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片文章－－台湾的大学也有和大陆一样疯狂扩招的问题

肥大症　引爆大学危机

就像膨胀的海绵，台湾的大学数量在十年间「咻」地爆肥！
大学「学历」全台盛产、学生「学力」却令全台摇头，什么政策导致专科与学院争相恐后换取大学名号？
什么样的把关让大学评鉴与学生审核丧失严格的监督？

文／李雪莉

两万人不到的花莲县寿丰乡，这几年却变得很热闹。国立东华大学、台湾观光学院两所学校聚集的七千多名学生，为平静的寿丰乡平添青春的特色。

事实上，花莲已成为全台大学密度最高的县市。然而，这种「盛产大学与大学生」的奇景，几乎是台湾各县市都有的特殊景象。

短短十年间，大学教育从菁英变普及，大学与学院从原来的六十七所变为一四五所（如果加上专科则为一六二所）。

像是细胞增生一样，大学还以增设分院的方式，扩展至各角落。

来到宜兰县礁溪乡，从平地往林美山头行车攀爬，路面陡峭、经约三十分钟来到海拔约四百公尺的山头。佛光大学与淡江大学兰阳校园竟在这里伫立着。

十几年前，淡大创办人张建邦带队现场勘查时，这里还是荒芜一片。淡大学术副校长冯朝刚回忆，「十几年前去现场勘查时，大家就在想，这个偏僻的地方难道可以建学校？」

就连原本生产「文旦」的台南县麻豆镇，如今被麻豆人戏称是生产「文凭」。

五万人不到的麻豆镇现在有两间大学，包括致远管理学院以及真理大学南分院。

以真理大学为例，总校区原本在淡水，十年前，真理在麻豆附近的鱼塭群和稻田旁盖出独特教堂风味的南真理分院，腹地有二十二公顷，相当于二十二个足球场大小，但大学部学生总维持在三千多名。

大学盛产，学生不足

南真理的情况不是个案。许多私立大学都面临招生不足的宿命。

以淡大兰阳校园为例，原本校方希望这里独立成为一个容纳五千人的校区，却因少子化冲击而转型走精致教育，目前学生约四百多人。

因为学校太多、选项丰富，不论学校办学好坏，「先都市后乡村、先北后南、先西后东」，都成为学生选填志愿的准则。

一位南真理的学生就说道，「很多人大二都抢着转到北真理，因为这边实在太荒凉了。」

全球化脚步，加上资产阶级的增加，不但逼着各国提升人力资本，也使教育成为商品。

但是，很少有国家像台湾的高教繁衍这么快。十年前，大学生（不含专科）还只有约三十八万，而今年达到一一二万人。大学入学率由四成激增至九成。

大学出现严重的「肥大症」。促使它肥大的，有两股主要的力量。第一波来自民国八十五年，中研院院长李远哲为首所推动的教改风潮，当时为了疏缓升学压力，订出广设高中、大学的政策；而第二波则是两千年总统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开出的政治支票，当时陈水扁就提出「一县一大学」的政策。

高教政策被政治俘虏的恶状，前教育部长黄荣村感受最深刻。

没有把关的下场

民国九十一年他接任教育部长，他回想上任时的高教环境，说道，「我第一个感觉是，怎么会这样，大学生质量怎么那么糟？」

他指出，民国八十八到八十九年这两年间，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开了一堆选举支票，五十几所学校排着队，申请改制为大学。

黄荣村上任后，马上面对的是联合大学与宜兰大学的改制案。联合大学是从联合工业专科学校、八十八年改制技术学院；而宜兰大学则是由宜兰农校、八十七年改制宜兰技术学院，而两校后来都申请改大。

为了层层把关、确认两校有足够的师资、校地，黄荣村说他足足拖了一年，要求两校每月到教育部报告，才让两所大学勉强符合体质。

特殊的政治氛围，使得改制过程，标准松散、散漫。

民国八十五年开放改制后，每年约有五到六所专科改制为技术学院；升等为技术学院还不够，学院又拚命升等为大学。

听来荒谬的改名运动，对学校而言像是「仙丹良药」。

「大家拚命改大，明明大学与学院层级相同，可是却敌不过学生选填志愿；永远是先大学后学院、先学院后专科，这是社会的价值，」致远管理学院副校长王如哲无奈说。目前致远也积极改大。

走一趟台湾，会发现社会对大学学历的需求，比想象中扭曲。

以高雄的正修工商专校为例，它原本排名在昆山工商专科前，但民国八十九年昆山改名科大后，排名立刻超越正修；讽刺的是，民国九十二年正修改名大学后，排名又追赶昆山。

昆山科技大学教务长黄启贞指出，「很多家长觉得学院不是大学，大学才是大学，我们一直被定位为二流教育。」

名字决定了招生的素质与员额，使得专科、学院拚命向上改制。

如名闻一时的台南女子专校改为台南女子大学、国立台北商专改制为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以前从名称上就看到特色，现在却看不到历史，」黄启贞说。

技职体系的教学也失去特色。主因是新改制的学校在课程、师资上多半复制原有的大学，而不少教授是没有教学与实务经验的博士。

除了技职体系的摧毁，综合大学也在「高教肥大」的过程中受害。

高教虚胖，学历贬值

高教经费逐年成长，但追不上大学与学生成长的速度；民国八十年，教育部对每位大学生投资成本有二十万元，如今降为十三万。去年教育部编列的高教经费为八三四亿元，但这笔钱相当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的预算。

表面上，台湾社会的「学历」提高，但却因资源稀释，学生「学力」却不上不下。

「如果我们把经费放在图书、人力，而不是建学校，可以强化原有大学的功能，即使麻雀虽小，五脏可俱全，但现在大家的功能都被摧毁，」前花莲师范学院校长、淡大教育学院教授陈伯璋感慨。

台湾教育经费增加时，最吝于支出的是软件的提升。

「我们盖了好多学校，好漂亮的东华大学；大学买了很多贵重仪器，比哥大的仪器还贵，可是呢，没有人在用，」国科会主委陈建仁分析，过去五年，台湾的科技经费每年八％在增加，但包括大学在内的研究人力增加不到一％。

各大学系所的人员日益稀薄。两千年前，一个系至少有十六位、一个所有五位教授员额，如今教育部冻结员额，一系加上一所只能有十六位。

陈建仁就批评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古老的设计，「古老到一个系很难发展，」他两手一摊。

接下来的十年，台湾社会得为此虚胖、不健康的肥大付出代价。

首先是大学学历严重的贬值。

若以每年毕业二十三万大学生来估算，台湾每年等于产出相当一个台东县人口的大学生。十年下来已有两百三十万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冲上高峰。目前二十岁到二十四岁年轻人中，大学学历的失业率达一二．三六％，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三倍。

媒体改造学社召集人、淡大助理教授魏玓感慨，「好多学生在学校实习电视台的成绩不错，却只能在电视台兼职，当工读生，因为前面排了好多硕士。」

除了社会对大学学位的鄙视，国家也承担学生「学历」与「学力」不成正比的代价。

来到南部一所大学，随机观察学生上课情况，结果是，后排学生睡成一片，前头老师视而不见；图书馆里更是看不到温书的学生。

「这间学校没退过一位学生，学生都招不到了，怎么可能把学生赶走，」一位讲师私下表示，学生二一的规定形同具文。这不是个案，许多大学的二一制度不复在。

大学和教授也变得不敢要求学生。

「如果你要当掉学生，系主任和教务长就召见了，这要怎么要求啊？」一位私校教授忧心大学只顾利润，会让师生整体的士气低落。

随着未来年轻人口持续缩水，大学抢学生的局面更像杀戮战场。

以目前全台大学入学名额二十六万为基准，今年八岁、二○一六年当年入学的学生不但能全数进入大学，还会有许多名额空出。如果加上专科名额，平均每人还可能有两个入学机会。

教育部采市场机制的哲学，长期放任大学自由竞争。一位大学校长就批判，「明知野鸡大学却让它们存在，后段班学生素质只能不断下滑。」

大学有可能「瘦」回来吗？

虽然大学录取名额会因新生儿的锐减，终有一天被迫关门，但消极的作法无异慢性自杀。

短期间瘦不回来的大学该怎么重新建立信誉，赢回社会的信任？

社会学家高承恕分析，现在的大学里出现严重的层级，大学不只一种，而是好几种。

高承恕认为，「以后学生不只是念大学，而会选择念好的大学。如果学校报到率掉到六成以下，办学不佳，学生想去念吗？」

建立校际、系所的评鉴制度，是教育部与大学的共识。

评鉴大地震

台湾高等教育过去五十年来没有监督机制，「特别是公立大学，躺在那学生就来，大学如死水，亳无竞争意识，」元智大学校长彭宗平不客气直指核心。

反应有点慢的教育部已经开始动作。去年十二月底，《新大学法》修正后，开启大学评鉴的机制，预计从今年底到民国九十九年，完成七十八所大学校院（不含技职）、两千多个系所的评鉴。

评鉴结果将分为「通过」、「待观察」、「未通过」三阶段，未通过的学校将面临减招与停招命运。这项评鉴是不得不走的方向，只是，教育部有无勇气要求大学退场，还值得观察。

但能确定的是，台湾社会正准备接收高教肥大带来的阵痛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