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晓宁: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这篇文章是李晓宁先生应爱思想网站邀请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稿。

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677


这篇文章将要谈论的是李晓宁先生对东西方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的理解。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日常的身份是学者评论人,08年用36天从北京骑自行车到了海口。下面看文章。

名词解释(皆来自zh.wikipedia.org)

方法论:在某一门学问或所要探索的知识领域上,对所使用之个别方法加以整合、比较探讨与批判。

形式逻辑:是以纯形式内容研究推论的一门学科,这种内容是很明确的。若一个推论可以被表示成一个完全抽象的规则,即不和任一特定事物或性质有关的规则的一种特定的应用,则这个推论拥有纯形式内容。形式逻辑的规则由亚里斯多德最先写成。在许多逻辑的定义中,逻辑推论与带有纯形式内容的推论会指向同一种概念。但这不表示非形式逻辑的概念是空洞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语言可以捕捉到自然语言语义间所有的微细差别。

开门见山,李晓宁先生将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论是一种对抽象的方法研究的学科,方法论至于方法有些类似与现在数学上泛函分析于函数,在微积分中函数被用来积分微分,运用到对实际对象的数学建模计算中去,泛函分析研究的对象是建立在抽象度量空间上的具有函数特征的映射,他们有什么性质。在日常生活过程之中运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并不难,需要的只是模仿,熟能生巧。但若要将方法们抽象出来并非易事。特别是用中文来处理,这点可以见下文里先生的演讲分析。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

为了明确形式逻辑的定义,可以对比着非形式逻辑来看。非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自然语言论证的学科,自然语言是学名一般就是指英文中文这些人们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自然语言论证往往很容易出现问题,主要是歧义甚多,毕竟日常生活中人们不需要明确的定义,能够交流就可以。形式逻辑有时狭义等同为符号逻辑,符号逻辑的典型代表我想就是数学符号了,这些符号在推理中起到了自然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某个角度讲使思维更精确了。李先生的演讲将由这个他提出的问题作为切入点。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

挺有趣的是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认识,人的思维能动载体是语言,语言的保存载体是文字。虽然这样讲他们的关系是思维->语言->文字,但是反过来李先生讲到了文字载体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字的发展,文字的发展回过头来决定了语言发展的方向,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所以他们的影响效果又反了过来。这里舟认为思维可以等同于语言,但思维不是全部,人还有感觉。可能是因为人的大脑有两个半球,总有些人的特质是一分为二的,比如说理性和感性,思维是理性的产物,冲动是感性的产物。

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

明确了这样一个影响链之后,思路就要沿着这条链开始分析。这里李先生提到了西方文明的诞生民族——腓尼基人

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

腓尼基人因为贸易的需要,因为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的情况发展出了初步的抽象语言,相对于象形语言来说这种语言不再是简单的对现实的模仿,那么他要能够合理势必需要额外的规则约束,这样语法就诞生了。与此相对李先生认为中文是没有严谨的语法的,中文可以虚虚实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西方文明的语言则有强烈的极端化倾向,一定是明明白白的。按照影响链的反方向,这最终影响到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

名词解释(皆来自zh.wikipedia.org)

实证主义: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求知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狭义而言,实证主义则指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的哲学,认为对现实之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

相比严谨的西方语言中文依然是在对现实模仿

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西方文明使用的语言使他们的思维倾向于寻找抽象化的一维模式,因为一维只有前后两个概念,而且相互排斥,那么作出明确的界定就并非难事了。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西方的神学甚至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用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普通人没有基本哲学的训练很难理解那些推理,因此加深了敬畏感,相对于中国的神仙妖怪则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另一个产生于形式逻辑之下的产物是现在欧陆法系的源头罗马法典,相对于判例法成文法讲究逻辑伦理上推理的正确,明确列出条目作为准则。中国古代似乎并没有法制。

逻辑的或理性的思维在科学上取得的成果固然显著,但是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悖论,比较出名的悖论有芝诺悖论,你永远追不上在你前面的乌龟;说谎者悖论,我在说谎。在数学领域的三次数学危机似乎都与悖论有关。悖论绝对是一个有趣的东西,用在中文上也同样起作用,然而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似乎并没有谁注意到过。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是轻视商人的,学而优则仕,当官在大家眼里才是功成名就。李先生讲到了洋务运动选择官办最终导致失败的后果。官其实是皇帝的分权部分,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文学等其他学问也都是为博皇帝开心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没有多面的感觉,所有的事务都是效忠于中央权力,社会结构只有一条:中央权力圈->过渡->无权力圈。每一层都有典型的代表,比如中央有大贪官和绅也有包青天,过渡层有九品芝麻官,还有自以为是中央圈的落魄文人孔乙己,无权力圈自然就是劳动大众了。单一的社会结构决定着想要向上的人只能追逐权力。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

名词解释

李约瑟之谜:又名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在李约瑟之谜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他的前提是错的,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其实并不高

来自中文维基:

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并未高于西方[1],例如东汉制刀要向匈奴取得技术[2],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很有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理论研究[3],中国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样是为了探索宇宙规律,而更多地出于实用的目的。古希腊人从泰勒斯的时候起就认识到:“宇宙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理解的。”[4]但中国人从未产生相同的认识。

科学方面,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

中国的数学是以案例为基础的,不像 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那样是以公理化体系、逻辑推理建立起来的,此外,中国的数学缺乏证明。
天文学方面,中国人精于记录天象,但对天地的认识长期停滞不前,始终没有发现大地是球形的。更没有提出像 地心说日心说那样一数学几何为基础的 宇宙模型

技术方面,虽然中国有不少技术发明,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很多发明并未被广泛应用,因此,使得中国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发展较慢。

活字印刷一直无法在中国推广开来,清末时广泛运用的仍是雕版印刷。
由于明清的 海禁指南针用处也不大。
中国的火药缺乏改进,威力不佳,以致明末需要从西方人处购买 红衣大炮来抵抗清军。
由于中国禁止民众迁徙,采取诛族、连坐等严苛法律,加上税、兵役、徭役繁重,中国的农业技术一直无法推广,历史上不断发生饥荒和 食人事件

爱因斯坦曾经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5]。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6]

 

总之,西方的思维更具理性,批判性,而东方的思维相对更依赖直觉感受。

对比东西的不同就像开始时对比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方法一样,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比增进对自身的了解,就是那个古老的问题“认识你自己”。有很多著作在这一领域进行着探讨,比如可以算上《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层分析》(奴化的人)《为什么是欧洲》《枪炮病菌和钢铁》。

我的想法:

现在的中国其实是在适应理性,中国人接触理性的时间太短了,在欧洲中世纪的神学都有理性推导的基础,而中国人最早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开始广泛的接触到理性的思想,我觉得在中国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理性的思考,当有些人宣称学习西方更像是邯郸学步他们只强调忘掉了自己的,却缺少了考虑前提你并没有学到别人的。这种不完全的理性交给大家做有好处的事情,因为没有深刻的理解也只能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殊不知你以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可能在更大的层面出卖了你。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还是在一步步探索理性的力量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理性的面对感性,非暴力沟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dopweb/archive/2012/06/22/2558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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