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飞白
来源 | 精读（ID: Jingdu999）
01
因为疫情的关系，最近大概是我对死亡感受最深的一次。
一开始，看着新闻里那一点一点增加的“累计死亡”数字，只觉心里有些感慨。
直到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微博热搜，才发现这些数字底下的一些残酷真相。
治疗新冠肺炎的一线医生说，因新冠肺炎致死的病人，在去世前十分痛苦。
身体上的感受，就像溺水一样，因为氧气不足而活活被溺死。
而这个过程，还不是说只要经历一两分钟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三天、五天。
你只要捂住自己的口鼻一段时间，就能明白这些病人在经历着什么。
我注意到，在医生的解答中，提到了插管的问题。
尽量不插管，是因为很多时候达不到条件，就算达到了条件，治愈的概率也极低。
插管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它是许多疾病的重症患者到最后，普遍需要经历的治疗方法。
但这种治疗方法，多数时候只能起到维持生命的作用，除了给病人徒增痛苦，对扭转或治愈疾病几乎毫无作用。
柴静曾经就报道过一个老人的故事。
一位老爷爷因为肺部阻塞感染，造成急性呼吸衰竭，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
老人早年就跟老伴讲过，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就不要再抢救了。但当他的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家人还是舍不得。
于是，老人在医院里经历了了一轮又一轮的抢救，维持，抢救，再维持，如此循环。
最后，家人为了延续他的生命，选择了插管治疗。
于是，他的咽喉被切开，一根拇指般大小的呼吸机导管，从他脖子中间的气管插进去。
医生说，他已经不可能脱离呼吸机生存，最多的时候，他身上要同时插五到六根管子：胃管、静脉导管、尿管、胆囊的引流管……
老人常常被痛苦折磨得说不出话，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清醒的时候，老人用口型对老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恨你”、“恨死你了”。
4年后，老人带着痛苦离开人世。
02
医学上有一个词，叫无效治疗。
指的是，当一个人生命将尽的时候，人类用尽一切先进的技术干预生命，比如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持续灌药、打强心针、肾上腺素等等，让他强行恢复生命体征，延长生命。
但在医护人员看来，这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干预生命，是一种贬损生而为人尊严的做法。
因此，很多医生对一些重症患者进行抢救之前，都会认真地告诉家属：“插管”，并不仅仅是插了气管，而是一种很残酷的生活的开始，并且，这样的残酷，没有回头路。
一旦选择了这种治疗方法，患者不能吃，不能下床，不能说话，还会伴随着各种生理上的痛苦，生不如死。
家属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如果还是坚持抢救，医生便不再劝。
有一位ICU医生曾讲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他的科室里，有一位“老慢支”病人，反反复复在呼吸科住院，出院没几天又进来。
他最后一次入院，是躺在急诊抢救室的床上，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
如果不进行抢救，老人也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后，就会在昏迷中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但如果抢救过来了，就只能插着管子，在病床上痛苦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于是，医生建议：“别给他插管了，要不就这样吧，反正二氧化碳已经高到引起肺性脑病，既然昏迷了，也就没有什么痛苦，家里人就陪着他，让他这么去了吧。”
但家属商量了片刻后，还是选择了给老人插管延续生命。
最后，老人在机器的支持下恢复了意识，活了过来。
后来，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老人，常常愤怒地拍床，表示自己的不满。
再后来，由于不能说话，老人不止一次在纸上写下“让我死”三个字。
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让亲人放弃治疗，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不管生命是否还有质量，不管是否还能够享受空气、阳光、食物，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允许，我们就要给他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率、人工的生命。”
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临终者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不是他们，所以他们很难体会到，当人痛苦大于求生欲望时，有多么地想放下。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直接让中国在2015年的死亡质量指数排行中，居于倒数第十。
03
对亲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无意义的抢救，是中国传统孝道的折射。
对中国人而言，不放弃治疗，是对家里老人有个交代，也是向周围人的眼光做个交代。
但是让老人饱受痛苦地离去，这样真的好吗？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美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查理，几年前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
负责查理手术的主刀医生医术高明，彼时他正好发明了一种治疗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生存率从5%提高至15%，但生活质量则大打折扣。
查理丝毫不为所动，第二天就出院回家，没有接受过化疗、放疗或手术，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与家人相处中，非常快乐。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就发现：绝大多数美国医生知道生命无可挽回后，选择的不是用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来延长生命，而是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他们选择不接受治疗，并不是不想活命，而是太了解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也见过太多因为过度医疗，而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
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有些医生甚至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
因为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不如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
82岁的台湾作家琼瑶也曾发布过一封“公开信”，叮嘱亲人，假如自己临终，最后的“急救措施”全部不需要。
她说：“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有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有业内人士也表示：比起过度治疗，临终关怀更有意义。
因为临终关怀并不是让患者快些离开，而是让每一名患者离开得更有尊严。
从本质上说，尊严死也是善待自己、善待生命。
04
中国有一部纪录片，叫《生命里》，豆瓣评分高达8.4。
这部纪录片，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拍摄了6000多个小时，真实记录了40多位临终者的故事。
在上海的临汾社区服务中心医院，有一个舒缓疗护区，也被叫做安宁病房。
这里的病房负责收治的基本都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所剩时间大多不超过3个月，这里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
所以安宁病房的治疗目的并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在医生和护士们的帮助下，为病患解决生理的病痛和心理的折磨，安抚病人和家属心理的创伤，陪着他们更有尊严地走到生命尽头。
进来接受治疗的病人，大多乐观豁达，能够坦然面对死亡。
有一位68岁的老人鲁胜兰，乳腺癌晚期，常常在病房中和大家回忆自己年轻时候去新疆插队的日子。
她说，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
言语间，尽显老人豁达的灵魂。
还有一位叫做汪明昌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常常与家人、医生和志愿者们聊聊家常，开心的时候还会吹一下年轻时最爱的葫芦丝。
快 87 岁的黑子叔，吃饭连菜都夹不稳，但一回忆起 1945 年抗日胜利当天的情形，就兴奋得像个孩子。
尽管纪录片里所呈现出的病人和家属，大多接受了现实，但也有人，始终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这件事。
比如有的家属到了安宁病房，会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另一个家属则回应：“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
在不少人的眼中，这样的病房被认为是很“晦气”的地方，甚至在片中也可以看到，周围的居民，大多会在外墙上挂一面镜子，希望把晦气再返照给医院。
中国人普遍谈“死”色变，把“死亡”看得十分可怕。
所以，大多数人面对生死，都遵循一个原则——好死不如赖活着。
为了延长生命，用尽令人咋舌的科技手段，活得毫无品质。
事实上，濒死的人往往并不是最怕死的，而是他周围的亲人，一直没有勇气，在面对一个重要的人即将逝去时选择放手。
这大抵是因为，中国太缺乏死亡教育了。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关注开始、新生，却不太关心也不愿思考结束、离去。
但知死，方能安死。
《生命里》有一位护士感叹说，有时候病人们是在为家人而活，为了整个医疗环境而活，他们浑身插满管子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加之无法选择自己死去的方式，最后让死亡变得毫无尊严。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就让十三四岁的小儿子飞力普，到台湾参加整个告别过程。
她说：我有心让他认识到什么叫“死亡”。
在她看来，这样的死亡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生死认知，学会尊重死亡、尊重生命。
如此，我们才会明白**，除了优生，优死，也是一个人能享受的基本权利**。
《西藏生死书》中有一句话：没有哪一种布施，会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亡。
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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