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像推演数学题一样推演了社会发展这个大命题，看似缜密，却疏漏了一些东西。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现象，却忽略了社会的自我调解性与自适应性；他看到了那时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现实，却忽略了劳资关系会随着社会发展改善的可能。马克思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算好“人性”这张牌。他认为人性都是善的，不能在某种制度下“被迫”干什么，而是应该随心所欲地、自觉的“按需”给社会做贡献，且所做的贡献与所得没什么必然关系。这点在今天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而且已经被百年来的社会大实践所反复验证是错了。
 
看看前苏联70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看看中国50-60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实践的悲惨结局。。。。。。我们从两个极具反差的社会现象就能得到结论。一个是当年中国人民公社时代，大家都吃食堂了，活干不干无所谓。结果粮食吃没了，再加上都去大炼钢铁，不去收庄稼，很快造成“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看病不要钱，失业靠保险金也能活得不错，反而某种程度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些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柳传志的“贸工技”理论有类似的问题。老柳只算了经济牌，忽略了人性牌，导致最后的误差。道理其实很简单：企业初创没钱，肯定要先挣钱。但是靠什么挣钱，怎么挣钱的路数是不同的。用代理销售别人的东西，OEM贴牌当然能赚钱。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做事的人从里到外可是只知道OEM了，怎么可能还会去做技术？这个组织以至组织内的所有人都太习惯于从别人那“拿”技术了。就像现在一些国家在倡导把以前圈养的动物再放归大自然，试图让它们再重新获得自己捕猎的能力，可是发现它们绝大多数已经彻底丧失的捕猎能力，最后只能被饿死。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很少看到“贸工技”成功的例子，基本上企业起步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后来就一直是那个性质。唯一一个例外是三星的转型。三星是在李秉喆手里做了几十年“贸工”，在李健熙手里以“技”立起来的。这是因为李健熙彻底放弃了他父亲的老路子，自己从头从集成电路核心技术做起，成就了今天的三星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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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自己也讲了，生存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但联想早就发财了，生存不是问题了，早就有雄厚的势力和市场了，但是联想至今还没有任何可称道的自主技术，无非是个有了牌子的“山寨公司”而已。从资本家赚钱的角度看，柳做到了，从民族产业技术积累的角度看，联想没啥贡献。
柳的先存活再发展技术的说法，不知道是再骗别人，还是再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