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sontable 错位_藤野先生的“三重错位”观照

《藤野先生》的“三重错位”观照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郭跃辉

【摘要】《藤野先生》中的藤野先生和“我”之间存在着心理错位和话语错位，而文本的话语风格也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有“过去”与“现在”之别，这也是回忆性散文的文体特征。最终，这三重错位实现了内在的逻辑统一。

【关键词】藤野先生 心理错位 观念错位 话语错位 逻辑统一

孙绍振教授曾说：“文学是人以感情为核心的包括感觉和智性的动态变幻艺术。所以说，文学是人的情感表层和人的智性的深层学问，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让人的表层瓦解、深层暴露，使人与人的感情发生错位的过程。”^[1]其实，散文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情感也会发生错位。除此以外，人物的思想、文本的话语方式也会出现错位。对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的主旨，长期以来就有“爱国情怀”与“师生情谊”的争议，现在习惯上认为既有“师生情谊”，又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情怀”。关键问题是，这两种情感究竟是什么关系？“既……又”的句式说明两者是并存关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它们既不是融合在一起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

一 心理错位

“我”从东京到仙台，内心经历了从失望到迷茫的过程。目睹了身在东京的清朝留学生的丑态后，“我”来到仙台就读于医学专门学校。彼时的“我”，内心孤独而又敏感，更重要的是，他此时有一种特殊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即使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也将原因归于“物以稀为贵”的俗世规律。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作者和藤野先生有了数次较为亲密的往来。藤野先生对待鲁迅的心理，自然也有“物以稀为贵”的因素，这一点从他后来写的《谨忆周树人君》中“在异国的天空，东京那里也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但在仙台，前面已说过只是周君一人，所以想来谅很寂寞”^[2]可以看出。于是，师生之间的交往，在心理层面就产生了错位。

错位之一在于，藤野先生是出于师者的责任感，为“我”修改了讲义，而“我”的心理是“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不安”是因为藤野先生只为一百余人中的“我”修订了讲义，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而且这种关爱比起其他人生活上的照顾来更为突出；“感激”是因为藤野先生并没有因为“我”是弱国子民而充满歧视，而是平等对待，甚至优待有加。

错位之二在于藤野先生的学术探究精神与“我”的国民心理之间会有龃龉甚至矛盾。藤野先生对于学术，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他都要严肃地指出来。这种精神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认同，作者归因于“那是不太用功，有时也很任性”，实际上这正是一种“差不多”的国民心理。胡适在1924年就曾写了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来讽刺这种“差不多现象”。这种心理实际上就是“国民性弱点”“劣根性”，也是鲁迅毕生与之斗争的对象。当时作者的心理主要是“弱国心理”，对国家以及民族文化有一种内在的敏感性。这也有了“我”的“为难的时候”。藤野先生对中国女人裹脚的问题很关心，不过并非出于文化歧视，而是学术研究精神以及对中国女性关心使然。但这种精神并未获得“我”的认同，反而引起了“我”的“为难”，原因就在于，“我”认为裹脚是中华文化中愚昧落后的东西，即使是在学术层面讨论，也触碰到了“我”的民族自尊心。

错位之三在于“我”和藤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微妙的区别。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中，藤野先生说：“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教过汉文，一方面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3]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他用的是“敬重”一词，而不是“相信”“迷信”之类的词语，这也暗示了藤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敬之情。但藤野先生说完之后，“我”的反应却被省略了。不过可以推测的是，“我”的反应不是谈论裹脚话题时的“为难”，自然也不可能赞同藤野先生关于“中国人敬重鬼”的结论，唯一的解释就是用“失语”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认同。而藤野先生居然顾忌作者当时的文化背景，这对作者而言，又是一种莫大的关爱。

作者与藤野先生的“心理错位”主要发生在“当时”，而当作者用回忆的笔触展现这种错位时，就实现了某种特殊的表达意图，即突出强调藤野先生“过去”的学术精神对自己“现在”的巨大影响。

二 观念错位

人物的心理错位往往是观念错位的表现形式。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也日渐密切，这种深层的“观念错位”就表现出来了。谈论裹脚话题之后，作者写到了两件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事情，一是“匿名信事件”，一是“幻灯片事件”。正因为这两件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很多学者和教师认为《藤野先生》的主题是“爱国情怀”。有论者认为：“这两件事不仅是鲁迅弃医从文和藤野先生分别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给藤野先生作了反面的衬托：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是发生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之下——不但是在失望中苦苦追求，而且在追求中常常受辱；是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举国都在歧视中国人，中国人自己也麻木不仁。”^[4]论者将这两件事当作藤野先生对作者关怀的“心理背景”，笔者认为这样解读不够准确。

其实，这两件事与藤野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幻灯片事件”，藤野先生根本没有出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匿名信事件”中，“我”是“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但奇怪的是，藤野先生并没有直接回应，作者也没有提及。按照常理，在这种对作者影响重大的事件中，藤野先生的态度、反应、举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是不可能轻易忘记的。作者在文中没有记述藤野先生的表现与反应，只能说明“我”所关注的重点与藤野先生有本质的区别。藤野先生的关注焦点在医学研究，对于这些生活事件反应不是很灵敏。当“幻灯片事件”发生以后，“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而藤野先生对此事以及“我”当时的观念变化一无所知。这一点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得到了印证：“周君在学校确是待了一年左右就不见了。现在想起来，无论如何，研究医学总不是他由衷的目的罢。”^[5]

“我的意见却变化了”的具体内容在《<呐喊>自序》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这种想法是专注于学术研究的藤野先生所无法理解的。而“我”当时也并未向藤野先生袒露自己全部的内心世界，原因恐怕就在于双方在观念上的“错位”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错位”也存在于“过去”。鲁迅写作本文时，这种“错位”已转变为“统一”，即作者意识到藤野先生的学术精神对“小而言之”的中国以及“大而言之”的学术的价值，并且用“伟大”这样的庄重之词来评价藤野先生的性格。最终，这种精神成为“我”开展文艺运动、用文字改变国民精神的源动力。

三 话语错位

有教师认为：“鲁迅对藤野先生真挚的感激怀念之情，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愫，明暗两条线索贯穿全文的行文特点，幽默讽刺意蕴深邃的语言特色，应是《藤野先生》的核心教学内容。”^[7]用“幽默讽刺意蕴深邃”概括本文的风格，似乎不太准确，应为“幽默讽刺与意蕴深邃并存的语言风格”。钱理群教授也注意到这两种不同的叙述语调，他说：“在写自己的生存境遇时，用的是调侃的语调；而在写藤野先生时，如上文所说，用笔就严正起来。”^[8]笔者认为这种区分也不太准确，因为作者最初接触藤野先生时，也用到了调侃的语调，只不过这种调侃充满了善意而不是恶意的讽刺。例如“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就不是严正的叙述笔调。

这其实就是不同的话语风格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存在形态。《藤野先生》写清朝留学生，用的是批评性的讽刺笔调；写“我”刚到仙台以及初见藤野先生时，用到的是调侃性的笔调。真正发生转变的事件是藤野先生修改讲义。不过此后的“严正笔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叙述语调时而轻松时而沉重，议论语调则充满情感力量，抒情语调又带着一种深情与沉重。

叙述语调：叙述“匿名信事件”，多用轻松调侃笔调，例如“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叙述“幻灯片事件”则用沉重语调，例如“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叙述与藤野先生分别之后的光景则语带感伤，例如“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议论语调：“匿名信事件”后，作者议论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所以”“当然”的悖论中含有愤激之情。写到藤野先生对“我”的影响时，则用排比的句式，表达自己的崇敬感激之情。

抒情语调：写“我”与藤野先生分别，“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满怀惜别的感伤；写讲义遗失，“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则又充满了无尽的遗恨。文末几句话，更是精彩，“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似是叙述，又饱含深情。

但“调侃”与“严正”又是相对的。前文对清朝留学生的“调侃讽刺”中，渗透着作者“严正”的批判之意；后文的“严正语调”中，也不乏“爱国青年”“正人君子”之类的讽刺之意。从这一点上讲，语调的错位是表面的，其内在实现了逻辑的统一。

注释：

[1]孙绍振 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99.

[2][3][5]子通.鲁迅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193 194-195 194.

[4]朱则光.《藤野先生》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教学，2011(1)：49.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

[7]雒世全.《藤野先生》核心教学内容的确定[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9(2)：33.

[8]钱理群.《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J].语文建设，2009(9)：15.

(本文刊载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郭跃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原中山纪念中学语文教师，现为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第三届中山市市级骨干教师，中山市语文中心教研组成员，中山市高中语文教师发展工作室成员。主持中山市重点课题1项，参与省市级课题3项。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教学月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杂志发表文章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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