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创新者》-沃尔特·艾萨克森

  跟数字时代的许多方面一样,创新来自人文与科学的交汇处这种观 点也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激 发创意的典范。而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工作出现瓶颈时,爱因斯坦会拿出自己的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乐曲,直到他能重新找到“天体的和谐旋律”为止。

  埃达·拜伦(Ada Byron),英国诗人拜伦之女,发表了关于巴贝奇分析机的“注解”。正式称谓是埃达·洛夫莱斯或者洛夫莱斯夫人。

  从理性来看,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对于埃达来说,婚姻可以让她有机会过上稳定和踏实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婚后的埃达终于可以不再依赖独断专行的母亲。而对于威廉来说,这桩婚姻也为他带来了 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妻子。

  伯努利数生成算法的详细编程描述(出于关于巴贝奇分析机的“注解”)是第一个正式发表的计算机程序,而且这份成果的最终署名是A.A.L.——奥古斯塔·埃达·洛夫莱斯的缩写。

  巴贝奇没有为自己的机器筹到更多的资金,机器始终没有被建造出来,他最后在贫困潦倒之中郁郁而终。至于洛夫莱斯 夫人,她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的科学论文,她终日沉迷于赌博和鸦片药物之中,生活每况愈下。她和一位赌博搭档私通,后来还遭到这位情夫的勒索,被迫变卖自己的家传珠宝。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与子宫癌进行了一场极其痛苦的抗争,其间还进行了多次放血治疗。她在1852年 病逝,终年36岁。按照她的临终遗愿,她被埋葬在一个乡间坟墓中,长眠于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旁边,她的父亲也是在同样的年纪逝世。(评:许多人物往往只能在历史长河辉煌一次,或只有一件影响大的事或创作,结局也未必美好。即使这样,能达到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半点印记。)

  玛丽·雪莱,英国诗人雪莱之妻,在拜伦提议下创作《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 )。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两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创新者们想出了一些可以简化工作的方法,他们将工作细分成可以通过流水线完成的更为简单 和琐碎的任务。然后,发明家们开始从纺织业中找到使用机器完成工作步骤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工作都由蒸汽机提供动力。以帕斯卡和莱布尼 茨的想法为基础,巴贝奇尝试在生产计算结果的过程中同时应用这两个 概念,制作出一台机械计算机器,这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他最重大的 概念飞跃是这种机器不一定只能执行一种操作,而是可以使用打孔卡片 进行编程和重新编程。埃达看到了这个诱人的概念带来的好处和意义, 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更为令人兴奋的想法:这种机器不仅可以处理数字, 还可以处理任何能用符号表示的事项。

  事实上,埃达做出的贡献不但意义深远,而且鼓舞人心。她窥见未来的能力已经超过了巴贝奇,以及任何一个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她 眼中的未来是机器会成为人类想象力的伙伴,这两者的结合可以编织出如雅卡尔提花(巴贝奇使用打孔卡片作为分析机指令输入的灵感来源)一样精美的图案。她对诗意科学的理解让她能够欣赏一种想象中的计算机器,虽然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实现这种设备的建造,但是埃达认识到了它的处理能力可以用于任意形式的信息。因此,埃达· 洛夫莱斯伯爵夫人确实帮助播下了数字时代的种子,它们将在100年之后开花结果。

  创新有时只是时机的问题。如果一个伟大想法出现的时候刚好存在 可以实现它的技术,那么一项创新就诞生了。例如,人类登月计划被提 出的时候,微型芯片的发展水平刚好可以将计算机导航系统放进火箭的 头锥里面。然而,创新有时也会在不对的时机出现。查尔斯·巴贝奇在 1837年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精密计算机的论文,但是制作这种计算机所需 的技术进步需要经过100年才能达成。 虽然某些技术进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 重大的飞跃之中,还是由无数个小幅的改进累积而成的。打孔卡片的发 展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巴贝奇在雅卡尔纺织机上发现了这种卡片的用 途,并打算将其整合到自己构想的分析机当中。后来,真正适合用于计 算机的打孔卡片在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手中得到了 完善。他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位职员,在得知手动制作的1880年人口 普查表需要近8年的时间才完成之后,他大为震惊,于是他决心要让 1890年的人口普查工作实现自动化。霍尔瑞斯后来成立的公司 在经过一系列的并购重组之后,于1924年成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IBM。

  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模拟电子机械计算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过工程学院院长,是电子公司雷神(Raytheon)(一家庞大的国防承包商和电子公司)的创始人,还在“二战”期间担 任过美国军事科学机构首脑。个人电脑(即普通人能够亲手操作并带到家中使用的电脑)这一思 想是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提出的。

  图灵的确更倾向于独来独往。身为同性恋者的事实让他有时会感到自己无法融入其他人的圈子;他独自一人居住,避免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的接触。他曾经向一位女同事求婚,但后来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告诉她自己是同性恋者。对方没有为此感到困扰,仍然愿意与他成婚,但他始终 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因此没有继续这桩婚事。不过,他最终并没有 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孤独者”。他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团队中与其他协作 者一起工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合作,他的抽象理论才得以体现在真正的发明上。

  “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流控制通断的开关,例如电磁继电器。在开关时会发出响声的继电器有时会被称为机电继电器,因为它们含有活动 的部件。真空管和晶体管也可以作为电路中的继电器,它们被称为电子 继电器,因为它们在控制电流的过程中无须移动电子元件。“逻辑门”是 一种可以处理一个或多个输入的开关。例如,在带有两个输入的电路 中,“与”门在两个输入均为高电平时才能输出高电平,“或”门在其中一 个输入高电平时即可输出高电平。香农的想法是这些逻辑门可以集成在 电路当中,这样就可以执行布尔逻辑代数的运算。 香农在同年秋季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布什对香农的想法大为欣赏, 并鼓励他将这些内容加入自己的硕士论文当中。这篇题为《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的论文展示了执行布尔代数的各种运算的方 法。“利用继电器电路执行复杂的数学运算是可能的。”他在论文的结尾总结道。 这篇论文成为所有数字计算机的基础概念。

  在莫奇利的个性当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热衷于分享思想(他 在分享的时候通常都会满脸笑容,眼里透出一种热切的情感),这点使他成为一个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喜欢与人交流,而且他似乎可以 从对话当中吸收其他人的想法,”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约翰喜欢社交 场合,喜欢美食和好酒。他喜欢美女,喜欢有魅力的年轻人,也喜欢头 脑聪明和与众不同的人。” 向他请教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 总会充满激情地跟你谈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各种话题。

  跟大多数人一样,莫奇利也会从各种各样的经历、对话和观察当中 收集不同的见解,他的信息收集来源包括斯沃斯摩尔学院、达特茅斯学 院、贝尔实验室、美国无线电公司、世界博览会和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等 各种地方,然后他会把收集到的信息融合成为自己的想法。“一个新的想法会以直觉的形式突然出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但这种直觉不过 是以往的知识经验的产物。”当人们从多个来源收集和整合信息的时 候,他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最后产生的想法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事实上 亦是如此,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

  与阿塔纳索夫不一样的是,莫奇利有机会,也有意愿与一支人才济 济的团队进行合作。因此,他和他的团队并没有造出一台被废弃在地下 室中的半成品,而是作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通用计算机的发明者被载入史册。

  美国在1941年12月正式加入“二战”,战争的需要使得美国有充足的 动力为莫奇利和埃克特正在研发的机器提供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位于阿伯丁试验场的陆军军械部当时得到了一项军方指派的任务——为美国输送到欧洲的火炮武器制作记录发射角设置的说明书。为了实现精确的瞄准,这些火炮的弹道表需要考虑数百项发射条件,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高度和火药的种类等。

  仅仅针对一种火炮发射的一种炮弹,它的弹道表制作就需要通过微 分方程组计算三千条弹道。这项工作通常会使用万尼瓦尔·布什在麻省 理工学院发明的微分分析机来完成。这台机器的计算工作需要超过170 个人的协助,这些被称为“计算员”(computer)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 女性。为了求解这些方程,他们需要在桌面加法机上进行繁复的操作。 这项工作召集了全国各地的女性数学专业学生来完成。尽管如此,仅仅 为了计算一个弹道表就要花费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夏天,这 样的计算进度显然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战事的需求,导致美军的部分火炮 出现了无法使用的情况。

  莫奇利和埃克特将他们之前的备忘录整理成一篇题为《关于电子微分分析机的报告》(Report on an Electronic Dif . Analyzer )的文章。使 用缩写“diff.”是一个取巧的做法,因为它既可以表示“不 同”(differences),这点反映了这台待建的机器具有数字化的特点;还可以表示“微分”(differential),这点描述的是它可以求解的方程类 型。这台机器在不久后就被赋予了一个更容易被记住的名字:ENIAC, 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尽管ENIAC的主要设计用途是求解微分方程,这是计算火炮弹道的关键所在,但是莫奇利在报告中表示它可以配有一个“编程设备”,这样它就可以用于完成其他的任务,成为一台更为通用的计算机。

  埃克特深知如果没有精确的执行,再伟大的概念也发挥不出应有的 价值(这是阿塔纳索夫学习到的教训),因此他会放下身段对项目进行 事无巨细的管理。他会在其他工程师之间来回巡察,告诉他们应该在哪 个位置进行焊接或者拧紧电线。“我会查看每位工程师的工作,还会仔 细检查机器中每个电阻的每项计算,确保所有工作都能准确完成。”他 坚定地说道。他对所有不在乎细节的人都没有好感。“人生正是由各种 各样的小事组成的,”他曾经说过,“当然计算机也只是一个由细节堆砌 而成的庞大整体。”

  埃克特和莫奇利两人之间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这点让他们成为数字时代众多双人领导组合当中的典范。埃克特会以精益求精的要求来鞭 策其他人;莫奇利则更擅长于安抚人心,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他总 是在跟别人开玩笑,”埃克特回忆道,“他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专业 技术过硬的埃克特有时也会出现精神紧张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因此 他非常需要一个可以跟他交流想法的人,这是莫奇利非常乐意担当的角色。

  ENIAC,十进制系统,1945年11月全面投入使用。

  其实英国早在1943年年底就已经成功制作出了一台含有真空管的电子计算机。不过这在当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项目,而且它在30年之 后才被公之于世。这个项目是在布莱切利镇(距离伦敦西北45英里)的 一座维多利亚式红砖庄园中进行的。英国政府当时召集了一批天才和工 程师,让他们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德军密码的破解工作。这台 被称为“巨人”(Colossus)的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化和部分可 编程的计算机。由于它是针对一项专门的任务而建造的,所以它不是一 台通用型或者“图灵完备”的计算机,不过它身上确实体现了艾伦·图灵 的烙印。

  在1943年12 月制成了第一台巨人计算机。1944年6月1日,一台含有2400个真空管 的改进版巨人计算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它成功解密的首批情报对当时正 蓄势待发的诺曼底登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根 据巨人计算机和其他来源的信息了解到希特勒没有在诺曼底部署更多的 兵力,从而坚定了发动诺曼底登陆的决心。

  这就意味着远在ENIAC之前(它直到1945年11月才完全投入运 作),英国的密码破译员就已经制作出了一台完全电子化和数字化(真 正采用二进制)的计算机。在1944年6月制成的改进版巨人计算机甚至 可以实现部分的条件分支功能。但是跟含有10倍真空管数量的ENIAC不 一样的是,巨人计算机只是一种专门用于破译密码的机器,而不是通用 型的计算机。由于它的可编程性有限,所以它也不能像ENIAC那样(在 理论上)可以根据指令执行所有类型的计算任务。

  当我们要找出某项发明的贡献者,确定谁 最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时候,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考虑谁的贡献产生了最 大的影响力。发明的意义在于为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以及影响一场变 革的形成。如果按照历史影响的标准来评价的话,埃克特和莫奇利是最 值得称道的创新者。几乎所有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都起源于 ENIAC。要评价弗劳尔斯、纽曼和图灵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虽然他们 的工作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但是他们三人都参与了英国在战后的计算 机建设工作。楚泽长期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研究,而且他的重要研 究成果都在柏林的空袭中毁于一旦,因此他对计算机发展的影响就更小 了。至于阿塔纳索夫,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唯一的影响) 可能就是为前来访问的莫奇利提供了一些灵感。

  当时已经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 特和莫奇利为他们联手建造的ENIAC申请了一项专利,他们最终在1964 年获得专利(当时的专利申请处理流程相当缓慢)。在此之前,埃克特 和莫奇利成立的公司和它的专利权已经被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公司收购了,后者在这时已经更名为斯佩里·兰德(Sperry Rand)。【目前的优利公司】

  尽管这个案件仍然没有确定(即使是在法律上)谁对现代计算机的 发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它确实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将 阿塔纳索夫从被遗忘的边缘重新带回了历史的舞台;而且虽然这可能不 是法官本人或者案件双方的本意,但它还是明确证明了伟大的创新通常 都是由多个创造者的想法融合而成的结果。一项发明,尤其是像计算机 这样复杂的发明,通常都不是一个人的神来之笔,而是多人协作编织而 成的创意图案。莫奇利曾经与许多人进行过交流,这点可能会使他的专 利更难站得住脚,但是这样丝毫也不会降低他的影响力。

  在值得被称为计算机发明者的人员名单当中,莫奇利和埃克特应当 排在第一位,不是因为所有关于计算机的想法都是他们原创的,而是因 为他们有能力将不同来源的想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加入他们自己的创 意,并建立一支合适的团队来执行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对计算机的后 续发展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他们建造的机器是第一台通用型的电 子计算机。“阿塔纳索夫也许在法庭上赢下了一分,但他后来还是回去 继续当老师了,而我们却仍然站在前线建造第一台真正可编程的电子计 算机。”埃克特后来指出了这点。

  在计算机的发明历程当中,图灵也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提出了通 用型计算机的概念,后来更亲自加入了布莱切利园的计算机研发团队当 中。至于其他人对计算机历史产生的贡献大小,你可以根据自己看重的 标准进行判断。如果你着迷于那些独立发明家的传奇故事的话,那么你 可能会将阿塔纳索夫和楚泽放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从计算机的诞生 可以得到的主要经验是:创新通常都是一项团队工作,它需要远见者和 工程师之间的协作,而且创意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成果。这样的情景只会 出现在故事书里面:在地下室、阁楼或者车库之中,有一个人突然灵光 一闪,或者是在脑袋旁边亮起了一个小灯泡——一项发明就此诞生。

  由于霍珀拥有准确表达信息的能力,所以艾肯委派给她一项任务 ——编写世界上第一本编程手册。“你要写一本书。”有一天他站在她的桌子旁边说道。 “我不会写书,”她回复道,“我从来没有写过书。” “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海军的一员了,”他说道,“你就要写这本书。”  霍珀最终写成了一本多达500页的书籍,这本书不仅记录了马克一 号的建造历史,而且还是一本针对这台计算机的编程指南。

  每天晚上,霍珀都会向艾肯朗读她在当天写成的内容,这个过程让 她学习到了成为优秀作家的一个简单技巧:“他指出如果你在大声朗读 的时候发现有不顺畅的地方,那你最好修改一下这个句子。我每天都要朗读自己完成的5页内容。”  在经过了这样的训练之后,她的文笔开始 变得简洁利落、条理清晰。霍珀和艾肯的紧密合作关系就像是一个世纪 之前的洛夫莱斯和巴贝奇一样。在不断深入了解埃达·洛夫莱斯的过程 中,霍珀对她的认同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编写了第一个循环程序,”霍珀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们都不会。” 

  数字时代的多数伟大创新都是个人和团队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富有创意的个人(莫奇利、图灵、冯·诺依曼、艾肯),他们的想法也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 实现。

  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霍珀对多种编程方式进行了完善,其中包括 子程序的编写。子程序指的是专门用于特定任务的代码块,它们只需要 储存一次就可以按照需求在主程序的不同位置调用。“子程序是一种明确定义、容易符号化和经常重复的程序,”她写道,“哈佛马克一号含有 用于求解sin x、lg10 x和10x的子程序,每个子程序都通过单个操作码调 用。” 这是埃达·洛夫莱斯最初在分析机论文的“注解”中描述的概念。 霍珀将这些子程序收集到一个不断增补的程序库当中。她在为马克一号 编程的时候还发明了编译器的概念,编译器是一种用于为多台机器编写 相同程序的工具,它可以将程序的源代码翻译为不同计算机处理器使用 的机器语言。 此外,她的团队还提出了程序故障(bug)和调试排错 (debugging)这两个术语。哈佛马克二号(Mark II)计算机被放置在一 座没有安装纱窗的大楼里面。一天晚上,这台机器突然出现故障,工作 人员马上开始查找问题的所在。他们发现有一只翼展达4英寸的蛾子卡 在了机器的一个机电继电器里面。他们将这只蛾子取了出来,并用胶带 把它黏贴在工作日志上面。“面板F(蛾子)在继电器中,”日志上的记 录写道,“这是首次发现虫子(bug)的情况。”  从此以后,他们就将 排除故障的工作称为“为机器除虫”(debugging the machine)。

  计算机的创新者和其他领域的先驱一样,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止步不前的话,他们就会被其他人超越。他们的性格当中有着诸如固执和专 注这样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是他们的创造力的来源,但有时候也会让 他们难以接受新鲜的想法。史蒂夫·乔布斯正是一个以固执和专注著称的创新者,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时 候,他就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点经常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措手不 及。艾肯缺乏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所以他无法实现优雅的转身。身为 海军中校的他对中央权威有着本能一样的执着,因此他的部下不能像莫 奇利和埃克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那样不受拘束地工作。艾肯还将 可靠性的优先级放在了速度之上,所以即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莱切利 园的团队都已经清楚认识到了真空管是未来的潮流,他仍然坚持使用久 经考验和可靠性更高的机电继电器。他的马克一号每秒只能执行三个指 令,而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的ENIAC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5 000 个指令。

  重新编程ENIAC的工作需要手动切换凌乱不堪的线缆和重置各种开 关。编程最初被认为是一项例行公事,甚至是低等的工作,也许这就是 为什么这种编程工作会交给女性负责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思想并不鼓励 女性成为工程师。然而这群为ENIAC编程的女性很快就证明了计算机的 编程工作可以达到和硬件设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男性工程师们在后 来才逐渐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时至2011年,琼·詹宁斯·巴尔提克在去世前不久还自豪地回顾了她 们的成就——创造出第一台通用型计算机的程序员都是女性:“尽管我 们那个时代的女性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但我们还是帮助开创 了计算机的时代。”她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女性都 具备数学知识,而且计算机的发展需要她们的技能。

  “我们曾经就关于宗教真理和信仰的问题进行过一些大的争论。尽 管我们之间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都非常喜欢彼此。” 

  冯·诺依曼和图灵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相遇,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为 通用型计算机的重要理论家,但是他们有着完全对立的个性和气质。图 灵的生活非常简朴,他长期居住在宿舍和旅馆当中,而且通常都是独来 独往。冯·诺依曼是一个讲究生活享受的人,他每周都会和妻子在普林 斯顿大学的大宅中举办一到两次聚会。图灵是一个长跑运动员;虽然冯 ·诺依曼的兴趣相当广泛,但是长跑(甚至是短跑)显然不在此列。“他 在衣着和习惯方面比较不修边幅。”这是图灵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看 法。相比之下,冯·诺依曼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穿着整齐的西装三件 套,连在骑驴游览大峡谷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在学生时代的衣着已经十 分讲究,据说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问了一个 问题:他的裁缝是谁?

  在自己举办的聚会上,冯·诺依曼喜欢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讲笑话和背诵低俗的打油诗。他非常热衷于享受食物,有一次他的妻子甚至说 他可以计算除了卡路里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横冲直 撞,所以他时常会把车子撞坏,他还对新款的凯迪拉克轿车情有独 钟。“他每年至少都会买一辆新的凯迪拉克,不管之前那一辆有没有被 他撞坏。”科学历史学家乔治·戴森(George Dyson)这样写道。

  艾肯对于分享的想法也同样抱有开放的态度。“不 用担心其他人窃取你的想法,”他曾经对一位学生说过,“如果这是原创 的想法,你肯定可以让别人接受它。”尽管如此,冯·诺依曼漫不经心地 对待想法原创者的态度仍然让艾肯感到惊讶和一丝不快。“他不会在意 自己谈论的想法是来自哪里的。”艾肯说道。

  冯·诺依曼后来成为ENIAC团队的顾问,他坚持计算机程序应该与 数据保存在同一个存储器中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轻易地对其进行调整。

  虽然冯·诺依曼乐于接纳新的观点,但是他的聪明才智总是让人不 敢反驳他的看法,不过詹宁斯有时会这样做。有一天,她对冯·诺依曼 的其中一个观点提出了异议,他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她,不过他在稍 作思考之后还是接受了她的观点。冯·诺依曼会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 同时非常擅长让自己表现得谦逊,这点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他是 一个非常聪明和自信的人,但同时他在向其他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会表 现得十分谦逊和腼腆,这确实是一种奇特的性格组合,”詹宁斯说 道,“他会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而他在展示想法的时候会给人 这样一种感觉,他就像是在为自己提出的异议或者更好的想法而向对方道歉。” 

  冯·诺依曼特别擅长构思计算机编程的基本原理。计算机编程在当时仍然是一项含义模糊的技术,自从埃达·洛夫莱斯在一个世纪之前为 分析机写下伯努利数的生成步骤以来,这项技术一直都没有取得明显的 进步。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简洁的指令集需要严谨的逻辑和准确的表 达。“他非常透彻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或者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指 令,”詹宁斯说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指令代码的重要性,并了 解到它们背后的逻辑和指令集必须含有的要素。”这点正是他博学多识 的明证,这种天赋让他能够抓住一个新想法的本质。“冯·诺依曼拥有在 问题中找出重点的能力,我在其他天才身上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

  来自 贝尔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布莱切利园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新都是 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冯·诺依曼的一个长处是拥有主导这种协作创新 流程的天赋——他善于提问和聆听,他会温和地提出试探性的建议,清 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对各人的想法进行汇总整理。 冯·诺依曼习惯于收集和整理想法,而且不太在意这些想法的准确 来源。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他构思和完善EDVAC沿用的概念,但有时也 会惹怒那些更加关心功劳(或者知识产权)归属的人。他曾经宣称通过 团队讨论得出的想法是不可能确定归属的。

  詹宁斯后来抱怨许多新闻报道都过分地夸大ENIAC的能力,并把它 称为“巨型的大脑”,她认为这是在暗示其拥有思考的能力。在看待机器 的思考能力方面,詹宁斯沿袭了埃达·洛夫莱斯的观点。“ENIAC无论如 何都不会是一个大脑,”她强调,“它没有思考的能力,目前的计算机都 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它确实能够为人类的思考提供更多可利用的数据。”

  重新配置的ENIAC在1948年4月投入使用,它带有一个只读存储 器,这点意味着它难以在运行的过程中调整程序。此外,它的水银延迟 线存储器的性能欠佳,而且需要精密的工程技术才能制作出来。一台来 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小型计算机能够避免上述两个缺点,这台被称 为“曼彻斯特宝贝”(the Manchester Baby)的机器是按照存储程序计算机 的功能重新设计的,它在1948年6月开始运作。 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主管是图灵的导师麦克斯·纽曼。

  计算机创新阵地的转移将我们重新带回了专利保护的话题。如果当 时冯·诺依曼和他的团队没有离开计算机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并把他们 的创新成果继续留在公共领域,这种开源的创新方式会不会为计算机带 来更加迅速的发展呢?抑或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带来的资本回报可以刺 激更多的创新出现呢?对于互联网、万维网和某些类型的软件来说,开 放模式被证明是更加可行的。但是对于硬件来说,比如计算机和微型芯 片,专利保护制度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大量硬件创新的源头。专 利化的创新方式能够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计算机领域)的原因在于,大 型企业可以更好地完成计算机的研发、制造和营销工作,而它们需要通 过专利制度来筹集运营的资金。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硬件 一直要比软件更容易得到专利保护。 然而,这种专利保护制度也对 硬件创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专利化的经营模式会使企业变得故步自 封,这点让它们错过了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个人电脑革命。

  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意识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对 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问题,笛卡儿都能够运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表 述。“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哲学观点正是出自他在1637年出版的《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 )一书中。笛卡儿在这本书中写道:“如果存在一些跟我们的身体类似的机器,它们能够在各个方面 尽可能接近地模仿我们的动作,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两条非常可靠的 标准来判明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第一条是……这种机器绝不能 对自己接收到的任何内容都做出条理清晰的回应,而这是最愚蠢的 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虽然某些机器在完成某些工作的时候可 以做得跟我们一样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它们肯定做不好其 他的事情,这点表明它们的行为并非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香农不仅想(向机器)输入数据,他还想输入文艺的东西!”图灵 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向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说道,“他想对机器放音 乐!”在另一天的午餐时,图灵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他高 亢的声线让餐厅里的高管人员都听得一清二楚:“不对,我没有兴趣做 出一个超级大脑。我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平庸的大脑,就像是美国电话电 报公司(AT&T)的总裁一样。”

  图灵没有 打算利用强大的处理能力来计算出每一步棋可能的走法,他关注的焦点 是能否让机器通过不断重复的练习“学会”如何下象棋。换句话说,机器 也许可以尝试不同的开局走法,然后从每次的胜利或失败中完善自己的 策略。

  图灵为人工智能给出了一个完 全可操作的定义:如果一台机器输出的内容和人类大脑别无二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坚持认为这台机器不是在“思考”。 图灵测试,也就是图灵所说的“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的操 作很简单:一位询问者将自己的问题写下来,发给处于另外一个房间之 中的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然后根据他们给出的答案确定哪个是真人。

  针对来自神学方面的质疑,也就是上帝只将灵魂和 思考能力赐给了人类,图灵表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全知全能 的严重限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是否“有自由向一头合适的大象 授予灵魂”?想必他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上帝当然 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一台机器授予灵魂。这番话从不信仰上帝的图灵口 中说出还是有些讽刺意味的。

  “与其尝试编写一个可以模拟成人大脑的程序,为什么不尝试模拟 儿童的大脑呢?”他问道,“在经过适当的教育之后,它将有可能成长为 成人的大脑。”他承认机器的学习过程会跟人类儿童不一样:“举个例 子,它不会有双脚,所以老师不能叫它帮忙装满教室外面的煤斗。也许 它也没有眼睛……所以如果把这个怪物带到学校的话,它肯定会被其他 小朋友过分地取笑。”因此这台“儿童机器”将需要使用其他的方式进行 教导。图灵提出了一种奖励和惩罚机制,它可以促使机器重复或者避免 某些行为,最终这台机器将会培养出自己对于思考的概念。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发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图灵似乎很喜欢参 与到自己惹出的争论当中。他以自己带有讽刺性的幽默感取笑了那些关 于十四行诗和人类高等意识的主张。“终有一天,女士们会带着她们的 计算机到公园散步,并且互相诉说‘我的宝贝计算机在今天早上跟我说 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1951年调侃道。正如他的导师麦克斯·纽 曼后来所说的:“他在解释自己的想法时会提出一些引人发笑的比喻, 但它们又是恰到好处的,这点让他成为一位讨人喜欢的同事。”

  脑外科医生杰弗里·杰斐逊爵士甚至说出了更为出格的言论,他多次以“性冲动”作为例子,并反复提到了人类的“情感和本能,比如性欲”。他指出 人类会受制于“性冲动”,而且“有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愚蠢”。

  在1952年3月的庭审上,图灵承认了自己的罪名,但他明确表示自 己不会为此感到后悔。麦克斯·纽曼也作为图灵的品行证人出席了这场 审讯。在被宣判有罪和剥夺参加机密工作的权限之后, 图灵面临着 两个选择:坐牢或者缓刑,而第二个选择的条件是需要接受荷尔蒙治 疗,也就是通过注射合成的雌激素来抑制性欲,这种治疗方法就像是把 人当成由化学药物控制的机器一样。他选择了后者,这项治疗持续了一 年的时间。 图灵起初似乎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罪责,然而在1954年6月7日,他在 咬下一口浸染过氰化物的苹果之后便与世长辞了。按照他的好友的说 法,他一直以来都对《白雪公主》当中恶毒的王后将苹果浸在毒药里面 的情景十分着迷。他的尸体最后被发现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他的体内 被检测出了氰化物,身边还放着一个被咬过的苹果。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1907年遇到了一个危机。它的创始 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所持有的专利已经 过期,因此它在电话服务市场当中近乎垄断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

  贝尔实验室的出现表明了持续性的创新可以通过各个领域的人才之间的协作来实现,尤 其是因为这些人才都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频 繁的会议和偶尔的碰面。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和 其他后来出现的企业研发机构也同样体现了这个优点。然而这种机构的 缺点是企业高层的管理会带来严重的官僚风气。当能够将创意转化为伟 大产品的领导者和敢于反抗权威的人离开之后,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帕洛 阿尔托研究中心都无法摆脱企业机构的局限。

  实现创新的关键(无论是对于贝尔实验室还是整个数字时代来说) 是认识到培养天才个人和促进团队协作之间是没有冲突的。这不是一个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事实上,这两种做法在数字时代一直都是互 相促进的。富有创造力的天才(约翰·莫奇利、威廉·肖克利、史蒂夫·乔 布斯)负责提供创意;善于动手操作的工程师(普雷斯伯·埃克特、沃 尔特·布拉顿、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负责与这些天才紧密合作,将他们 的概念变成真正的发明;由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将这些发 明打造成实际的产品。只要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中一环出现缺失,再伟大 的概念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地下室里面,无论是身处艾奥瓦州州立大 学的约翰·阿塔纳索夫,还是在伦敦家中的畜棚埋头苦干的查尔斯·巴贝 奇,他们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如果优秀的团队缺乏胸怀大志的远见 者,创新也会逐渐枯竭,正如莫奇利和埃克特离开之后的宾夕法尼亚大 学,冯·诺依曼离开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有肖克利离开之后的贝尔 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是一个融合创新的大锅。除了晶体管以外,它在计算机 电路、激光技术和蜂窝电话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它却不太善于 利用自己的发明来获取利润。作为一家几乎垄断整个电话服务市场的规 约公司,它对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且法律也会限制它利用自 己的垄断地位进入其他市场。为了避免公众的批评和反垄断行动的攻 击,它向来都会慷慨地向其他公司提供自己的专利授权。它为晶体管设 定了相当低的授权费用,任何公司只需向其支付25 000美元即可获得生 产晶体管的许可,它甚至为这些公司开办了讲述晶体管制造技术的研习 班。 尽管贝尔实验室采用了如此宽松的授权政策,但仍然有一家羽翼未 丰的小公司在争取授权方面出现了困难:这是一家位于达拉斯的石油勘 探公司,不过它在当时已经完成了业务转型,并更名为德州仪器公司。 曾经服役于海军航空局的帕特·哈格蒂(Pat Haggerty)在当时是德州仪 器的执行副总裁,他后来还全面接管了这家公司。

  创新的出现是具有阶段性的。以晶体管的出现为例,它的第一个阶 段是由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主导的发明阶段。接下来是由像蒂尔这样 的工程师主导的生产阶段。最后是由企业家研究如何为产品打造市场的 阶段,它的重要性毫不逊于之前的两个阶段。蒂尔的老板,敢作敢为的 帕特·哈格蒂正是创新第三阶段的精彩实例。 跟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哈格蒂也拥有散布现实扭曲力场的能力, 他可以迫使其他人完成一些他们自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军用晶体管在 1954年的售价为每件16美元,但是为了打入消费者市场,哈格蒂坚持要 求他的工程师们想办法将晶体管的单价控制在3美元之内。他们最终做 到了。他还逐渐掌握了另外一项乔布斯拥有的能力,他能够构思出一些 前所未有的设备,虽然消费者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需要这些设备,但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们了。

  成功的团队有时也会面临解散的危机,对于成员关系紧张的团队来 说更是如此。这样的团队需要一种特别的领导才可以团结起来——他们 既能鼓舞士气,又注重培养人才;在自身竞争力过硬的同时也懂得如何 与人协作。

  诺伊斯在曼哈顿的一家测试机构里面待了 一整天的时间,完成各种各样的墨迹测试、图画测试和适应性测试。根 据测试的结果,他被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缺乏担当管理者的潜 质,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测试能够反映的只有它们自身的缺陷。戈登·摩尔待人谦逊友善,而且头脑十分敏锐,这些品质使得他在 后来成为硅谷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一。

  有些领导者在坚持己见和要求苛刻的同时还能培养出忠心耿耿的下 属。他们敢作敢为的精神使他们充满了人格魅力。史蒂夫·乔布斯就是 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以电视广告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个人宣言,它的开 头是这样的:“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 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亚马逊网站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也拥有这种鼓舞人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诀窍在于激励人们认同你的使 命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你,甚至到达他们自认为不可能企及的地方。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什么时候应该听取质疑者的意见。

  1957年10月4日,也就是在仙童半导体 公司成立的三天之后,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人造卫 星,同时触发了美苏之间的“太空大战”。民用航天项目和建造弹道导弹 的军用项目都在推动计算机和晶体管的需求。这些需求也促进了这两项 技术之间的共同进步。

  贝尔实验室一位高管为纪念晶体管诞生10周年发表了一篇论 文。这位高管在论文中揭示了一个他称之为“数字暴政”(the tyranny of numbers)的问题:随着电路上元件数量的增加,连接数量也会增加, 而且增速要快得多。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系统有1万个元件,就要求电 路板上有10万条乃至更多细小的连线,而这些连线一般都要手工焊接。 这显然不是一种可靠的生产工艺。 但“数字暴政”却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在该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 之际,半导体制造工艺方面恰好又出现了数百项小的突破。两者的结合 缔造出一项发明,这便是集成电路,又称微芯片,它独立地诞生在德州 仪器和仙童半导体这两家不同的公司。

  通往创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条。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同事们就在 从另一个方向入手。

  于是他在1965年4月号的《电子》(Electronic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元件》的论文。 摩尔在论文开头展望了数字行业的未来。他写道:“集成电路将带 来一系列奇迹,比如家用计算机(或者至少是与中央计算机相连的终 端)、汽车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有便携式个人通信设备。”接下来,他 做出了一个更富先见之明并注定让他声名远扬的预期。他指出:“在元 件价格保持最低的前提下,复杂性每年大约会增加一倍。我们有理由相 信,至少在未来十年里,这种趋势将基本保持不变。” 23 摩尔的话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集 成到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在倍增,他预计该趋势至少在未来10 年里都将保持下去。他有一位在加州理工当教授的朋友曾在公开场合称 之为“摩尔定律”。在10年之后的1975年,摩尔的观点被事实证明是正确 无误的。随后,他对自己的定律进行了修正,将预期增长率削减了一 半,他预言未来芯片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而非每年翻一 番”。他的同事戴维·豪斯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正,称随着动力的增强 及微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种 说法现在有时候还会被援引。事实证明,摩尔定律及其变体至少在接下 来的半个世纪里发挥了作用,它帮我们绘制了一张路线图,为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创新浪潮之一以及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指引。

  高效的管理并不总依赖某一名有力的领导者。如果能把风格不同的顶层管理者正确 地组合起来,一样也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就像金属合金一样,如果你 能把元素正确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当格鲁夫学会欣赏这一点之后,他读了彼得·德鲁克写的《管理实践》一书, 这本书将理想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外向者”、一个“内向者”和一 个“行动者”的结合。格鲁夫认识到,这些特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人身 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个领导团队中。格鲁夫说,英特尔就是这样一个 例子,他还复印了本书有关诺伊斯和摩尔的章节。诺伊斯是“外向者”, 摩尔是“内向者”,格鲁夫则是“行动者”。

  阿瑟·罗克把诺伊斯描述为“一位卓有远见的人,他 知道怎样启发人,怎样在公司刚起步时向他人推介自己的公司”。这一 使命完成之后,英特尔就需要由一位能使其站在每一轮新科技浪潮最前 沿的人来领导,而“摩尔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懂得如何推动 科技创新”。接下来,当有几十家公司与英特尔展开竞争时,“我们需要 一名有雄心、务实,能专注于推动企业发展的管理者”,这就是格鲁夫。

  不过,格鲁夫还不至于给人留下暴君的印象,因为他活力四射,让 人很难不喜欢他。他笑的时候双眼熠熠生辉,带着一种精灵般的魅力。 他的匈牙利口音和憨憨的笑容让他成为当时硅谷最有意思的工程师。

  尽管风格不同,但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目标,要确保创新、尝试和创业精神在英特尔蓬勃发展。

  发明有时候是在人们遇到问题,绞尽脑汁设法解决问题时产生的; 有时候则是在人们树立远大目标时产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尔团 队发明微处理器的故事就是两者的结合。

  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微处理器催生了数百家为个人 电脑做硬件和软件的新公司。英特尔不仅开发了尖端芯片,而且创造了 一种文化,激励在风险资本支持下成立的初创公司去改变经济。英特尔 还让圣克拉拉谷(从旧金山南部经帕洛阿尔托到圣何塞的一片40英里的 平坦土地)的杏树果园变身为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 这片山谷的主干道是一条名为El Camino Real的喧嚣公路,它曾是 一条贯通加州21个布道所的神圣之途。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条路开始 连接一条科技公司云集的走廊,这要归功于惠普、弗雷德·特曼的斯坦 福工业园、威廉·肖克利、仙童半导体以及“仙童之子”等公司。1971 年,该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行业周报《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 )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开始撰写一个名为“美国硅谷”的 连载专栏,“硅谷”这个名字后来便一直沿用至今。

  创新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出色的创意,执行创意所需的工程才 能,还要有把创意变成成功产品的商业头脑(外加创业的胆识)。

  “二战”结束后,万尼瓦尔·布什于1945年7月应罗斯福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呼吁政府与大学和企业 展开合作,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布什为这份报告选择了一个富 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标题:“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胁要取消 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写 道:“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 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 布什有关基础研究如何为实用发明提供“种子基金”的描述被称 为“创新的线性模型”。尽管后来有许多科学史家批评该线性模型忽视了 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复杂的互动,但这种说法通俗易懂,而且其中 也蕴含着真理。布什写道,战争“清楚无疑地”揭示出,基础科学(其任 务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计算机科学和雷达的基本原理)“对国家安全 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基础科学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也 至关重要。“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它们建立 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 艰苦研究的产物。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上依赖别国的国家工业发展会 比较缓慢,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到了报告结尾,布什上升到诗意的高度,热情赞颂着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实际回报:“当我们 把科学进步付诸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 工作时间,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娱 乐、研究,来学习如何生活,而无须承受旧时代压在普通人肩头,让人 麻木的乏味重担。”

  布什热情诚恳的个性使他那种干练务实的风格不显得过于犀利。

  到当时为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还处于“批处理”阶段,如果你想让 计算机执行一项任务,就必须向计算机操作员提交一摞打孔卡或纸带, 就像给守护神谕的祭司呈献祭品一样,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得 出结果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只要出现任何小错误,你就有可能 要重新提交打孔卡,让计算机做新一轮运算;你可能也无法触摸甚至亲 眼看到计算机。 而分时系统就不同了。它允许许多终端与同一主机相连接,这样许 多用户就能直接输入指令,而且几乎立即就能收到回复。主机就像一位 同时下几十盘棋的大师,其核心内存会记录所有用户的活动,其操作系 统则能够进行多任务处理并运行许多程序。

  分时系统是通往人机共生的第一步。

  剑桥(Cambridge),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紧邻的一个市, 与波士顿市区隔查尔斯河相对。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

  在实际参与网络建设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看来,阿帕网只是为和平 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负责监督项目实施和拨款,尤其是五角大楼和国会 的人看来,该网络还拥有军事目的。20世纪60年代末,斯蒂芬·克罗克 (Stephen Crocker)作为研究生完整地参与了协调阿帕网设计的工作。 他从未将核生存力视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当卢卡西克分发自己2011 年的论文时,克罗克也读了这篇论文,读完后他笑了起来,这篇论文改 变了他的想法。卢卡西克告诉他:“我在顶层,你在底层,所以你根本 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而克罗克的回答可谓 幽默中包含着智慧:“我在底层,你在顶层,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

  ‘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见书),最早的RFC文档于1969年4月7日写成,装在老式信封里,是通过邮政系统寄送出去的(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发明网络)。RFC流程开创了软件、协议和内容开源开发的先河。

  路由器((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接口报文处理机)

  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历史性事件把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酝酿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 硅谷的工程师们设法将可编程计算机放到了一块叫作微处理器的芯片 上。ARPA则创建了一个可连接远程计算机的网络,但只有第一件事 (也许是其中历史意义最弱的事件?)成为新闻的焦点。

  BBN科技公司(英语:BBN Technologies),位于美国麻塞诸塞州剑桥的高科技公司,建立于1948年。因为取得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之间的合约,它曾经参与ARPANET与Internet的最初研发。现为雷神公司的子公司。

  他们制定了一项IP协议(Internet Protocal,互联网协议),该协议 对如何在数据包标头上标注目的地做了具体规定,有助于确定数据包通 过网络到达目的地的方式。IP协议的上一层是TCP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规定如何以正确的 顺序重组数据包,检查数据包是否存在缺失,如果有信息丢失,则会要 求重新传输。这些协议合称TCP/ IP。卡恩和瑟夫在一篇题为《分组网络 互联协议》的论文中发表了相关成果。互联网从此便诞生了。

  保罗·巴兰后来向科技作家凯蒂·哈夫纳和马修·莱昂解释了这个 问题,他采用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创新的美丽意象: 科技发展的过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样。在几百年的历程中,不 断有新人加入,每个人都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添加一块砖,每个人 都会说:“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个月,又会有新砖放在之 前的砖瓦上。然后来了一位历史学家,问:“大教堂是谁建 的?”彼得在这里加了几块石头,保罗又多加了几块石头。如果不 谦虚谨慎的话,你就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 分。但事实是,每一项贡献都必须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事物与事 物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

  Heathkit(无线电套件)

  1958年,凯西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来到湾区,在斯坦福 大学读创意写作项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精 神病医院上夜班,还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系列试验Project MKUltra做人体试验对象,该试验的目的是检验迷幻剂LSD的效果。结 果凯西迷上了这种药剂。创意写作、为挣钱而嗑药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 杂工等经历的矛盾结合促使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1938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他父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 合伙人。和许多数字行业创业者的父亲一样,布兰德的父亲业余时间也 爱捣鼓无线电。布兰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专业(他在该校参加了 陆军储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作为步兵军官服役两年,服役期间他接 受了空降训练,还做过一段时间随军摄影师。退役后,他在表演艺术与 科技精彩交织的湾区文化圈开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游荡在不同的 群落之间。他决心说服NASA来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于是,带着从迷幻剂中汲取的另类智慧,他决定制作几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时代的人群中推 广他的理念。这些徽章上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见到过整个地球的照 片?”他的计划简单到有些傻,他说:“我准备了一个涂着Day-Glo荧光 漆的三明治式广告牌,广告牌前面安装了一个小货架,我自己身穿白色连身衣和靴子,头戴饰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戏装礼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瑟门那儿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价格卖我的徽章。”结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把他赶出了校园。《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为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宣传了布兰德一个人的东 征之旅。他带着这些东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学,最后来到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兰德边发表即 兴演讲边卖他的徽章时问:“这家伙到底是谁?”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的彼得·布兰德说:“他是我哥哥。”

  1967年11月,NASA响应了他们的要求。ATS–3卫星从地球上空21 000英里处拍摄了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成为布兰德的下一个项目 ——《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图片,这份刊物的名称也源自这张照片。这份刊物的副标题 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

  恩格尔巴特把他的设计草图交给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块 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个模型。当他们在焦点小组试用时,这个模型比其 他任何设备的效果都要好。一开始,连线是放在前面的,但他们很快就 认识到,如果让线从后端像尾巴一样伸出来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把这 个设备命名为“鼠标”。 大多数真正的天才(比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甚至还有乔布 斯)都有一种追求简洁的本能。但恩格尔巴特却不是这样。他渴望在自 己建立的任何系统中都填入许多功能,因此他想让鼠标带有许多按键, 恨不得要多达10个才好。可惜测试结果显示,鼠标上按键的最佳数量应 该是三个。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三个按键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 个,或者如追求极简的乔布斯后来坚持的那样,两个按键也太多了。

  相比幻游音乐节,恩格尔巴特对希腊民间舞更感兴趣,但他曾与斯 图尔特·布兰德在同一家实验室参加LSD试验,并因此结识了布兰德。布 兰德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全球概览》在内)都是在距恩格尔巴特的增 智研究中心仅几个街区的地方进行的。因此,两人在1968年12月联手进 行联机系统演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主办人的布兰德以过人 的天赋让这次演示(日后成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为一场多媒体盛 宴,就像硅片上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样。这场演示会成为嬉皮士与黑 客文化的终极融合,就连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也没能撼动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数字时代最炫目、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演示。

  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个人电脑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 特征是简单(“必须让人自己就能学会使用”)和友好(“友好应该成为 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义者兼工程师的立场上设计计算 机的。他从16世纪初一位名叫奥尔德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 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儿汲取了灵感,这位印刷商意识到,供个人阅读的书 籍应该能放入鞍囊内,于是他开始印制尺寸较小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 在常见的尺寸)。

  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施乐PARC虽然指出了一条通往个人电脑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设备)之国的道路,但施乐公司并没有担当起引领 这场大迁徙的角色。该公司生产了2 000台阿尔托电脑,主要供公司办 公室或附设机构使用,但没有把阿尔托作为消费品向市场推广。 凯 回忆道:“公司并没有为应对创新做好准备,推广创新产品意味着要有 全新的包装和全新的使用说明,要处理更新,培训员工,还要在不同国 家推行本土化。”

  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这是一种1965年前由达特茅斯学院开发的语言,旨在让不具备工程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写出程序。

  费尔森施泰因在《伯克 利芒刺报》获得一个半讽刺意味的“军事编辑”头衔,因为他写过一篇有 关登陆舰码头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讽刺方式使用了“LSD”这一缩写。 他曾希望“纸媒体能成为新的社群媒体”,但当他“看到纸媒体变成只想 吸引眼球的集权结构”时,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

  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 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 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 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 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 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 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这当中有 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 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 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 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罗伯茨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连黑客也不是。他不懂增智、图 形用户界面和人机共生之类的宏大理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万尼瓦尔· 布什或道格·恩格尔巴特。他只是一个发烧友。但用他一位同事的话来 说就是,他拥有一种“成为世界终极发烧友”的好奇心和热情。 109 罗伯 茨不是那种大谈创客文化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商人,他的顾客是那些满 脸粉刺,喜欢在院子里玩模型飞机、发射火箭的男孩(他自己也是这样 一个大男孩)。当时,推动个人电脑发展的主力军并不是斯坦福和麻省 理工的高才生,而是喜欢香甜焊接气味的Heathkit发烧友,在这样一个 时代,罗伯茨承担了开创者的角色。罗伯茨拥有一种创业狂人常有的乐观气质。米姆斯说:“他对自己 的创业天赋满怀信心,他相信自己能赚到100万美元,能学会飞行,拥 有自己的飞机,住进农场,读完医学院。”

  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是360美元,但罗伯茨以购买1 000枚为 条件把价格压低至一枚75美元。随后,他拿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因为他 坚称自己能卖掉1 000台电脑,虽然他私下里担心卖不了这么多,他估 计首批订单只有200来台,不过没关系,他抱有企业家那种追逐风险的 人生观:要么就一举成功,改变历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产深渊。

  公众的关注也是创新中的重要元素。打个比方,如果从来没有人记 述过在艾奥瓦州地下室里诞生的一台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会像哲 学家贝克莱那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一样;它无足轻重,不会 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声音。“演示之母”让恩格尔巴特的创新广为人知。这 就是为什么产品发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罗伯茨之前没能与《大众电子 学》(这本杂志对Heathkit套件的意义不亚于《滚石》对摇滚乐迷的影 响)的莱斯·所罗门交上朋友,MITS生产的计算机也许就会和阿尔伯克 基那些卖不掉的计算器堆在一起。

  所罗门知道,他得尽快赶超这篇报道。罗伯茨通过铁路快递公司给 他寄去了唯一一台能用的MITS原型机,结果被快递公司弄丢了(这家 老牌运输服务公司几个月之后宣告破产)。于是,《大众电子学》1975 年1月号只好刊登了一台空壳电脑。眼看杂志就要投印了,罗伯茨却还 没有想好这款电脑该叫什么。按照所罗门的说法,这款电脑名称的来历 是这样的:他女儿是个《星际迷航》迷,建议根据当晚进取号飞船造访 的星球名称,即牛郎星(Altair)来命名这款电脑。于是,面向家庭用户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个人电脑被命名为Altair 8800。

  生于1955年的盖茨不同于他的前辈,他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地关注硬件。他从没体会过组装Heathkit无线电或焊接电路板的兴奋。高中时代,盖茨操作学校分时终端时显露的傲慢态度惹恼了一位物理老师,于是他给盖茨布置了一项任务,让他把Radio Shack公司的一套电子元件组装起来。据这位老师回忆,盖茨最终交上去的成品“背面滴满焊锡”,而且根本没法用。在盖茨看来,计算机的魔力并不在硬件电路,而在软件代码。艾伦 每次提出要制作计算机时,盖茨都会告诉他:“保罗,我们不是什么硬 件大师。我们熟悉的是软件。”就连比盖茨略为年长,曾动手组装过短 波收音机的艾伦也知道,未来属于编写代码的人。他承认:“硬件不是 我们擅长的领域。” 

  盖茨11岁时就是在这里谈成了他人生第一项正式合同; 他与一个姐妹制定并签署了一份协议,要求以5美元的代价获得使用她 棒球手套的非专属但无限制权利。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如果特雷想要 棒球手套,就要把棒球手套给他。”

  尽管盖茨参加了这么多有益身心的活动,但他超高的智商、大大的 眼镜、细瘦的身材、尖细的嗓音和学究做派(衬衫扣子常常扣到脖子) 还是让他显得呆气十足。他的一位老师说:“在‘nerd’(书呆子)这个词 还没发明的时候,他就是个‘nerd’了。”他对学业的专注是出了名的。四 年级的时候,科学课老师布置了一篇论文,要求写5页纸,结果他交了 30页。也就是在那一年,当学校要求他选择未来职业时,他勾选了“科 学家”一项。此外,盖茨还赢得过一次在西雅图太空针塔塔顶吃大餐的 奖励,因为他在家庭牧师举办的比赛中熟记并完美地背诵出《山上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约几万字)

  当盖茨的七年级数学老师给他演示这台计算机后,盖茨立马就迷上了。这位 老师回忆说:“第一天我比他懂得多,但也就仅限于第一天。”

  从表面上看,盖茨是个书呆子加捣蛋鬼。他咄咄逼人,即使对老师 也不例外,他生气时会大发脾气。他是个天才,也知道自己是天才,还 喜欢炫耀。无论是对同班同学还是对老师,他都会不客气地说“这很愚 蠢”,甚至把侮辱升级为“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事”或“彻底的脑残”。但在了解他的人眼中,盖茨却不仅仅是“呆”和捣蛋。盖茨是个专 注、才思敏捷的人,而且富有幽默感,爱探险,喜欢挑战体能极限,还喜欢组织活动。

  湖滨编程集团在1968年秋季接到了第一份工作。当时华盛顿大学的 一些工程师在一家废弃的别克车行里成立了一家从事分时业务的小公 司,名叫“计算机中心公司”(Computer Center Corporation),昵称CCubed。他们向DEC公司购买了一台PDP–10型计算机(这是一台多功能 大型计算机,注定要为蓬勃发展的分时行业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将成 为盖茨最喜欢的计算机),计划向波音公司等客户出售分时服务,客户 可以通过电传打字机和电话线来连接主机。C-Cubed有一名合伙人的孩 子在湖滨中学上学,她交给盖茨这帮人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有点像找一 群三年级学生在巧克力工厂试吃。

  盖茨和艾伦开始认识到计算机操作系统(就像计算机的神经系统一 样)的重要性。艾伦解释说:“操作系统做的是让中央处理单元进行运 算的“后勤”工作:在程序之间进行切换;把存储空间分配给各个文件; 让调制解调器、磁盘驱动器和打印机输入和输出数据。”PDP–10的操作 系统软件名为TOPS–10,拉塞尔准许盖茨和艾伦阅读说明书,但不允许 他们把说明书带回家。于是两人有时候会在公司研读说明书,一直到破 晓时分。 盖茨意识到,要想吃透操作系统,就必须获得源代码(程序员会在 源代码中详细说明须执行的每一步操作)。但源代码就像圣杯一样牢牢 掌握在公司高级工程师手中,这些湖滨中学的男孩根本拿不到。有个周 末,他们发现这些程序员打印出来的纸张被扔在办公楼后面一个很大的 垃圾桶里。于是艾伦握紧双手撑了盖茨一把——艾伦说:“他体重不会 超过110磅。”——让盖茨跳进垃圾桶,在咖啡渣和垃圾里翻找一沓沓污 迹斑斑、皱巴巴的连续打印纸。艾伦说:“我们把这堆珍贵的纸张拿回 终端室,钻研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美国多媒体语言教学软件)来帮助我,10行代码我可能只认识一 两行,但我已经被源代码的严密和优雅折服了。”

  湖滨中学母亲俱乐部出手相助了,她们至少是帮了 一部分忙。该俱乐部出钱为这些男孩建了个人账户,但有时间和钱数限 制。不甘忍受限制的盖茨和艾伦想设法突破这个系统,于是他们弄到一 个管理员密码,侵入了内部会计系统文件,并破解了密钥。这样他们就 能使用免费账户了。但还没等他们捅出大篓子,两人就被抓住了:他们 的数学老师发现他们有一卷电传打字机纸,上面写着所有账户名和密 码。这件事一直传到C-Cubed和DEC顶层高管那里,他们派了一个十分 严肃的代表团到学校,在校长办公室里开会讨论这件事。盖茨和艾伦垂 头做了深刻检讨,但无济于事。他们被禁止在这个学期剩余的时间和整 个暑期使用该系统。

  信息科学公司的高管不太相信他们,于是这四个男孩便带着打印件 和程序代码来到波特兰,以证明他们有多么出色。艾伦回忆说:“我们 简述了我们的经验,并提交了简历。”当时刚满16岁的盖茨用铅笔把简 历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横格纸上。最后他们接到了一项编写工资 程序的任务,该程序要能生成带有正确扣除额和税额的工资表。这时,盖茨和艾伦之间的友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该程序不能用 BASIC(盖茨最喜欢的语言),而要用比较复杂的COBOL编写。 COBOL由格雷斯·霍珀等人开发,是一种标准化商用计算机语言。里克· 韦兰懂COBOL,他为信息科学公司的系统写了一个程序编辑器,艾伦 很快就掌握了。这时候,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认为他们不需要盖茨和肯 特·埃文斯了。盖茨回忆道:“保罗和里克认为没那么多工作可做,于是 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俩。他们认为工作可以由他俩来做,然后计算机 时长就全归他们了。”  盖茨坐了六个星期的冷板凳,在这期间,他读了些代数书,并且避 免跟艾伦和韦兰打照面。盖茨说:“后来保罗和里克发现,哦该死,这 是个头疼的问题。”因为该程序不仅要求开发人员有编写代码的能力, 还要有人能搞清楚社保扣除、联邦税和州失业保险等问题。“于是他们 对我说:‘嘿,我们遇到麻烦了,你能不能回来帮帮我们?’”这时候,盖 茨便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挟了一把。盖茨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当时 我说:‘好,但你们都得听我的。而且我会逐渐适应这个角色,除非让 我掌权,否则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别想跟我打交道。如果你们让我负责, 那么这件事还有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要由我说了算。’” 后来他与艾伦 的关系也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模式。 于是从那时开始,盖茨便成了老大。盖茨回归队伍之后便坚持把湖 滨编程集团改造成一个合伙制组织,他在父亲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协 议。当时还只有16岁的盖茨开始自称总裁,尽管一般合伙制企业并没有 总裁。随后,盖茨对他们即将赚得的价值18 000美元的计算机时长进行 了分割,给艾伦的份额最少。盖茨回忆说:“我把4/11分给自己,4/11分 给肯特,2/11分给里克,1/11给了保罗。他们觉得我用11做分母很好玩。保罗太懒了,从来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是这样决定的:里克的贡 献是保罗的两倍,而肯特和我的贡献是里克的两倍以上。”

  双方进行了紧张的谈判,由于程序缺少文档,信息科学公司一度想收回一些原 定支付给他们的计算机时长。但盖茨的父亲写了封信给该公司,帮助他 们解决了争议并商定了新的协议。

  盖茨和埃文斯同意接手这项任务。为了从头写出新的程序,他们会 在计算机房泡上很多个小时,还常常睡在那儿过夜。到了5月,他们还 在挣扎着编写程序,想尽量赶在下一学年开始前完成。 这时候,埃文斯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决定参加他已经报名的 登山训练,而他其实并不太擅长运动。盖茨回忆说:“他报名参加这个 登山训练真的很意外。我认为他是想挑战自己。”埃文斯的父亲知道儿 子有多么疲惫,他恳求埃文斯取消这次活动,他说:“我跟他的最后一 次对话是劝他不要去,但他决心要完成这件事。”这个登山训练班当时 在学习如何用绳索攀登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峰,其间埃文斯被绊倒了。他 想爬起来,但在雪中向下翻滚了逾200码最后摔在了冰川上,他抱紧双 臂想保护自己,而正确的做法应是张开双臂。结果他的头撞上了几块岩 石,在前来营救的直升机上不幸身亡。

  ”他和艾伦会坐在那里编写代码,一写就是12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艾伦回忆说:“当比尔觉得自己没力气了,就会抓起一 罐果珍,往一只手里倒一点果珍粉并把它们舔干净,用纯糖来提神。那 个暑假他的两只手掌一直都有股橙子味。”有时候,在疯狂工作两天之 后,他们会睡上1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用盖茨的话说就是“大睡一 场”。盖茨说:“我们两个会比赛,看谁能在办公楼里连续待三天甚至四 天。有些大惊小怪的人会说‘回家去洗个澡吧’,但我们还是坚守在那里 写代码。”

  盖茨有时候会放松一下,去玩极限滑水(包括从跳台上进行干船坞 起跳),然后再回到地下工事里继续写代码。他和艾伦相处得很好,不 过,当棋风有条不紊的艾伦战胜轻率鲁莽的盖茨时,盖茨会非常恼火。 艾伦说:“有一天我把他打败了,结果他火了,把棋都摔到了地上。这 种事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们就不再一起下棋了。”

  盖茨十二年级时只申请了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每 所大学他都采取了不同的申请策略。盖茨对自己驾驭精英选拔的能力信 心十足,他吹嘘说:“我就是为申请大学而生的。”申请耶鲁时,他把自 己包装成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政治人才,强调他在国会进行的为期一个 月的暑期实习。申请普林斯顿时,他只强调自己想做计算机工程师。而 在申请哈佛时,他则说他对数学有浓厚兴趣。他还考虑过麻省理工,但 在最后时刻放弃面试去玩弹球游戏了。这三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最后他 选择了哈佛。

  于是艾伦从华盛顿州立大学退学,开着他的克莱斯勒一路向东,他力劝盖茨和他一起退学。他 的理由是,如果不退学,就会错失计算机革命的良机。两人一起吃比萨 的时候会谈谈他们的创业理想。艾伦有一次问盖茨:“如果一切顺利的 话,你认为我们会把公司做多大?”盖茨回答说:“我认为我们最多会有 35名程序员。”  但盖茨迫于父母的压力,暂时没有退学。 和许多创新者一样,盖茨也非常叛逆。他决定不去听他注册的任何 课程,而只听他没有修的课程。他小心地遵守着这条规则。他回忆 说:“为确保自己不违反规则,到大二的时候,我听的都是与我实际课 程时间重合的课。我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叛逆者。” 他还疯狂地迷上了扑克。他喜欢玩七张牌梭哈(Seven Card Stud),每晚输赢动辄上千美元。盖茨的智商要高于情商,他更善于计 算赔率,而不是揣摩其他玩家的心思。布雷特曼说:“比尔非常执着, 他只要专注于某种东西就会死死坚持。”他曾把自己的支票簿交给艾伦 保管,以防止自己乱花更多钱,但很快又要求艾伦还给他。艾伦 说:“他从这场豪赌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他一晚上能赢300美元,但第 二天晚上又会输掉600美元。比尔那年秋天输了几千美元,他还不断对 我说:‘我会好起来的。’” 

  盖茨和艾伦准备编写一个能让发烧友用Altair电脑自己动手写程序 的软件。具体来说,他们决定为编程语言BASIC写一个能在Altair的英特 尔8080微处理器上运行的解释器。这将成为针对微处理器的第一款商业 化本地高级编程语言,并将开创个人电脑软件行业。 他们用带有Traf-O-Data抬头的旧信纸给生产Altair的阿尔伯克基初 创公司MITS写了封信,称他们制作了一款能在8080微处理器上运行的 BASIC解释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你把这款软件卖给广大电脑 发烧友。”  这番话里其实是有水分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任何软 件。但两人知道,如果MITS表示有兴趣,他们可以马上动手。

  盖茨不再理会迫在眉睫的考试,甚至不玩扑克了。他和艾伦以及达 维多夫连续8周没日没夜地躲在哈佛的艾肯实验室里,在国防部资助的 PDP–10上书写着历史。他们偶尔会休息一下,到哈佛比萨屋或者一家 名叫AkuAku的仿波利尼西亚风格餐厅吃顿饭。清晨时分,盖茨有时会趴 在终端机上打个盹儿。艾伦说:“有时候他正写着代码,突然身体慢慢 前倾,直到鼻子碰到键盘为止。小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会睁开眼睛, 眯眼看着屏幕,眼睛眨巴两下,然后从之前中断的地方开始继续——他 的专注力真是非常惊人。”

  盖茨决定暂时留在哈佛继续读书。他在哈佛经历了一场许多最成功 的学生都经历过的“成年礼”(当然,这种事只在事后回忆时才会觉得有 意思):被神秘的大学行政理事会召去接受处分。盖茨一案是国防部审 计员在审查哈佛艾肯实验室那台由国防部资助的PDP–10计算机使用情 况时东窗事发的。审计人员发现,这台计算机的多数时长都是一个名叫 W·H·盖茨的大二学生使用的。经过一番煎熬,盖茨写了一份材料为自 己辩护,叙述他是如何把PDP–10作为模拟器来开发BASIC程序的。最 后,学校没有为使用计算机而追究盖茨的责任,但他还是因为让校外人 员保罗·艾伦用他的密码登录PDP–10而“受到警告处分”。他接受了这项 轻微的处分,并同意把BASIC解释器的早期版本(而不是他和艾伦当时 正在编写的改进版)放在公共领域。

  盖茨在谈判中争取到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条款。他坚持让自 己和艾伦保留软件的所有权;MITS只拥有获得该软件使用许可的权 利。他还要求MITS“尽最大努力”再许可其他计算机生产商使用软件,并 与盖茨和艾伦分成。这为盖茨6年后与IBM达成的协议树立了先例。他 说:“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软件在许多种计算机上运行,这样一来,定 义市场的就是我们,而不是硬件生产商。”

  在所有人当中,盖茨身上的创新者个性最为鲜明。他说:“创新者 可能是个狂热分子,他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会没日没夜地工作,也许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正常的东西,因此会给人感觉有点失衡。我十几 岁和二十多岁时的生活状态显然符合这种模式。” 他会像在哈佛时一 样,一口气工作36个小时,然后蜷缩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觉。艾伦 说:“他生活在二元状态中:要么靠一天十几瓶可乐玩命工作,要么就 呼呼大睡。” 盖茨还是个漠视权威的叛逆者,这是创新者的另一大特征。在曾为 空军军官,家里5个儿子都对他服服帖帖的罗伯茨眼中,盖茨就是个没 规矩的小捣蛋。罗伯茨后来说:“他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这是问 题所在。”不过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盖茨当时努力地工作,依靠还很 微薄的收入过着节俭的生活,但他根本不认同要顺从权威这一套。艾伦 记得,精瘦的盖茨会和肌肉发达、身高6.4英尺的罗伯茨对着干,他们 有时候会吵得不可开交,“整个工厂都能听到他们的吼声,简直是一幅 奇观”。

  艾伦气坏了。他说:“这暴露出图书馆馆员的儿子和律师儿子的差别。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协议就是协议,说话要算数。但比尔则比较 灵活。”不过,这次艾伦还是让步了。

  艾伦说:“有时我会想比尔为什么要开那么快,我认为这是他发泄的方式。他工作太紧张了,需 要有一种暂时抛开公司业务和代码的放松方式。他玩命地飙车其实和玩 扑克赌钱或挑战极限滑水并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这封信也透出一种放肆。毕竟盖茨也是盗用计算机分时服务 的连环窃贼,而且从八年级到大学二年级,他一直在利用密码入侵账 户。盖茨在信中称,他和艾伦为开发BASIC而花费了价值超过40 000美 元的计算机时长,但他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为这些 时长付过费,而且其中多数时长都来自哈佛大学由军方提供的计算机, 而这些计算机是由美国纳税人埋单的。

  乔布斯对包装和销售一款简单易用的电脑的渴望(以及他在这方 面的天分)与沃兹尼亚克巧妙的电路设计一样,都是改变个人电脑行业 的重要力量。的确,如果不是乔布斯要坚持创办公司,让沃兹尼亚克的 设计实现商业化,沃兹尼亚克充其量也只是家酿俱乐部通讯一笔带过的 无名角色。 乔布斯开始给英特尔等芯片生产商打电话,要求他们提供免费样 品。沃兹尼亚克感叹说:“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怎样跟销售代表说话。 而我就从来都做不到。我太腼腆了。”乔布斯还同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 家酿俱乐部的集会,他会带上一台电视机进行演示,他还制订了一项计 划,准备销售按照沃兹尼亚克的设计预先印制的电路板。这是他们的典 型合作方式。沃兹尼亚克说:“每次我设计出某个很棒的东西,史蒂夫 就会设法让我们能赚到钱。我从没想过要卖电脑。而史蒂夫会说:‘我 们来推销一下,卖些出去吧。’”为了筹集创业资金,乔布斯卖掉了他的 大众小巴士,沃兹尼亚克则卖了自己的惠普计算器。 两人结成了一种奇特但有力的合作关系:沃兹是个纯真的天使,酷 似可爱的大熊猫;乔布斯则是受恶魔驱使的催眠术士,看上去就像只小 灵狗。盖茨曾逼迫艾伦同意给他半数以上的合伙份额。而在苹果的案例 中,对合伙份额据理力争的是沃兹尼亚克的父亲。这位敬重工程专家、 鄙视营销人员和管理者的工程师坚称,产品设计都是他儿子做的,沃兹 尼亚克理应获得超过50%的份额。当乔布斯到沃兹尼亚克家串门时,他 曾质问乔布斯:“你根本没做过什么东西,你算老几?”乔布斯开始哭 泣,他对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说,他想取消合作计划。乔布斯说:“如果 你不和我对半分,你就可以拥有一切。”但沃兹尼亚克深知乔布斯在他 们合作关系中的贡献,这种贡献的价值至少在50%。如果只有他自己, 沃兹尼亚克能做的也许只是免费分发设计图而已。

  苹果的崛起标志着发烧友文化的衰落。几十年来,基尔比和诺伊斯 等年轻创新者最初都是通过拆装电子设备走上电子学之路的,他们学习 如何区分晶体管、电阻器、电容器和二极管,然后通过接线或焊接把它 们连接在电路试验板上,制作出可组装成业余无线电、模型火箭控制 器、扩音器和示波器的电路。但到了1971年,微处理器开始淘汰复杂的 电路板,日本电子公司则开始大规模生产比自制电子设备更便宜的产 品。DIY套件的销量大幅下降。沃兹尼亚克等硬件黑客开始让位于盖茨 这样的软件编程者。而苹果II型电脑,特别是1984年麦金塔电脑 (Macintosh,简称Mac)的推出让苹果成为一体式电脑(这类电脑不让 用户打开和触碰其内部构造)的开路先锋。

  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他 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用于财务领域的电子制表程序VisiCalc。苹果II的胜出要归功于VisiCalc,因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VisiCalc 一直没有推出针对其他个人电脑的版本。乔布斯后来说:“VisiCalc是推 动苹果II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IBM的人一开始想谈购买微软BASIC许可的问题,但盖茨把话题转 向一场关于技术发展方向的深入讨论中。几个小时之后,IBM已经有意 购买微软已开发和能够开发的所有编程语言的许可了,其中不仅有 BASIC,还有Fortran和COBOL。盖茨回忆说:“我们告诉IBM,‘好,我 们做的任何东西都归你们’,虽然有些东西暂时还没做。”

  于是萨姆斯飞回西雅图去见盖茨,让他另想办法弄一个操作系统。 幸运的是,保罗·艾伦在西雅图认识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这个人就是 蒂姆·佩特森(Tim Paterson),当时他在一家名叫“西雅图计算机产 品”的小公司工作。几个月之前,由于希达尔的CP/M不适用于英特尔最 新款微处理器,佩特森便将其改造成一个他称之为QDOS(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简易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 这时盖茨已经意识到,有一种操作系统(最有可能是IBM选择的操 作系统)最终将成为多数个人电脑使用的标准操作系统。他还意识到, 谁拥有这种操作系统,谁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于是,盖茨及其团队没有 让IBM的人去见佩特森,而是承诺他们会把事情办妥。鲍尔默后来回忆 说:“我们只是告诉IBM:‘你们放心,我们会到这家本地小公司去,把 这个操作系统弄过来,这件事交给我们好了,我们会把它办妥的。’” 佩特森的公司当时处境艰难,于是艾伦便与他的朋友谈成了一项精 明的交易。微软一开始只购买了非排他性许可,后来,当艾伦看到与 IBM的交易有望时又折回去再次谈判,这一次他彻底买断了佩特森的软 件,但没告诉他为什么。艾伦回忆说:“我们最后达成了一项以五万美元从他手中购买操作系统的协议,我们可以将软件用于任何用途。”  于是,微软只花了一点钱就买到了一款出色的软件,在对该软件进行一 番润色之后,微软成功地在软件行业统治了逾30年之久。

  盖茨和鲍尔默乘坐夜航飞机到博卡拉顿去谈生意。1980年,他们的 年收入是750万美元,与IBM的300亿美元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盖茨却 要“胁迫”IBM达成一项协议,他要借助IBM将微软的操作系统变为一种 全球通用标准,而微软则保留对该操作系统的所有权。在与佩特森的公 司进行的交易中,微软不是仅仅购买了使用许可,而是彻底买断了 DOS,“可将其用于任何用途”。这一招非常聪明,但更棋高一招的是, 微软没有让IBM迫使其接受同样的安排。 在迈阿密机场降落后,两人到卫生间换上了西装,结果盖茨发现自 己忘戴领带了。这时盖茨显出一种少有的挑剔,他坚持在开车去博卡拉 顿的中途停一下,到百货商场Burdine’s买条领带。不过,面对前来迎接 他的那些西装笔挺的IBM高管,这身装束并没有完全发挥出预想的效 果。有一位软件工程师回忆说,盖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大街上尾随 路人,然后偷走这个人西装的孩子,这身西装他穿太大了。他的衣领支 棱着,看起来就像个小阿飞,当时我说:‘这家伙到底是谁?’” 98 但盖茨一开口,他们就不再关注他那邋遢的外表了。盖茨对技术和 法律细节的精准把握震撼了IBM团队,他对合同条款的坚持则展现出冷 静和自信。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演给IBM看的。盖茨一回西雅图 便走进办公室,躺在地板上,向鲍尔默大声倾诉他的种种疑虑。

  合同中有两项条款将改变计算机行业的权利格局。第 一,IBM对该操作系统(后来被称为PC-DOS)的使用许可是非排他性 的。盖茨有权以MS-DOS为名将同一款操作系统授权给其他个人电脑生 产商。第二,微软将保留对源代码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IBM不能将 软件更改或升级为该公司电脑的专有软件。只有微软有权进行更改,随 后,微软可随意将每款新版软件授权给任何公司。盖茨说:“我们知道 会有其他公司模仿IBM个人电脑。我们在最初的合同中就规定这是可以 的。这是我们谈判的关键点。” 1

  盖茨向他妈妈吹嘘他与IBM的交易有多么重要,希望以此证明他从 哈佛退学的正确性。当时玛丽·盖茨恰好与即将接替弗兰克·凯里担任首 席执行官的IBM总裁约翰·奥佩尔(John Opel)同在非营利机构United Way担任理事。有一天,她在乘坐奥佩尔的飞机与他一起开会的途中提 到了这层关系。她说:“哦,我的小儿子在做一个项目,他正在和你们 公司合作。”但奥佩尔似乎并不知道微软。于是玛丽回来后对盖茨提出 警告称:“看,我把你的情况都跟奥佩尔说了,我提到了你的项目,还 有你是怎么退学的,但他并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说,你的项目也许并不 像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几周后,博卡拉顿的管理人员来到IBM总部向 奥佩尔汇报项目进展。项目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要依靠英特尔的芯 片,产品分销由Sears公司和ComputerLand公司来做。但我们最需要依靠 的是西雅图一家很小的软件公司,这家公司的经营者叫比尔·盖茨。”奥 佩尔的反应是:“哦,你们是说玛丽·盖茨的儿子?哦,对,她很棒。”

  在编写操作系统程序的过程中,两人帮助IBM确定了个人电脑的外 观和触感。盖茨说:“保罗和我敲定了个人电脑上每一个小细节,我们 确定了键盘布局,还有磁带端口、音频端口和图形端口的工作方式。”  可惜最终的成果只反映出盖茨书呆子气十足的设计品位。这个人机 交互系统依赖“c:\>”等提示符,文件名也是诸如AUTOEXEC.BAT和 CONFIG.SYS之类的冗长字符,除了能让用户了解到反斜杠键在哪儿之 外,他们的设计简直是一无是处。

  乔布斯到施乐PARC参观时,施乐方面向他展示了 艾伦·凯、道格·恩格尔巴特及其同事开创的许多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 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简称GUI),该界面被比喻为桌 面,包含视窗、图标和一个可作为指针的鼠标。施乐PARC团队的创造 力与乔布斯的设计和营销天赋结合起来,将使GUI成为电脑发展史上的 下一步重大跨越,把布什、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设想的人机交互系统 变成现实。

  乔布斯并不是第一个去施乐PARC一探究竟的外人。施乐的 研究人员已经为来访者举办了数百次演示,并已投放了逾1 000台施乐 阿尔托(由兰普森、撒克和凯共同开发的昂贵电脑,运用了图形用户界 面和PARC的其他创新成果)。但乔布斯是第一个有心在简单、便宜的 个人电脑上应用PARC界面的人。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最伟大的创新有 时并非来自那些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而是出自能有效应用创新的人之 手。

  图形用户界面是通过位图显示来实现的,这是施乐PARC开创的另 一大创新成果。

  当有人质疑乔布斯盗用施乐的创意时,他援引了一句毕加索 的名言:“巧匠摩形,大师窃意。”(Good artists copy,great artists steal.)他还说:“我们从来都不羞于窃取伟大的创意。”他还得意地取笑 施乐糟蹋了这项创意。他这样评价施乐的管理层:“他们都是复印机脑 袋,根本搞不清计算机能做什么。他们本可以稳夺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 胜利,但却搞砸了。施乐本来是能统治整个计算机行业的。”

  20世纪80年代初,在麦金塔电脑推出之前,微软和苹果的关系是很 不错的。事实上,1981年8月,在IBM推出个人电脑的当日,盖茨正在 苹果拜会乔布斯。当时盖茨与乔布斯经常碰头,因为为苹果II型电脑写 软件是微软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两家公司的关系中,盖茨依然处于从属 地位。1981年,苹果的收入达到3.34亿美元,而微软则只有1 500万美 元。乔布斯想让微软为当时还是保密研发项目的麦金塔写新版软件。  

  乔布斯对盖茨剽窃创意的担忧其实有些讽 刺,因为他本人也是从施乐那儿窃取这一概念的。但按照乔布斯的思维 方式,他是有权把施乐的创意据为己有的,因为他与施乐做了商业交 易。此外,他还对施乐的设计进行了改进。

  盖茨的习惯是,在乔布斯怒不可 遏时保持镇定而冷静。等乔布斯发完火之后,盖茨看着他,用尖细的嗓 音说了一段经典妙语:“喔,史蒂夫,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这样 看。我认为这更像是我们两人都有个名叫施乐的富有邻居,我闯进他家 里准备偷电视机,结果发现你已经把电视机偷走了。”  这件事让乔布斯记恨了一辈子。事过近30年,乔布斯在临终前还 说:“他们彻底把我们给坑了,因为盖茨这个人厚颜无耻。”听闻此言, 盖茨的反应是:“如果他这么想,他就真是陷到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里 了。” 

  但抛开合法性问题不谈,乔布斯的愤怒其实也情有可原。苹果的系 统更具创新力和想象力,制作得更加精美,设计也更加出色。微软的 GUI则很粗糙,平铺的视窗无法相互重叠,图形看起来也像是由西伯利 亚地下室里的酒鬼设计出来的一样。 不过,Windows最终还是一步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的设 计更加出色,而是因为商业模式更胜一筹。到1990年,微软的市场占有 率达到了8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到2000年更是高达95%。在乔布斯 看来,微软的成功象征着世界运转方式中的审美缺陷。他后来表 示:“微软的唯一问题时,他们没有品位,一点品位也没有。我不是针 对某个小的方面,而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他们没有原创思想,也没有 在产品中融入很好的文化元素。”  微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愿意并渴望将其操作系统授权 给任何硬件生产商。而苹果则选择了一种一体化路线。该公司的硬件只 能与其软件兼容,反之亦然。乔布斯是一个艺术家和完美主义者,因 此,他是个控制狂,想要彻头彻尾地掌控用户体验。苹果的策略缔造出 了更优美的产品、更高的利润率和更非凡的用户体验。微软的策略则让 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硬件选择空间。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提高市场占有 率的更好方式。

  理查德·斯托尔曼决定开发的操作系统与UNIX(1971年由贝 尔实验室开发,后来成为多数大学和黑客奉行的标准)类似并能与之兼 容。斯托尔曼以程序员那种不易觉察的幽默将他的新操作系统命名为 GNU。GNU是“GNU’s Not UNIX”(GNU不是UNIX)的递归缩写。斯托尔曼的“自由软件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并不算完美。它的目 标并不是要坚持所有软件都免费,而是要让软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斯 托尔曼不得不反复解释:“当我们把一种软件称为‘自由软件’时,我们是 指它尊重用户的基本自由,即运行、研究和更改软件,以及在更改或不 更改的前提下重新传播其复制品的自由。这事关自由,而不是价格,所 以请想想‘自由言论’,而不是‘免费啤酒’。”

  斯托尔曼自己动手编写了GNU操作系统最初的一些组成部分,其中 包括文本编辑器、编译器,还有许多其他工具。但GNU还缺少一个关键 部分,也就是内核。

  莱纳斯·托瓦尔兹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接受报酬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 是他渴望继承自己的家庭传统: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成 就的,我觉得自己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我还想要获得反馈(好吧,还有赞扬)。向能够帮助我完善程序的人收钱是荒唐的。我估 计,如果我不是在芬兰长大,恐怕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而在芬兰,任何人哪怕只是展露出一丁点贪婪的苗头,就算不被厌 恶,也会遭到怀疑。还有,没错,如果不是在作为正统学者的祖父 和作为正统共产主义者的父亲的影响下长大,我对金钱的态度无疑 也会有很大不同。

  托瓦尔兹之所以决定使用GNU通用公共授权并不是因为他全盘认同 斯托尔曼(还有他父母)的自由分享意识,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让世 界各地的黑客动手修改源代码,就能够带来一场开放的协作,从而缔造 出真正出色的软件。他说:“我公开Linux源代码的动机其实非常自私, 我不想费心去完善这个操作系统中我自认为做得很烂的部分。我想让大 家来帮助我。”  

  对等共享和协同合作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整个进化生物学领 域都是围绕人类及一些其他物种的成员之间为何能以利他方式合作这一 问题展开的。我们在所有社会中都能找到自愿结社的传统,而这种传统 在早期美国社会尤为突出,共建粮仓(barn raisings)和拼布缝纫 (quilting bees)等协作项目就是鲜活的例证。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成功 地运用了结社原则,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慷慨地将其服务于一 系列不同的目标。”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Autobiography ) 中提出了一整套以“为公共福祉而奉献是神圣的”为箴言的公民理念,以 解释他为何要鼓励人们自愿结社,去创建医院、民兵、街道清扫队、消 防队、图书馆、夜间巡逻队和许多其他社群组织。 围绕GNU和Linux发展起来的黑客队伍告诉我们,超越金钱回报的 精神鼓励能够为志愿协作提供动力。托瓦尔兹说:“金钱并不是最强大 的动力。人们在激情的驱动下,在享受快乐时所做的工作是最出色的。 这个道理既适用于编剧、雕塑家和创业者,也适用于软件工程师。”此 外,黑客的动机中还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些自利因素。他说:“激励黑 客们无私奉献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这就是,他们做出的切实贡献能够 赢得同行的尊重……每个人都想给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自己的声 望和社会地位。开源软件开发让程序员们拥有了这个机会。”

  斯托尔曼一心坚持道德的清白和决不妥协的精神,他哀叹:“如 今,任何倡导理想主义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就是一种鼓励人们 把理想主义视为‘不实际’的盛行意识形态。” 而托瓦尔兹则像工程师 一样非常讲求实际。他说:“我是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我一直都认为理 想主义者很有意思,但有点令人生厌,还有点可怕。” 托瓦尔兹承认自己“其实并不是斯托尔曼的超级粉丝”,他解释 说:“我不喜欢一根筋的人,我也不认为把世界变得非黑即白的人有多 善良或者最终能发挥多大作用。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并非只有两面,应 对一件事情的方式几乎永远都有许多种,而‘视情况而定’也几乎始终都 是一切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 他还认为,应该允许人们通过开源软 件来盈利。他说:“开源是要让所有人参与进来。既然是这样,为什么 要把在社会科技进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商界排除在外呢?”  软件也许 向往自由,但编写软件的人或许想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并回馈他们的投资者。

  1993年9月,美国在线追随一家名为Delphi的小竞争对手,开放了一 个能让用户访问互联网新闻组和公告板的门户,标志着变革的正式开 始。在互联网历史上,这场“大洪水”被称为“永恒的9月”(Eternal September,那些持蔑视态度的usenet老网民喜欢把这种说法挂在嘴边)。该名 称的由来是,每年9月都会有一批新生进入大学,他们可以从校园网络 访问互联网。这些新生刚开始发的帖子往往惹人生气,但用不了几周时 间,多数人就能掌握足以融入互联网文化的必要网络礼仪了。然而,互 联网的水闸1993年打开后,新手开始没完没了地涌入,对网络社交规范 和排外主义构成了严重冲击。

  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对待博士论文的态 度都很散漫,他们会因为玩模拟篮球经理游戏而拖延完成论文的时 间。“我们做各种事情,就是不写论文。”杨致远回忆道。为了从服 务器上获取球员的数据,杨致远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FTP和Gopher这两 种协议。在万维网出现之前,它们是在互联网上分发文档的常用工具。

  坎宁安在创建链接时会将文本中的单词 紧贴在一起,也就是一个词语可能会含有两个或以上的大写字母,比 如“CapitalLetters”。这种形式被称为驼峰式拼写法(CamelCase),后来 出现的一大批互联网品牌都采用了这种命名方式,包括AltaVista、 MySpace和YouTube等。

  维基百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它的条目应该保持中立的观点。这个原 则通常都能让它成功产生出立场公正的条目,甚至连全球变暖和堕胎这 种争议性话题也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理。此外,这条原则也能让持有不同 观点的人更容易地进行协作。

  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此付出呢?哈佛大学教授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将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其他无偿协作项目并称为“基于共享 的集体协作”。他解释道:“它的核心特点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会出于 激励性动机和社会信号顺利完成大型项目的协作,他们的行为并非由市 场价格或管理命令决定。”  这些动机包括与他人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回 报,以及完成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带来的个人满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小乐趣,例如收集邮票,坚持使用准确的语法,了解杰夫·托尔堡 (Jeff Torborg)在大学时期的平均击球率,或者熟知特拉法加系列战役 的顺序。这些内容都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 人们在为维基百科贡献内容的时候,他们体内会有一种近乎原始欲 望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维基人把它称为“维基可卡因”。你刚刚完成的 精彩编辑会立刻出现在维基百科的条目页面上,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一股 多巴胺涌向了大脑的愉悦中枢。而在不久之前,公开发表内容还是专属 于少数人的一种乐趣。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都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写 的东西得到公开发表时的兴奋之情。维基百科就跟博客一样,它让每个 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喜悦——你不需要先得到媒体精英的认可或者选定。

  相比被动获取信息,主动参与创造有价值的信息会带来更深一层的满足感。

  在威尔士看来:“那些想要得到尊重的人是因为他们拥有博士 学位,而且不想和凡夫俗子打交道,这些人往往都是令人讨厌的。” 桑格则认为那些不学无术的群众才是令人讨厌的。“作为一个社区,维 基百科缺乏尊重专家意见的习惯和传统。”这段话来自他在2004年除夕 夜发表的一份宣言,他在离职之后写过很多篇这样的攻击文章。“我在 维基百科的第一年尝试推行的一个方针是尊重专家,但是我没有得到足 够的支持来实现这点。”桑格的精英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威尔士的赞同, 而且遭到了维基百科社区的抵制。“最终,所有缺乏耐心的专业人士都 会避免参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工作。”桑格抱怨道。事实证明桑格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学无术的群众并没有把专家赶 走,他们反而成了专家,同时专家也成了群众的一分子。

  谢尔盖入读的是一所采用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学校,他在那里培养出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他说,“你必须规划 好自己的道路。”  这是他和佩奇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后来被问到拥 有身为教授的父母是不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时,他们都表示入读蒙特 梭利式教育学校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佩奇的观点是:“我认为有一 部分原因来自我受到的教育——不要墨守成规,学会自我激励,用怀疑 的眼光看待世界,还有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

  佩奇用于实现反向链接的方式来自一个大胆的想法——这是他在一 天半夜醒来之后突然想到的。“我当时在想: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万维 网下载下来,然后只将其中的链接保存下来,那会怎样呢?”他回忆 道,“我马上拿起了一支笔,记下自己的想法。整个后半夜我都在完善 这个想法的细节,并说服自己这是可行的。” 这次的半夜工作经历给 他上了一课。“你必须给自己定下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他后来对一群 以色列学生说道,“我在大学期间学到了一句话:‘积极地忽视不可 能。’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们应该尝试一些大多数人都不敢做的事 情。”

  佩奇选定的主题是Eudora 邮件客户端的显示界面,他对这个客户端执行各种操作所需的时长进行 了预估和测试。例如,他发现人们使用控制按键的操作速度实际上会比 鼠标慢0.9秒。

  人机交互,客户永远是对的。

  这台机器参与的其中一个项目是协助医生进行癌症治疗计划。“在 《危险边缘》的挑战中,人类和机器之间处于竞争关系,”IBM的约翰· 凯利说道,“如果将沃森应用于医疗的话,人类和计算机将共同应对挑 战。” 23 沃森的系统被录入了超过200万页医学期刊的内容,以及60万条 临床证据,它可以搜索多达150万条病人记录。当医生向这台计算机输 入病人的症状和身体状况之后,它会提供一份推荐治疗方式的清单,并 按照自己的把握对各种治疗方式进行排序。 24 IBM团队认识到如果要真正发挥这台机器的作用,它需要以一种令 人愉快的方式与人类医生进行交流。IBM研究院软件部门的副总裁戴维· 麦奎尼(David McQueeney)表示他们通过编程让这台机器表现出一些 谦逊的特质:“从我们早期的使用经验来看,部分谨慎的医生会提出这 样的反对意见:‘我是一个持照执业的医生,我不会让一台电脑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对沃森的系统进行了重新编程,让它可以给人 一种谦逊的印象,它会说:‘这条建议对您有用的可能性为百分之…… 还有这些内容您可以自行查阅。’”医生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说这 种感觉就像是和一位学识渊博的同事进行对话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将 人类的天赋,例如我们的直觉,和机器的强项,例如无限广阔的知识, 结合在一起,”麦奎尼说道,“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组合,因为组合的双 方都能提供对方不具备的东西。”

  沃森是计算机技术第三次浪潮的前兆,增强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 界线从此开始变得模糊。“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计算和制表的机器。”罗 曼提如是说,她回想起了赫尔曼·霍尔瑞斯在1890年人口普查中用到的 打孔卡片制表器,那是IBM的起源所在。“第二代计算机指的是使用冯· 诺依曼结构的可编程机器。你必须告诉它们应该做什么。”自从埃达·洛 夫莱斯以来,人们就开始为这些计算机编写算法,指导它们如何一步接 一步地完成任务。“由于数据量的迅速增长,”罗曼提补充道,“第三代 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它们是不需要依赖编程的系统,它们 会自我学习。” 而就算这种机器真的出现了,它们也可以继续与人类保持合作和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将人类放逐到历史的尘埃当中。

  道格·恩格尔巴特将机器和人类将会相互提升智慧的过程称为“自生 过程”(bootstrapping)和“共同进化”(coevolution)。 29 这点引出了一 个有趣的前景:无论计算机发展速度有多快,人工智能也许永远都无法 超越人机合作所产生的智慧。

  首先,创新是一个协作过程。与孤独天才的灵光一闪相比,创新更 多是来自团队协作。历史上每一个创意活跃的时代都是如此。科学革 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有专门进行协同工作的机构和用于分享想法 的网络。而对于数字时代来说,团队协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 要。即便是那些参与发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天才们,他们的大部分成就 也都是通过团队协作取得的。就如罗伯特·诺伊斯一样,他们当中最优 秀的一群人会更倾向于成为公理会的牧师,而不是孤独的先知;成为合 唱歌手,而不是独唱者。

  “不,你没有发明推特,”威廉姆斯回应道,“我也没有发明推特, 比兹(Biz Stone,比兹·斯通,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也没有。人们没有 发明互联网上面的东西,他们只是发展了现有的想法。”

  虽然数字时代似乎是一个颠覆 历史的时代,但是它的发展基础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想法。协作不仅会在 同一时代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它还是跨越世代的。最优秀的创新者能够 理解技术变革的轨迹,并接过前一代创新者们手上的接力棒。史蒂夫· 乔布斯的成果建立在艾伦·凯的研究之上,启发艾伦·凯的人是道格·恩格 尔巴特,而恩格尔巴特是J·C·R·利克莱德和万尼瓦尔·布什的继承者。当 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设计数字计算机的时候,他的灵感来自查尔斯· 巴贝奇的差分机零件,而且他会要求自己的下属阅读埃达·洛夫莱斯 的“注解”。

  虽然互联网可以作为虚拟协作和远程协作的工具,但是数字时代的 创新为我们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是,近距离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这条 经验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适用。亲自会面所带来的好处是不能通 过数字方式复制的,贝尔实验室已经向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英特 尔的创始人们为公司设计了一个以团队为中心不断延伸的开放式办公空 间,使得自诺伊斯以下的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在一个没有隔阂的环境下工 作。这后来成为硅谷公司常用的一种办公模式。曾经有人预测数字工具 的出现可以让企业员工进行远程办公,但是这个想法直到现在仍然没有 被完全实现。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上任雅虎首席执行官之 后的首项举措是禁止员工在家办公,她指出:“人们在共处的时候可以 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创新。”当史蒂夫·乔布斯在为皮克斯设计新总部大楼 的时候,他非常执迷于大楼中庭的结构安排,甚至连洗手间的位置也需 要由他来决定,他希望通过建筑结构的设计来促进员工之间的偶遇。苹 果新建的标志性总部园区是他的遗作之一,这是一座围绕着大型中央庭 院的环形建筑,它的内部含有多个开放的工作空间。

  将这三种组织生 产的方式(政府、市场和同伴共享)结合起来会比单独运用其中任何一 种方式都更为强大。

  那些无法与他人进行协作的优秀个人也很容易会走向失败,这是肖 克利半导体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样,缺乏充满激情和冲劲的远见者的协作团队也难以取得成功,例如贝尔实验室在发明晶体管之后就失去了前 进的方向。苹果公司在1985年驱逐乔布斯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本书提到的大多数成功创新者和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 是“产品人”。他们非常关注,而且深入理解产品的工程与设计。他们不 是主要负责营销、销售或者财务的人员。如果让这几种类型的人员负责 掌管企业的话,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通常都会受到损害。“当销售人员 掌管公司的时候,产品人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 就此失去工作的动力。”乔布斯如是说。拉里·佩奇也有相同的看 法:“最优秀的领导人是对工程和产品设计理解得最为深刻的人。”

  亚里士多德:“人类是一 种社交动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可以解释民用频段电台和 业余无线电出现的原因呢?更不用说像WhatsApp(一款通信应用程序) 和推特这样的继承者了。几乎所有的数字工具,无论它们的设计初衷是 什么,人类总会把它们用作社交目的:建立社区、促进交流、实现社交 网络。即便是最初被当作个人创意工具的个人电脑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 调制解调器和在线服务的兴起,它最终还为我们带来了脸谱网、Flickr 和Foursquare等社交网站。

  人类的创造力包含价值观、意图、美学判断、情感、个人意识和道 德观念。这些是艺术和人文教会我们的东西,也是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亚 于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人类在人机共 生关系当中的地位,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作为机器的创意搭档,我们就必 须继续滋养自身的想象力、独创性和人性的泉源。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 东西。 史蒂夫·乔布斯在自己的产品发布会上经常会用同一张幻灯片作为 总结,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路标,上面标示着“人 文”(Liberal Arts)和“技术”(Technology)的交叉口。他最后一次登台 发布产品是在2011年的iPad2发布会上,他当时站在这张图像的中间宣 布道:“苹果的基因决定了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我们笃信,是技术与人 文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的心灵歌唱。”这点让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具 创造力的技术创新者。 然而,人文学科的反面也同样值得礼赞。热爱艺术和人文的人也应 该尝试欣赏数学和物理学的美,就如埃达·洛夫莱斯一样。否则,他们 将会沦为艺术和科学的交叉口的匆匆过客,无缘于数字时代创新。他们 也会将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工程师们。 在那些赞美艺术和人文,并向它们的学术价值致敬的人当中,有很 多都会毫不掩饰地(有时甚至会面带笑容地)对外宣告自己不懂得数学 或物理学。他们吹捧学习拉丁语的好处,但是他们却对如何编写算法一 无所知,也不能说出BASIC、C++、Python和Pascal这些计算机程序语言 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不能分清《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人是俗不 可耐的,然而他们却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分不清基因和染色体,晶体管 和电容器,积分和微分方程。这些概念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哈姆雷 特》也并非通俗易懂。而且跟《哈姆雷特》一样,上面提到的每一个概 念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正如一道优美的数学方程,它们都展现出了宇宙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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