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刚刚帮着把女儿哄睡着，我接到了三姐的电话。耳机里传来的是三姐的哭声：“弟弟，你快回来吧……东升哥不行了……”我心瞬间沉了下去，时间似乎瞬间凝固。后面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二十分钟后，当我冲下楼奔向车站时，再打电话，三姐告诉我，东升哥已经走了……

 
总共近十个小时的回家的车上，我一直都处在大脑近乎空白的状态下。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乎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在做梦。但我不敢掐自己，我怕那是真的。直到一路狂奔到二姐家，迎面看到泪流满面扑向我的二姐，我才真的意识到，东升哥，真的走了。
 
一
 
东升哥是我的二姐夫。他和二姐应该是在我初三的时候认识的——我忘了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了，应该是在家里吧。二姐夫（应该说二姐的男朋友）的小名叫东升，所以从一开始，我和三姐就教他东升哥——这一喊，就是二十多年。当时和东升哥见面其实不多，不过二姐提起，他的大名也和我一样有个“飞”字，他妹妹的名字也和二姐一样有个“霞”字，而且他大我一轮，也是属兔的，所以倒是觉得挺有缘分。
 
印象中和东升哥第一次比较直接接触，是在快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地方小，我没地方复习功课，学校又不能呆太晚；正好东升哥家有个老房子，距离我的学校很近，平时没什么人，就让我到那边去复习功课。虽然我有钥匙，但因为有点偏僻，有时候东升哥也去看看我，在我后面的床上看书。有时候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呼噜打得山响。如此没半个月，和东升哥就慢慢熟稔了。东升哥胖胖乎乎，对人很和气，永远笑呵呵的；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喜欢下围棋，偶尔他看我看书累了，就陪我下两盘——等到他真的成了我的姐夫，我们下棋的次数就少的可怜了。
 
那段时间还记得一件事情。有一个周末，我还是在东升哥的老房子里看书，哪天我们家里有点小事，好像是要把阳台的鸡窝清理了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点搬砖的小事，二姐让我早一点点回家。当时二姐夫照旧在我身后看书睡着了，我听他睡得正酣，就没叫他，写了一张字条，说家里有点事我先回去，然后就回家了。结果没过多一会，东升哥骑着车子风风火火过来了，说看了字条，以为家里有什么事情呢；然后看到我们在搬砖，就二话不说上手干了起来。二姐事后把我好一通埋怨，说我不会说话。
 
不过显然东升哥的踏实和肯干让我们家很是满意，等到我参加中考的时候，两个人的事情就基本上定下来了。大姐早嫁，二姐在我们家是绝对的顶梁柱，高二的时候就因为有了工作指标辍学进入工厂挣钱养家；所以虽然她只大我六七岁，但从小就担任起我的“家长”职责，我从小到大一大半家长会都是二姐去的。我考高中，从填报志愿开始，也都是二姐一手操办；到了中考，二姐自然不敢马虎，吃的喝的用的准备得格外精细，比我还紧张。到考试那天，二姐和东升哥一起陪我去南城的开封高中考试。等到上午的科目考完，二姐等在考场门口，把我带到校园一角的阴凉处，那里已经铺上了一块塑料布，上面放着水和热气腾腾的“第一楼”灌汤包子——这是开封最好的包子，但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那个地方距离我们的考场骑车要半个小时左右。二姐说，那是东升哥刚刚骑车去买的。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很少能吃到这种好东西的，我没客气，一口气吃了15个——后来我怎么也不信我怎么吃下去的，二姐也说她当时也吓了一跳。然后我就躺在那里休息，二姐和东升哥在旁边帮我打蚊子、看时间。如此两天，都是这样。这是我自小到大享受到的最好的陪考待遇，那一刻，我想我是世间最幸福的弟弟。
 
刚上高一的秋天，二姐要结婚了。全家都在为他们的婚事忙着，我帮不上忙，不过我打心眼里替二姐高兴。我用自己的伙食费攒下了十来块钱，找了好几个同学帮我参谋，买了一个小工艺品送给她。但二姐送给我的礼物更重，眼看天冷了，她赶在结婚前熬了好几个晚上给我打成了一件厚毛衣——从小到大，我身上穿的毛衣毛裤，一大半都是二姐一针一针打出来的。
 
二姐的婚礼我已经记不清全部的细节了，不过按照当地的风俗，二姐因为不能吃饭，下午要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去给她送吃的。二姐家距离我们家不近，我骑得飞快就赶过去了。二姐还是一身新娘妆扮在卧室里休息。我拿出妈妈和三姐精心准备的吃的，看她大口大口的吃，很想问她高兴不，但好像没问出口。我和二姐其实都不是话多的人，很多时候两个人就在那里各自干各自的，一起逛街也是拉着手不怎么说话，但也很温馨。我抬头看着东升哥和二姐的新房：房间不大，只有十来平方米；但收拾的很精致，全部墙面都用墙纸糊着，天花板扎着顶棚，小床头柜上有他们的照片——我知道，这个房间是东升哥和二姐自己一点一点装修出来的，没花几个钱，但任何一处都是***着他们的心血，和对幸福的渴望。
 
二
 
二姐结婚那阵子，妈妈早就没有了工作，尝试了几个小生意也都不好做，家里一直在做给人加工编织袋的零活。这方面，二姐和三姐是蹬缝纫机的主力，所以即使在婚后，二姐也依然在下班后经常回家帮忙干一会。还好由于我们家距离二姐的单位不远，又正好在她回家的路上，所以倒是不太绕道。当时我读书压力不轻，又不太懂事要求住校，所以家里经常忙不过来，东升哥也经常过来帮忙打下手。所以家里不仅没有像我开始想像的那样因为二姐的出嫁而冷清，反而越发热闹了一些。
 
其实东升哥自己家里事情也不少。他是家里的老二，大哥是智障生活无法自理（几年前去世的），所以他实际相当于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东升哥不算聪明——在我初三的时候他下棋就下不过我，嘴皮子也不那么会说话讨人喜欢，就是那种走进人堆里就不太容易分辨出来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压力，也没时间怨天尤人，所以就一直低着头尽自己的最大能耐往前奔。他常说：不干怎么办呀，上面有四个老人呢，下面还有孩子……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就算你想干，都不一定有机会。九十年代中后期，二姐和东升哥的工厂效益都日渐衰败，二姐很快下岗，东升哥的厂子也不景气，东升哥是厂里的经济警察，勉强有点微薄的工资，但连一家三口的开销都不够，更别说贴补两边的老人了。两个人很着急，到处寻找机会做事。当时我已经在读大学，每年要花家里好几千，都是靠家里做小吃挣钱。我不知道二姐到底试过多少种临时工，就我所知道的，就帮别人做过饭、做过小生意、打过毛衣卖等等；东升哥也没闲着，下班之余，不是到我们家帮忙，就是找其他事情做，有一次我还听说他都打算去街上卖爆米花了。直到后来我工作了，不再需要家里太多贴补，二姐接过妈妈的小吃生意车，开始每天出来卖。虽然走街串巷风吹日晒很辛苦，但总算有个营生。东升哥当时的时间还算富裕，他和二姐相互支撑，家里再帮衬着点，算是稳定一点吧。尤其到了周末，家里人多，大家一起干活，到了下午忙完了打两圈牌，倒也笑声不断。
 
2000年前后，小吃的生意也越发不好做，二姐和东升哥愁在心头。这时妈妈打听到，我家邻居在开封大学经营的一家小商店想转让出去，妈妈就和二姐商量，看有没有可能盘下来。那个小店不大，就是卖日常杂货，邻居经营了好几年，听说钱不好赚；但对二姐和东升哥来说，怕得不是赚不了，而是压根没有事情做。不过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做不做，而是没钱！但他们面前可选择的路并不多呀，所以他们咬牙借了四五万盘下了这个小店。我当时在北京上班，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总算两个人有个事情做了。但当我春节放假回家，冲到他们的店里看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一个也就七八平米的小屋子，温度和屋外基本上一样冷，两个玻璃柜台和两个冰柜呈L型，让屋子更显得狭窄；柜台后面的拐角处有个小炉子。二姐的羽绒服外面还套着背心，不时笑呵呵地招呼着进来的学生，脸上和手上都刻着每天出门进货风霜留下的印痕，脚下还习惯性的跺着脚取暖；东升哥胖胖的身躯挤在那个炉子旁边，半弯着腰翻弄着一个小炒锅里的菜，顾不上油烟的呛味，额头上的汗直淌——他们为了增加生意，还做着给人加工早餐和午餐的生意，两三块钱的炒菜挣不了几个钱，但能增点客流。
 
大学的生意是有假期的，每年能休息三个月，但这对二姐和东升哥可不是好消息。休息就意味着没有钱挣，他们还要另想办法。为了尽早还债，他们就在假期拿着东西到外面去卖，走街串巷；虽然卖的基本上就是吃的，但经常忘了（或者说不舍得）吃饭。那几年春节，他们决定试试卖糖，就在附近的一个集市上扎了个糖果摊。由于是临时铺，四面没有个遮挡，为了生意好点，又要尽可能临路口，三九天的寒风当然就直灌向他们。我曾经去帮过忙，站没一会就两脚发麻，手指冻得已经捏不紧一颗糖；但二姐和东升哥一站就是一天。等到天黑了我去帮他们收摊，看他们一边收拾一边高高兴兴的说今天的生意怎么样，明天应该怎么改进，挣的这点钱给孩子和父母买点什么……那种充实和满足，让我在旁边眼泪直流。
 
三
 
很多很多次，我都和妈妈议论，二姐和东升哥这种人，是最应该得到好运的。但事实一次次的粉碎我们的愿望。2001年，二姐和东升哥欠了一屁股债正在努力还账的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2001年夏天，东升哥的厂子倒闭在即，他作为经济警察做留守，其实就是给空厂房看门。十几个小伙子一商量，就打起了工厂里废旧设施的主意，说白了就是监守自盗。虽说值钱的不多，但废铜烂铁的，也能多少卖点价钱。不过东升哥“运气”不大好，有一次和一个同事正在把往外拉的时候，碰到了厂领导，两个人撒腿就跑，也不敢回家，就直接躲了起来。后来听说厂子里报了警，就更不敢回家了，到了那个同事的老家躲了一阵；后来二姐就和我商量，让他到我这里来。我又是气又是笑，不过正好我当时自己租了个房子，就赶紧让东升哥过来。
 
这一个多月也许是东升哥最近这二十年最落魄也最悠闲的时候吧。虽然在北京敢出门了，但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看书、看电视也没心思。每天他一早起来，帮我把早餐做好；晚上早早地把晚饭做好等我回来。我听他说过到附近的小店铺里问过，想打个短工，但他自己也不好确定时间，所以也不好找。看着他又是着急又是后悔，还操心家里，我也急在心头。
 
我当时工作也有点忙，白天也陪不了他，只能晚上回来陪他聊天解闷，喝个啤酒什么的。其实两个大男人也聊不了什么，更何况他压根没心思；不过两个人在一起，哪怕是彼此干自己的事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感觉也好些。在那之前，虽然已经成为一家人了十来年，但我和东升哥还真很少有独自相处的时间；但那段日子让我们俩更多地了解了彼此。我其实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不光是因为我对二姐的敬重，更多还是对东升哥的质朴和勤奋的一种敬佩。自那以后，感觉更多了一份亲近和默契，虽然还是不说太多话，但我知道，那个男人是除了父亲之外我最可以信赖的亲人了。
 
到了7月，正值申奥成功，那两天他闲来无事，四处骑车看了看，倒也心情好了些。加上家里也进行了打点，事情渐渐出现转机。到了7月底，已经基本上确定不会有太大事情，不过工作肯定是没戏了；二姐决定带着他们的女儿雪儿来北京玩几天，一则给接东升哥回家，二则一家人也趁机在北京玩玩，扫扫晦气。
 
那年雪儿9岁，正在读小学，二姐带她在我们楼下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下，虽然环境艰苦，但好歹离我的宿舍近，洗澡做饭都方便，二姐已经很满足了。其实说是玩，也就几天的时间，他们去了故宫、长城，我也陪不了他们，不过可以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吃个晚饭聊聊天，也是很难得的享受。每天早晨，看着二姐给雪儿梳洗打扮好，然后东升哥爱怜地拉着雪儿甚至把她扛在肩头出门，都感到是那么的温馨，也替他们感到幸福。
 
四
 
经历了一番磨难的东升哥和二姐已经完全没有退路，把全部心思用在经营他们的小店上，没日没夜地干。天道酬勤，他们之后的日子终于开始现出曙光。开封大学校园开始了改造，他们的小门脸也换成了一个三十来平方的小超市，无论是环境还是生意都好了很多。到了2002年下半年，他们还买了一套二手房。虽然房子高了点，但二姐和东升哥是那么兴奋，因为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
 
之后的每年，我都能听到二姐和东升哥的好消息。他们慢慢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日子也一天天红火。经济条件好些了，他们就逐步地开始贴补两边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东升哥本来就是个热心人，他的同学、战友、朋友，有人找他帮忙，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帮，从来不惜力。自家人更不用说。他自己弟弟妹妹的婚事，我三姐和我的婚事，也都是他们两个忙乎。
 
2005年我结婚，是家里的头等大事；自然让二姐和东升哥操碎了心。我们俩其实就是个演员，提前一两天到家，办完婚事没几天就回京了；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东升哥和二姐三姐一手操办；后来我帮别人操办婚事，才知道当年东升哥和二姐三姐到底付出了多少。去年我女儿出世，二姐高兴坏了，早早地就准备好了礼物，然后陪我妈妈过来。女儿办满月酒的时候，赶上我其他几件事情一起办，开销很大，我一时周转不开，没办法找二姐开口借一万块钱临时用一下；东升哥知道了，一定要让二姐给我两万，说弟弟轻易不开口，开口就肯定有难处，别让他做难……
 
渐渐的，兄弟姐妹们都长大了，父母也渐渐老了，东升哥和二姐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我又常年不在家，父母年纪也渐渐大了，家里的修修补补，从来都是二姐和东升哥操持，根本轮不到我管——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让我干，也没有东升哥能干。东升哥自己家的事情，我三姐的事情，三姐夫的工作，大姐夫的工作，几个孩子的问题……所有家里的大小琐事，二姐和东升哥能扛起来的都扛起来，能不让父母操心的就不让他们知道。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无论对东升哥自己家，还是我们家，东升哥和二姐都是最信赖的人——用妈的话说，那就是家里的“天”。
 
谁也不曾想过，天，会有塌的一天。
 
五
 
东升哥的身体其实并不好。两三年前就查出过心脏有点问题，血糖也有点高，不过还不算特别严重。一个多月前，他胃部不舒服，而且烧心，走路都坚持不了几分钟，从家里下楼（六楼）都要休息两三次。医生诊断是胃食管反流。但正在治疗中，东升哥的父亲因食道癌晚期去世，东升哥拔下吊针就往家赶处理后事。当天我给东升哥打电话，他的话语中透着疲惫；我叮嘱他注意身体，他答应着，但我知道说了也白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了。
 
忙乎了几天之后，东升哥已经必须卧床。因为担心心脏有问题，二姐带他做了好几次心电图，但都看不出问题。当地的大夫说，胃食管反流这个病二炮总医院治的最好，二姐给我打电话提起，我正好有认识的朋友在这个医院，就赶紧让二姐把东升哥的病历复印了发过来。当天我正好在网上看到东升哥，就和他在QQ上聊了几句。他打字慢，就和我视频。当那张胖乎乎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没来由地感到一种踏实。他一边说他的情况，我一边聊一边去网上查他的症状，的确和胃食管反流很像，就劝他别太紧张，放宽心慢慢养养。毕竟这种病，很明显是他们这十几年太累、饮食没有规律形成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东升哥照旧憨厚地答应着，说的确这些年太累了，现在女儿也上大学了，他也感觉该改变一下了，准备渐渐地多找几个人来帮忙，他和二姐也多休息休息，有空出去走走，享受一下生活。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怕影响我女儿睡觉，就叮嘱我早点休息，然后就挂线了——谁会想到，这一聊竟是永诀。聊天记录上显示，那是10月23日。
 
之后两天，我就拿到了雪儿复印快递过来的病历。我找到朋友，挂了个专家号看了看。答复是做的检查还不太够，不能完全肯定是胃食管反流，不能排除冠心病的隐患，建议对心脏彻底排查一下；不过也可以看看胃食管反流的药效，如果的确有效，那说明这个部分的确有问题。我赶紧给二姐打电话，让她带东升哥去检查一下心脏。二姐说这几天东升哥明显好转，已经能下楼了，起色也好了很多；她答应等东升哥好一点，就去做个心脏造影，彻底排查一下。
 
之后的一个星期，东升哥的病情日渐好转，不仅脸色红润起来，而且走路也不怎么喘了。不过二姐还是不让他干活，只让他在家休息。东升哥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待几天可以，一个来月怎么受得了？进入11月，他就开始时不时到店里看一下。进入11月中旬，他已经基本上完全恢复。12日，他还到我妈妈那里吃了顿饺子，帮妈妈修了一个插座；13日中午，他帮一个战友联系事情，一起吃了顿饭；晚上，几个同学叫他一起聚聚，二姐也想他出门散散心，就叮嘱他千万不要喝酒，送他出门。晚上八点多，东升哥在吃饭的饭桌上，心肌梗塞发作，突然歪倒在地上，就此离世。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这天，距离东升哥父亲去世差一天一个月；距离他48岁的生日不到一个月。
 
六
 
东升哥离世后的第三天，我们送走了他。送他走之前，我看到了他最后一面。他很安详，高耸的鼻子下面，嘴巴微张，像是睡着了。看着他，我忍了许久的眼泪夺眶而出。
 
二姐坚决不收任何人的礼。她撑着虚弱的身体对来帮忙的东升哥的同学和战友说：东升哥自己干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她不能花用东升哥的死换来的钱。
 
雪儿出乎意料的坚强。从头到尾，都是她在安慰妈妈；两天两夜，她只睡了两三个小时。但当她自己站在送灵队伍的第一列手捧父亲的遗像的时候，她完全崩溃了。
 
东升哥所有的同学和战友，先是听到消息震惊，然后就是来到灵堂看着他的照片掉眼泪。楼下的花圈，半天不到摆了四五层。
 
送走东升哥的当天下午，我带雪儿来到我父母那里。父母先是惊喜，也有点奇怪。我慢慢说东升哥病重，妈妈当时就有点着急，转身要收拾衣服去医院看他；我拉住她，后面雪儿慢慢的跪下磕头，妈妈当时就明白了，愣了愣神，跌坐在床沿嚎啕大哭起来。父亲重重地坐在藤椅上，时时抹着眼角的泪水。过了许久，妈妈还拉着我，对我说：你告诉我，东升还活着，对不对？我忍不住，抱住妈妈哭着说，妈，他走了，真的走了……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不敢把消息告诉东升哥的妈妈。老人家一个月之内，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人，我们不知道她如何才能承受这一切。
 
离开家回京的那天，中雨。我去二姐家看了看她，正好雪儿的几个同学去看她，几个女同学陪着二姐抹眼泪。二姐不让我在旁边陪着，赶我回家陪爸妈一会。我静静地关门，最后一道缝隙中，是二姐望向门口的那一抹眼神。爸妈一定要送我到大路上打车，我不让他们过马路，自己过去打车。上了车，他们相扶相持，慢慢地走回家，老态毕显。那一刻，我眼泪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走进车站，回头望去，远处的街道闪烁着霓虹灯，似乎还飘来歌声。我想起了那首《挽歌》：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10年11月20日-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