖补修复，重新制作了塔檐角木铁铎和金属刹顶，装设了避雷器。为了达到抗震的目的，在塔身的隐藏处采用了加固措施：拆除了底层台座，在底层沿塔四周围浇注了50厘米×70厘米的混凝土墙一道，并与底层塔身损坏部位所填补的高压灌注的聚台物水泥沙浆连接在一起；每隔两层，在叠涩腰檐上部剔出一砖厚的深槽，浇注15厘米×15厘米钢砼圈梁一道。在塔心室内壁每四层加钢砼圈梁一道，并装置了双道十字横梁，以达到整体加固的目的。

 

康济寺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檐式十三层空心砖塔。塔原高39.2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为42.7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塔的底层较高，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外廓，显得宏伟、凝重，体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风格。

 

塔身通高35.58米，塔体是在夯实的黄土地上用黄泥浆将长31厘米、宽15.5厘米和边长33厘米、厚7.5厘米的长方形、正方形砖混合往上平砌，并按一定尺寸和收分比例，在塔身上砌出叠涩腰檐和平座，用以增加塔身厚重、密实、多变的形体。除了底层南面有通往塔心室的余卷和第十三层塔身各面砌装有垂柱帐形砖雕假门龛及角柱，其余各层塔身均为素面，无门龛。每层檐角均装有角术，挂有铁铎。塔心室高33.8米，随外形往上内收至十三层合拢。内壁共砌出四道台檐，并在其间装有四道交叉粱。

 

塔刹基座是一个八角形两级束腰须弥座式砖砌体。基座底面直径3.66米，顶面直径1.3米；座底为八角形，边长1.52米；座顶亦为八角形，边长44厘米；基座通高3.62米,用长方形和各种异形砖与塔身连接后平砌而成。基座原来砌装有中心柱木，用以固定宝顶。其中凸腰肚下东南西北各斜面留有高33厘米、深1.43米的方洞，通往塔的中心柱，外口用单砖封掩。

 

宝顶在维修前已塌毁，残留有黑色和棕色釉的瓷片，说明该塔宝顶原是用陶瓷构件套装在塔柱上的，其形制无法考证。现在的金属宝顶，是1985年加固修缮时重新设计制作的。新装宝顶由相轮、宝盖、宝瓶三部分组成。相轮九级，底轮直径1.5米，顶轮直径89厘米，通高2.24米；宝盖直径1.5米，厚36厘米，与宝瓶焊装；宝瓶高80厘米，直径50厘米。

 

出土文物

 

1985年，在加固和修复康济寺塔的施工过程中，除了有前文提到的第九层以上与第九层以下塔身砖质与砌法不同、第九层塔檐两块方砖上有西夏文墨书题记，第三层塔身东壁上有“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题记，底层残破塔身八面有23尊泥塑罗汉。第十三层塔身五个侧面的假门龛内室及第一层塔檐转角的朽木洞中，还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

 

佛教和道教造像：共发现佛教和道教铜质造像27尊，其中释迦牟尼佛11尊，弥勒佛3尊，菩萨像7尊，弟子像4尊，无量祖师像1尊，老子像1尊。

 

佛教和道教经卷：维修时于塔顶刹座下的5个佛龛内共发现佛教和道教经卷15种29册，均为折装，有木旋、面印、烫金和手抄4种版本，其中大部分佛经为明代刊印。

 

藏文、汉文咒语条：藏汉文咒语条共计36条，其中17条为藏文咒语，19条为汉文咒语，系用毛笔直接墨书于黄色和红色的绵纸上。咒语条大小不一，一般长15至25厘米,宽5至10厘米，最长的一条长49厘米，宽10厘米。咒语条发现时与五谷杂粮(麦、稻、荞麦、糜谷及豌豆)，五色布(红、黄、蓝、白、青)，藏红花、金代货币“大定通宝”，明代货币“嘉靖通宝”和“万历通宝”等一起用黄绵纸包好，再用丝带捆扎，放在铜质造像腹内。

 

佛像拓片：共有两幅，大小相同，长40厘米，宽32厘米，是在黄裱纸上各拓一佛像，可惜已模糊不清。

 

题记砖：塔顶刹座下的5个佛龛内，共发现24块题记砖。其中4块为西夏文砖，规格为35厘米×35厘米×7厘米，文字系用毛笔直接竖写在方砖上，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西夏文字专家史金波先生考证，皆为西夏时期的姓氏人名。汉文砖的规格均为33厘米×33厘米×7厘米，砖的正面文字有手书和刻文两种。

 

康济寺塔还是一处宝贵的革命文物。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时路过韦州，被土豪官吏阻击，红军以康济寺为阵地与敌人进行激战，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塔上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被迫撤离。土豪官吏得意忘形，指使团丁毁掉古塔，不料，青砖掉落，砸死不少匪徒。老百姓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神塔显灵了，为红军报仇了，为百姓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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