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飞白
来源 | 精读(ID: Jingdu999)
01
因为疫情的关系,最近大概是我对死亡感受最深的一次。
一开始,看着新闻里那一点一点增加的“累计死亡”数字,只觉心里有些感慨。
直到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微博热搜,才发现这些数字底下的一些残酷真相。
治疗新冠肺炎的一线医生说,因新冠肺炎致死的病人,在去世前十分痛苦。
身体上的感受,就像溺水一样,因为氧气不足而活活被溺死。
而这个过程,还不是说只要经历一两分钟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三天、五天。
你只要捂住自己的口鼻一段时间,就能明白这些病人在经历着什么。
我注意到,在医生的解答中,提到了插管的问题。
尽量不插管,是因为很多时候达不到条件,就算达到了条件,治愈的概率也极低。
插管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它是许多疾病的重症患者到最后,普遍需要经历的治疗方法。
但这种治疗方法,多数时候只能起到维持生命的作用,除了给病人徒增痛苦,对扭转或治愈疾病几乎毫无作用。
柴静曾经就报道过一个老人的故事。
一位老爷爷因为肺部阻塞感染,造成急性呼吸衰竭,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
老人早年就跟老伴讲过,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就不要再抢救了。但当他的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家人还是舍不得。
于是,老人在医院里经历了了一轮又一轮的抢救,维持,抢救,再维持,如此循环。
最后,家人为了延续他的生命,选择了插管治疗。
于是,他的咽喉被切开,一根拇指般大小的呼吸机导管,从他脖子中间的气管插进去。
医生说,他已经不可能脱离呼吸机生存,最多的时候,他身上要同时插五到六根管子:胃管、静脉导管、尿管、胆囊的引流管……
老人常常被痛苦折磨得说不出话,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清醒的时候,老人用口型对老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恨你”、“恨死你了”。
4年后,老人带着痛苦离开人世。
02
医学上有一个词,叫无效治疗。
指的是,当一个人生命将尽的时候,人类用尽一切先进的技术干预生命,比如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持续灌药、打强心针、肾上腺素等等,让他强行恢复生命体征,延长生命。
但在医护人员看来,这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干预生命,是一种贬损生而为人尊严的做法。
因此,很多医生对一些重症患者进行抢救之前,都会认真地告诉家属:“插管”,并不仅仅是插了气管,而是一种很残酷的生活的开始,并且,这样的残酷,没有回头路。
一旦选择了这种治疗方法,患者不能吃,不能下床,不能说话,还会伴随着各种生理上的痛苦,生不如死。
家属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如果还是坚持抢救,医生便不再劝。
有一位ICU医生曾讲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他的科室里,有一位“老慢支”病人,反反复复在呼吸科住院,出院没几天又进来。
他最后一次入院,是躺在急诊抢救室的床上,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
如果不进行抢救,老人也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后,就会在昏迷中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但如果抢救过来了,就只能插着管子,在病床上痛苦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于是,医生建议:“别给他插管了,要不就这样吧,反正二氧化碳已经高到引起肺性脑病,既然昏迷了,也就没有什么痛苦,家里人就陪着他,让他这么去了吧。”
但家属商量了片刻后,还是选择了给老人插管延续生命。
最后,老人在机器的支持下恢复了意识,活了过来。
后来,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老人,常常愤怒地拍床,表示自己的不满。
再后来,由于不能说话,老人不止一次在纸上写下“让我死”三个字。
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让亲人放弃治疗,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不管生命是否还有质量,不管是否还能够享受空气、阳光、食物,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允许,我们就要给他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率、人工的生命。”
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临终者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不是他们,所以他们很难体会到,当人痛苦大于求生欲望时,有多么地想放下。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直接让中国在2015年的死亡质量指数排行中,居于倒数第十。
03
对亲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无意义的抢救,是中国传统孝道的折射。
对中国人而言,不放弃治疗,是对家里老人有个交代,也是向周围人的眼光做个交代。
但是让老人饱受痛苦地离去,这样真的好吗?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美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查理,几年前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
负责查理手术的主刀医生医术高明,彼时他正好发明了一种治疗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生存率从5%提高至15%,但生活质量则大打折扣。
查理丝毫不为所动,第二天就出院回家,没有接受过化疗、放疗或手术,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与家人相处中,非常快乐。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就发现:绝大多数美国医生知道生命无可挽回后,选择的不是用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来延长生命,而是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他们选择不接受治疗,并不是不想活命,而是太了解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也见过太多因为过度医疗,而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
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有些医生甚至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
因为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不如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
82岁的台湾作家琼瑶也曾发布过一封“公开信”,叮嘱亲人,假如自己临终,最后的“急救措施”全部不需要。
她说:“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有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有业内人士也表示:比起过度治疗,临终关怀更有意义。
因为临终关怀并不是让患者快些离开,而是让每一名患者离开得更有尊严。
从本质上说,尊严死也是善待自己、善待生命。
04
中国有一部纪录片,叫《生命里》,豆瓣评分高达8.4。
这部纪录片,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拍摄了6000多个小时,真实记录了40多位临终者的故事。
在上海的临汾社区服务中心医院,有一个舒缓疗护区,也被叫做安宁病房。
这里的病房负责收治的基本都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所剩时间大多不超过3个月,这里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
所以安宁病房的治疗目的并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在医生和护士们的帮助下,为病患解决生理的病痛和心理的折磨,安抚病人和家属心理的创伤,陪着他们更有尊严地走到生命尽头。
进来接受治疗的病人,大多乐观豁达,能够坦然面对死亡。
有一位68岁的老人鲁胜兰,乳腺癌晚期,常常在病房中和大家回忆自己年轻时候去新疆插队的日子。
她说,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
言语间,尽显老人豁达的灵魂。
还有一位叫做汪明昌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常常与家人、医生和志愿者们聊聊家常,开心的时候还会吹一下年轻时最爱的葫芦丝。
快 87 岁的黑子叔,吃饭连菜都夹不稳,但一回忆起 1945 年抗日胜利当天的情形,就兴奋得像个孩子。
尽管纪录片里所呈现出的病人和家属,大多接受了现实,但也有人,始终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这件事。
比如有的家属到了安宁病房,会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另一个家属则回应:“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
在不少人的眼中,这样的病房被认为是很“晦气”的地方,甚至在片中也可以看到,周围的居民,大多会在外墙上挂一面镜子,希望把晦气再返照给医院。
中国人普遍谈“死”色变,把“死亡”看得十分可怕。
所以,大多数人面对生死,都遵循一个原则——好死不如赖活着。
为了延长生命,用尽令人咋舌的科技手段,活得毫无品质。
事实上,濒死的人往往并不是最怕死的,而是他周围的亲人,一直没有勇气,在面对一个重要的人即将逝去时选择放手。
这大抵是因为,中国太缺乏死亡教育了。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关注开始、新生,却不太关心也不愿思考结束、离去。
但知死,方能安死。
《生命里》有一位护士感叹说,有时候病人们是在为家人而活,为了整个医疗环境而活,他们浑身插满管子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加之无法选择自己死去的方式,最后让死亡变得毫无尊严。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就让十三四岁的小儿子飞力普,到台湾参加整个告别过程。
她说:我有心让他认识到什么叫“死亡”。
在她看来,这样的死亡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死认知,学会尊重死亡、尊重生命。
如此,我们才会明白**,除了优生,优死,也是一个人能享受的基本权利**。
《西藏生死书》中有一句话:没有哪一种布施,会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亡。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