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移民文化的四个特点

宁夏移民文化的四个特点

 杨森翔

       对于宁夏的移民特色文化，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归纳和表述。如汪一鸣用“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传统，开放包容友爱互助的品格，纯朴浑厚诚信待人的情性，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体现于生产生活、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文化底蕴”概括；民盟宁夏区委则用“军旅特色”、“团结奋斗的精神”、“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不同历史时期的宁夏历史文化风格和独有的特色”、“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的精神”等来表述。银川市总结出的“贺兰岿然，长河不息”则更为简洁。

      这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归纳宁夏移民文化的四个特点，这就是：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人地和谐，融合更新。

 

一、五方错杂

      历史上移民大潮屡屡席卷宁夏，使大量外籍移民迁入宁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各地毫无例外地出现了“五方错杂”的情况。这在正史及宁夏现存的各类地方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所谓“五方”，有两解，一指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如汉人所作《礼记·王制》将汉统治下的居民分为“五方之民”，居中原者称为中国人，居中原以外者则“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这五方之民，实际上是指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而已。另一解则指“仕宦者”、“征戍者”、“谪戍者”，以及“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例如，现存宁夏最早的《宣德宁夏志》，就记载说：“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并引宋熙宁间常山侯宋敏求撰写的《长安县志》的话说：“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亦犹是矣。”《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民国《朔方道志》等志书也都用“杂五方”来形容宁夏的移民社会。

      这说明了两点：宁夏确实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杂处和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元、明以后，则成为外省人口迁入定居的主要地区，其文化也呈杂色。

      就一般意义而言，见诸文献的“五方错杂”，主要是针对当地人口稠集、户口繁众、居民成分不一、风俗有别而言，也就是说，主要指的是风俗，而非移民。但对宁夏这个自古以来的移民地区来讲，土著人口稀少，大量的人口是从外省区迁入定居的。因此，宁夏的“五方错杂”，就不仅仅是指风俗了，它是由跨省际的大移民运动造成的。“五方错杂”，既是大移民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宁夏移民社会的表征。

    第二，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是宁夏移民社会的标志。

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上关于宁夏人口资料的记述，大概有以下三种形式：

    （1）不记境内的土著多少，只记迁入移民之多。例如：《史记》记述秦代“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2）只记移民的原籍有多少处，不记各种移民的数量及比例。如《民国固原县志》：“西南各区人民，由平、镇、宁、朔迁入者居多数，移民殖此者居较少数。”

    （3）只记境内土著与移民成分的大约比例，不记具体数量。例如：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留下来的西夏原居民“百无一二”。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正如宁夏方志所说，宁夏“土著老户，寥落无几……其他皆迁移户，或屯戍此地者，遂世居焉” 。——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正是使用“五方错杂”的最主要用意。

 

二、风俗不纯

     由于“五方杂处”的形形色色，因此就必然出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风俗不纯”。

    所谓“风俗”，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

    所谓“不纯”就是不单一，不只一种。换句话说，就是多元、复合。“不纯”一词在这里没有贬义，它是宁夏移民特色文化“多元、复合”特征的另一种表达。

    关于宁夏旧时风俗，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此仅举三种宁夏志书的记述为例。

    《宣德宁夏志》“风俗”云：“其土居人，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然甚崇敬释氏，重巫觋。《金史·夏国赞》亦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也”。

    《嘉靖宁夏新志》除重复《宣德宁夏志》的说法外，又加“笃信禨鬼，尚诅咒。（《宋史·夏国传》)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金史·夏国赞》）杂五方，尚诗书，攻词翰。（旧志）重耕牧，闲礼义（新志）。” 文后有注曰：“宁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丽相竞，财用以浮费渐耗。然少食则馁，无食则毙。兹以五谷粜贩而为之害，有益作无益，实非边镇所宜。巡抚都御史杨守礼恶其漓薄而深忧远虑，故谕之以德言，禁之以宪法，人乐从于雅淡，君子伟之。”

    《乾隆宁夏府志》除了重申前志所记“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和“杂五方，尚诗书词翰”，“重耕牧，闲礼义”的一些共同特征外，又将这些风俗具体到了灵州、后卫、中卫等地。

    如说：“灵州尚耕牧，工骑射，信机鬼……富强日倍，礼义日新。”“后卫务耕牧，习射猎。”“中卫人性勇干，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居室惟公署、宦族覆瓦，民家皆板屋，覆以土，犹秦风之遗。中堂供先祖，或悬佛像。”“食主稻、稷，间以麦。贫者饭粟。中人之家，恒以一釜并炊稻、稷：稻奉尊老，稷食卑贱。”“衣布褐，冬羊裘。近世中家以上，多袭纨绮矣，女服尤竞鲜饰。”进而又道：“圣祖时以武节奋功名、秉旄钺者，一郡常数十人。甲第连甍，金貂累叶，往往以宫室车服相竞，习俗侈靡，有由然矣！”当时宁夏文人写道：“银川自昔以武竞，开国以来称绝盛。豹韬虎符各起家，烟阁云台多著姓。亦有彬彬文采儒，遥数落落晨星映。”。说明清代中前期，宁夏地方文化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时代。

      这几种方志中所谓“土居人”，即本地人、土著人。而宁夏于明代初年“空其城”，居民已被“内迁”。虽于洪武九年（1376）复卫，已非原貌。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而夏、元遗风，还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朔方道志》等志书中的“杂五方，尚诗书词翰”，则说的已是“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人皆有之”的风俗与特征了。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

      对于“五方错杂、风俗不纯”的研究，在得出如下结论中，可以看到宁夏地域文化有如下特点。

      第一，宁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基础。比如，古代宁夏居民“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习射猎”，“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的生活习俗和勇敢善战、质朴豪爽的性格，就是由古代宁夏地“多林木”且与草原交错的地理环境，故人以狩猎求生，农商活动的缺乏等有关系；同时也与“地边胡，数被寇”（《汉书·地理志》）的区位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历代不断移民对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风俗是人文的重要内容，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由于自古以来，宁夏地区就“地旷人稀”，形形色色的移民进进出出，其风俗（文化）也就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对风俗（文化）的影响程度大体与移民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由于新人口有着与土著及其他移民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其经济水平也有差异；再加上他们本身也是来自其故乡不同的地方，价值观念各异，因此，宁夏原有较为单纯的风俗格局受到很大冲击，遂“习俗相化”，互相影响，并重组为“五方杂错，风俗不纯”新的复杂格局。如南北朝时，江淮移民进入宁夏后“习俗相化”，遂使宁夏成为“塞北江南”，以及元明以后，回族文化习俗的流行，就是新人口自身两大特点成为移风易俗动力的典型例证。

      第三，宁夏当地“多元、复合”风俗习尚（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与各时代精神因素（包括情感、情趣、信仰在内）有着密切关系。以居住风俗为例，宁夏古代移民（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移民，如汉代的三水属国、唐代的六胡州等）多住于城堡之内，这既出于安全的需要，也缘于对宅门的许多信俗；清代中后期堡寨的普遍出现，是战乱后防卫心理增强的结果。此外，宴饮活动的盛行、男性和女性的修容方式及其变化、上层社会交通工具的转变、妇女改嫁得到广泛认同、沐浴禁忌、厚葬的流行、奢靡之风的流行等许多社会风尚，都可从心理层面上寻得合理解释。

      第四，统治集团或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及事业上的成功者、德范楷模对风俗（文化）也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一，自古以来，总有些个人或群体在有意识地改造风俗；其二，他们的这种意图和努力实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司马迁曾开列出整合风俗的五种方式：“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西汉盐铁会议上文学也提到用“导”治理风俗：“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盐铁论·本议》）

总之，作为文化现象的风俗自身是复杂的，风俗形成的背景和变化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传统、社会心理、人口和上层社会等一系列因素，从不同方面为宁夏地方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提供了基础和驱动力。

 

三、人地和谐

      所谓人地和谐，就是人与土地的和谐，人与水土资源的和谐，人与地理环境的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在移民的“天·地·人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

把“天人和谐”的思想运用到移民运动中，便是“人地和谐”。而“人地和谐”的思想正式明确体现在移民政策中，则始于西汉的晁错。

      鉴于秦朝移民失败的教训，晁错先后向景帝呈上了《言兵事疏》、《论守边疏》（又名《守边备塞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重要论文，系统地分析了秦代移民戍边失败的原因，一是动机不良，“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而是好大喜功，“贪戾而欲广大也”；二是不熟悉地理环境和敌我形势，“战则为人擒，屯则卒积死”；三是移民水土不服，“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四是移民对象规定得不合理，致使“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五是对待移民过分苛求，有罚无赏，移民“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甚至“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

      因此之故，晁错提出要以秦为戒。他不但主张对移民实行“赐高爵，复其家”的优惠待遇，而且还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对新到边塞的移民，国家发给口粮和必要的衣服，“予以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

      （二）妥善选择移民点，必须“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美，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以气候适宜，水土丰美，利于固守为原则。

      （三）保证移民有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政府“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四）为移民配备医生巫祝，“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五）对于尚无配偶的单身移民，政府替他们买适当的对象以为配偶，因为“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意即就人的性情来说，没有相应的回报，他们是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久安定下去的。

      晁错的这些主张深谋远虑，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所当行，鲁迅称其具有“深识”。

      自汉以降，历朝历代多次向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其中安置在宁夏境内的移民大都分布在今宁夏北部的引黄灌区。因为这里有广阔平坦的土地、水源丰沛的黄河以及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非常适宜引黄河水自流灌排，发展农业生产。其开发步骤也是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发展规律，首先开发河东（河南）地区，逐渐进入河西（河北）地区。正是由于历代移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充分利用宁夏平原的水资源优势，修筑大规模的引黄灌排渠道，使宁夏平原由原先的草原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游牧经济，逐步转变为灌溉农业为中心并与牧业相结合的农牧经济，一跃而成为西北最大的灌溉农业区和闻名天下的“塞北江南”。

      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人们在“逐水草而居”的移徙流动中，还是对脆弱的生态体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宋、金和西夏时期，由于频繁战争和修建金都、夏都等大型建筑的需要，六盘山地区的大量林木被砍伐。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不合理的屯垦和移民，加上历史时期各种遗留问题的积累，导致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是森林进一步急剧减少；二是水土流失加剧；三是植被缩减导致水文状况恶化；四是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锐减；五是土壤盐渍化和荒漠化等，从而导致灾难频仍。这又从反面证明，违反“人地和谐”的规律，不善待自然，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四、融合更新

      纵观宁夏古代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移民（移进、移出）的历史，也是各种文化不断冲激碰撞、不断更新、不断融合的历史。

      融合是冲突（冲激碰撞）与更新的产物，是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诞生，是斗争以后的平衡与和谐，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自然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广大农民世代附着于土地，乡土观念很重，不肯轻易离乡背井；而且交通、通讯条件又落后，“生离”常常是“死别”的同义语。“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杜甫《赠卫八处士》）。因此，每一次移民行动，政府与移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与土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与移民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却是不同文化、不同生产方式的冲激碰撞和融合。就宁夏而言，移民带来的冲突和达到的融合更新，主要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和各种生产方式及两类大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汉儒文化与胡文华）之间，通过冲突到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宁夏多元复合的黄河文化。

      从周、秦至清，每次大型的移民活动，都会带来一群新的个体，这些个体都带着当地鲜明的文化个性和风俗习惯，他们的到来，都会与当地已经形成的文化进行碰撞和交融，进而互相渗透与吸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可以说，每次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带来的都是一次文化的嬗变。这种变化，数其大者，至少有11轮：

      先秦戎族入主宁夏，将草原游牧文化带入宁夏境内。宁夏的畜牧业由此得到快速发展。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轮移民，也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轮文化、人口的冲激碰撞、更新和融合。

在宁夏银南至固原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铁文化遗存，为我们提供了详细而又有力的资料和证据。这些墓葬，总体上被定为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但学者们早就注意到：  

    1、这些墓葬中有铁器出现。如果将中国北方相当于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青铜文化，那么无法与国际接轨，且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杨郎文化的早期早段墓葬中已有铁器出土，如狼窝子坑M1、3各出土一件铜柄鉄剑；固原马庄lm3出土一件鉄剑；于家庄M17出土一块长方形牌饰……由此可见，以杨郎墓葬为代表的宁夏先秦少数民族文化，既有青铜文化的特点，又有早期铁器时代的因素，可以说是青铜文化与铁器文化的融合。

    2、至于该文化的族属问题，也存在不同见解，有人认为与春秋时期的“西戎八国”关系密切，有认为与与春秋时期的朐衍戎及其先民有直接关系，有人认为与匈奴有关……。上述意见尽管表述不同，但据《史记》《汉书》记载，杨郎文化分布地域正是古代戎人居住区，由此推测，杨郎文化应该是有别于匈奴系和东胡系的戎人文化。但与周边地区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如內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毛庆沟文化与桃红巴拉文化、陕西扶风刘家的姜戎墓地、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等）存在某种联系。说明该文化具有多元复合的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早期的融合。

      秦、西汉时期，先是“北逐匈奴”、徙边戍守。后因安置不妥以及秦末连年战争，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宁夏大地又为匈奴所有；西汉时先是将匈奴等民族逐出宁夏，连续多次从内地迁徙数十万民众于河套，后又将归附的数万匈奴降众安置在包括宁夏在内的边地诸郡。至宣帝时，宁夏南北 “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畜牧为天下饶”（《史记·货殖列传》）。但到西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争，宁夏人口大多损失流散，只剩十之一二。——这就是宁夏历史上第二轮移民高潮，也是宁夏历史上第二轮人口、文化的冲激碰撞、更新与融合。

      到东汉，羌族已成为宁夏人口结构中重要的部分，以致发生了三次羌族大起义，并造成富平三迁，就连北地郡和安定郡也一度侨治他乡，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这是宁夏历史上第四轮移民高潮及人口、文化的冲激碰撞、更新，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民族融合。

      到了魏晋十六国，先是匈奴、鲜卑族迁入宁夏，并发生树机能起义；后又为赫连勃勃的大夏所据。——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四轮移民高潮及其文化的冲激碰撞与融合、更新。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民族大迁徙，“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魏破大夏赫连昌后，在宁夏置“胡城”以大量安置降归的各少数民族部众；又不断从内地迁移汉族居民到簿骨律镇屯居，以至有了“汉城”、“历下”等新地名。——这就形成了宁夏历史上的第五轮移民高潮和文化的冲激碰撞、融合及人口更新。

    唐代是古代宁夏地区民族冲激碰撞、更新与大融合的又—高峰期。这个时期的移民特点是，由朝廷统一安置迁入众多少数民族部族。灵州成为唐太宗接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受降城”，同时也是安置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选地。“六胡州”、安乐州，还有燕山州、燕然州、鸡鹿州、鸡田州、皋兰州、东皋州、烛龙州等羁縻州一一出现在宁夏及周边地区——这就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六轮移民高潮及文化的冲激碰撞、更新和大融合。

    到了宋代和西夏，情况有所变化。原本以各民族杂居为特点的宁夏，为党项族所得，因而这里的主体民族便成了党项人。然而，党项人是个兼容性很强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对汉民族文化更是重视到了崇拜的程度。由于主体民族（党项人）对非主流民族（如汉人等）的宽容和共存共荣，于是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具有神秘色彩的独特地域文化“西夏文化”——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七轮移民高潮及文化的冲激碰撞、更新与融合。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蒙古军攻占兴庆和灵州后，四处搜杀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千里几成赤地”，“城遂空”——这是宁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城。而这一次的空城（持续时间约40年），便为新一轮的人口更新创造了机遇。

    公元1268年（至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西夏时外逃的避难者归还本籍，并设西夏惠民局收容安置，组织屯田。同时从内地移民以实之。并“签发西夏回回军”、“探马赤军”等蒙古军队亦参加屯田——这也是回族先民在宁夏定居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元朝的这次移民，实现了对宁夏人口的彻底清换，从而奠定了宁夏“回族之乡”的基础。——这是宁夏历史上第八轮移民高潮及文化冲激碰撞、融合和更新的成果。

    到了明朝初年（1370—1372），先是为防避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明政府将宁夏境内的全部居民迁往陕西关中，三五年后又迁回原地，并“徙五方之人实之”。同时，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正式形成，构成了宁夏新的人口成份——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九轮移民高潮及文化冲激碰撞、融合和人口更新的成果。

    到了清朝，由于撤卫所，建州县，“化兵为农”等一系列新政策的推行，加之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宁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大发展，结果便是人口的增加。据文献统计，清代嘉庆年间，宁夏北部地区的人口，较之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间超过10倍；其中重点移民区如平罗县竟增长了73倍！而且，从宁夏至平凉，“千里皆回庄”。但“同治兵燹”后，宁夏人口锐减。据统计，宁夏北部，嘉庆十七年有人口约140万之众，但到清末宣统元年，仅余25万人！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的宁夏，“往往数十里村落廖廖，人烟绝无”，“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朔方道志》第9卷）。——这可算是宁夏历史上的第十轮民族迁徙和文化、人口的冲激碰撞、融合与更新。

     至此，宁夏“回乡”和具有移民特色的宁夏黄河文化的面目基本奠定。

    纵观历史长河，宁夏地区曾有20多个少数民族定居繁衍。其中有些民族到后来演变成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而有些民族迁到这里不久后，就再也找不到延续的脉络了。他们经过宁夏地区各种（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斗争和冲激碰撞的洗礼，最后都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20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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